前言 最后的朋友

2013年7月的一个夏日，我踏入东京一座几乎绝无中国游客知晓的寺庙。

枣寺。

这里保存着“二战”时期被强掳到日本、被残酷奴役至死的中国平民，国、共两党部队战俘的遗骨。漂洋过海来拜祭的老婆婆痛哭失声，发福的中年人、年轻小伙找到自己祖辈的名牌，几欲跪倒。

当我们即将离开枣寺时，一位满头白发、瘦削的日本老先生却突然向我招手：“到这边来。”

老人叫町田忠昭，60年前曾亲手送走几百个中国死难者骨灰盒，也曾为此对日本政府静坐示威。

我跟着他绕过本堂，走向院墙边的一座墓碑。“这是当年保护中国死难者遗骨的老住持！”他左手扶向墓碑，右手用力一挥。

当年的中年住持，如今已长眠于一生守护的宝刹。当年二十出头的毛头青年，如今也已迈过八十高龄。

离开前，我鞠躬：“请一定健健康康下去。”

“我是老啦，”老先生突然指着我说，“你是我的‘penyou’。”

见我一时没听懂，老人重复：“‘pengyou’，在中文是‘朋友’的意思吧？我没说错吧？你是我交上的最后一个中国朋友了！”

我顿时心酸，忙说：“还有很多中国人都会成为您的朋友的！”但老人已经笑着背身离去了。我再没忍住眼泪。

在本文里记述的很多日本人都已过知天命之年，甚至有几位已因病离世。

他们之中，很多人已白发苍苍，他们不是圣人、完人，也有各自的优缺点，但他们几十年来无私地支援、帮助着中国的历史证人——日本侵华战争受害者们。

这些日本人，不求名利，不求理解，不求回报，不求感谢。

这些日本人，保卫证人，保卫真相，保卫历史，保卫和平。

他们的一生，与日本右翼的攻击和威胁作战，与自己的清贫和寂寞作战，与日本社会的冷漠和侮辱作战。

没有这些日本人，“‘二战’日军性暴力受害者中国第一人”万爱花大娘就不会去东京控诉日军罪行；没有这些日本人，沉默的受害者们可能永远湮没在屈辱的黑暗中；没有这些日本人，中国民间力量也许就不能联合起来一次次起诉日本政府……

他们，是很多人前所未闻的“不一样的日本人”。

在中国，大多数人对日本的印象限于两方面：一是不承认历史的偏右翼日本政府负面印象；二就是日本旅游、宫崎骏、东野圭吾等组成的丰富文化印象，但有几人知道这些“中国的朋友”？

我决定用文字抢救这些“中国的朋友”。

抢救他们的记忆，就是抢救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