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残忍的真实故事

1934年4月12日清晨，卢沟桥事变的前三年，平山家的长女，平山耶依出生在日本京都岩仓的一个普通家庭。她出生时，小院子里一树樱花正盛开。

“兄弟姐妹六人，虽然贫穷，却是温馨的家庭。”她在病床上写就的自传里如此回忆。

她出生不久后，举家迁往东京。她进入赤坂的冰川小学那一年，正是日本发动珍珠港事件的1941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全国总动员体制色彩浓烈，小学都改名为“国民学校”，学校盛行军事化体罚，年仅7岁的小耶依也曾因为军国主义教育写过作文：“为了日本永远不打败仗，我要努力学习……”

她的父亲平山照次是一名反战的基督教牧师。1944年，因为东京空袭的危险，他一个人留在东京，把家人都疏散到了枥木县矢板的基督教会。

耶依女士回忆，受军国主义影响，当时日本的普通基督教徒也被叫做“非公民”“间谍”，一家人饱受村民白眼。平山家的玄关前被人涂上“间谍”的大字，日本特务警察也时常来教会监视。

疏散来的外地人，一般分不到村里定量配给的粮食。她的母亲平山秋子只好拿孩子的衣服换粮食，换来的也是最难以下咽的。秋子不得不种了一小块地，孩子们也得拼命去采野菜野草。小耶依还要被迫给军用机场建设工地搬重重的石头，稍有懈怠就会被痛骂、嘲笑。她的脚趾被扎伤感染，动了手术，一条腿有点瘸，就被同学们欺负。

这时，他们借住的教会堂还突然被地方的“守备队”（地方武装）占领了，变成了20多名士兵的宿舍。小耶依每天耳闻目睹的，都是老兵虐待新兵的残暴行径。“我这么个小孩子，心里逐渐对军队充满了恐惧和厌恶。”

在“二战”最后一年，1945年3月，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平山照次突然接到征兵命令，没有来得及见家人一面，就被紧急征召，从九州的久留米港口出发到中国华北从军。他无论如何不想杀人，就填写了身体健康不良，从而进了“情报班”。

当时日军规定大学毕业生可以不报志愿，直接成为侵华日军的将校，而平山照次没有这么做，只是当了一名普通二等兵。因为大学学历和基督教背景，他被当作“异端分子”，经常在部队里被打得死去活来。

1949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小耶依和妹妹们在走廊里抱在一起，又笑又叫：“战争结束啦！”她回忆说，不可思议的是，她们完全没有日本战败的痛苦，只觉得“终于自由啦！终于可以回东京啦！”

等她上中学时，新式中学的入学面试问题都变成了：“说说什么是民主主义？”松井耶依在回忆录里评价：“那个时代，民众开始意识到，是天皇、军队独裁式地发动了战争，民主主义也开始流行。”

随着日本投降，平山照次也回国了。那一年的除夕夜，他第一次开口告诉家里人侵华日军的非人经历。

那时还是小学生的松井耶依，反复听过三个残忍的真实故事。

第一个是“军靴”的故事。

平山照次的一个上级军官，毫无人性地杀害了中国人后，经常切下一小块人肉，晒干了塞在军靴里。有一次，这个“军靴”将校差点儿把他打死。

第二个是“桶”的故事。

平山照次的部队曾驻扎在河北保定，时常要向中国小商贩买东西。有日本兵一旦看哪个商贩不顺眼，就会叫他“拿个桶来”。中国小贩拿着桶过来，日本兵就突然砍下他的头。

第三个是“防空壕”的故事。

平山照次知道，有别的侵华部队到了一处地方，以“作战需要”为由，烧光那里的房子，驱赶几百个中国村民去“挖防空壕”。一旦壕沟挖好了，他们就把村民都赶下去，放水活活淹死……“他们完全不把中国人当人，随便杀人也不当一回事。那是惨无人道的侵略战争。”

而平山照次则把驻扎地旁边的中国人“当人看”，还学会了说点中文。他认识的一个女村民生了个儿子。平山和这家人熟络了起来，还给这娃娃起名叫“光华”。

战争一结束，他马上就地退役，进了当地的基督教会，最早回到了日本。直到几十年后，老人还会喃喃自语：“不知道光华现在怎么样了呢……”

父亲告诉松井耶依：“无论怎么道歉，也不够。要向中国的人们赎罪，才是作为人的处世之道。”

这样长大的耶依，考上了东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她到美国、法国各留学过一年，一个人到美国南部旅行时遭受过种族歧视，“对美式民主的现实情况也感到失望”。从法国回日本时，她坐了一个多月的船，经停了亚洲多国的港口，“发现亚洲各国惨遭西欧殖民统治掠夺，老百姓也对日本的侵略充满愤怒”。这让年轻的女大学生大受冲击。

毕业后，她成了日本最大的报社之一《朝日新闻》的记者。在当时男女平等不足的日本社会下，她是该报社第一名、也是当时唯一一名的女性记者。她父亲作为老兵的战争证言，也终于在《朝日新闻》上公开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