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区建筑

1. 对建筑地区性的早期关注

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关注建筑地区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比如原始社会的人类祖先用小石块、树枝在地面上摆放，表示居住位置和行动路线。根据考古学发现，距今1万～1.5万年前，开始出现用简单线画符号标示的原始“地图”，而且20世纪人类学家对一些原始部落调查中仍有类似发现。在考古发掘的一幅距今大概4千多年，刻画在陶片上的古巴比伦地图上，雕刻了山脉、河谷及聚落，用以描绘巴比伦附近的一个城市。我国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的一份公元前299年的秦国纸质地图，用细墨线条绘出山川、河流、道路等图形。这些表明了人类祖先很早就开始关注建筑的地区性，地图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游牧和定居一直是人类生存的两种基本状态。当定居状态得以稳定，人们生活的地域范围确定下来，并逐渐形成他们的地区。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谈到诸如鸟类的定期迁徙时说过“……类似这样的生息、繁衍基地，就是人类最早的永久性聚落的雏形，亦即小村落或原始村庄的雏形。远古城镇的一种形制，它那种以封闭性作为防御的含义，连同它类似鸟类那样各有自己的‘领地’的特点，正具有动物进化过程中的历史背景”。人类聚居的一个确定的地区，描述了在此生活的人群所有活动的范围，进而人类栖居的建筑或其雏形，与各自的特定地点形成一一对应关系。如旧石器时代古人类为了生存和繁衍而寻找天然的穴居或巢居作为栖身的庇护所。《礼记》中记载了“橧巢”居住形式，《韩非子·五蠹》记载了“有巢氏”教人“构木为巢”。新石器时代，先人们发明了生产工具，农业成为主要生产类型之一，同时人们创造了多样的民居、手工作坊、祭祀场所、墓地等，逐渐形成了聚落的雏形。

根据楚尼斯（Alexander Tzonis）的观点，早期对建筑地区性的关注，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希腊人类文明时代。他认为在城邦时代，各个城邦为了显示其对所辖地区的占有主权，使用一些建筑元素来作为形象性表达。爱奥尼、多立克、科林斯柱式的抽象装饰在不同地区的细微区别，就与不同城邦人群的供奉、信仰等传统直接相关。比如在多立克风格柱式上，安纳托利亚人使用了棕榈状树叶做成的项圈，来表达他们族群的本源。另外，我国黄河流域的古人从地下穴居（图1.16）过渡到半穴居（图1.2），演变到出地面而居（图1.3）；以及古代南方地区早期聚居形式从树丛之上（图1.4）过渡到地面干阑式建筑（图1.5），都印证了人类早期对建筑地区性的关注。

来源：陆元鼎. 中国民居建筑（上卷）［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12.

来源：原始半穴居：陆元鼎. 中国民居建筑（上卷）［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13.

来源：陆元鼎. 中国民居建筑（上卷）［M］.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15.

来源：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8.

来源：石拓. 中国南方干阑及其变迁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2：55.

2. 地区主义与地区建筑

地区主义在建筑领域主要是指追溯地区传统建筑文化的思想，和振兴地区传统建筑文明的观念。特别在人类技术进步，大量同质化的现代建筑开始迅速涌现，而使得地区建筑逐渐丧失传统风格和文化的现代社会，人们渴望找回根植于当地的传统建筑文化，而促使地区建筑越来越受到广泛重视。地域主义（Regionalismus）与地区主义相通，在《哈耶特 20世纪建筑百科辞典》（第三版）中被描述为“……这个概念并不是建筑理论和建筑艺术史的清晰的术语。依附于当时地域的定义，这种定义绝大多数就包含有广泛的政治和文化历史的因素。原则上地域主义就是指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种不寻常的现象，它无关风格上的形式，而是依赖于一种地域建筑文化形式”。这本著作中也解释了历史主义——“在德国的历史科学和哲学中，自19世纪中期以来就标志着那种有关历史的思想，特别是与每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应的，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历史演变性和条件性的意识”。而且进一步解释对于艺术科学，历史主义“起到了更新建筑评论的作用”，“经常被不加区别地泛指涉及历史典范的文化和艺术上以传统为依据的形式极为不同的各种现象”。建筑学体系中，“地域主义”有时和“建筑”同时出现，作为“地域主义建筑”来使用，用于指上文中所提及的“地域建筑文化形式”。而在地区建筑学中，我们倾向于使用“地区建筑”来区别“地域建筑”，有利于更好地强调建筑的地区性。

根据楚尼斯的研究，在建筑学的古典著作中，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十书》（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就有对本书所探讨的建筑地区性最直观的描述：维特鲁威用罗马文详尽地描述了各式各样的地区建筑及其在政治上的含义……并认为自然环境和人类理性是形成各式各样建筑形态的决定因素。文中写到“我们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见识到各种各样的建筑和同种建筑的不同形态。这是由各地不尽相同的物质条件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维特鲁威甚至还认为除了影响建筑，气候与物质环境同样影响着人类种群。17世纪起源于英国，具有建筑地区性特点的“如画地区主义运动”在园林建筑中得到了最直接反映：这次地区主义倾向的思潮由法国画家克洛德·洛兰（Claude Lorrain）提出，主要想抵抗当时专制集权的统治方式，并激发了关于地区建筑设计中避免深陷于“主流”和“标准”，而更多地关注和维护其独特性和多样性的观念。1772年，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论述日耳曼哥特式建筑较法国经典建筑而优越的撰文，被认为将对建筑地区性的关注引入了一个浪漫主义阶段。地区主义到19世纪被引入了民俗学研究当中，20世纪初则随着经济大萧条而落入俗套。在关键的时刻，针对美国当时的建筑情况，芒福德重新定义了地区主义的原则——他强调地区主义并非像以往一样，简单地采用“地方材料”或“结构”，地区主义建筑必须跨越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筑界盛行“国际式”（International Style），人们对建筑地区性的关注，随着约翰逊（Phillip Johnson）为代表之一引领的现代主义建筑，与芒福德倡导的地区主义建筑的多次交锋而备受重视。期间和之后的很长时间陆续涌现了许多至今影响建筑地区性研究的重要成就，如20世纪60年代对乡土建筑的研究；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的《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奥利佛（Paul Oliver）的《住屋与社会》（Shelter and Society）及后来的《世界乡土建筑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of the World），拉普普特（Amos Rapopport）的《住屋形式与文化》（House Form and Culture）等。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伊斯兰世界为主的著名奖项——阿·卡汗建筑奖（The Aga Khan Award）的成立，逐步成为探讨地区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力量，并影响了世界范围的建筑学界。此外，地区主义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要领域如建筑现象学和类型学得以产生和发展。

3. 批判的地区主义与地区建筑

20世纪80年代西方一些建筑理论家提出了批判的地区主义的理论。如楚尼斯（1981）和弗兰姆普顿（Kenneth Frampton，1982）提出的批判的地区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理论，是对建筑地区性理论的极大发展。楚尼斯提出“地域主义其实并不是建筑师们的专有名词，而是一个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被我们所采用。并且，为了更加精确和直观，我们在前面加上了康德哲学中的‘critical’，即‘批判性的’，以区别于普遍意义上的‘地域主义’，以及曾使用过的多愁善感的、带有地方偏见而稍缺理性的‘地方主义’”。他在文中提出了一种与以往的地区主义不太相同的新的地区建筑精神，提醒人们必须审慎地认知，深刻地表达地区建筑，这把对建筑地区性的关注重新推到了一个高潮。弗莱姆普顿认为“批判的地区主义”所指的建筑，并不是在气候、文化、神话和工艺的综合反应下产生的乡土建筑，而是用来识别20世纪80年代的地区性学派，认为那些学派的主要目的是反映和服务于“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有限机体”，并总结了批判的地区主义并没有与现代建筑相脱节，而是一种边缘性的实践。另外，利亚纳·勒费夫尔（Liane Lefaivre）认为芒福德的地区主义也具有“批判性”的重要特征，批判对象包括20世纪末的热点问题——“全球化”与“地区主义”本身。她指出芒福德并没有或者是并未完全地把地区主义视为一种抵抗全球化的工具，而是在全球化和地区主义之间建构一种微妙的平衡关系，认为地区主义“成了一种在地方与全球之间，在诸多构成地区主义概念的问题上，持续而折中的过程”。

我国最早的地区建筑研究，可以回顾到吴良镛院士、周干峙院士和林志群教授早在1983年就指出的地区性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吴良镛院士在1989年出版的《广义建筑学》明确将“地区论”作为独立课题提出，之后又于1999年第20次UIA大会的《北京宪章》中，将“全球—地区建筑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提出，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影响。之后，国内大量不断持续的建筑学者的地区性研究和当代国内建筑师的本土实践，都表明我国对建筑地区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已越来越向多元化发展。比如吴良镛院士开创的人居环境科学，研究范围从国家、城市到具体地区范畴，内容从人文历史、遗产保护到当代社会的发展战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等，研究成果丰富，已从“融贯的跨学科研究发展到探索人居环境的一般性原则”，走向“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其他还有如乡土建筑、聚落、建筑技术等领域的多元化地区建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