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朝天阙

北京·紫禁城

公元1912年秋天，北京皇城正南门下搭起了架子，几个石匠爬上去，小心翼翼地拆下了“大清门”的石匾。但等他们回到地面细细一打量，却都傻了眼。

“大清门”匾的背面，竟赫然刻着“大明门”三字。

石匠是民国政府派出的，他们奉命在辛亥革命周年庆典前把“大清门”的匾额改换成“中华门”。原本大家想得很简单，将原匾翻过来刻上就行，不料这偷工减料的招数早在两百多年前就被人用了。

风化的石匾再无下笔之处，五百年的紫禁城也就苍老成了一具金漆的骨架。

午门洞开。

在“大清门”匾额被换下的98年后，作为众多走马观花的游客之一，我进入了这座以旧宫殿为主要展品的博物院。

站在太和殿前最高的那层汉白玉石台，也就是曾经的丹陛上，我摘掉了五百五十度的近视眼镜，俯瞰着下面巨大的广场。

世界立刻浮动起来，天空因为朦胧显得愈发高旷。数十万块伤残的灰砖在脚下铺成一团苍白的雾气，水流般向对面的太和门平平浸漫开去；而太和门已褪去红墙金瓦的辉煌，只剩下一脉褐色的模糊影子，遥遥地晃动着。

我想体验一把君临天下的感觉，在这座古老中国规制终极，堪称天下建筑之首的宫殿前，用溥仪的视角。与我一样，早在少年时，他的眼睛就已深度近视。

当然，我也知道，溥仪其实并没有很多机会来到太和殿。1912年后，民国政府接管了外朝三大殿，紫禁城被拦腰切断，属于爱新觉罗的，只剩下了乾清门后的半座。那一年，溥仪7岁，而四年前冬天的一个黎明，他被抬到太和殿，在文武百官的朝贺中完成了登极大典。

一切都尘埃落定后，溥仪总结前半生时，关于那个黎明的记忆，一是“天气奇冷”，二是被烦琐的礼仪折腾得不停哭闹，还有就是父亲单膝跪在一边，急得满头是汗，连连哄他“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没料到这几句话果真成了大清亡国的谶语。

戴回眼镜，我努力张望着殿内帝国最高级别的装潢陈列。大殿中央七层高台上的金漆龙纹宝座，令我记起了马未都先生的话。他说皇帝坐龙床其实很难受，就是个坐光板凳的感觉，因为宝座实在太大了，四边都靠不着。我想象着一个三岁孩子孤零零地被捧放在上面的场景：香炉中吐出的烟在身边翻滚缭绕，云里雾里都是鳞爪獠牙。他浑身战栗起来，蜷缩着拼命往宝座深处躲去，可总是触不到边。无意中一仰头，却看到头顶正上方又是一条硕大的蟠龙，须鬣虬张，对着自己狰狞怒视。这时殿外恰巧炸起一记指挥众臣跪拜的响鞭，他终于哇一声大哭起来：“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

在我想象中，这声宝座上的哭喊会被层层放大。就像正常情况下，举行重大仪式时，皇帝只要慵懒地低哼一句，比如“拿去”，边上的两名宦官便会高声接传“拿去”，然后由二到四，由四到八，由八到十六，重重向外接传：拿去、拿去、拿去——最后是三百六十名盔甲鲜明的力士将军在午门两侧齐齐高喝：拿去！！！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顿时，紫禁城上空乌云低压，隐雷滚滚。匍匐在地的臣工们不由一震，悄悄抬起头来，循着号啕的哭声远远望去。

那幽暗深邃的殿宇正中，若隐若现地闪烁着小小的一粒明黄。

从照片上看，长大了的溥仪很瘦弱，甚至令人感觉到有些怯懦。他自己也承认从小胆就不大：“疑神疑鬼，怕打雷，怕打闪，怕屋里没人。”

紫禁城绝对不是溥仪的乐园。因为太监说，皇宫里到处都有鬼，比如景和门外的古井，永和宫内的夹道，一不小心就会跳出来掐你脖子。于是，天黑之后，溥仪便不敢出屋，觉得窗外来来往往的都是鬼魅。

即使不考虑世界大势，这样一位皇帝，能不能守住紫禁城也是一大问题。若是将他与五百年前的先辈、紫禁城的第一任主人明永乐帝朱棣相比较，这种危机尤其显著。

朱棣生得极为雄壮，还有一把汉族人不多见的及腹长须。事实上，他也是有明一朝除了朱元璋外最为强悍的皇帝，甚至比朱元璋更加冷酷。在他的铁腕经营下，明朝国威达到了鼎盛，连后来的康熙皇帝都赞叹他的时代“远迈汉唐”。

本领大，眼界也大，朱棣喜好一切大的东西，越大越好。永乐年间，出现了许多不计成本的大手笔，比如郑和下西洋、《永乐大典》、大报恩寺塔、空前绝后世界第一的阳山碑材等等，修建北京紫禁城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像朱棣这样一位雄主，住进紫禁城不到半年，也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当中。

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九，朱棣下了一道“罪己诏”，语气充满了忐忑与焦虑：“朕心惶惧，莫知所措……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前一天晚上，京师雷雨大作。一声地动山摇的霹雳过后，以太和殿（当时叫奉天殿）为首的三大殿燃起了大火。火势冲天，人力根本无法挽救，朱棣只能眼睁睁看着历经十余年、耗费无数国帑才修建成的崭新宫殿化成了一地黑炭。

这次火灾对朱棣的打击相当大，烈焰和焦烟逼着他再次直面心中那个最可怕的质疑。实际上，自从起兵南下争夺侄儿的皇位那天起，这个疑问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他：我朱棣是否真的上应天心，是否真的能做这万民的圣主——这座宫殿，究竟属不属于我？

太和殿是紫禁城南边第一座殿堂。而最北的一座是钦安殿，里面供奉着玄武大帝，那是朱棣最信仰的神祇。野史上说，朱棣起兵誓师时，恍惚见到有位大神披发立于云头，谋士姚广孝说那就是他的师尊玄武大帝；朱棣闻言，立刻也解散了头发，挥舞起宝剑，以呼应玄武。

即便最初只是为鼓舞士气而编造的谎言，说久了连自己也会慢慢相信。北方主水之神，却放任区区几百米外的雷火坐视不救，显然会被朱棣理解为某种暗示。如果再细思下去，火灾当日四月初八，还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诞日。

我们有足够理由去推想那个风雷之夜朱棣的畏惧与绝望。直到三年后病逝，朱棣一直没有重修三殿。在这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帝国的核心，煌煌紫禁之巅，竟然一直是一片废墟。这块被殿宇重重拱卫着的空庭，就像一只仰望苍天的独眼，云卷云舒间写满了委屈与困惑。

入清之后，钦安殿与玄武大帝依旧受到皇家的供奉，每到年节，皇帝亲自前来拈香行礼。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紫禁城中受飨的神祇队伍更加庞大，除了藏传佛教的佛祖菩萨，还从关外带来了萨满教。皇后的正宫坤宁宫，每天凌晨四点，都要举行奇异的萨满祭祀。仪式的高潮是主持者萨满太太解下腰铃和内裙，用诡异的舞姿跳踉祷祝。为了这场祭祀，每天都要杀猪，血腥油腻的屠宰煮肉场所与帝后的洞房同在一个屋檐下。

前些年故宫大修时，曾从房梁上发现过五块镇殿的符牌，其中之一就在藻井正上方，正反两面都刻满了难以解读的符箓。仰望着太和殿的盘龙藻井，我忽然想到，溥仪中年后虔诚得近乎病态的吃素礼佛打卦扶乩，与朱棣的玄武崇拜，还有清朝诸帝的喇嘛、萨满符牌，也许本质没什么不同，都是一种对自己的鼓劲、安慰，甚至欺骗，以抵御来自这座宫殿不可想象的巨大压力。

三大殿焚毁后，不满迁都的大臣乘机纷纷上书，说这次火灾就是因为朱棣擅改祖制而遭上天示警。朱棣震怒，命令他们统统跪在午门外对辩，最终以反对者屈服认错，并囚死一人收场。

从侄子手里夺得皇位的朱棣，只是对自己是否符合正统信心不足，对北京与紫禁城，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丝毫怀疑。从南京迁都北京，不仅是为了摆脱父亲与侄子两代皇帝的阴影，也不仅是天子守国门的军事布置，更是翻遍版图后深思熟虑的决定。

站在今天的角度，我们当然可以看出建都北京符合了十二世纪后整个中国政治中心东移北上的历史趋势，但当时最令朱棣动心的，应该还是北京的风水。

关于北京风水的绝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一个比喻和一句惊叹。比喻是说北京有“挈裘之势”——整个中国被比作了一件裘衣，只要拎起北京这个领口，就能轻松提起裘皮大衣。

至于那句惊叹，出自比朱棣还早上八百来年的杜牧。这位著名的诗人下了马，一踏上这块土地，便敏锐地感到了来自脚底深处的躁动。他环顾四周，身子不由自主地开始颤抖起来，半晌之后，慨然叹道：“如此形胜，王不得不王，霸不得不霸——难怪当年安禄山得了它，搅得天翻地覆！”

北京“不得不王”的皇气，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重复强化，终于将紫禁城托举到了人间的顶点。

天干地支时辰方位，长短不一的指针飞速转动，最终，所有的针尖都指向了同一个焦点。在紫禁城中，人们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帝国最隐秘的心脏，或者用术语说：龙穴。明嘉靖年间，世宗皇帝朱厚熜在“龙穴”之上修起了一座四角攒尖鎏金宝顶的宫殿，依据天地阴阳在此升降交会之意，取名交泰殿。

乾隆以后，这里成为存放国玺的地方。国玺一共有二十五枚，这个数字是乾隆皇帝亲自定下的。他曾经向上苍默祷，祈求他的大清能够享国二十五代，就像历史上传承最久的周王朝那样。

二十五枚国玺都用宝匣收贮，覆盖黄绸依次排列。宝匣连台座有半人多高，远远望去，就像端坐着的二十五位皇帝——这就是与朱棣纠缠一生的正统在人间的现形。国玺正中，围着一个空空的宝座。

我想，紫禁城中，对皇帝压力最大的，或许就是这个相比太和殿要简单得多的宝座。而当他坐在上面远眺时，内心深处的虚弱可能还会瞬间放大很多倍。

交泰殿的正前方是乾清宫。而乾清宫正中，高悬一块“正大光明”匾。谁都知道，自雍正开始，匾后狭仄而落满灰尘的阴暗夹隙内，就存放着王朝最大的秘密。被封在匾后那个小匣内的诏书，简短而明确，寥寥几行文字就决定了宝座的传承，居高临下，不容置疑。

“正大光明”与秘密立储，只隔着薄薄的一块木板。匾额用正反两面时刻提醒着每一位继承者，他能够坐上宝座，很大程度上只是幸运与偶然，而绝不是因为生来就是真命天子。

这种提醒，对于明主，能转化为一种务实，比如雍正。清宫有个“赐福”的惯例，每逢年节皇帝都会书写一些吉利的文字赏赐大臣，而得到赏赐的大臣照例要前来谢恩。雍正却下诏免谢，说这不过是政务闲暇时随便写写，我又有什么能力将福气赏赐给你们呢？

但更多时候，这种源自正统的拷问却无异于噩梦，尤其是对于来路暧昧的帝王。朱棣的不修三大殿便是一例。袁世凯——如果把他也算作是宝座上的一位过客的话——也有过一个笑话。太和殿藻井盘龙口中所衔的银球，名曰“轩辕镜”，原本正对着宝座，传说如果宝座上坐着的不是真龙天子，它便会坠下砸死僭越者。袁世凯窃国登基，心中惴惴，竟命人将宝座后移了三米多；直到今天，太和殿内的宝座还是安放在他坐过的位置上。

不过这应该只是附会，人们后来在一张1900年拍摄的太和殿内景照片上看到，早在袁世凯称帝的十六年前，宝座就已经避开了轩辕镜——这是否出自更早一位有着类似心理的皇帝呢？

或者，最明白所谓的天子是什么玩意的还是那些在史书上留不下名字的太监宫女。他们对皇帝太后们的熟悉程度足以精确到每一枚龋齿每一个痔疮。

至少他们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帮吃撑了的小皇帝解除痛苦。溥仪回忆，每当他进食太多消化不良时，就会有两个太监一左一右提起他，打夯似的在砖地上蹾。

他还记得直到八九岁时，只要自己心情不好想发脾气，太监们就会把他推进一间小屋里关禁闭，无论他怎么叫骂、踢打、央求、哭喊，也没人理他，直到闹乏了才被放出来。

“万岁爷心里有火，唱一唱败火吧！”

根据风水学说，撑起整个帝国的脊梁，也就是传说中龙脉的主干，应该是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直线。因此，紫禁城最重要的建筑，前朝三殿后寝三宫，都依次建立在这条直线上。其中，后三宫之首的乾清宫，从朱棣时期开始就是皇帝居住与处理日常政务的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里才是帝国真正的权力中枢。

然而雍正即位后，却没有入住乾清宫，而是搬到了西侧的养心殿。他解释说是因为父亲康熙皇帝在乾清宫住了六十多年，自己不敢亵渎，因而换了一个寝宫。此后的皇帝继承了他的孝心，直到清朝灭亡，都没有回迁。

说实话，沿着中轴线一重一重大殿过来，拐个弯来到养心殿时，我感到了一种意外，也可以说，是失落。与太和殿、乾清宫等相比，养心殿的规模实在很难让我把它与运转庞大帝国的功能联系起来；尤其是西侧大名鼎鼎的三希堂，面积竟然只有八个平方米，甚至没有我的书房宽敞。

乾清宫面阔九间，进深五间。而养心殿只是一处结构紧凑、相对低矮的工字形庭院，进深面阔都只有三间，整体装潢也朴素得多。殿前没有广场，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庭院，院中我还看到了一棵合抱粗的柏树——中轴线上，从午门到乾清宫、坤宁宫，我注意到沿途别说没有大树，简直整理得寸草不生。久违的绿色刹那间令我想到了慈禧不遗余力的修园子，康熙乾隆魂牵梦萦的下江南，还有承德避暑木兰秋狝……

我认为，不敢亵渎先皇住所云云都是掩饰。内心最隐秘处，迁居养心殿，修园出游避暑打猎，统统都有着相同的目的——可能连当事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都是一种对象征着正统的乾清宫的逃离！就像面对一条不得不但又不知道能不能驾驭的巨龙，他们用各种形式为自己创造着安全的心理距离，而不是冒冒失失地劈头骑跨上去。

换个说法，也就是有意无意之间，来自正统的重压把他们压出了正面受力的中轴线。

潜意识里，对那条似乎无限延伸的中轴线上的巍峨殿宇，是不是每一个皇帝都多多少少有过莫名其妙的排斥和厌恶呢？甚至连康熙都有这种嫌疑——最早想把养心殿当作寝宫的是他而不是雍正，只是碍于“皇帝住宫不住殿”的祖训才不得不作罢。

最好的例子是明武宗朱厚照。正德九年（1514）元宵节，宫中放烟花不慎失火，殃及乾清宫。朱厚照见火起，不但没有下令扑救，反而特意从豹房跑来观看，谈笑风生，兴奋异常，不停夸赞：“好一棚大烟火！”

豢养猛兽的豹房是一个独立建筑，在紫禁城外。朱厚照很抗拒被圈在紫禁城里，即位的第二年就离开皇宫住进了豹房，直到十三年后在那里驾崩。除了无拘无束的狂欢，豹房同时也是武宗治理朝政的办公场所——就像辟有三希堂的养心殿。

风水的基本理论依据是阴阳五行，古往今来，每一座皇宫的修建都会严格遵循阴阳五行学说。无论乾清宫还是养心殿，性质都是内廷，在整个紫禁城系统中，属于阴的区域。

属于阳区的外三殿，一般只用来举行帝国重大仪式，比如登基、大婚、殿试、国宴、命将出师之类。虽然明中期之前，皇帝还在奉天门（即太和门）御门听政，但没坚持几代就流于形式了，怠工偷懒的皇帝一个接着一个，到了万历，干脆二三十年不上朝。清朝入主后，后退五百米，改到内廷大门乾清门听政。不过皇帝真正运筹帷幄的地方，还是乾清宫与后来的养心殿。

御门听政时，君臣都在露天。除了向上天直接传达皇帝的贤明勤政，还标榜为政磊落，一切都可昭显于天日之下。

宋太祖赵匡胤就曾点明这个意思。每次上朝，他都会命人将大殿前面的所有宫门全部打开，不得有丝毫壅蔽。他解释说：“这就像我的心，只要稍微有点邪曲，人们就能够看得到。”

而养心殿的幽蔽，也令我想起了宋朝的仁宗皇帝。有天晚上，仁宗被乐声惊醒，命人查看，得知是宫外的酒楼在饮酒作乐，不仅不生气，反而欣慰地说：“朕作为天下父母，如果能让百姓永远这样就心满意足了！”那一夜，他一直听到曲终人散才重新入睡。根据考古发现，宋朝的皇宫规模其实比紫禁城还要大，但寝宫与市井之间的距离，却要比明清近得许多。

溥仪回忆，入夜的紫禁城十分安静，能听到的通常只有巡夜太监此起彼应的呼声：“搭闩，下千两，灯火小——心——”他说，这种飘荡在黑暗中的声音听起来很凄厉，“把紫禁城里弄得充满了鬼气”。

循着赵匡胤一路巡检，比较皇帝们就寝和理政的场所，可以清晰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君权一日日地离阳就阴，一日日地靠近后幕，一日日地走向隐秘——甚至，一日日地走向肃杀。

雍正选择养心殿做寝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离军机处只有短短五十米；无论是皇帝去军机处，还是军机大臣来养心殿，步行都只要几分钟。

军机处原本为办理军务而设，其实并不是一个平和的名称。而军机处与养心殿同在紫禁城的西侧，五行属金，都主刑杀。正如唐宋的宰相与明朝的内阁，军机处实际上是国家最重要的行政枢纽。为避免掣肘，早在朱元璋手里就废了宰相制度，取而代之的内阁大学士已经降格为皇帝的秘书。而到了军机处，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非正式的临时机构。如果用距离测算，清朝皇帝对权力的控制足足比明朝高出了二十倍——明朝的内阁与皇帝寝宫之间，还有长达一公里的距离。

也许还不止。传说养心殿与内阁之间，有过一条专用的秘道，虽然至今尚未被找到。但细究之下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军机处与宫墙之间，隔着奇怪的两米空隙，而直达养心殿的御膳房墙上，有一块明显的填补痕迹。

在偏离中轴、主刑杀的阴地，皇帝收拢了全部权力，将捆绑帝国的锁链紧抽到了极限，亿万子民的命运被塞入了一条不超过五十米的矮窄密道。

窸窸窣窣穿过密道，来不及呼吸几口新鲜空气，领路太监已轻轻推开了殿门。诚惶诚恐如仪跪拜后，垂手侍立。看似木讷，脑筋却飞速转动，竭力记忆宝座上掷下的每一句指示，连一声咳嗽也不能漏掉，甚至语气的高低起伏都要留下记号，因为这所有的一切，马上都将化成一言九鼎的指令，填写在密道那头已经摊开的空白上谕上。禁宫门外，快马已经挂上了鞍辔，喷着响鼻，正等待着驰向帝国纵横交错的驿道，去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勒向睡梦中的山河大地。

当年，养心殿外抱厦的柱子之间有一道红色木板墙，君臣在殿内商谈政务时，严禁任何人靠近，违者格杀勿论；而通过密道传递的文件，绕开了帝国所有的正常机构，由皇帝直接命令当事人，或由地方大员直接密奏皇帝，中间谁也不得拆看，否则也是格杀勿论。

厚厚的板墙把皇帝的声音封藏成梦呓般呢喃的金色咒语，没有人能够看见，隐藏在咒语背后的那张脸上，铁青色的狰狞杀气。

正如密道的消失无踪，皇帝比谁都清楚，什么东西该不动声色地收起来，什么东西该大张旗鼓地摆出去。

原则很简单，那就是出现在世人眼前的，无论白天黑夜、刮风下雨，永远只能是温煦的笑容和灿烂的光芒。

这个原则曾令远涉重洋而来的欧洲画家们头疼不已。因为他们被告知，为皇帝画肖像时，任何时候脸上都不能有丝毫阴影。这一度导致娴熟于光影透视技巧的他们大脑空白，手持画笔茫然失措。

“我必须忘记我曾经过长期学习和工作才学会的东西，而要习惯于另一种绘画方式。”在给同胞的信中，法国人王致诚如此苦恼地抱怨。

阴冷色调的藏匿只是“另一种绘画方式”之一，王致诚们还必须习惯将皇帝的头画得超过正常比例，因为那样看起来会比别人更醒目一些；另外，他们还应该牢记，在正式的画像中，皇帝只能以平板的正面姿势出现，而不能扭头侧身。

供人瞻仰膜拜的皇帝，必须暂时走出偏于一侧的养心殿，端端正正地坐回到那条不偏不倚的中轴线上。

这条中轴线不仅是紫禁城，还是整个中华帝国的精神图腾，容不得任何挑衅。它曾经令第一个进入紫禁城的西方人利玛窦，在向万历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时，费尽心机“翻江倒海”，一笔笔把中国挪到世界的中心。之后的四百年，中国人所看到的世界地图，一直沿用这样的布局。

与这一神圣线条配套的，还有无处不见的对称，这种等级森严而又井然有序的建筑方式，在紫禁城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最终，它使紫禁城平平铺开，匀称和谐，淋漓尽致地彰显出了王者的舒展与雍容。

只是行走在紫禁城中时，这种着眼于平面的舒展，总令我想起与它同时期、西方最流行的哥特式建筑，比如著名的巴黎圣母院、米兰大教堂。

哥特式建筑的特点是用高耸的尖塔、拱顶、长柱等构件，营造出轻盈修长、向上飞升的总体印象。紫禁城给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所有的宫殿都体现着一种沉重向下的趋势——它最为自豪的舒展开阔，换个思维，莫不是也可以看成被从天而降的巨大力量所压成的扁平？

在紫禁城中，几乎每一座重要宫殿前的石台上，我都能看到日晷，浑圆的晷面斜斜朝着天空，无一例外。到后来，这种反复出现的倾斜渐渐给了我一个荒诞的意象，似乎在这里，连时间都被挤压得扭曲变形了。

当然，皇帝们绝不会如此认为。在听了王致诚对西方建筑的介绍后，康熙就曾不无怜悯地评论：欧洲应该是一个很小而又很穷的地方，因为那里没有足够的地面以扩大城市，那里的人被迫居住在空中。普天之下，不可能有哪一国能与朕的国家平起平坐。所以，再精准的钟表，到了朕的宫中，还是需要根据日晷指示，重新校对时差。

奉天殿御朝，上坐定，内使捧香炉，上刻山河之形，置榻前。奏云：安定了。

——《宏艺录》

是的，安定了。有如此重压稳着，山河岂能不安？俯视着脚底无数人头，康熙不禁有一种张开双臂的冲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通过紫禁城，从天到天子，再从天子到臣僚，从臣僚到百姓，这股以正统与皇权为名义的重力层层传递，层层下压。

不必遗憾东方皇宫的高度比不过西方教堂，只要跪下身去，每个人身前的宫殿便可拔高一倍。

一切都是有极限的，包括任何一座宫殿。

传说天帝的宫阙是一万间，所以“万”就成了人间建筑绝对不可超越的数字。于是，紫禁城有了号称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至尊规模（据查点实际是8707间）。

同样，紫禁城所能承载的重量也不是无穷无尽的。正如一根稻草压垮一匹骆驼，最后的时刻，往往一点微不足道的分量，都可以将紫禁城的皇脉击得粉碎——就像李自成射向承天门的一支箭或者袁世凯送到养心殿的一纸奏章。

其实很多年前，紫禁城便已经拉响了皇气枯竭的红色警报。与朱元璋26子16女、康熙35子形成明显对照的是明清后期皇帝的子嗣危机。明宪宗“老将至而无子”的哀叹在下一个王朝同样得到了共鸣：从同治开始，清朝最后三位皇帝都没能生育；而同治本人，是咸丰皇帝唯一的骨血。

紫禁城的最大承重，其实在肇建之初就悄无声息地刻在了某块不起眼的基石上。民国初年，北京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正阳门，连东西；左边亡明，右边亡清。仔细想来，不由得毛骨悚然：原来帝国的尽头几百年来就这么毫无掩饰地书写在每一个人的眼前。

民谣说的是正阳门左右的两个城门，左崇文，右宣武，分别嵌了明清两朝末代年号的头一个字：崇祯、宣统。它们都修建于朱棣的年代。

宣统皇帝溥仪退位是在1912年，不过要到13年后，他才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当时他是从神武门乘坐汽车离开的，神武门背后就是景山，出宫途中，溥仪一定会想起吊死在这座山上的明朝崇祯皇帝。

溥仪应该感到幸运，同样亡国，他的结局无论如何比崇祯要好得多。不过，坐在车上时，他或许还想到了另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今后他将以什么身份踏入人间？起码，他得考虑，从这一刻起，该怎么称呼别人，而别人又会如何称呼他。

“出宫后，见到年老的要尊称人家翁公，见到年少的要称呼人家伯叔……”望着车窗外刺眼的阳光，溥仪，这位19岁的少年，不由得又记起了明末崇祯帝对即将逃难的太子的最后嘱咐，心中一阵刀绞。

好在很快车就到了德胜桥醇王府，那是16年前他被号啕着抱出的家。陪同父亲一起迎接自己的，还有国民政府负责“驱宫”的军官鹿钟麟。

两人握手之后，鹿钟麟含笑问道：“溥仪先生，你今后是还打算做皇帝，还是要当个平民？”

“我愿意从今天起就当个平民。”

当时溥仪还说了另外一些顺应时代的漂亮话。不过在回忆录里他自己坦白，“并非完全是假话”的只有一句：

“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