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的朝圣
山东·曲阜
“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在下马碑前,我下意识地正了正背包的肩带。我注意到,很多游客路过这块并不精致的狭长石碑时也都缓了片刻。
但就在此时,我想起了一段来自遥远西方的文字,冰冷,坚硬,严厉,令人不寒而栗:“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儿子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
这是《新约·马太福音》里的一段话,说这话的,是耶稣。
“东方耶路撒冷”,西方人对曲阜的定位令我想到耶稣。虽然没去过耶路撒冷,但在我印象中,那座地中海东岸的古城,气氛应该是紧张、激烈,甚至有些压抑的,就像一块紧绷了几千年的亚麻布,干燥板结,枯血斑驳。然而越接近孔庙,我就越感到舒缓,似乎连呼吸都渐渐匀长起来,步履之间好像也多了几许大袖飘扬的典雅。
“金声玉振”,孔庙门外第一座石坊,建于明嘉靖年间。源自孟子对孔子的赞颂,意指孔子思想有如奏乐,以铜钟大音始,以玉磬悠扬终,庄严而平和。钟磬古远,加之牌坊下人声喧哗,我很难想象孟子所说的意境;不过我记得,《论语》中记载过一次玉振之声,击磬的,正是孔子本人,那年他五十五岁,去鲁周游来到卫国。击磬时,刚好有个挑着草筐的汉子路过,他听出来,孔子是在用磬声抒发内心难以排解的孤独。
《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曲阜的天空碧蓝如洗,空气中隐约弥漫着酱香,想来孔庙附近大概有个酒坊。
金声玉振坊之后,依次是棂星门、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大成门。甬道平展而宽阔,但走在上面,我总觉得自己在步步登高,一重又一重大门在视线极目处层层敞开,仿佛永远没有终点。
穿过大成门,我看到了杏坛。围有石栏的方正亭子,黄瓦朱栏,檐角在十月的阳光下闪着近乎透明的白光。
《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庄子》多寓言,所谓杏坛,不过是个土台罢了——杏坛建亭始于金代,之前也只是一个三层台基。
杏坛并没有杏树,只有一只半人多高的金代石香炉。抚摸着光滑的香炉,我一厢情愿地把它想象成一截粗大杏树的残桩。
琴声停滞了一下,但立即恢复了平缓的节奏。武士挽起衣袖,将新磨的青铜斧高举过头顶,狠狠劈向孔子背后的大树。这是在宋国地界,宋司马桓魋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孔子的驱逐,并威胁要杀死他。那年,孔子六十岁。
一斧紧接一斧,木屑四溅,但孔子仿佛视而不见,仍旧双目半合,微侧着头,凝神弹奏着。众弟子面色铁青,虽然神情悲愤,但还是端坐着一动不动,显然都在竭力忍耐。琴声清泠,树叶簌簌飞舞。
终于,大树轰然倒地,黄土如烟雾般炸开。铿然一声,孔子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他双手推琴,慢慢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对弟子们微微一笑,淡淡地说:“走吧。”花白的发间,落着几片碧绿的杏叶。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在杏坛前,我忽然意识到,作为私人讲学最早最著名的倡导者,将原本深藏于贵族官府的知识撒播到民间,这对于孔子一生梦想恢复的周礼,客观上是不是一种偏离?孔子招收弟子“有教无类”,没有贵贱种族的限制,弟子中有很多如颜回、曾参一类的贫民,甚至还有做过囚犯的公冶长。他难道没有想过,当卑贱的人们平等地接受教育后,这种脱胎换骨般的活力,还有谁——尤其是已然腐朽的老迈贵族——能够压抑呢?这种来自底层的力量,对原有等级森严的古老秩序,是自觉维护还是加速“礼崩乐坏”呢?掌握了前所未有力量的人们,还会永远满足于一成不变的“君君臣臣”吗?
西方将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视为中国人的《圣经》;同样关于启蒙,《圣经·创世纪》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对于以血缘纽结为根基的周礼,孔子究竟是“神”还是“蛇”?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晚年的这声长叹,我以为除了他对自己代替天子褒贬制史而不安外,还有更深的感慨。
杏坛左右是大成殿的两庑配殿,开间极长,资料上说每庑长达163米,两庑连廊带门整整有100间。庑内几十个红漆的神龛一字排开,每龛供奉着三或四块红底金字的牌位,所有牌位都用相同的楷体字写着名号,我在其中看到:左丘明、董仲舒、诸葛亮、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文天祥、方孝孺、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庑内窗户紧闭,带着浮尘的光线透过窗棂的方格,斜斜将廊屋分割为明暗两部分。我站在阴影里,看着光雾中的神龛在眼前延伸、延伸,直至缩为小小的一点,隐入朦胧。伫立许久后,我向被黑暗吞没的神龛尽头走去。
廊内只有我一个人,脚步空旷。我知道,这163米的长廊,浓缩着孔子之后近两千五百年的中华历史,每迈过小小一步,就已经是几代人的生老病死。
隔几个窗户,便有一扇开启的庑门,阳光倾泻而入,将昏暗的廊道切成一段黑一段白,远远望去,就像一道无限铺展的铁轨。我想,这应该就是中华文化从远古走到今天的漫长轨道,身侧比肩而立的牌位,就是一块块接力奔跑的站牌——或者说,是一截截托举中华文化不倒的坚硬脊梁。
而这一切的起点,无疑就是那个被称为“杏坛”的小小土台。
大成殿。孔庙的主体建筑,祭祀孔子的中心场所。
不必赘述殿宇的宏伟,能够与故宫太和殿、泰安岱庙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殿,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大成殿的等级和规模。
十二级石阶,双层大型浮雕龙陛,汉白玉上云团翻滚,双龙上下交缠,狰狞对峙。上殿时,我想起了孔子告诉子贡的一个梦。那个初夏的深夜,他梦见自己坐于殿堂中央,被人们认真地祭奠着。七天之后孔子逝世,时年七十三岁。
大成殿正中,孔子帝王衣冠,手执笏板正襟危坐。与通常眉清目秀的神像不太相同,孔子塑像的上下唇没有并拢,有些轻微的龅牙。
我明白那是塑者有意为之,他想要告诉世人,孔子的相貌非同一般。我翻过典籍,关于孔子的长相,综合了林林总总的记叙后,大概能描摹出这么一个粗略形象:个子很高,起码有一米九,被称为“长人”;头顶凹陷,类似先天缺钙症状,但体健力大;肤色黝黑,眼神炯亮。此外还有一些更不客气的描述,什么身材比例奇怪,上长下短,耸肩驼背,脑门高突,门牙外露,等等。这些异相想来是有些根据的,孔子长得可能确实不太漂亮,这点就连崇拜他的荀子都没有去掩饰,他干脆说孔子的脸丑得像驱鬼仪式上的丑怪面具。不过古书上记载最生动的,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郑国人对孔子形象的比喻。
被桓魋赶出宋国后,孔子来到郑国;在郑国都城,师生走散了,众弟子十分着急,沿途寻找。这时,有个路人对子贡说,他在东门那里见过一个孤零零的老人,模样很有特点,“额头像唐尧,后颈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只短了三寸”;看到子贡面有得色,他话头一转:“活脱脱像一只落魄的丧家狗!”
见面之后,子贡把那人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孔子,不料孔子欣然笑道:“丧家狗,他说得对,说得很对啊。”只是谁都能听出笑声中的苦涩。在我想象中,那是一个阴冷的雨天,蜷缩在门洞里的孔子衣襟沾满了泥泞,须发湿乱、手足冰凉。
丧家狗的比喻还是轻的,有时候,孔子甚至嘲讽自己在世人眼中或许已经成了一头危险的野兽。在陈国,师徒被困在荒郊野外,食物耗尽,情况极为窘迫,几个体质弱的学生甚至已经饿得站不起身了。孔子将子路、颜回等弟子叫来,问他们:“我不是野牛猛虎吧,如今却沦落到流浪旷野——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难道真是我的道错了吗?”颜回的回答最令他满意:“夫子之道至大,所以天下容纳不下——容纳不下又有什么要紧?容纳不下才能显露君子!”
我仰视着孔子像,努力想找出一丝半点丧家狗或者野牛猛虎的痕迹,但华丽的帷幔后面,只是一个双目遥望远方,威严中带着温和的魁梧王者。
“至圣先师孔子”,一米多高的神位九龙盘绕,金光闪耀。
我突然记起李敖说过的一句话:“等我死了,你们才会想起我,想得发疯。”回忆着说这话时,他面对镜头的苍凉神情,我顿时有了想哭的冲动。
现存的曲阜孔庙占地21万平方米,保存历代建筑100余座466间。但最初的孔庙只是三间小屋——孔子去世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居改立为庙,陈列孔子生前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等,供人祭祀瞻仰。到了西汉,那些文物还在,司马迁就曾亲眼见过,他在孔子遗留的礼器前流连徘徊,久久不能离去。
如今那些礼器早已湮没于尘土。好在孔庙内还有一些岁月擦抹不净的角落,依稀留存着孔子印在这块土地上的残存体温。“孔子故宅门”,虽然已是挑檐朱漆铜钉的明清风格,但据说还在原位置。从前,孔子每日就从这里进进出出。
孔子站时,不在门中间;走时,不踩门槛。
如果国君召唤,孔子不等待车辆准备好,立即步行出门。
孔子上车,一定端正地站好,拉着扶手,不向后回顾,不快速说话,不用手指指点点。
……
我用《论语》上的记载,一点点拼凑着经过这门时的孔子。最终,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高瘦的少年,他刚从外面回来;虽然竭力控制着,但我还是能看出他呼吸的急促,身躯的颤抖。
“我家大人邀请的都是有学问的士人,可不敢招待阁下。”盛大的宴会门口,鲁国实际统治者季氏的家臣阳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横在了孔丘身前,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孔丘没有说话,盯着阳虎看了很久,握着缚在腰间的麻布,默默地转过了身。
早在三岁时,孔丘就失去了父亲,这一年,母亲又去世了,他彻底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还有一口井,据说也是当年孔子的遗迹,五十五岁之前,除了短暂的出游,他饮用的都是这口井的水。井口罩着钢丝网,透过缝隙看下去,深邃,幽黑,没有丝毫反光,想来早已干涸。凝视得久了,忽觉风化严重的井壁慢慢开始湿润,重又渗出了汩汩清流。
辘轳吱呀吱呀绞动着,陈旧的木桶缓缓升上了井口。一阵晃荡后,微绿的水面浮起一张脸,沟壑纵横,发白如雪,只是眸子依然晶莹澄澈。
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在外颠沛流离,碰壁十四年后,疲惫的孔子回到了故乡。这年,他已是六十八岁,垂垂老矣。
孔子返鲁后,不再热衷于政事,而是集中精力整理典籍,教育门人。他的晚景十分凄凉,短短几年内,妻、儿,还有爱徒颜回、子路,相继先他而去。
孔宅的故井和故门都在孔庙的东北角。很长时间,孔庙与孔府是合一的,孔子的后代大都附庙而居,直到隋大业年间重修孔庙,将孔府移到孔庙东侧,从此才庙府分开。此后孔府日益添建,到清末已是一座占地7万多平方米,有厅、堂、楼、房560余间的庞大建筑群。
进入孔府后,其中的豪阔却令我有些失落。面对这一进进富丽堂皇的明净宅院,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最早的那三间小屋,即使只留下几截倾颓的土墙。
孔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踩得光滑如玉、显露玛瑙色泽的石阶;一堵隔绝内外府的高墙,墙上开有青石水槽,挑夫每日由此将水倒入内宅的水缸,以保证女眷的私密;一块极像搓衣板的多棱石台,下人犯错,就让他们跪在上面。
还有两株葱郁的石榴树,种植在后堂楼前。石榴在中国是多子多孙的象征,而后堂是历代衍圣公夫妇的卧室。
1919年,孔子七十六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病逝,身后只有两女,尚无子嗣,圣裔堪忧;幸侧室王氏怀有身孕,只是不知男女。
三个月后,王氏分娩,其时石榴树下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拱卫着,随时向中央报告生产情况。不巧王氏难产,为了迎接“小圣人”,孔府上下门户齐开,还在门上挂了弓箭,以讨“飞快”的彩头;所有人都焦急而忐忑地等待着。
深夜,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曲阜全城如释重负地响起了狂喜的鞭炮声;同时北洋政府接到了电报,天佑圣人,孔氏有后了,是为末代衍圣公孔德成。1949年,他去了台湾,2008年在台北去世。
如果说拜谒孔庙让我有一步高似一步的感觉的话,那么初秋的孔林,令我有种重新回到平地的亲切。毕竟,这片林子深处真真切切长眠着耗尽精华的孔子。
苍老的柏树两两拱立,树干笔直,纹理如虬盘旋冲天,左右的树冠几乎相接,用一种带点蓝色的深绿遮掩着几百米长的神道。正午的阳光散碎地撒在一行行青砖上,随风游走,书写着古老的文字。
慢慢走着,不时停下来拍拍道旁冰凉的石人石兽,半个小时后,指示牌说,享堂后面就是孔子的墓地了。
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小小的亭子,前面竖着碑:“子贡手植楷”。里面围着一段半人多高、颜色褐黄的树干,我轻轻摸了一下,坚实,硬重,有种金石的质感。
子贡,又是子贡。有关孔子的记忆,子贡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自然是颜回,但有学者统计过,一部《论语》,提到颜回二十来次,而子贡却有四十四次。
子贡并不是次数最多的,子路比他还多三次。
子路性情粗犷刚直,武艺高强,一般说来,子路之于孔子,类似于护法侍卫。孔子自己也说过:“自吾得由(子路名由),恶言不闻于耳。”有了子路在,还有谁敢对孔子不敬呢?但我以为,更多的时候,不是子路捍卫孔子,而是孔子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子路。
“子路啊,我真担心你不得善终呢。”讲学间隙,孔子扫视着身边的弟子,子路挺拔的腰身令他欣慰,但随即长长叹了口气,目光中充满了忧虑。他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子路时,子路冠插雉鸡羽,身佩野猪牙,高昂着下巴,眼神中尽是挑衅;那时他就看出,这位崇尚勇武的汉子,身上有着太多超越常人的血性,却不懂如何理智使用,就像一把没有鞘的利剑,大开大合地劈砍总有一天会被折断。孔子努力引导着,化解着,希望子路学会怎样保全自己——尽管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但在孔子眼里,他一直像个倔强的孩子。
陪伴孔子周游列国后,子路最终在卫国的内乱中被人杀死,临死前从容系好被打落的帽缨,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君子死而冠不免。”消息传到鲁国,孔子极为悲痛,衰老得更加快了。
我以为,如果孔门真有护法的话,那个人只能是子贡。
若以政事而论,子贡绝对是孔门弟子中成就最大的,通达雄辩,在列国之间玲珑八面,混得风生水起,并担任过鲁、卫两国之相。曾经单枪匹马在齐、吴、越、晋诸国间纵横捭阖,为鲁国化解了一次大兵压境的劫难。
子贡还善于经商,为孔门弟子首富。孔子一行人周游列国,少不了子贡雄厚的财力支持,甚至连孔子的名声都大大借助于子贡在诸侯间的揄扬。司马迁曾评论:“(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子贡原本自视极高,连孔子都不怎么放在眼里:“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论衡·讲瑞》)后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亮,有人甚至称他已经超过了孔子。对此,子贡解释:“拿房屋的围墙做比喻吧。我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里面的家具陈列你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夫子的围墙却高达数仞,如果找不到大门进去,就看不到他那宗庙的雄伟、殿宇的多样——可又有多少人能找着夫子的大门呢?”
明正德年间,为护卫孔庙,整个曲阜县城东移,耗时十年重修了城墙。明曲阜城的正南门,同时也做了孔庙最外的一道屏障,门额用了子贡的比喻,朱书“万仞宫墙”。宫墙被建成一个半圆的弧形,与左右对称的长方形孔庙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从空中俯瞰,宫墙与孔庙,像极了一口巨大的铜钟。
孔子去世时,子贡四十二岁,无论作为学者、商人,还是政客,这都是最富强的年龄。然而他抛下一切,官职、财富,甚至妻儿,在孔子墓前,搭了一间小小的茅草房,寂寞地守护了漫长的两千多个日夜——孔子死后,众弟子服丧三年,独有子贡守了整整六年。
“子贡庐墓处”,当年的草庐已被后人翻盖成了三间朴素的瓦房。瓦房被茂密的枝叶掩盖,而子贡庐墓的时候,这片比曲阜老城区还大的森林,还只是一片野草丛生的荒漠。最先在这里植树的,是孔子的学生;他们从各自的家乡带来了树苗,一株株种在孔子墓地的边上。
每日早起,子贡挑着水,一勺一勺地给每一棵树浇灌。有时弯腰久了,身体酸痛,他会直起身,看看天。在那六年中,除了无尽的哀悼,他心中时刻纠缠着一个问题:这片无边无际的天空,究竟该如何去解读?
他始终没有忘记,对于自己看似成功的事业,夫子并不完全认可,他在感叹坚守正道的颜回却穷困潦倒后,指出自己的经商致富是一种不安天命。
他记得,自己曾不止一次向夫子请教什么是天命,但夫子总是笑而不答。有次子路也忍不住了,不顾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向孔子问起了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但子贡也常常看到,散步的时候,夫子会突然停下脚步,痴痴地望着天空,很久很久,不说一句话。
孔子的坟墓没有预料中的高大(我本以为起码会垒成一座小山),最高处也只到旁边几棵柏树的半腰,坡度平缓。竖有两块墓碑,都是篆书——前面高的是明代所立,“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后面矮小近一半的是元碑,“宣圣墓”。
在因为年代久远而显得斑驳的墓碑前,我抬起了头。从林梢掠出一只不知名的灰色大鸟,清脆地鸣叫着,在空中滑过。
与天对视的孔子,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不可及的高处,有没有一双巨眼,俯瞰着这茫茫大地?有没有一只大手,时刻准备着援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芸芸众生?
“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的孔子,到底知晓了什么样的天命?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迅雷风烈,必变。”在狂风暴雷的自然之威前,孔子神色为之转变,这是一种对天的畏惧吗?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过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新约·马太福音》)
面对天地,与耶稣相比,是孔子缺少自信吗?
我想,答案可能就在“仁”里。“仁”,孔子终极的人世道德标准,几千年来,对它的探讨已经太多太多,但我在孔林,在孔庙,在曲阜,所思考的“仁”更多的是孔子之前的本意。
中医至今有个病征:“麻木不仁”;这里的“仁”,指的是知觉。中国历史上,巫和医的出现比儒早许多,有知觉,应该是“仁”的初始意义。
那么,孔子的“仁”,能不能理解为一种破除坚冰的柔软,一种回归善良的敏感呢?卸下重重盔甲,袒露婴儿般的纯真,去感受心脏在胸口跳动,血液在脉管汹涌,去感受花的芳香,鸟的鸣唱,山的巍峨,水的悠远——在你被自然勃发的生机感动的同时,低下头,再去感受自己的、亲人的、路人的,甚至仇人的欢乐、悲哀、痛苦、无助……
孔子认为不分等级贵贱,所有人都有“仁”的权利和义务——无论什么法则,包括《周礼》,必须以“仁”为根基才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他广开门墙,欢迎着每个有心前来皈依“仁”的人们。
如果说耶稣的神力来自天上,那么孔子的“仁”扎根于大地。它不是一张劈头盖下的钢铁巨网,而是波心的一点涟漪,草上的一缕清风,慢慢荡漾,柔柔捋过,一圈圈,一浪浪,将优美的曲线从容地扩散到浩渺的地平线外。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的教诲,从来就不是生硬的,他更喜欢用琴声说话。提按揉捻,修长的手指在五根弦上如大雁低翔,弦上生起的声波,像清晨的露珠,从竹叶尖上滴向脸颊。不知不觉,“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暴戾之气消散无踪,眉宇之间清凉如水。
此时再看炊烟袅袅的人间,如此广博,如此亲切,如此温暖,刀枪剑戟铿然坠地,每一张脸上都不禁热泪盈眶——孔子的畏天命,在迅雷风烈时的色变,岂不正是一种对天地生我载我的感恩与共鸣吗?
这也许就是孔子的“下学而上达”吧: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却能渐渐了解高深的道理。下无过地,上无过天,《圣经》中也曾有过一座试图联通天地上下的巴别塔:“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但随着高塔逐渐接近天堂,上帝恼怒了,于是他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造塔工程因为无法协作只好停了下来。
《圣经》常常令我感到天堂与人间的一种疏远和对立,上帝的牧鞭无情地从天而降;但《论语》却令我看到孔子用仁爱搭建了一架直通天堂的云梯,率领着人们一步步向上攀登。
或许,孔子后来已经不去思索究竟有没有一套天意压制或者指导着人间,他甚至可能会觉得,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探求天意:如果天心温暖,天道人道无疑朝着同一个方向;如果没有天意,甚至天意凶险,那么人们更应该站稳脚跟,相互救助,提携搀扶,靠自己的双手抗击厄运、建设乐土——让心灰意懒的人们去讥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即使同样毁灭于不可挽回的灭亡,直立着行走永远比坐而待毙更有尊严。
同一片天,耶稣与孔子,究竟谁看得更清楚呢?我比较着两位临终的圣人。
从那个被祭奠的梦中醒来后,孔子背着双手,拖着拄杖,缓缓地踱到了门外。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一边悠闲地看着东方鲜艳的朝霞,一边反复低吟这几句昨夜萦回在梦里的歌。然后,他平静地告诉身边的子贡,说自己的时间已经到了。
“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面对死亡,孔子的表现是如此淡定和安详,尽管歌词忧郁,但依然符合他一贯的“哀而不伤”;而耶稣却用最后的力量在血淋淋的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新约·马太福音》)语气凄厉,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圣经》上说,耶稣死亡的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但那天从正午开始,“遍地都黑暗了”;耶稣临终,看到的天是一团混沌。
我仰望着孔林的天空,渐渐地,渐渐地,恍惚听到从大地深处传来一阵阵符合古琴韵律的声音:树木伸展根系时与泥土摩擦的沉闷声音,嫩芽膨胀迸裂的清脆声音,茎枝吸水拔节的空灵声音……
墓前的祭台并不很宽敞,但从汉光武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一直到康熙、乾隆等很多位著名的皇帝都曾在此恭恭敬敬地祭拜过。不过进入20世纪后,这个祭台也不时受到不以为然的质疑。
1933年,史学大师钱穆带领学生远游齐鲁。拜谒曲阜时,学生们一改游泰山、大明湖的兴高采烈,“既无慕古朝圣之心理素养,风气感染,徒觉疑团满腹”。
在孔林,钱穆嘱咐大家必须行三鞠躬礼,学生们虽然照着做了,但钱穆看得出,他们不过“例行公事,兴趣价值俱减”。
钱穆很感慨,他指着孔林中林立的碑碣告诉学生,这些碑大都是金元以后所立,北宋以上的很少,“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亦知中国有此人物,庶对中国人不敢轻视”。
“现在你们都说孔子从来为专制皇帝所尊崇,以便利其专制。那么请读读这些碑文,难道真是当时的中国人唯恐外族人不易专制,特意教他来尊孔的吗?”
学生们默默无言。
钱穆暗叹一声,再一次朝着孔墓深深弯下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