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的朝圣

山东·曲阜

“官员人等至此下马。”

在下马碑前，我下意识地正了正背包的肩带。我注意到，很多游客路过这块并不精致的狭长石碑时也都缓了片刻。

但就在此时，我想起了一段来自遥远西方的文字，冰冷，坚硬，严厉，令人不寒而栗：“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儿子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

这是《新约·马太福音》里的一段话，说这话的，是耶稣。

“东方耶路撒冷”，西方人对曲阜的定位令我想到耶稣。虽然没去过耶路撒冷，但在我印象中，那座地中海东岸的古城，气氛应该是紧张、激烈，甚至有些压抑的，就像一块紧绷了几千年的亚麻布，干燥板结，枯血斑驳。然而越接近孔庙，我就越感到舒缓，似乎连呼吸都渐渐匀长起来，步履之间好像也多了几许大袖飘扬的典雅。

“金声玉振”，孔庙门外第一座石坊，建于明嘉靖年间。源自孟子对孔子的赞颂，意指孔子思想有如奏乐，以铜钟大音始，以玉磬悠扬终，庄严而平和。钟磬古远，加之牌坊下人声喧哗，我很难想象孟子所说的意境；不过我记得，《论语》中记载过一次玉振之声，击磬的，正是孔子本人，那年他五十五岁，去鲁周游来到卫国。击磬时，刚好有个挑着草筐的汉子路过，他听出来，孔子是在用磬声抒发内心难以排解的孤独。

《论语·宪问》：“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曲阜的天空碧蓝如洗，空气中隐约弥漫着酱香，想来孔庙附近大概有个酒坊。

金声玉振坊之后，依次是棂星门、太和元气坊、至圣庙坊、圣时门、弘道门、大中门、同文门、奎文阁、大成门。甬道平展而宽阔，但走在上面，我总觉得自己在步步登高，一重又一重大门在视线极目处层层敞开，仿佛永远没有终点。

穿过大成门，我看到了杏坛。围有石栏的方正亭子，黄瓦朱栏，檐角在十月的阳光下闪着近乎透明的白光。

《庄子·渔父》：“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

《庄子》多寓言，所谓杏坛，不过是个土台罢了——杏坛建亭始于金代，之前也只是一个三层台基。

杏坛并没有杏树，只有一只半人多高的金代石香炉。抚摸着光滑的香炉，我一厢情愿地把它想象成一截粗大杏树的残桩。

琴声停滞了一下，但立即恢复了平缓的节奏。武士挽起衣袖，将新磨的青铜斧高举过头顶，狠狠劈向孔子背后的大树。这是在宋国地界，宋司马桓魋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孔子的驱逐，并威胁要杀死他。那年，孔子六十岁。

一斧紧接一斧，木屑四溅，但孔子仿佛视而不见，仍旧双目半合，微侧着头，凝神弹奏着。众弟子面色铁青，虽然神情悲愤，但还是端坐着一动不动，显然都在竭力忍耐。琴声清泠，树叶簌簌飞舞。

终于，大树轰然倒地，黄土如烟雾般炸开。铿然一声，孔子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他双手推琴，慢慢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对弟子们微微一笑，淡淡地说：“走吧。”花白的发间，落着几片碧绿的杏叶。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在杏坛前，我忽然意识到，作为私人讲学最早最著名的倡导者，将原本深藏于贵族官府的知识撒播到民间，这对于孔子一生梦想恢复的周礼，客观上是不是一种偏离？孔子招收弟子“有教无类”，没有贵贱种族的限制，弟子中有很多如颜回、曾参一类的贫民，甚至还有做过囚犯的公冶长。他难道没有想过，当卑贱的人们平等地接受教育后，这种脱胎换骨般的活力，还有谁——尤其是已然腐朽的老迈贵族——能够压抑呢？这种来自底层的力量，对原有等级森严的古老秩序，是自觉维护还是加速“礼崩乐坏”呢？掌握了前所未有力量的人们，还会永远满足于一成不变的“君君臣臣”吗？

西方将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视为中国人的《圣经》；同样关于启蒙，《圣经·创世纪》中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对于以血缘纽结为根基的周礼，孔子究竟是“神”还是“蛇”？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晚年的这声长叹，我以为除了他对自己代替天子褒贬制史而不安外，还有更深的感慨。

杏坛左右是大成殿的两庑配殿，开间极长，资料上说每庑长达163米，两庑连廊带门整整有100间。庑内几十个红漆的神龛一字排开，每龛供奉着三或四块红底金字的牌位，所有牌位都用相同的楷体字写着名号，我在其中看到：左丘明、董仲舒、诸葛亮、韩愈、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文天祥、方孝孺、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庑内窗户紧闭，带着浮尘的光线透过窗棂的方格，斜斜将廊屋分割为明暗两部分。我站在阴影里，看着光雾中的神龛在眼前延伸、延伸，直至缩为小小的一点，隐入朦胧。伫立许久后，我向被黑暗吞没的神龛尽头走去。

廊内只有我一个人，脚步空旷。我知道，这163米的长廊，浓缩着孔子之后近两千五百年的中华历史，每迈过小小一步，就已经是几代人的生老病死。

隔几个窗户，便有一扇开启的庑门，阳光倾泻而入，将昏暗的廊道切成一段黑一段白，远远望去，就像一道无限铺展的铁轨。我想，这应该就是中华文化从远古走到今天的漫长轨道，身侧比肩而立的牌位，就是一块块接力奔跑的站牌——或者说，是一截截托举中华文化不倒的坚硬脊梁。

而这一切的起点，无疑就是那个被称为“杏坛”的小小土台。

大成殿。孔庙的主体建筑，祭祀孔子的中心场所。

不必赘述殿宇的宏伟，能够与故宫太和殿、泰安岱庙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殿，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大成殿的等级和规模。

十二级石阶，双层大型浮雕龙陛，汉白玉上云团翻滚，双龙上下交缠，狰狞对峙。上殿时，我想起了孔子告诉子贡的一个梦。那个初夏的深夜，他梦见自己坐于殿堂中央，被人们认真地祭奠着。七天之后孔子逝世，时年七十三岁。

大成殿正中，孔子帝王衣冠，手执笏板正襟危坐。与通常眉清目秀的神像不太相同，孔子塑像的上下唇没有并拢，有些轻微的龅牙。

我明白那是塑者有意为之，他想要告诉世人，孔子的相貌非同一般。我翻过典籍，关于孔子的长相，综合了林林总总的记叙后，大概能描摹出这么一个粗略形象：个子很高，起码有一米九，被称为“长人”；头顶凹陷，类似先天缺钙症状，但体健力大；肤色黝黑，眼神炯亮。此外还有一些更不客气的描述，什么身材比例奇怪，上长下短，耸肩驼背，脑门高突，门牙外露，等等。这些异相想来是有些根据的，孔子长得可能确实不太漂亮，这点就连崇拜他的荀子都没有去掩饰，他干脆说孔子的脸丑得像驱鬼仪式上的丑怪面具。不过古书上记载最生动的，是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郑国人对孔子形象的比喻。

被桓魋赶出宋国后，孔子来到郑国；在郑国都城，师生走散了，众弟子十分着急，沿途寻找。这时，有个路人对子贡说，他在东门那里见过一个孤零零的老人，模样很有特点，“额头像唐尧，后颈像皋陶，肩膀像子产，腰以下比禹只短了三寸”；看到子贡面有得色，他话头一转：“活脱脱像一只落魄的丧家狗！”

见面之后，子贡把那人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了孔子，不料孔子欣然笑道：“丧家狗，他说得对，说得很对啊。”只是谁都能听出笑声中的苦涩。在我想象中，那是一个阴冷的雨天，蜷缩在门洞里的孔子衣襟沾满了泥泞，须发湿乱、手足冰凉。

丧家狗的比喻还是轻的，有时候，孔子甚至嘲讽自己在世人眼中或许已经成了一头危险的野兽。在陈国，师徒被困在荒郊野外，食物耗尽，情况极为窘迫，几个体质弱的学生甚至已经饿得站不起身了。孔子将子路、颜回等弟子叫来，问他们：“我不是野牛猛虎吧，如今却沦落到流浪旷野——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难道真是我的道错了吗？”颜回的回答最令他满意：“夫子之道至大，所以天下容纳不下——容纳不下又有什么要紧？容纳不下才能显露君子！”

我仰视着孔子像，努力想找出一丝半点丧家狗或者野牛猛虎的痕迹，但华丽的帷幔后面，只是一个双目遥望远方，威严中带着温和的魁梧王者。

“至圣先师孔子”，一米多高的神位九龙盘绕，金光闪耀。

我突然记起李敖说过的一句话：“等我死了，你们才会想起我，想得发疯。”回忆着说这话时，他面对镜头的苍凉神情，我顿时有了想哭的冲动。

现存的曲阜孔庙占地21万平方米，保存历代建筑100余座466间。但最初的孔庙只是三间小屋——孔子去世的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的故居改立为庙，陈列孔子生前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等，供人祭祀瞻仰。到了西汉，那些文物还在，司马迁就曾亲眼见过，他在孔子遗留的礼器前流连徘徊，久久不能离去。

如今那些礼器早已湮没于尘土。好在孔庙内还有一些岁月擦抹不净的角落，依稀留存着孔子印在这块土地上的残存体温。“孔子故宅门”，虽然已是挑檐朱漆铜钉的明清风格，但据说还在原位置。从前，孔子每日就从这里进进出出。

孔子站时，不在门中间；走时，不踩门槛。

如果国君召唤，孔子不等待车辆准备好，立即步行出门。

孔子上车，一定端正地站好，拉着扶手，不向后回顾，不快速说话，不用手指指点点。

……

我用《论语》上的记载，一点点拼凑着经过这门时的孔子。最终，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高瘦的少年，他刚从外面回来；虽然竭力控制着，但我还是能看出他呼吸的急促，身躯的颤抖。

“我家大人邀请的都是有学问的士人，可不敢招待阁下。”盛大的宴会门口，鲁国实际统治者季氏的家臣阳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横在了孔丘身前，脸上带着戏谑的笑。孔丘没有说话，盯着阳虎看了很久，握着缚在腰间的麻布，默默地转过了身。

早在三岁时，孔丘就失去了父亲，这一年，母亲又去世了，他彻底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还有一口井，据说也是当年孔子的遗迹，五十五岁之前，除了短暂的出游，他饮用的都是这口井的水。井口罩着钢丝网，透过缝隙看下去，深邃，幽黑，没有丝毫反光，想来早已干涸。凝视得久了，忽觉风化严重的井壁慢慢开始湿润，重又渗出了汩汩清流。

辘轳吱呀吱呀绞动着，陈旧的木桶缓缓升上了井口。一阵晃荡后，微绿的水面浮起一张脸，沟壑纵横，发白如雪，只是眸子依然晶莹澄澈。

为了实现政治理想，在外颠沛流离，碰壁十四年后，疲惫的孔子回到了故乡。这年，他已是六十八岁，垂垂老矣。

孔子返鲁后，不再热衷于政事，而是集中精力整理典籍，教育门人。他的晚景十分凄凉，短短几年内，妻、儿，还有爱徒颜回、子路，相继先他而去。

孔宅的故井和故门都在孔庙的东北角。很长时间，孔庙与孔府是合一的，孔子的后代大都附庙而居，直到隋大业年间重修孔庙，将孔府移到孔庙东侧，从此才庙府分开。此后孔府日益添建，到清末已是一座占地7万多平方米，有厅、堂、楼、房560余间的庞大建筑群。

进入孔府后，其中的豪阔却令我有些失落。面对这一进进富丽堂皇的明净宅院，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最早的那三间小屋，即使只留下几截倾颓的土墙。

孔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被踩得光滑如玉、显露玛瑙色泽的石阶；一堵隔绝内外府的高墙，墙上开有青石水槽，挑夫每日由此将水倒入内宅的水缸，以保证女眷的私密；一块极像搓衣板的多棱石台，下人犯错，就让他们跪在上面。

还有两株葱郁的石榴树，种植在后堂楼前。石榴在中国是多子多孙的象征，而后堂是历代衍圣公夫妇的卧室。

1919年，孔子七十六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病逝，身后只有两女，尚无子嗣，圣裔堪忧；幸侧室王氏怀有身孕，只是不知男女。

三个月后，王氏分娩，其时石榴树下一队全副武装的军警拱卫着，随时向中央报告生产情况。不巧王氏难产，为了迎接“小圣人”，孔府上下门户齐开，还在门上挂了弓箭，以讨“飞快”的彩头；所有人都焦急而忐忑地等待着。

深夜，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曲阜全城如释重负地响起了狂喜的鞭炮声；同时北洋政府接到了电报，天佑圣人，孔氏有后了，是为末代衍圣公孔德成。1949年，他去了台湾，2008年在台北去世。

如果说拜谒孔庙让我有一步高似一步的感觉的话，那么初秋的孔林，令我有种重新回到平地的亲切。毕竟，这片林子深处真真切切长眠着耗尽精华的孔子。

苍老的柏树两两拱立，树干笔直，纹理如虬盘旋冲天，左右的树冠几乎相接，用一种带点蓝色的深绿遮掩着几百米长的神道。正午的阳光散碎地撒在一行行青砖上，随风游走，书写着古老的文字。

慢慢走着，不时停下来拍拍道旁冰凉的石人石兽，半个小时后，指示牌说，享堂后面就是孔子的墓地了。

首先见到的是一个小小的亭子，前面竖着碑：“子贡手植楷”。里面围着一段半人多高、颜色褐黄的树干，我轻轻摸了一下，坚实，硬重，有种金石的质感。

子贡，又是子贡。有关孔子的记忆，子贡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

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自然是颜回，但有学者统计过，一部《论语》，提到颜回二十来次，而子贡却有四十四次。

子贡并不是次数最多的，子路比他还多三次。

子路性情粗犷刚直，武艺高强，一般说来，子路之于孔子，类似于护法侍卫。孔子自己也说过：“自吾得由（子路名由），恶言不闻于耳。”有了子路在，还有谁敢对孔子不敬呢？但我以为，更多的时候，不是子路捍卫孔子，而是孔子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子路。

“子路啊，我真担心你不得善终呢。”讲学间隙，孔子扫视着身边的弟子，子路挺拔的腰身令他欣慰，但随即长长叹了口气，目光中充满了忧虑。他又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子路时，子路冠插雉鸡羽，身佩野猪牙，高昂着下巴，眼神中尽是挑衅；那时他就看出，这位崇尚勇武的汉子，身上有着太多超越常人的血性，却不懂如何理智使用，就像一把没有鞘的利剑，大开大合地劈砍总有一天会被折断。孔子努力引导着，化解着，希望子路学会怎样保全自己——尽管子路只比孔子小九岁，但在孔子眼里，他一直像个倔强的孩子。

陪伴孔子周游列国后，子路最终在卫国的内乱中被人杀死，临死前从容系好被打落的帽缨，留下了最后一句话：“君子死而冠不免。”消息传到鲁国，孔子极为悲痛，衰老得更加快了。

我以为，如果孔门真有护法的话，那个人只能是子贡。

若以政事而论，子贡绝对是孔门弟子中成就最大的，通达雄辩，在列国之间玲珑八面，混得风生水起，并担任过鲁、卫两国之相。曾经单枪匹马在齐、吴、越、晋诸国间纵横捭阖，为鲁国化解了一次大兵压境的劫难。

子贡还善于经商，为孔门弟子首富。孔子一行人周游列国，少不了子贡雄厚的财力支持，甚至连孔子的名声都大大借助于子贡在诸侯间的揄扬。司马迁曾评论：“（子贡）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子贡原本自视极高，连孔子都不怎么放在眼里：“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论衡·讲瑞》）后来，他的名声越来越响亮，有人甚至称他已经超过了孔子。对此，子贡解释：“拿房屋的围墙做比喻吧。我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里面的家具陈列你们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而夫子的围墙却高达数仞，如果找不到大门进去，就看不到他那宗庙的雄伟、殿宇的多样——可又有多少人能找着夫子的大门呢？”

明正德年间，为护卫孔庙，整个曲阜县城东移，耗时十年重修了城墙。明曲阜城的正南门，同时也做了孔庙最外的一道屏障，门额用了子贡的比喻，朱书“万仞宫墙”。宫墙被建成一个半圆的弧形，与左右对称的长方形孔庙处在同一条中轴线上，从空中俯瞰，宫墙与孔庙，像极了一口巨大的铜钟。

孔子去世时，子贡四十二岁，无论作为学者、商人，还是政客，这都是最富强的年龄。然而他抛下一切，官职、财富，甚至妻儿，在孔子墓前，搭了一间小小的茅草房，寂寞地守护了漫长的两千多个日夜——孔子死后，众弟子服丧三年，独有子贡守了整整六年。

“子贡庐墓处”，当年的草庐已被后人翻盖成了三间朴素的瓦房。瓦房被茂密的枝叶掩盖，而子贡庐墓的时候，这片比曲阜老城区还大的森林，还只是一片野草丛生的荒漠。最先在这里植树的，是孔子的学生；他们从各自的家乡带来了树苗，一株株种在孔子墓地的边上。

每日早起，子贡挑着水，一勺一勺地给每一棵树浇灌。有时弯腰久了，身体酸痛，他会直起身，看看天。在那六年中，除了无尽的哀悼，他心中时刻纠缠着一个问题：这片无边无际的天空，究竟该如何去解读？

他始终没有忘记，对于自己看似成功的事业，夫子并不完全认可，他在感叹坚守正道的颜回却穷困潦倒后，指出自己的经商致富是一种不安天命。

他记得，自己曾不止一次向夫子请教什么是天命，但夫子总是笑而不答。有次子路也忍不住了，不顾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向孔子问起了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但子贡也常常看到，散步的时候，夫子会突然停下脚步，痴痴地望着天空，很久很久，不说一句话。

孔子的坟墓没有预料中的高大（我本以为起码会垒成一座小山），最高处也只到旁边几棵柏树的半腰，坡度平缓。竖有两块墓碑，都是篆书——前面高的是明代所立，“大成至圣文宣王墓”；后面矮小近一半的是元碑，“宣圣墓”。

在因为年代久远而显得斑驳的墓碑前，我抬起了头。从林梢掠出一只不知名的灰色大鸟，清脆地鸣叫着，在空中滑过。

与天对视的孔子，到底看到了什么——

那不可及的高处，有没有一双巨眼，俯瞰着这茫茫大地？有没有一只大手，时刻准备着援救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芸芸众生？

“五十而知天命”，五十岁的孔子，到底知晓了什么样的天命？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迅雷风烈，必变。”在狂风暴雷的自然之威前，孔子神色为之转变，这是一种对天的畏惧吗？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过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啦！’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哪，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地平静了。”（《新约·马太福音》）

面对天地，与耶稣相比，是孔子缺少自信吗？

我想，答案可能就在“仁”里。“仁”，孔子终极的人世道德标准，几千年来，对它的探讨已经太多太多，但我在孔林，在孔庙，在曲阜，所思考的“仁”更多的是孔子之前的本意。

中医至今有个病征：“麻木不仁”；这里的“仁”，指的是知觉。中国历史上，巫和医的出现比儒早许多，有知觉，应该是“仁”的初始意义。

那么，孔子的“仁”，能不能理解为一种破除坚冰的柔软，一种回归善良的敏感呢？卸下重重盔甲，袒露婴儿般的纯真，去感受心脏在胸口跳动，血液在脉管汹涌，去感受花的芳香，鸟的鸣唱，山的巍峨，水的悠远——在你被自然勃发的生机感动的同时，低下头，再去感受自己的、亲人的、路人的，甚至仇人的欢乐、悲哀、痛苦、无助……

孔子认为不分等级贵贱，所有人都有“仁”的权利和义务——无论什么法则，包括《周礼》，必须以“仁”为根基才是有血有肉的——所以他广开门墙，欢迎着每个有心前来皈依“仁”的人们。

如果说耶稣的神力来自天上，那么孔子的“仁”扎根于大地。它不是一张劈头盖下的钢铁巨网，而是波心的一点涟漪，草上的一缕清风，慢慢荡漾，柔柔捋过，一圈圈，一浪浪，将优美的曲线从容地扩散到浩渺的地平线外。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孔子的教诲，从来就不是生硬的，他更喜欢用琴声说话。提按揉捻，修长的手指在五根弦上如大雁低翔，弦上生起的声波，像清晨的露珠，从竹叶尖上滴向脸颊。不知不觉，“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暴戾之气消散无踪，眉宇之间清凉如水。

此时再看炊烟袅袅的人间，如此广博，如此亲切，如此温暖，刀枪剑戟铿然坠地，每一张脸上都不禁热泪盈眶——孔子的畏天命，在迅雷风烈时的色变，岂不正是一种对天地生我载我的感恩与共鸣吗？

这也许就是孔子的“下学而上达”吧：学习一些平常的知识，却能渐渐了解高深的道理。下无过地，上无过天，《圣经》中也曾有过一座试图联通天地上下的巴别塔：“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

但随着高塔逐渐接近天堂，上帝恼怒了，于是他变乱了人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造塔工程因为无法协作只好停了下来。

《圣经》常常令我感到天堂与人间的一种疏远和对立，上帝的牧鞭无情地从天而降；但《论语》却令我看到孔子用仁爱搭建了一架直通天堂的云梯，率领着人们一步步向上攀登。

或许，孔子后来已经不去思索究竟有没有一套天意压制或者指导着人间，他甚至可能会觉得，其实根本没有必要去探求天意：如果天心温暖，天道人道无疑朝着同一个方向；如果没有天意，甚至天意凶险，那么人们更应该站稳脚跟，相互救助，提携搀扶，靠自己的双手抗击厄运、建设乐土——让心灰意懒的人们去讥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吧，即使同样毁灭于不可挽回的灭亡，直立着行走永远比坐而待毙更有尊严。

同一片天，耶稣与孔子，究竟谁看得更清楚呢？我比较着两位临终的圣人。

从那个被祭奠的梦中醒来后，孔子背着双手，拖着拄杖，缓缓地踱到了门外。

“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孔子一边悠闲地看着东方鲜艳的朝霞，一边反复低吟这几句昨夜萦回在梦里的歌。然后，他平静地告诉身边的子贡，说自己的时间已经到了。

“负手曳杖，逍遥于门，歌曰”，面对死亡，孔子的表现是如此淡定和安详，尽管歌词忧郁，但依然符合他一贯的“哀而不伤”；而耶稣却用最后的力量在血淋淋的十字架上大声喊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新约·马太福音》）语气凄厉，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圣经》上说，耶稣死亡的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但那天从正午开始，“遍地都黑暗了”；耶稣临终，看到的天是一团混沌。

我仰望着孔林的天空，渐渐地，渐渐地，恍惚听到从大地深处传来一阵阵符合古琴韵律的声音：树木伸展根系时与泥土摩擦的沉闷声音，嫩芽膨胀迸裂的清脆声音，茎枝吸水拔节的空灵声音……

墓前的祭台并不很宽敞，但从汉光武帝、北魏孝文帝、唐高宗、唐玄宗，一直到康熙、乾隆等很多位著名的皇帝都曾在此恭恭敬敬地祭拜过。不过进入20世纪后，这个祭台也不时受到不以为然的质疑。

1933年，史学大师钱穆带领学生远游齐鲁。拜谒曲阜时，学生们一改游泰山、大明湖的兴高采烈，“既无慕古朝圣之心理素养，风气感染，徒觉疑团满腹”。

在孔林，钱穆嘱咐大家必须行三鞠躬礼，学生们虽然照着做了，但钱穆看得出，他们不过“例行公事，兴趣价值俱减”。

钱穆很感慨，他指着孔林中林立的碑碣告诉学生，这些碑大都是金元以后所立，北宋以上的很少，“当时中国人受异族统治，乃不得不更尊孔，使外族人亦知中国有此人物，庶对中国人不敢轻视”。

“现在你们都说孔子从来为专制皇帝所尊崇，以便利其专制。那么请读读这些碑文，难道真是当时的中国人唯恐外族人不易专制，特意教他来尊孔的吗？”

学生们默默无言。

钱穆暗叹一声，再一次朝着孔墓深深弯下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