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慈善殖民地

伦敦的慈善家们竭力要在佐治亚实现欧洲之梦。他们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在美洲可能做到的事，不如说是在欧洲未能办成的事。他们关于新殖民地的理想乃是英国人心目中殖民地应有的模样：边疆的卫士，伦敦苦命失业者的栖身之所，亚热带的珍贵资源。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新英格兰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的梦想也是欧洲经验的结晶，但他们有神学的理论。

十八世纪英国社会诸方面中，没有比安全与依附更可贵的了。安全就是在一个熟悉和可预见的关系网中生活的保障。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中的乡绅奥尔沃西和韦斯顿就是安全的象征。这种安全，英国中产阶级本身能够享有，偶尔其依附阶层也能沾点光。作为治安推事、体面社会的台柱、行善者、匡弱扶危的人和国家利益的卫士，这个血肉之躯的乡绅并不仅仅是虚构的。他所体现的安全的对应面是依附，即老实的农民依附于乡绅，乡绅依附于贵族老爷，教区长依附于主教，作家依附于资助人，就连高贵的埃格蒙特勋爵也要依附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和英国王室，才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正是这些以及另外许许多多种依附关系，给英国生活带来了为许多人所享有的安全和舒适。这样一种制度当然要求每一方心甘情愿地接受他方为之安排的角色。英国生活的独到之处及其与新世界生活的差别，莫过于这套万无一失的关系了。除了因圈地运动或早期工业化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和有时漂泊不定的流浪汉之外，人人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只要按要求去做，就有希望按自己的身份体面地生活。

对于被这个古老网络束缚住的人来说，美洲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解脱。富兰克林在劝导可望去美洲的移民时，不以某一公道雇主的仁慈慷慨相诱，而以这边生活的流动性和大有可为相许。正是这种可为性在十八世纪后期激起了克雷布科瓦的热情：到了美洲，这位缺乏独立精神的欧洲人就开始有了自己的人生意志——当然往往要冒点儿风险——而正是这种冒险精神使他成为一个美利坚人。风险、自发、独立、主动、漂泊、流动和机遇交杂在一起，就是美利坚生活的情趣。即使美利坚的平等理想，也不可能自上而下地强加于人。

但是，佐治亚移民的命运却操在捐助人的手里，他们因此而遭殃。投资家追逐利润，而捐助人则追求抽象的目标。投资家只要投资能有相当不错的收益，就不会对他们投资企业的经营方式过分追根究底，但施主们的红利却是要按自己的特殊方式行善。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人也不例外。

殖民地创建者们的慈善动机载入了殖民地的特许状，其中明文规定，任何受托管理人不得担任任何官职，也不得占有任何土地或由此获得任何收入。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据说只能是为移民或为大不列颠谋利益。尽管兴起过冲击佐治亚的受托管理体制的抗议风暴，但从未提出过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有哪一位受托管理人哪怕是在精神上违反了信托的条款。

那些受托管理人亲自大量捐款资助殖民地。正如奥格尔索普有一次宣称的，他“不仅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身体健康”和声誉，而且在创业的五年中拿出私蓄三千英镑；到1744年为止，他已垫支了九万多英镑，主要用于军事目的，这笔钱后来议会一致通过如数给予偿还。英国人民小笔捐款很多而并未指望偿还。埃格蒙特勋爵在他的日记里写道，1733年6月的一个晚上，“一位无名氏通过一名守门人捎给我三十英镑，以资助佐治亚穷人”。全英各地开展了布道活动，呼吁捐款。爱德华·德波弗里爵士去拜会受托管理人，如数献出他父亲留下捐赠给慈善事业的一笔五百英镑遗产，外加他本人大致相同数目的一笔捐赠。受托管理人还一再地接受类似人物的委托。头八年中，私人认捐筹得一万八千英镑，这表明了成百成千善男信女的友善之心，他们踊跃地把自己不多的几个先令扔进了捐款盘。

可是，这点钱远远不够。私人慈善事业无法资助那么大的事业。这一冒险事业的慈善目的以及它对帝国防务的意义，一再促使议员们通过直接的议会拨款来资助佐治亚。在受托掌管期届满之前，议会拨款总数达到十三万英镑。以往——除了用于纯粹军事目的者外——英国政府从未拨出公共基金资助它的任何一块殖民地。

这些补贴产生了严重后果。既然佐治亚的公共开支由英国慈善家捐赠或由英国政府拨款包了下来，殖民者就不用纳税了，从而任何一届议会亦不需要征税。这样过了多年，佐治亚还丝毫不具备自治的基础。这块殖民地的移民本来大概只配在伦敦蹲监狱，或者失业流落街头，而今成了社会受益人。作为这个社会的被监护者，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怨天尤人。

伦敦的慈善家们精心规定了他们所设想的殖民者的需要。从“1735年法规”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关怀的程度。仓库管理员弗朗西斯·穆尔的记录写道：

受托管理人今年想在佐治亚另辟一个县，并建立一个新镇。

他们将给遣送来享受施舍的人，每人一件值岗风衣，一支步枪和一把刺刀，一把短斧，一把头，一把手锯，一把铁锹或铲子，一把大锄和一把小锄，一把手钻，一把刮刀，一只铁壶，一副锅钩，一只煎锅；每个区或每个村给一盘公用石磨。每个劳动力（按受托管理人酌定的分量与时间拨给）一年安家之用可得牛肉或猪肉三百十二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一百零四磅；劳作时每人每天一品脱浓啤酒，不劳作时不给；五十二夸脱蜜糖供酿造啤酒之用；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盎司调味品，十二磅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十二夸脱灯油，一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对这些人的母亲、妻子、姐妹或子女，即对于十二岁以上者一年分配的份额如下（发放办法同前）：二百六十磅牛肉或猪肉，一百零四磅大米，一百零四磅玉米或豌豆，一百零四磅面粉，五十二夸脱酿啤酒蜜糖，十六磅奶酪，十二磅黄油，八盎司调味品，十二磅糖，四加仑醋，二十四磅盐，六夸脱灯油，半磅棉纱，十二磅肥皂。

七岁以上十二岁以下者每人可得上述份额之半，被视为半丁。

两岁以上七岁以下者每人按上述配给得三分之一，谓之“三一丁”。

受托管理人支付移民由伦敦到佐治亚的船费；航行途中每周四天吃牛肉，两天吃猪肉，一天吃鱼……

对迁往佐治亚的移民提供的这种给养，听起来像是管理得当的监狱或雇佣军的样子，而不像是到新世界寻找出路的殖民地自由民。

受托管理人及其评议会（佐治亚的政府机构，开会地点则在伦敦）的会议记录弥漫着家长制气息。据说该殖民地的官库总管托马斯·考斯顿曾当众宣布殖民者“既无土地、权利，亦无财产；受托管理人授予的一切，受托管理人可以随意收回”。凡军官分外英勇者，奥格尔索普必吁请受托管理人予以犒赏，因为“若不实行有功者奖、失职者罚，任何社会都不能生存”。如果萨凡纳出了一位中小学校长或助产士，伦敦的受托管理人就得在当年预算中加上补助款项。无论是拨款买一口平底锅，还是拨款为萨尔茨堡来的二十六名妇女缝制围腰，受托管理人都一样地郑重其事。一言以蔽之，受托管理人亲自经管这些素不相识、生活在他们从未见过的土地上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在1735年7月的一次会议上，受托管理人一致宣布：“本托管会要做的事总是正确的，人们应当相信我们。”统治者的这种傲慢态度，或者充其量是恩赐态度，滋长了被统治者的依赖与不满。佐治亚的移民们对发给他们的食品、住房和农具怨声载道，盼望或要求远在伦敦的慈父们给予补偿。第一年得到事先保证的补助以后，仍感生计艰难的移民要求第二年再给补助。受托管理人除依允外别无他法。受托管理人为使殖民者满意和提供良好供应所作的努力推迟了殖民地独立之日的到来。

早在1739年，珀西瓦尔勋爵就认识到，如果慈父般的政策继续下去，财政上将难以为继。尽管主持者身不由己，愈陷愈深，殖民者却并不见兴旺发达。在佐治亚，这些穷苦的英国城里人不仅吃尽性格软弱之苦，也因其缺乏拓荒者的技能而无所作为。过不多久，受托管理人便不得不承认穷人“在英国无用，到佐治亚来也一样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