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至善论的祸害

从欧洲史的观点看，贵格会教徒的引退只是一个教派未能掌握住政权的又一实例。但从美国史的观点看，却远不止此。它展现了美国对于教条的独特考验，在这个实例中则是以贵格会派教义自身中的具体矛盾为特征的。贵格会派在宾夕法尼亚的经验可以从三个倾向来叙述，它们将帮助我们理解贵格会教徒执政失败的缘由，以及促使他们虽遭受严重考验，仍一意奉行教义的因素。

洁身自好和至善论。虽然佩恩起初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从事神圣的实验和在友爱基础上建立一个社会，但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派领袖们却表现了一种对自身灵魂纯洁的不懈的关注，有时简直入了迷。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掌权的贵格会教徒对于自己的原则，似乎比对于这个殖民地本身的幸福甚至其生存更为关切。在无保留地赞美这种坚定性以前，我们应该先看看它对于一套健全的贵格会派教义的生存，对于其他许多人——按照贵格会教徒自己的看法，这些人有权在美洲生活和获得成功——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不知怎地，贵格会教徒在受到考验时，总是选择使他们自己不受玷污的解决办法，即使其他人可能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他们为避免宣誓，牺牲了刑法的人道原则。贵格会中的极端顽固分子避免了黩武主义的玷污，信守了自己的反战声明，但与此同时千百名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却在宾夕法尼亚西部遭到印第安人杀戮。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许多前来促使宾夕法尼亚教友更加顽固的英国说教者激励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清白”，即使在荒野中也必须是“荆棘丛中的一朵百合花”。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强烈要求“像其他地方的教友那样留心自己的事情”。对一个贵格会教徒来说，留心自己的事情意味着追求自己原则的纯洁。这种内省导致他对身外的现实——印第安人的性格、西部边境遭受的威胁，以及其他人的利益——一概视而不见。服从上帝的意志使他漠不关心日常生活的潮流。

威廉·佩恩早在1701年就强烈主张：“让我们尽自己的责任，而把其他事情留给上帝。”战争不应由人，而应由上帝进行；政府只应由上帝废立。富兰克林一类人由于“不能相信上帝将保护那些不注意运用其合理防卫手段的人”，会不断地面临道义问题。但贵格会教徒认为，所有这样的问题都能预先被解决。约翰·伍尔曼等贵格会圣徒努力追求“完全顺从……一种信仰：我主乐意指派给我的一切都将促成美善”，他们劝人在社会自谋生计的同时刷新自己的灵魂。然而，无论是洁身自好，或是顺从上帝的独断，都不能抵挡好战的敌人，也不能在荒野中建立一个社会。

世界主义。宾夕法尼亚实验的特点之一，在于美洲贵格会教徒处于来自远方的不断的说服、监督和审查之下。伦敦年会很有权威的支配者们虽然远离美洲的危险、机会和挑战，但他们的影响阻碍了贵格会派的教义正常地适应美洲的生活。

公谊会成了一种追求和平与基督教原始完美的国际密谋集团。美国革命后若干年，托马斯·杰斐逊把他们称作“一个……在英国母会指挥下同心协力的教派。他们像犹太人那样分散，但仍像犹太人那样构成一个民族，同他们居住的国土格格不入。他们是新教的耶稣会士，无保留地献身于上级的意愿，在其执行本教派的政策时把对国家的义务忘得一干二净”。来自伦敦年会的使者力图按照国际贵格会派的利益来塑造宾夕法尼亚的政策。只是间或在偶然情况下，例如在他们敦促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放宽对死刑的运用以避免宣誓时，这种利益才碰巧导致了妥协。更经常的，是他们促使美洲的教友们墨守正统。在1756年紧张的日子里，约翰·福瑟吉尔博士，以及来自伦敦的约翰·亨特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这两位使者，同美洲的极端分子一唱一和。他们竭力主张贵格会教徒退出政府，这样就可以使他们的和平主义原则不被玷污。在这方面，英国贵格会派组织的利益支配一切。

来自英国的压力并非只是间或才有的。巡回传教士接连不断地到来，他们把世界贵格会派的“新鲜”潮流甚至带到了小村庄和边远地区。从宾夕法尼亚建立到美国革命爆发这不足一个世纪的时期里，外来的男女传教士达一百多人，其中大多数来自英国。殖民地贵格会派的主要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B·托尔斯叙述了一个公谊会的“大西洋社团”如何在这个时期形成。1670年后，英国贵格会教徒的目光转向西方。巡回传教士们建立和保持了这个横跨大西洋的社团，并像乔治·基思所说的那样，“使贵格会教徒如此刚毅”。虽然他们经常向已经皈依的教徒布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软弱疲沓的陈词滥调。他们鼓吹的是烈性药。他们继承了早期贵格会殉道者的精神，他们的欢颜和勇气十分引人注目。约翰·福瑟吉尔博士的兄弟塞缪尔·福瑟吉尔是其中的一个。1755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至今在美洲大陆上已经旅行了2550英里，其中1750英里是骑马走过的。这是一头极好的牲口，幸好费城附近一位朋友把它给了我，只费了我五英镑。它步履轻松稳健，虽然有时和它的主人一样吃得很差，有时甚至没东西吃，但我俩仍心满意足地缓步前行。

然而，不管是否心满意足，这些传教士给自己规定了一个艰苦的任务：充当荒野中的耶利米，使美洲的贵格会教徒想到自己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使命。

他们的布道主题是勿受富裕诱惑，保持公谊会本色。某些人留了下来，如1698年来自英国的托马斯·乔克利。他四十多年里一直是费城月会的成员，从未丧失作为传教士、狂热信徒和先知的那种精神。他在1724年的记事录中写道：

在费城月会中，我想让人们知道：上帝把精神上的和尘世上的福祉恩赐给该城和该殖民地的子民，并使这块土地肥沃富饶，众多居民可由此丰衣足食，因而他现在期待他们报以虔敬和美德。假如他们不更紧密地追随我主耶稣基督，他那赐予他们天恩地福的圣手就会执鞭惩罚他们，而且他已经轻轻打了他们几鞭。

这样的怨诉自然是清教的新英格兰所熟悉的，它们在宾夕法尼亚要不是同威胁性的坚持关于某些来世的教条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在这些教条中，主要的当然是和平主义原则。早在“乔治王之战”即将开始的1739年，乔克利就周游这个殖民地，竭力要求教友们不要插手。从英国来访的牧师们，如1756年首次到此的威廉·雷基特，到处指责宾夕法尼亚人为殖民地的防务担心，“某些人一直在介入和干涉此事”。因此，纯粹真理是从海外输入，使人们免遭谨慎之祸。

要求普遍性有助于加强贵格会派，同时却削弱了它在美洲社会中的影响。对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来说，同英国的紧密联系就是同正统观念的联系，是在新大陆的风浪中维持安全的一个巨锚。1700年，费城的一名贵格会教徒艾萨克·诺里斯夸耀自己和批评新英格兰基督教的地方主义说道：“你们新英格兰的所谓牧师似乎对宗教满怀热情，但只具有一种实际运用的特殊能耐。他们的眼界超不过自己的狭小范围，因而不考虑上帝博爱万物的普遍性。”但是，没有这种“实际运用”的本领，任何教会都无法把它的训诲融合到社会心理中去。

孤独自守。费城的贵格会教徒遵从伦敦年会的旨意，却不同自己的邻人交往，而要统治这片辽阔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他们就必须了解这些邻人。毫无疑问，贵格会教徒视顽固为原则纯正，视刻板为信仰坚定。但某些较有眼光的同代人从这些美德中看到了隐患。1705年，威廉·佩恩本人在英国气恼地写道：

在美洲掌权的人们很容易染上虚荣过度的习气。他们曾是这里的无名之辈，到那里爬上了各种微不足道的名位，于是自以为至高无上，好像不存在他们应当向其交代的未来的最高审判似的。因此，我有时想如果有一项法律，规定各殖民地的掌权者轮流返回英国，使他们在一大堆显要得多的海关官员、交易所经纪人和国会议员中间重新成为无名之辈，他们就会在回美洲后大大矫正自己的行为，变得比较谦虚温顺，比较适于执政。同时，我祈求上帝不要让他们毁了自己。

在那些考验他们的原则的重大危机中，刻板的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对其邻人不屑一顾，把他们看作已丧失上帝特选子民的资质，成了“失去咸味的盐”。本杰明·富兰克林反对某些政策，是因其对贵格会教徒另作对待，而访美传教士约翰·福瑟吉尔之流却正因此而赞成这些政策。富兰克林希望可恶的民兵税的通过将把珍珠和鱼目、虔诚信徒和伪善者区分开，从而“去伪存真”。对福瑟吉尔之流来说，退出政府似乎不是逃避责任，而是体现了祈求“生活于和平和安宁之中，像其他各地教友一般关注自身”的愿望。

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的孤独自守有几种形式。它首先是地理上的。由于一些原因，他们没有被卷入西进移民的浪潮，而这个浪潮把一批又一批爱尔兰人、苏格兰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卷过阿勒格尼山脉，直至宾夕法尼亚西部的边远村落。他们从一开始，大都或者在费城及其近郊，或者在费拉德尔菲亚、切斯特和巴克斯这三个“贵格会派县”中的一个县定居和发家，从而密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直到1770年左右，才有贵格会教徒移居宾夕法尼亚西部。因此，有一种指责说：正当其他人历尽艰险之际，他们却在富裕的都市里养尊处优，这并非没有根据。更严重的是，这使他们不能分享他们殖民地的同代人所共有的独特经验。要是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同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一起移居边远地区，他们本可以较好地理解西部居民对印第安人的态度，而不那么顽固地坚持他们的和平主义正统观念。

甚至体现在佩恩第一个施政大纲中、并继续被奉为原则的关于宗教自由的信念，也促使贵格会教徒处于少数地位，并最终陷于孤立。大多数贵格会教徒停留在他们最初的东部拓居地。与此同时，路德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各派教徒，甚至天主教徒纷至沓来，对他们形成包围之势。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建立后不到半个世纪，贵格会教徒只能把自己称作——用佩恩的预言来说——“我们自己本乡的持不同教见者”。

贵格会派的教规要求教友们孤独自守。与本教派以外的人通婚会遭到非议，或被禁止。一个正在追求非贵格会派女子的年轻教友会得到正式警告：不要被她的魅力迷了心窍。贵格会派教会表面上为了和平和教友情谊，要求成员们把争端提交教会仲裁，而不要诉诸正规的法庭。他们甚至组织起“友好协会”，以便越过政府和印第安人打交道。他们以这些方式使自己处于法律之外，以教派的原则筑起自囿的围墙，并利用对“良心的纯洁”的关注，使之固若金汤。

要是贵格会教徒试图劝说别人改信他们的教义，他们本有可能推倒这些围墙，变得比较讲求实际。然而他们对自身纯洁的关切，超过了改良社会的愿望。那些到马萨诸塞海湾旅行的贵格会教徒主要不是去赢得皈依者，而是要去证明自己为真理捐躯。或许没有哪个同等规模的教派拥有这么多“传教士”，而赢得的皈依者却这么少。贵格会派传教士不管是来自海外，还是来自该殖民地内部，大都只是对本派教徒传教。精力充沛的传教士们访问了一个又一个贵格会派教会，只是为了使公谊会免于犯鸡毛蒜皮的过错，而并不去向其蒙昧的邻人灌输真理。

约翰·丘奇曼讲的一件轶事表现了他们的自命正直和僵硬刻板。十八世纪五十年代，他为传教而漫游四方，其间他和他有时一顾的理发铺的一位勤学好思的理发匠相识。一次，这个理发匠自豪地拿出一本相当艰深的代数书给他看，说一直在自学这本书。丘奇曼道貌岸然地答道：“我说，这对某些人可能有用，但我不学代数照样能掘土耕地，就像他不学代数也会剃头一样。此外我还认为，静修铭刻于我心中的上帝的律法，是更为有益、更令人愉快的学习，这样我就能体面地走在他面前。”一个清教徒在这种情况下，会赞扬这个理发匠的勤学精神，表示对他所学的东西感兴趣，最后可能还会说上帝本人是最伟大的代数学家。清教的理智性和教条性使好钻研的清教徒能从每件小事中看到通往上帝之路。但贵格会教徒却满脑子都是自我纯化的繁文缛节。他以神秘主义者的顽固拒不承认敌人手握大棒，即使它打破了他自己和别人的脑袋。同英国贵格会派的密切联盟以及美洲贵格会派的孤独自守，使其教条免受一种最具腐蚀性的考验——日常生活经验的考验。

最后，贵格会教徒把没有教条这一点当作教条。他们的主要信条之一是真正的基督徒不能有信条。这使贵格会教徒丧失了那种使清教徒能逐渐把加尔文教改造得适应美洲生活的那种神学保障。贵格会教徒老是提心吊胆，认为每个妥协都是失败，变革任何事物都可能丧失一切。他的教义充满了神秘的狂热，如烟雾弥漫，因此他无法辨明什么是殿堂的基础和支柱，什么是用作装饰的奇形怪状的雕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