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追求殉道

对于1620年的“移民始祖”、清教徒以及贵格会教徒来说，美洲似乎提供了一个按计划缔造一个社会的机会。躲避迫害对他们来说或许不如登上统治地位那样重要。美洲不只是逃离牢笼的一条出路，它提供了一个荒野中的宝座。命运的这种迅速变化总是扭曲了人的性格，而从未有什么变化比早期殖民时代美洲土地上发生的剧变更令人头晕目眩的了。

清教徒们由于在新英格兰创立各种制度而滋生了一种俗人的自豪，这冲淡了他们的天命意识和对上帝全能的信念。清教徒的成功即使不是由于美洲清教作为一种不妥协的神学逐渐衰落而成为可能，也是与这一衰落相伴随的。贵格会教徒的成功却提供了一个截然相反的对照，因为正值上台施政的机会到来之际，他们反而宁愿保留纯粹的贵格会宗派，而不去建立一个具有调和折衷的贵格会派味道的大社会。

英国贵格会派是作为一个抗议运动发端的。用乔治·福克斯的名言来说，贵格会教徒认为“每个人都由基督的圣光得到启示”。但这种神学就像大多数其他的人类学识那样，只能蒙蔽人们的眼光。福克斯这位英国贵格会的创始人在《记事录》一书中写道：

医生、牧师和律师这三种人由于智慧、信仰和上帝的公道与法律统治世界。医生自命医治人的肉体，牧师自命医治人的灵魂，而律师自命保护人的财产。但在我看来，他们都依靠智慧、信仰和上帝的公道与完善的法律。

在英国，贵格会教徒一直是少数派，他们愤世嫉俗，抨击时事。美洲最早的贵格会派教徒也是如此。其他人在这里看到了不受妨碍地实行其正统观念的良机，而贵格会教徒却坚韧不拔地追求殉道。一位协助运送移民去美洲的英国贵格会主要人物威廉·迪尤斯伯里表达了这种精神。他说，他“进监狱就像进宫殿一般快乐，身陷囹圄而高歌颂扬我主，视脚镣手铐为珠宝饰物”。从这个观点出发，前往美洲殖民地的早期贵格会派移民寻求并找到了丰富的饰物。他们不愿在罗得岛殖民地居留，因为那里的统治者拒绝迫害他们。罗得岛的审判法庭说：“我们发觉，本殖民地上述人员最不愿意去这样一些地方：在那里他们被容许自由表明态度，遭到的仅仅是辩驳。”

任何不了解殉道者的神秘精神和性格的人，都会对早期贵格会教徒在美洲的活动大惑不解。这些男男女女不仅“宁为纯粹真理而死，不为半真半假而生”，而且还前赴后继地追求苦难，跋涉于千里荒野，冒险于印第安人和野兽出没之地，去寻觅殉道者的桂冠。以前大概还从未有过为了享有为上帝受苦的欢乐而如此历尽艰难或长途跋涉的人。十七世纪美洲贵格会教徒在寻觅死难方面所表现的极大的勇气和坚韧，只有柯提斯寻觅阿兹台克人的宝藏或庞塞·德利昂探寻青春之泉才能与之相比。从未有人像贵格会教徒寻求荆棘之冠那样急切地追求一项奖赏。

英国“教友们”（贵格会教徒如此称呼自己）为美国贵格会教徒甘受新英格兰清教徒虐待而感到骄傲。早在1659年，汉弗莱·诺顿所作《新英格兰之旗》一书就讲了他们受苦的故事。乔治·毕晓普也在英国写了一本《殉道者书》，于1661年首次发表，以后又以《圣灵所评判的新英格兰》为题重印过几次。在这本大部头著作中，他搜集了许多惨痛的故事，描述去马萨诸塞海湾的贵格会教徒如何遭受惩治。

“教友们”古怪和无畏的精神可以从几个例子中得知一二。萨拉·吉本斯和多萝西·沃在罗得岛平安无事，却于1658年离开那里，主要靠步行从纽波特前往马萨诸塞的塞勒姆。他们在三月的暴风雪中摸索前行，夜间睡在树林里，最后总算到达目的地，未受骚扰地进行了大约两周的布道活动。然后他们“内心受到驱使”，前往波士顿。在那里，他们遭受了一顿意料之中的残酷鞭笞，接着被撵回罗得岛。同年夏天，乔赛亚·科尔和托马斯·瑟斯顿走得更远，以便为真理而受折磨。他们从弗吉尼亚前往新英格兰，途中“穿过不为人知的野径、广袤的荒野和无人居住的土地”。萨斯奎哈纳的印第安人怜悯他们，把他们带到新阿姆斯特丹，并在瑟斯顿重病时予以照料。就像许多其他人那样，这两个人在灵魂深处感受到贵格会教徒所说的“火焰和大锤”。他们终于到达新英格兰后，首先对印第安人，然后对白种殖民者布道，直到被关进监狱和最后被驱逐出这个殖民地。

最为坚韧不屈的殉道者之一是克里斯托弗·霍尔德——“新英格兰贵格会英勇的使徒”。他于1656年从英国来到这里，宣传本教派的福音。1657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上午在塞勒姆，他竟大胆地在牧师布道完毕后发言，没说上几句就有人揪住他的头发，而且“你们的教徒和官员中的一个人狂暴地用手套捂住他的嘴，接着便愤怒地把手帕塞进去”。尽管已被驱逐过至少一次，但他和同伴们仍坚持布道。他们被押解到波士顿，殖民地总督和副总督怒不可遏，对他们施以超出了任何现存法律的残酷刑罚。关于他们受刑的叙述惨不忍睹，但它有助于我们理解贵格会教徒试图为他们的真理所付出的代价。首先，这两个贵格会教徒各被抽了三十鞭，鞭子用三根绳索缠结而成，鞭笞过程中一位旁观者晕了过去。接着，他们在一间空无一物的斗室里被关了三天三夜，没吃没喝。然后他们在监狱度过了九个星期，其时正值新英格兰的隆冬，牢房内却没有生火。根据特别指令，囚犯每星期捱两次鞭笞，第一次十五鞭，以后每次增加三鞭。霍尔德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出狱后乘船前往巴巴多斯，在那里度过了冬天，然后回罗得岛不受干扰地宣讲其信条，但这并不能使他满足。1658年8月初，他在马萨诸塞的德达姆被捕，再次被押解到波士顿，在那里被割掉了一只耳朵。

新英格兰的清教领导人并非虐待狂，但他们同样是一心一意的人，他们孤注一掷地远航三千英里去寻求自己的机会。他们希望不受干扰地实行自己的正统观念，根据自己的模式建立天堂。贵格会教徒（或其他任何人）有什么权利进行干涉？清教徒并非故意搜索贵格会教徒以施惩罚，后者是自讨苦吃。这些狂热者为何不呆在容忍他们的罗得岛，让清教徒干自己的事？或者像一位清教牧师在辩解那场险些使贵格会教徒威廉·布伦德送命的鞭笞（用涂上沥青的鞭子抽打一百十七下）时所说的那样，他“设法使《福音书》的旨意遍体鳞伤”，似乎不是把他打得遍体鳞伤。

马萨诸塞历任总督在试图排斥贵格会教徒方面束手无策。他们加重施于闯入者的法律惩处，恰恰表明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多么不理解。如果他们对贵格会教徒有较多的了解，他们就会预见到这只会使他们的殖民地更能吸引殉道的追求者。马萨诸塞海湾的公众并不存在要用死刑惩治贵格会教徒的狂热，但这样的法律却于1658年以仅仅一票的多数在议会下院通过后颁布了。

不久以后，另一批贵格会教徒怀着（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称之为）一种扑不灭的火焰，抛弃在罗得岛的安全环境，到达波士顿。他们“受命于”上帝，前来“面对你们血腥的法律”。他们不怕死，准备迎接任何劫难。艾丽斯·考兰甚至为那些期待牺牲的人带来了裹尸布。这些不速之客中有个人叫威廉·鲁宾逊，1659年下半年他在波士顿的监狱中写道：

我曾同我亲爱的兄弟克里斯托弗·霍尔德一起，旅行于罗得岛的纽波特和丹尼尔·戈尔德会所之间，当时在我心中响起了主的话音，它立刻使我充满了生气和力量以及神圣的爱。他以此驱使我去波士顿。我为主的意愿献出生命，以此为他效劳，让他在指定的那天用来在那里显圣。我立即服从这神圣的话音，不问主将如何完成此事……从此至今我自愿捐弃自身，只服从主的意愿，不管我自己的躯体遭到何种命运……我是主的孩子，哪敢丝毫怀疑主。我宁愿献出生命，也不使主蒙受耻辱。

玛丽·戴尔离开在纽波特的丈夫，去波士顿追求危险和反抗邪恶，她的故事显示了清教徒在成全贵格会殉道者时的不安，也显示了贵格会教徒在追求殉道的桂冠时的坚韧。这是殉道史上最感人的故事之一，值得在此重述。玛丽·戴尔在1659年初秋到达波士顿后不久，她和伙伴们（包括一名十一岁的女孩佩兴斯·斯科特）便被勒令离境（违者处死）。在纽波特待了不多时候，她又去波士顿。她这样解释说：“你们想竭尽全力，来制止你们所谓的该死的贵格会教徒来到你们中间。你们不会达到目的的。他无疑在你们中间有着种子。为了你们，我们一直受苦，现在仍然受苦。”1659年10月19日，她与同伴威廉·鲁宾逊和马默杜克·斯蒂芬森一起受审。第二天，在一场谴责他们的布道之后，总督恩迪科特宣布判他们死刑。玛丽·戴尔对此答道：“上帝的意愿实现了。”当执法官把她押走时，她不动声色地说：“是的，我会高高兴兴地走的。”

一星期后，这三名贵格会教徒被押往刑场。玛丽·戴尔夹在两个同她一起被判死罪的年轻男子中间走向绞架，其间鼓声大作，以防他们一路上可能宣讲的任何言语被道旁围观的人群听见。一位官员问戴尔夫人是否为公然走在两个年轻男子中间感到羞愧，她回答说：“这是我在世上所能享有的最快乐的时刻。我现在欢享着圣灵的美好启迪和鼓舞，这是任何人都看不见、听不到、讲不出和懂不了的。”清教官员们仍想剥夺她那殉道者的无比欢欣。两个男子被处死后，玛丽·戴尔被推上绞架。她的手脚给捆起来，脸部蒙上手帕，准备最后绞死。接着像根据一道突如其来的决定，她的绞刑竟缓期执行。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野蛮的程序是事先策划的。玛丽·戴尔受审期间，马萨诸塞议会已秘密决定驱逐她出境，但同时规定将她陪绑，并做出要绞死她的样子。她的死刑所以被暂缓，肯定一部分是因为对自己在英国遭受的迫害仍然记忆犹新的清教公民们于心不安。

玛丽·戴尔对这一恩惠的反应完全符合她的性格。她拒绝接受死缓，除非废除这条法律。然而决心已定的法官们把她放在马背上，驱往罗得岛。他们以为这样就能轻易地摆脱她，但这大错特错了。她的传教伙伴之一约翰·泰勒记载道：“她说，她必须去，她渴望废除这条迫害上帝子民的邪恶法律，她要在那里献出生命。”1660年5月21日，即被驱逐出马萨诸塞殖民地不到一年，不屈的玛丽·戴尔回到波士顿，结果又一次被判死刑。不过，恩迪科特总督这一次坚持要执行这个判决。再次有人呼吁饶她一命。她站在绞刑台上时又再次被允诺免于一死，只要她马上离开这个殖民地。但这一回她却不打算遭到阻挠。她决断地说：“不，我不能……我服从主的旨意来到这里，我按照主的旨意决死无疑。”她终于被吊在绞架上。

不管我们会多么难于理解贵格会教徒在美洲追求殉道的动机，我们不能不赞美他们的勇气。正如威廉·布伦德所写：

我怀着对主的敬畏，在主明鉴之下诚惶诚恐地进一步证明：我身受的鞭笞、监禁和以死相威胁的放逐……由于主赋予我的力量，并不比他们威胁以蛛网缠我手指更使我害怕。

贵格会教徒乔赛亚·索思威克在接连遭受了几次鞭笞后告诉迫害他的人：“这不比你把一根羽毛吹到空中更可怕，并提醒说这并没有伤害他。”甚至持赞许态度的贵格会历史学家鲁弗斯·琼斯，都把激励索思威克的那种精神称为“贵格会教徒几乎过分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