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课后习题详解

1你怎么看待下面这一场论辩的证明力?

告子日：“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中心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之。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孟子·告子上》）

答：（1）两者都使用了类比的的逻辑方法。告子由“性犹湍水也”论证人性无善无恶；孟子同样从这个类比出发，却得出了人性本善。这种大跨度的类比，是因为古人认为天下的道理是相同的，世界具有相同的规律。但是，这种“比论”的借鉴和继承是需要小心的。因为不同事物具有不同的规律，并不一定相通。

（2）在我们今天看来，人的“本性”当然是不能从水的“本性”中推导出来的。今天的人们在新闻评论等论说活动中也非常多地使用类比，可能出现的错误风险不仅在于这种论证方法本身就有的或然性，而且在于类比不当。比如，拿来类比的两个事物并非真的可以归为同类。它们可能在大小、性质、程度上相差悬殊。因此类推不能服人。

（3）论辩双方都把论证建立在比喻上，以“水性”来说明人性，并且各自任意选择了有利于自己论点的解释，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其实不可能由这种方法得出确定的答案，因为水与人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性状。这是古人典型的用比喻代替论证的方法，不适于现代新闻评论。

2下面的论证，分别采用了哪种逻辑方法?

蒋介石说：“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哎呀呀，这么大的力量叫人们吓得要死呢！姑且把政治、经济两方面的力量放在一边不去说它们，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人，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毛泽东《评战犯求和》）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为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答：（1）第一段话用了演绎推理的方法，具体使用了归谬法。

①归谬法是演绎推理的一种实用的反驳形式：即把对方的观点暂时接受为前提，并以此推演下去，直到推出荒谬的结论，以证明这个观点的错误。

②毛泽东先把蒋介石的这句话“要知道政府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无论那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暂时接受为前提，并依此进行推演，既然在军事、政治、经济的每一方面的力量都要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那么单说军事，肯定没有错。结果推出来军事上他们应该由六千多万人，但是显然这个结果是荒谬的，所以也就证明了蒋介石所说的话无非是空口无凭的大话，也就增加了共产党的士气。

（2）第二段话用了归纳推理以及对比的逻辑方法。

①归纳推理是从个别知识的前提推出一般知识的结论。如果有这样一个最新的事实，我们难以单独地对他进行判断，但是我们可以把以前发生过的诸多同类个别事实进行归纳，由此得出一个一般性的判断，再将这个一般性的判断适用于作为新闻的具体事实。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归纳加上演绎的思考过程。

②司马迁的话给人死的意义进行了大范围和层次的分类，得出了两种情况。毛泽东将“为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的人就归纳为“比鸿毛还轻”，而把“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张思德同志”归纳为“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样就明显的表明了作者的价值判断。而且这两方面的对比也加深了两个方面的论说力量。

3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文中“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使用的是比喻还是类比推理?

答：使用的是比喻

（1）喻证法就是用比喻来阐明事理，即用同一类型的通俗、浅显、人们容易理解的事理，来论证比较深奥、复杂、人们不易理解的事理。

类比推理是根据两个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是相同的，而且已知其中的一个对象还具有其他属性，由此推出另一个对象也具有同样属性的结论。

比喻是形象层面的，它只是使表达更生动，更易于被读者理解，并不起到支持论证的作用；而类比论证则是在逻辑论证层面，它的作用更重要。

（2）之所以说“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这句话是比喻而不是类比，是因为“人之老少”是不可以用来论证“国之老少”的，不是逻辑论证层面的，仅仅起到表达生动的效果。

从逻辑上看，“国之老少”与“人之老少”并没有可比性。实际上，“国之老少”只是一种拟人化的比喻，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应该从国家的文化历史资源和当代物质资源、制度资源，以及人民的创造力方面进行论证，不能只从“老少””这种个人的生命周期中单独推导出来。

但是，梁启超不仅在“人之老少”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词汇铺排，即使是在论证“国之老少”时，也仍然按照人的生命周期，推出“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这样一个与当时人们的实际经验不能符合，实际上也没有意义的结论。这个说法当然可以鼓舞信心，但却不能让人信服。因此，这篇文章就不是说理，而是“独断”。读着让人热血沸腾，却没有什么平实、理性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