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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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群氓的时代

在文明的变革发生之前出现的大动荡,比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乍看之下,似乎更多取决于政治鼎革、外敌入侵或改朝换代。但是,如果更加仔细地研究这些事件,我们就会看到,真正的原因一般而言应该是人们观念的深刻变化。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壮观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惊叹不已的事变。文明赖以浴火重生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那些影响观念、思想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是人类思想中这些看不见的变化所带来的看得见的后果。这些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其原因是一个种族中最稳定的东西,莫过于其世代相传的思想根基。

当下这个时代,是人类思想正经历一个转变过程的决定性时刻之一。

在这场转变的基础上,有两个根本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和社会信仰的毁灭,而人类文明的一切要素,都根植于这些信仰当中。第二个因素是,由于现代的科学发现和工业发现,创造出了全新的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

过去的观念,尽管泰半被毁,但依然非常有力,即将取而代之的观念,尚处在形成的过程中,眼下这个时代,代表了一个变迁和混乱的时期。

到目前为止,还很难说从这个难免有点混乱的时期中,有朝一日会演变出什么。继我们之后的那些社会赖以构建起来的基本观念会是什么呢?眼下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不管未来的社会按照什么样的路线来组织,它们都不得不考虑一股新的力量,考虑现时代最后幸存的最高力量:群氓的力量。在从前被视为天经地义、如今已经衰朽或正在衰朽的众多观念的废墟之上,在连续不断的革命所摧毁的众多权威之源的废墟之上,这股在它们的底座之上崛起的唯一力量——看来很快注定要把其他的力量吸收进来。在我们所有的古老信仰正在摇摇欲坠、消失不见的同时,在古老的社会支柱一根接一根轰然倒塌的同时,群氓的力量是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唯一力量,是威望不断增长的唯一力量。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实实在在是一个“群氓的时代”。

将近一个世纪之前,欧洲国家的传统政策和君主之间的竞争对抗,是塑造历史事件的主要因素。平民百姓的意见没多少影响,实际上常常根本没有影响。现如今,没有影响的恰恰是政治上通行的传统,以及统治者的个人倾向和竞争对抗。相反,民众的声音开始占优势。正是这一声音把他们的行为强加给国王们,而国王们的努力就是要留心听取民众的意见。眼下,民族命运的打造,是在民众的心里,而不再是在君王们的会议上。

平民阶级进入政治生活——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他们逐步向统治阶级过渡——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普选权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但一直没多大影响,它的引入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这种政治权力转移的显著特征。民众权利的逐步发展,起初是通过某些观念的传播而发生的,这些观念慢慢被灌输进了人们的头脑里,然后是个人逐步结成社团,致力于理论构想的实现。正是通过结社,这些乌合之众开始获得关于自身利益——这些利益定义得非常清晰,即便不是特别公道的观念——并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民众纷纷创立各种联合会,在这些组织面前,当局相继缴械投降;他们还成立了工会,这些工会不顾所有的经济规律,决意要调整劳动条件和工资。他们选举议会,而政府正是在议会中获得授权,议员们全然缺乏自主和独立,常常沦为推选他们的各委员会的传声筒。

现如今,民众的要求正变得越来越明确,无异于决心要彻底摧毁现存的社会,为的是让它重新回到原始共产主义,那是文明破晓之前一切人类社群的常态。劳动时间的限制,矿山、铁路、工厂和土地的国有化,为了平民阶级的利益而消灭所有上层阶级,等等,这些就是他们的要求。

这些乌合之众不大习惯于理性思考,相反,行动起来倒是很麻利。由于他们现有的组织,他们的力量已经变得十分巨大。我们正目睹其诞生的那些教条,很快就会具有古老教条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专横武断、至高无上的力量,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君权神授眼看着就要被民权神授所取代。

那些深受中产阶级青睐的作家,最好地描绘了他们有点狭隘的观念,他们稍嫌刻板的观点,他们有点肤浅的怀疑主义,以及他们偶尔有点过分的利己主义;这些作家看到这股新兴的力量不断发展,不免深感惊恐。为了跟人们头脑中的混乱作斗争,他们绝望地求助于他们从前不屑一顾的教会的道德力量。他们向我们谈到科学的破产,在忏悔中回到罗马教廷,提醒我们启示真理的教诲。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如今为时已晚。就算他们真的被神的恩典所感动,但类似的手法对民众的头脑不可能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他们并不操心让这些最近皈依的宗教信徒深感困扰的那些事情。今天的民众拒绝接受他们的劝告者昨天曾拒绝、并帮助摧毁的上帝。任何力量(无论是神力还是人力)都无法迫使河水向它的源头倒流。

不存在科学的破产,科学并没有陷入当下的智性混乱,也没有参与创造那股从这场混乱中迅速崛起的新兴力量。科学允诺给我们真理,或者至少是关于我们的智力能够掌握的那些关系的知识:它从来没有允诺给我们带来和平或幸福。它以俯瞰万物的姿态对我们的感情无动于衷,对我们的哀号充耳不闻。我们所能做的是努力与科学为伴,因为任何东西都不能把它曾经摧毁的幻想重新带回到我们身边。

所有国家都看得见的普遍征兆,向我们显示了群体力量的迅速增长,不容我们猜测它们一定会在较早的时候停止发展。不管我们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我们都只能服从。一切跟它据理力争的行为,都不过是白费力气的口舌之争。民众力量的出现,无疑很有可能标志着西方文明的最后阶段之一,很可能完全退回到混乱无序的时期,而这种混乱无序,似乎一直是每一个新社会诞生的前奏。但是否可以阻止这一结果的出现呢?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一个已经衰败的文明,构成了乌合之众最明显的任务。实际上并不只是今天可以追踪到这样的蛛丝马迹。历史告诉我们,从文明赖以建立的道理力量失去威力的那一刻起,那些无意识的、残忍无情的群氓(人们不无道理地称之为野蛮人)就昭示了它的最终瓦解。迄今为止,创造和引导文明的,一直是少数知识贵族,从来都不是群氓。仅仅对于毁灭,群氓才是强有力的。他们的统治总是无异于一段野蛮时期。文明需要的东西包括稳定的统治,纪律,从本能状态向理性状态过渡,对未来的深谋远虑,高度发展的文化——对所有这些条件,群氓总是表现出,仅靠他们自己是没有能力实现的。由于其力量的纯粹的破坏性,群氓所起到的作用,就像那些使衰弱或死亡之躯的解体得以加速的微生物一样。当文明的大厦腐败朽烂的时候,总是平民大众造成它最终的崩溃。正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们的主要使命清楚地凸显出来,暂时,人多势众的哲学似乎成了唯一的历史哲学。

我们的文明难道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有理由担心,情况正是这样,但迄今为止,我们尚不能肯定。

无论情况如何,我们都注定要服从民众的统治,由于缺乏远见,我们已经接二连三地推倒了可能让群氓受到控制的所有栅栏。

对于人们广泛讨论的群氓,我们知之甚少。专业心理学研究者在生活中与他们相去甚远,总是忽视他们,而当他们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这个方向的时候,也只是为了考量群氓有能力犯下的那些罪行。毫无疑问,犯罪群体的确存在,但还有一些品德高尚、有英雄气概的群体,以及其他种类的群体也要予以面对。群体犯罪仅仅构成了群体心理学的特殊方面。不能只通过研究他们的犯罪,来了解群体的心理结构,这样做,无异于仅仅通过描述一个人的缺点来描述这个人。

然而,实际上,全世界所有领袖人物,一切宗教或帝国的创立者,一切信仰的传道者,杰出的政治家,以及更普通领域的小团伙头目,一直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他们对群体的性格有一种出自本能的、常常很有把握的认识,正是他们对这一性格的准确认识,使他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确立自己的控制力。拿破仑对他所统治国家的民众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但他有时候也误解了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误解,才导致他在西班牙,尤其是在俄罗斯,陷入了让他的力量遭受沉重打击的冲突,这些打击注定要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他遭受灭顶之灾。今天,对于那些并不想控制这些乌合之众(这正在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无论如何也不想太受制于他们的政治家来说,群体心理学的知识是他们最后的资源。

只有对群氓的心理获得某种洞察,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多么微乎其微,才能理解除了强加给他们的意见之外,他们多么没有能力坚持自己的意见;而且,要想领导他们,不是凭借那些建立在纯粹公平理论基础上的规则,而是要找出:什么东西能打动他们,什么东西能诱惑他们。例如,一个想要征收新税的立法者,他是否应该选择从理论上来说最公正的方案呢?绝不应该这样。在实践中,对平民大众来说,最不公正的或许才是最好的。与此同时,假如它是最不显眼的、貌似最不繁重的,它才最容易被忍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间接税不管多高,总是会被民众所接受,因为,每天为消费品缴纳微不足道的税金,根本不会妨碍民众的习惯,而且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如果代之以工资或其他任何收入的比例税,即一次性支付一笔可观的数目,就算这一新税从理论上说比其他税要低十倍,它也会引发一致抗议。这种情况源自于下面这个事实:一笔相对较高、看上去似乎蛮大、结果冲击了人们的想象力的金额,被不知不觉中支付的小钱所取代。新税仅仅是看上去貌似很轻,假如一分一厘地积攒的话,亦颇可观,但这一经济过程需要深谋远虑的计算,而这正是民众没有能力做到的。

上面这个例子是最简单的。它的恰当性很容易觉察到。它逃不过像拿破仑这样一个心理学家的注意,但我们现代的立法者们,由于他们对群氓的特征一无所知,因此不能充分理解它。迄今为止,经验并没有在足够的程度上教会他们懂得:人们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在纯理性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很多其他的实际应用。对这门科学的了解,使我们能够更鲜活地看清很多历史现象和经济现象,而如果没有它,这些现象则完全不可理解。我将有机会让你看到,现代最卓越的历史学家泰纳为什么没能充分地理解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其原因正在于,他从未想到要去研究群氓的禀赋。在研究这一复杂时期的过程中,他把博物学家所采用的描述方法奉为圭臬;但就博物学家所研究的现象而言,道德的力量几乎完全阙如。然而,恰恰是这些力量,构成了历史真正的主动力。

因此,仅从其实际方面来看,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也是值得尝试的。就算纯粹是出于好奇,它依然值得关注。破译人们的行为动机,就像确定矿物或植物的特征一样饶有趣味。我们对群体禀赋的研究,可能只是一个简略的综合,是对我们的研究所作的一个简单的概括。除了几个启发性的观点之外,对它不必有太多的要求。其他人将会更彻底地翻耕这块地。我们今天仅仅只是触动一块几乎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的表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