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分吹嘘的贸易全球化

经济学家们关于自由贸易的价值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任何一个表示怀疑的经济学家都将面临失去其“会员卡”的风险，且作为一名名副其实的经济学家，他的信誉也将有所损失。我的论文导师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最早的贡献之一就是为了证明贸易自由化对国家整体是有利的，即总体国民收入增加了。该观点也扩充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关于贸易收益的早期论点，即每个国家在其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增加产量，从而产生贸易收益；当然该观点也扩充了亚当·斯密的贸易理论，即当每个国家都从事其所长时，贸易收益就会增加，以便它能进入良性循环。

一个善意的谎言：贸易创造就业机会

在我提及贸易的好处时，大多数政治家都不理解，而那些理解它的人又认为它极其复杂，这就是问题所在。所以，有时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帮助下，他们指出了他们所认为的善意谎言——贸易创造了就业机会。而当事实背道而驰时，他们就失去了信誉，全球化也是如此。贸易政策的目标不是增加就业，而是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提高生活水平。保持充分就业的经济形势是货币政策（美国的美联储、英国的英格兰银行）和财政政策（税收和支出的设置）的责任。

如果出口正如美国贸易代表（USTR——美国“贸易部长”，他的工作是设计和销售贸易政策）所宣称的那样能够创造就业机会，那么进口就会破坏就业机会。从长远来看，贸易大体上是平衡的，也就是说，平均而言，出口随着进口的增加而扩大。发达国家出口货物使用的劳动力比进口使用的劳动力少，比如进口的纺织品和服装就需要大量劳动力，其出口的飞机等先进产品所需劳动力就较少。但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将出口和进口额同时扩大1亿美元，新的进口带来的岗位流失会超过由于新的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

因此，如果按净值计算，贸易本身是破坏就业机会的。但如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起到作用，该问题便迎刃而解：经济扩张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弥补失去的就业岗位。新的出口行业的就业岗位工资高于同类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岗位。贸易提高了生产率，也正是这种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生活水平的提高。

因此，标准理论认识到，低价进口贸易的开放将导致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岗位流失；但它假设出口领域将制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使经济能够保持充分就业。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

真实的故事：比承诺更小的利益

低增长，失业增加

全球化被视为导致失业的事实可能是反全球化最重要的缘由。显而易见，这是错误的。有时，工作流失速度超过了就业创造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就会与失业水平上升联系在一起。让从事纺织业或服装业等低收入的人群失业会降低GDP，这不利于经济增长。失业问题在已有的高失业率上显得尤为突出。

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在发展中国家，情况往往如此，但在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同样如此，当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时，就业机会就会很稀缺。当经济陷入衰退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但通常情况下衰退是暂时的，那些在经济衰退中失业的人在经济复苏中得到新的工作（尽管薪水通常较低）。但是，一些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一直饱受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扰。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大萧条在欧洲逐步演变为欧元危机，无论从效率来看还是从稳定性来看，它都削弱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心。这场危机发生的时候，大西洋两岸的国家都在为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而苦苦挣扎。危机加剧了这个问题：大量失业。这场危机的缓慢复苏意味着，例如，美国对中国加入WTO后从中国进口激增而引起的就业岗位流失问题尤其敏感。不仅是与这些进口商品竞争的行业中的就业岗位有所流失，而且随着这种情况的发生，社区中的工作岗位也受到影响，因为房价下跌，对非贸易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理发、餐馆膳食、汽车维修、法律服务，这些都是在当地购买的）也减少了。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下跌，以房地产作为抵押贷款的小型企业受到了冲击。这些社区的银行也受到冲击，他们的应对方式就是削减贷款，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

风险增加

全球化的提倡者也忽略了全球化的其他问题。这些“错误”大部分都是使用过度简化的经济模型来指导政策的结果。例如，过度简化的模型假设市场运作良好，失业问题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他们忽略了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教科书的演绎不同，过度简化的模型导致一些经济学家忽视了许多市场问题，而前者却在假设完全信息与完全竞争。在这些虚构的世界里，市场运转得如此之好，以至于政府根本没有理由干预经济。例如，既没有泡沫也没有衰退。但很显然，将任何严肃的政策分析建立在假设偏离现实的模型上都是荒谬的。

2008年的金融危机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即全球化如何增加企业和个人面临的风险。事实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大部分宏观经济风险来自国外，比如出口价格突然下降，进口价格突然上涨，或全球利率突然上升。更糟糕的是，个人和企业无法为这些风险提供保险，社会也无法分担风险。这些缺点具有深远的影响。当消费者不得不承担由此带来的风险时，他们的境况会变得更糟糕。工人们也可能面临更大的不安全感。而没有保险保护的公司，可能会将生产转移至平均回报和生产率更低的更安全的生产活动。其结果是，在不完美的风险市场中，所有人都可能因全球化而变得更糟糕。

一个特定的风险将关系到国家的能源安全。热心的全球化支持者在二战后的时代假装声称国界并不重要，正是因为它们不重要，各国不应该介意在能源上依赖他国（食物或其他必需品）。但边界确实很重要，对于那些已经忘记的人来说，特朗普已经非常明确地进行了提醒。

墨西哥曾严重依赖美国的天然气。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保证了墨西哥天然气跨越边境的自由流通。但特朗普以其非理性的立场来反对墨西哥，他计划建造一座造价昂贵的壁垒，一些墨西哥人担心他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切断天然气的供应；至少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他试图迫使墨西哥为他构思不良的壁垒付出代价。

德国也认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与东部的边界并不重要。因此，它严重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以经济和政治后果为代价的依赖。如果俄罗斯突然关闭天然气，可能对德国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影响。这种情况并不只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噩梦。俄罗斯在2014年就曾切断了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德国可能会认为这样做不符合俄罗斯的经济利益，但俄罗斯（以及其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可能还有其他担忧。当然，经济学家的假设是，人类总是且到处都是理性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市场不恰当地来“定价”天然气供应中断的社会成本，因此，为寻找最便宜的能源，德国公司考虑转向俄罗斯。对风险定价的失败是市场失灵的一个例子，短期内后果严重，但从长远来看，给全球变暖的风险“定价”失败也会带来同样的后果。

不完全竞争

标准模型还假设了完全竞争，认为所有公司都力量微弱，但事实上许多交易都是由比许多国家更大的企业巨头进行的，而且它们往往具有明显的市场力量。沃尔玛可能会利用其在中国的市场力量来压低生产者价格，然后，当它进入印度或南非等其他国家时，利用这种市场力量的好处是它可以通过低价收购商品有效地驱逐小型生产商。在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关于明确贸易需求的标准结果并不成立。然而，政策分析人士倾向于忽视这些影响，担心这会打开潘多拉的特殊利益索赔盒。

动态比较优势

也许全球化支持者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他们对长期的关注太少（对于我们经济中的大多数公司来说也是如此）。他们不禁质疑，当下经济的比较优势是什么？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意味着它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公司将生产从美国转移到中国。

在过去，这种转变是缓慢发生的。中国根本不具备最初的技术能力：劳动力可能很便宜，但不足以弥补技术差距。但中国邀请了美国公司，这些公司能够将它们的先进技术与中国的廉价但却训练有素和纪律严明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当然，通过进入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在中国设立商店的外国公司将更加具有吸引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改变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学到了技术，而且学得很快。随之而来的是他们提高了自己的技术能力，这意味着即使他们的工资开始上涨，他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仍然具有比较优势。

在制造业和其他经济领域，企业通过实际生产来学习如何提高生产率。但也相应地产生了关于该命题令人排斥的逆向说法：如果企业不生产，它们就会迅速落后。当美国将保温杯的生产转移到中国时，中国的技术工人学会了如何以更低的成本生产出更好的保温杯。因此，当美国停止生产时，它就会迅速落后。

从本质上讲，全球化的倡导者忘记了“溢出效应”：在一家公司习得的方法会蔓延到该地区的另一家公司。这些溢出效应还有助于解释“集群”，即当今硅谷的高新技术密集型企业或者在20世纪初期俄亥俄州和密歇根州的新兴制造企业。

历史证明一切：二三十年后，在生产转移到中国之后，再将制造业带回美国或欧洲将不仅仅是口头之言。总的来说，美国确实拥有高水平的技术和熟练的工人，而在许多具体的领域，我们既没有技术也缺乏娴熟的技术人员。当然，美国和欧洲也可以学习，他们可以培训一批新的工人。但这需要齐心协力而非任何一家公司力所能及。更可能的是，如果生产回归，它将基于新的和不同的技术，特别是机器人的使用。这些是发达国家可能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利用新技术使生产回归并不会使旧的制造业就业岗位复苏；事实上，它不太可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被创造的就业岗位将主要集中于高科技领域，以及在不同领域工作岗位流失的地方。这并不意味着发达国家放弃试图恢复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只是他们应该对结果的期望更现实一些。把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带回美国，不可能是任何“让美国再次伟大”议程的核心，甚至不能成为恢复共同繁荣的民族主义议程。

汇率的影响：货币操纵还是市场力量

改变竞争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汇率，它决定了一种货币对另一种货币的相对价值。相对于人民币而言，美元相对较高的价值使美国企业在与中国企业竞争时显得尤为困难。因此，中国的商品在美国可以卖得很便宜。

有几个因素导致美元的高估。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宏观经济。从里根和1981年的减税开始，美国就出现了巨额财政赤字，也就是说，政府支出超过收入而且这并没有被国内私人储蓄的增加所抵消。因此，为了弥补赤字的增加，美国不得不向国外借款，也就是说，有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以弥补美国在投资和国民储蓄总额之间的不足。但资本流入的另一面就是贸易差额——进口超过出口。

这是国际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经常账户赤字（不仅包括货物进出口的差额，而且还包括服务进出口的差额）等于国内投资和储蓄的差额。我将在这一章反复提及。尽管经济学家在很多问题上争议不断，但他们普遍承认这个基本原理。

在1/3世纪的时间里以及现代全球化的整个时期，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创造并维持了巨额贸易逆差和强势美元。美元走强让美国制造业失去了竞争力，尤其是在先进技术可以向中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

第二，中国通过管理汇率将其保持在略低于其应有的水平上，从而扩大了出口，为其迅速增长的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使中国能够迅速实现工业化并且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所有国家都致力于实行影响汇率的政策。当美国为了应对大衰退而降低利率时，它帮助美国经济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形成了更低的汇率、增加出口和减少进口。这是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以欧洲为代价帮助美国实现经济复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特朗普开始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时，中国已经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实际上是干预提高汇率，让人民币升值，以应对从2014～2017年年初资金的流出，事实上中国损失了大约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使得汇率走势极低。

在任何一个国家，汇率都不只是市场运行的结果。决定一国汇率变动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央银行设定的利率，而不是市场。美国已经在世界各地试图说服各国政府，要它们不要干预汇率，而应由市场力量来决定汇率。实际上，这意味着它应该由美联储（美国的中央银行）来决定，而不是由它们自己的中央银行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