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协定的作用

对全球化的不满集中在像《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贸易协定上。特朗普尽其所能地利用对全球化的不满，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协定”，指责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尽管该协定是由他自己政党的前总统布什谈判达成的。在谈判中，墨西哥将关税平均下调10个百分点，美国只被允许保留4个百分点的玉米补贴，在某些情况下，这确实损害了墨西哥最贫穷的农民，也就是玉米种植者的利益。美国的玉米种植者从华盛顿而不是土壤中获得相当大的收入。墨西哥农民也许能够与美国农民竞争，但与华盛顿竞争是很难的，他们无法与这种补贴相抗衡。

今天，美国和墨西哥的经济相互交织。尽管美国在工厂迁往墨西哥时失去了一些工作机会，但也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新的与出口有关的工作通常比失去的工作报酬高。据估计，美国有500万～600万个工作岗位依赖于对墨西哥的出口。

尽管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逆差（美国对墨西哥的出口与进口之间的差距）很大，在2016年是630亿美元，但是与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470亿美元）相比还是比较小的，与对德国的贸易逆差（650亿美元）大致相同。德国还没有像墨西哥那样经历过特朗普的愤怒，这个事实从未得到充分的解释。

无论如何，正如我已经解释过的，我们不应该关注两个国家之间的赤字或盈余，而应该将重点放在多边贸易赤字上。美国对墨西哥有贸易逆差，但如果包括服务，则对加拿大是贸易顺差。出售教育、健康或旅游服务就像出售汽车一样能创造就业机会。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似乎迷恋销售货物而不是服务。这样做没有经济基础。美国对加拿大有盈余，并不表示美国一直与加拿大有“不公平的贸易”，或者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不公平的。

主权丧失了吗

贸易协定的确意味着一个国家放弃某些权利——自由贸易协定意味着该国放弃征收关税的权利。但这是一种对等的行为：另一个国家也达成了类似的协定。通过这种互惠关系，这种轻微的主权损失所带来的好处相对于成本来说可能是巨大的。这就意味着，当一方或另一方对协定有争议时，双方同意尊重争端解决机制的结果。世界上还远远没有一个国际政府，但这些都是建立国际法治的一小步。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国际法治，就会出现弱肉强食的情况。

经济学家们早就注意到法治对经济增长和效率的重要性——没有一点法治，现代市场经济将不复存在。随着世界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必须建立国际法治。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我们的国际贸易协定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这对小国来说尤其重要。美国、欧盟和中国或许能够抨击它，因为每个国家都在努力为本国的出口商做得更好，但却不允许进口。世界的其他地区（约占全球GDP的38%）将尤其受到连带损害。有趣的是，随着特朗普宣布美国从全球化和全球法治中退出，中国已经成为它的捍卫者。中国完全有理由这样做：没有全球化，中国就不可能取得显著的增长。它明确表示将捍卫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这对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非常重要。尽管特朗普对这种谈判非常热爱，这也不仅仅是为了达成对自己有利的交易。

1995年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在建立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制度发展的方向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它不仅规定了一系列原则，包括最惠国待遇原则，确保各国不相互歧视，而且还规定了一个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庭。它的执行机制是有限的。例如，如果一个国家违反了它的义务，例如，如果美国对中国征收45%的关税，那么受害国就可以对这个违法的国家征收同等数额的关税。当然，违约国可以选择继续征收关税，但会有后果。迄今为止，该系统已被证明非常有效。例如，它阻止或至少是限制了贸易战。在2008年危机后，人们相当担心，各国会试图通过以邻为壑的政策，将需求从进口转向本国经济，就像在大萧条时期发生的那样。但这并没有发生，世界贸易组织通常会得到肯定。

特朗普已经宣布，他打算颠覆这一体制，而且他不会尊重不利的裁决。如果他照他说的做，美国将付出很大的代价。如果它引发贸易战，整个世界都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其他的目标

贸易协定和其他经济协定都是关于贸易的，但它们也涉及其他目标。它们往往是一种外交政策的工具，试图把各国联系在一起。当美国在2000年与约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时，没有人认为这将对美国的增长产生任何重大影响。目的在于它能帮助美国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当奥巴马支持《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时，他经常基于扩大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而这样做。他在2015年1月20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但就在我们发言的时候，中国希望为这个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使我们的工人和我们的企业处于不利地位。为什么我们要让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应该制定这些规则。”尽管他谈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但很明显，他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提升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相对于中国）政治利益的一个工具。但在暗示美国将起草规则时，他没有说明在美国国内谁会这样做。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用的秘密程序中，实际上是公司坐在谈判桌前的，而不是那些关心健康或环境的普通公民或民间社会团体。因此，出现的协定符合企业的利益，对整个美国经济的好处可以忽略不计，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贸易协定中这些与贸易无关的目标往往与更传统的目标一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旨在增加墨西哥和美国的收入；附加的好处之一是，墨西哥的高收入将减少移民压力。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墨西哥移民问题上可能只起了很小的作用，但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发生。

另一方面，如果贸易协定设计得不好，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2004年美国与摩洛哥达成的协定，再次旨在帮助中东和北非的一个较发达的国家，实际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协定中对获得非专利药品的限制，对艾滋病患者如此重要，在摩洛哥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

新贸易协定：一场彻底的规章制度竞赛

全球化和我写GAID时一样，管理不善，脾气暴躁，从那时起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糟糕。直到21世纪，贸易协定使一个国家在一个部门的生产者与另一个部门的生产者相互竞争；该协定将要求降低一个国家一种货物的关税，以换取降低另一个国家另一种货物的关税。消费者无疑是赢家。但过去15年的新贸易协定并非如此。由于关税很低，贸易协定的重点一直放在规章制度上。现在，一个国家的生产商说，如果政府只取消一些规定，例如有关污染物排放或安全的规定，他们可以在另一个国家销售更多的产品。两国的生产者可以很容易地达成一致：让我们摆脱我们两国的规定；贸易部长们（就美国而言，即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也会很快同意这一点——这些部委通常被生产商的利益所“俘虏”。但是，当关税和价格降低时，两国的消费者都获利了，在这种情况下，两国的公民都因重要的保护性法规的削弱而蒙受损失，但企业却因此获利。在追求他们自己、企业所希望的那种世界方面，国际贸易成为他们的盟友，但他们却无法得到这样的世界。因为在国内并且在每个国家的立法机关中，社会都在权衡这些规则的成本和收益。最近的贸易协定（回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规定旨在使新的规章很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实施，无论有什么样的社会效益。

由于只有生产商参与国际“讨价还价”的谈判，因此只考虑了法规的成本。奥巴马政府倡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来在他的最初行动中被特朗普阻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奥巴马称赞该协定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协定，涵盖全球GDP的40%和全球贸易的1/3，涉及环太平洋地区的12个国家。然而，它的经济影响是由政府自己估计的，经过15年的充分实施，达到了GDP的0.15%，也就是说，其增长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一些比较独立的研究认为，即使是这么少的数字也是一种严重的夸张。（这并没有阻止奥巴马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其他支持者用语言来宣传它，这将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一大福音。）但真正的目标可能是外交政策：美国和中国的角色。

这些公司对他们的要求提供了一个站不住脚的理由。他们说，协调的规制很重要，不同的规制与贸易的非关税壁垒一样。但事实上，他们想要的并不是协调本身，而是消除或者至少是削弱规制。在大多数行业，我们根本不需要对规制进行充分的协调。事实上，美国不同的州就有不同的法规。在欧洲，制定规制的责任应该分配给尽可能低级别的政府——离人民最近的级别，这被称为权力下放原则。

例如，不需要制定规制来确定冰淇淋中重奶油的百分比。如果不同的国家希望对此加以规范，那就应该由它们来决定。当然，消费者应该有权知道他们所购买的产品的百分比。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是对信息的规制。

不同的国家可能会对不同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不同的权衡。一些国家可能并不在意他们的公民在一次事故中被玻璃碎片扎伤；美国人可能会觉得这特别令人不快，因此制定了规制，要求防碎挡风玻璃。就像汽车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分类一样，它们也可以用不同种类的挡风玻璃来分类。由于缺乏协调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微不足道。

我们应该要求实现使全球系统发挥作用所需的最低程度的协调，而不是要求达到使公司利润最大化的最低程度的规制。

虽然最近的贸易协定旨在降低对未来规制的期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以协调为幌子设计规制的恢复，但有一个更广泛、更令人反感的议程：开发一个全球化的体系，使各国能够以各种方式相互竞争，以吸引业务（降低工资、加强规制和减少税收）。当然，公司喜欢这种竞争。全球化已成为一场彻底的竞赛，在这场竞赛中，公司是唯一的赢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社会成员都是输家。

但公司并不是在真空中运营的。它们有股东和高管，尽其所能，它们也无法将自己与正在发生的事情隔离开来。如果我们的环境受到污染，气候变化加剧，他们也会受到影响，尽管影响可能没有社会中其他成员那样严重，因为富人通常更有能力找到办法，将自己与问题隔离。如果我们的民主和社会受到民粹主义极端分子的破坏，就像现在这样，甚至连他们、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子孙后代都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