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敦煌曲子词《怨春闺》之写作及抄写年代问题——由敦煌P.2748号卷子上一条裂痕到一段曲子词学术史公案

虽然饶宗颐先生最先于《敦煌曲》一书揭载《思越人》二首及《怨春闺》一首，然其于后者之写作及抄写年代，并无一字论及，仅于书中《敦煌曲系年》部分，将P.2748之《思越人》系于公元923年（同光元年癸未、前蜀乾德五年），并指出该年有“三月上巳，蜀主王衍宴怡神亭，自执板唱《霓裳羽衣》及《后庭花》《思越人》之曲”之史实，暗示敦煌曲子词《思越人》，或与前蜀主王衍有关。饶先生又于《敦煌曲》中提到：

《思越人》调见《花间集》，五代孙光宪、张泌俱有之，句式略同，唯上片末句，似作三四，且押平韵，是其不同处。……可见此调在五代之盛行。

于兹可见，饶先生考索敦煌曲子词《思越人》之写作年代问题时，已指出此调与五代盛行之《思越人》句式不同，而前者更属平调；是以知饶先生实倾向于以五代词史中《思越人》调盛行之年代为下限坐标，仅此而已。至于紧接抄写于《思越人》二首后之《怨春闺》，饶先生于其写作及抄写年代，其实并无任何表述。

任半塘先生所著《敦煌歌辞总编》，据饶先生《敦煌曲》之新发现，补录入《思越人》《怨春闺》等三词，然于此三词之撰写年代，则明确主张均为大中四年（850）之前若干年，而抄写年代则主张于大中四年或其前。任氏《敦煌歌辞总编》第〔〇〇四三〕《思越人》之校语有云：

王目在伯二七四八条下曰：“《古文尚书》残卷……背录诗：《燕歌行》《古贤集》《大莫行》《长门怨》《国师唐和尚百岁书》《王昭怨诸词人连句》《敦煌廿咏》等。又有大中四年文件一通，甚重要！惜下截残去。”足见右辞等之缮写在大中四年或其前，右调及《怨春闺》三辞之撰均在大中四年以前，又若干年。

并对饶先生颇置不满：

饶编……对大中四年者只字不提，何欤？

饶编《敦煌曲系年》于公元九二三年下，系上文所引怡神亭唱曲事，曾唱《思越人》调，未免含糊不清。因王衍所唱，必为时曲“花间体”耳，尚难信其唱如右辞通首叶平之古调也。《思越人》曲自有其历史渊源，饶氏不愿提及，提则在其所编之《系年》中，将无从抑之于公元九二三年矣。

而《敦煌歌辞总编》第〔〇〇四五〕《怨春闺》之校语则有云：

按《思越人》二首、《怨春闺》一首皆在本卷背面之开头处，如王目所提其后原本尚有大中四年题记之文件，则三辞之写本时代势必在公元八五〇年以前——无可疑。饶氏从法京所藏敦煌文献中，首先举出三辞，俾敦煌曲内具备调名之作品数目，有所增长，厥功至伟：王氏于早期虽忽略三辞之存在，但首先提出同卷同面最后之文件乃写于公元八五〇年，贡献亦复不小！因由此既可肯定三辞之写本时代，又可认识中唐民间短调歌辞之艺事水平。——此二者多出近人所编文学史认识之外，殊可憾！乃有一事更可异者：饶氏对此大中四年之发现毫不措意，若无其事，仍津津乐道其后蜀王衍曾唱《思越人》之故事，虽为时较晚七十年久，仍列于“系年”之内，不以为晚，则又何说？饶氏于三辞发现与公表之功，曾未能因此而益彰，反而因此减色，余可憾？

显然，任半塘乃以王目（据任氏《敦煌歌辞总编》凡例第三十四之（甲）部，王目即指王重民《伯希和劫经录》）所载谓P.2748背面有大中四年文件为整个卷子断代之依据。

王重民先生于据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原卷著录编撰之《伯希和劫经录》中，于卷子P.2748“《古文尚书》残卷（孔安国传）”之记载云：

存《洛诰》第十五至《蔡仲之命》第十九。背录诗：《燕歌行》《古贤集》《大漠行》《长门怨》《国师唐和尚百岁书》《王昭怨诸词人连句》《敦煌廿咏》等。又有大中四年文件一通，甚重要，惜下截残去。

王氏提及该卷子内含有一份题有“大中四年”字样之文献时，与卷背其他各诗篇名有所区分，显见“大中四年文件”不应与各诗篇相提并论。王氏或因文体所限，未及详说，而任氏对王氏之语却有所误读，更似从未仔细考察过整卷文献之形成过程及其物理存在状况。任氏仅据王氏之著录而作出简单推论，即遽然断定《思越人》《怨春闺》等三词之写作及缮写年代，甚为可惜。徐俊先生于其《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已批评任氏据“大中四年文件”定《思越人》《怨春闺》等三词之创作时代为大中四年以前为不确，指出“大中四年文件”乃裱褙时阑入之衬纸，故《古文尚书》之装裱时间，必在大中四年之后，从而推论卷背各篇必抄写于大中四年之后。笔者认为其理据虽足以推翻任氏之臆断，惜仍未臻完善，笔者将于下文补述之。

先论“大中四年文件”之物理存在状况。此文件其实乃指P.2748背面所粘贴之一张敦煌学界命名为“大中四年七月廿日状”之一截纸片。此截纸片（下称“大中四年纸片”）之存在状况为横向粘贴于卷子背面，置于《国师唐和尚百岁书》之序言及十首诗之间，而《百岁书》序言之最末二行则书于大中四年纸片原来之顶端空白位置上。笔者认为，大中四年纸片实非一般手卷裱褙时之衬纸。据笔者仔细勘察相关图版，此纸片明显乃作修复卷子撕裂处背后之衬纸或托底纸之用：今复核P.2748正面《古文尚书孔氏传洛诰》之图版第11-6，发现于该图版左端近末二至末四行位置之间，有一条由纸张顶部至底部纵向之不规则断裂痕，说明该处曾经意外撕裂，而大中四年纸片，乃修复者用以衬托于该撕裂处纸背之物料。因此，大中四年纸片实为一件独立文献之残余部分，其上之纪年信息，与P.2748正背面所书之各种文献并无必然之关系。该纸片所以依附于P.2748背面之上，仅为修补该卷之裂痕而为修复者所随机取用之结果。因此，大中四年纸片不能作为P.2748背面起首之《思越人》《怨春闺》等三词之断代依据。根据此纸片上之纪年信息，笔者仅能确定，修复《古文尚书孔氏传洛诰》卷之举措，必在大中四年之后若干年，盖其时该大中四年纸片之原文献，或已被视为无用之废纸，始能被修复者加以裁截、粘贴，用为装裱之资。所以说，任半塘先生之推论未能成立。

再论P.2748卷子（除大中四年纸片外）之物理存在状况。据笔者考察其正背面各图版，可知正面《古文尚书孔氏传洛诰》卷，实乃由书手先行于多张纸上陆续缮写，然后再作剪裁，整齐驳口以拼接成卷。据该卷子正背面图版所见，有多处接驳口，其接驳痕均十分清晰。卷子正面之《古文尚书》文字，鲜见书写于驳痕之上（只有正面图版11-2末四行“文武勤教”下小字夹注中，有一小字“迎”右方笔划现于接驳痕上，或因裁剪过度夺去字形右侧而需补笔）；

而背面诗篇则反之，其书手于接驳痕全不回避，多处直书其上（例如P.2748背面图版11-4末第四行、11-6第二行、11-10末第五行等）。此等现象表明，卷背诗篇之抄写，必在《古文尚书》缮写并接驳成卷之后。特未详卷背各种诗篇，是否全皆抄写于卷子以大中四年纸片修复之后耳。

若从书体书风观之，P.2748背面由《燕歌行一首》起至卷末文字，依次包括《古贤集一卷》《大漠行一首》《长门怨一首》《国师唐和尚百岁书》《王昭君怨诸词人连句》《沙州敦煌二十咏并序》《锦衣篇》（存题），皆出自同一书手，则或亦属同一时期所抄。徐俊先生考P.2748卷背《国师唐和尚百岁书》之抄写年代，认为诗序中作者自称“敕授河西都僧统”，而原作者悟真，任河西都僧统之时间为咸通十年（869）十二月二十五日，推论此卷之抄写时代不可能早于此年；徐氏又引该《百岁书》序有云“年逾七十”等语，结合其他史料和研究成果，推断该卷卷背文字必抄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之后。徐氏之考证十分有价值，该卷卷背诸诗之抄写时代确可定于880年之后，唯是说似未能直接推之于《燕歌行》一首之前，即卷背起首之三首词。

《思越人》二首及《怨春闺》等三词之书风，与其后诸诗并不一致，盖出自不同书手，更或非同时期所书。P.2748背面图版11-1及11-2显示，《思越人》抄于《古文尚书》卷首背面（从上下方向翻面），由顶格开始书写，首二至三行下部纸张缺损，以至《思越人》第一首缺字特甚。《怨春闺》则低四字接书于《思越人》二首后面。其后留有约六行空白，始书写《燕歌行》等诗篇。词与诗之间留有明显间距，或书者有意区分文体；又或后之书手有意区隔前书，以示书者或抄写时间之不同，亦未可知。然则《思越人》《怨春闺》等三词之抄写时间，未必与《燕歌行》等诗篇同时，故笔者以为徐俊先生之考年结论，尚未能涵盖《思越人》《怨春闺》三词。

总之，P.2748背面各部分之缮写情况颇为复杂，各种可能性皆未能排除。从卷子之状况仅可推知，《思越人》《怨春闺》等三词，抄写时间应在其正面《古文尚书》成卷之后，至于是否书于卷子修复之前或之后，则未可考知。此外，三词既抄于《燕歌行》前面，故可知其抄写时间应在《燕歌行》等诗之前，其他皆未能确定。是以知《思越人》《怨春闺》等三词之写作及缮写年代，由于欠缺足够之参照，如具充分说服力之时间坐标等，故目前尚无法考定。因此，笔者以为饶宗颐先生当年仅据词史资料将《思越人》系于923年，暗示《思越人》创作及抄写时间之下限为五代时期；而《怨春闺》则为新见词调，更无任何记载可征，饶先生乃对此词之创作及抄写时间不著一辞。饶先生当年之严谨学风，于兹可见一斑。任半塘先生对饶先生之相关批判，似有厚诬之嫌。

除此之外，此小事看似乃任、饶两位先生之学术龃龉，但任先生之说传播极广、影响深远，致使后来研究敦煌曲子词之年轻学人，多有盲从权威、因循任说，不加考辨而完全漠视其他学说者。此种现象极为不利于曲子词及词体起源问题研究之发展，故本文乃敢不避烦琐，辨正如上，祈略有微助于推动曲子词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