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以赛亚·伯林可以说是既无做大师的抱负，也自认没有下过大师的苦功，却在有生之年成为当之无愧大师的人。对那些寻求以思想改变世界的思想家来说，伯林是成功的，也是幸运的。《卡尔·马克思》使他一举成名；50年代关于自由的几次讲演更使他名声大振；1979年，在他七十寿辰的时候，第一部纪念文集《自由的观念》编辑出版，内收哈特、泰勒、威廉斯等人的文章；1991年，第二部纪念文集《以赛亚·伯林：生日庆典》编辑出版，内收罗蒂、泰勒等人的文章；70年代以后，他几乎就是在不断的获奖与致辞中度过的。他的许多名篇竟是答谢词，如作为他一生思想总结的《理想的追求》。他一生共获英美二十三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还获得文学、道德、人权等方面的国际奖项。
在20世纪中期以来的西方实践哲学中，伯林的印记是明显的。在强调自由高于平等、个性高于群体的冷战式自由主义转向中，伯林对消极自由的辩护是一种时代精神；他是当代多元主义，特别是从价值多元主义到文化多元主义的最有力倡导者，而这种多元主义已经成为晚近实践哲学的纲领。特别是在英美，伯林的思想态度与思想方向已经深深融入潮流。格雷承认，他的思想受惠于伯林之处是不能尽言的；罗尔斯则承认，《正义论》的基本假定，即良序社会是一个公民可以在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方面形成共识的社会，之所以是不现实的，就是因为没有认真考虑伯林的学说。
然而伯林本人出奇地低调，他说自己一直被过誉。越到晚年，他越有虚度年华的感觉。就像前一世纪的自由主义大师阿克顿一样，他一直为没有自己的鸿篇巨制而深有失败感—他一生篇幅最长的著作是他在三十岁时写下的《卡尔·马克思》，其余的都是文集。这些文集并不是像我们一般所谓的论文那样“做出来的”的，而是面对广大公众被激发出来的。在学术分工极端细致的今天，那些写作书斋式哲学论文的学者们羡慕伯林的才华，羡慕他信手拈来的妙语和灵光一闪的思想火花，伯林却无疑羡慕他们的材料功夫和严密论证。
无论是在自己还是在别人眼里，伯林都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如果独创性意味着黑格尔和弗洛伊德式的发现世界，或意味着找到一个人类生活的至上原则，然后在所有的领域发挥这种原则的话；如果独创性意味着像维特根斯坦和胡塞尔那样，独出机杼发现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与哲学语言的话，那么，伯林的确不是一个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是一个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哲学家。如果我们处在他那种思考环境中，体会他的思考方向，我们也就会原谅甚至欣赏他对独创性的拒绝。独创性在纯粹理性中也许是一种美德，在实践理性中却可能是一种邪恶。伯林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于审视为什么独创性的、书斋式的哲学或社会思想，用于改造人类现实时，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用大观念的社会历史后果来检视大观念，暴露出大观念的残酷本性，揭示人的一种现代境遇，在这方面，伯林是无与伦比的。伯林不是在人类观念的疆域中向外开拓的思想家，而是对观念进行反思的思想家。他发展的是一种关于观念的观念。
鉴于深刻的、试图彻底解决人类根本问题的那些观念对人的生活是毁灭性的，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观念施以猛烈的压制也许是个好办法。但伯林说，这是最糟糕的方法。人的存在是观念性的存在，人不可能压制所有的观念。所有对观念的压制，必然是用某一种绝对观念压制其他观念，从而让这种观念或者基于这种观念的某一生活方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在伯林看来，再没有比这种做法更危险、更有辱人类自由本性的了，因为这意味着关闭人类所有的选择，只留下一条出路。
观念的冲突是价值的冲突，是人的本性的冲突。我们，或者说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群体，天生就追求不一致的目标，有着不可通约的关于人生与社会的理想，这就是大观念的起源。对观念的压制，对以观念为媒介的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压制，也就是对人性的压制。
通过对观念的检视，通过将观念史与人类史对照，伯林给了我们不同于启蒙主义，也不同于19世纪主流思想家的关于人性与社会的想象。他是反启蒙的。在价值、善或生活方式上，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没有人比他更远离普遍性。没有确定的人性，人类没有确定的未来，历史并不是一种走向至善的进程；不存在全部的善都结合在一起的状态，当我们强调自由的时候，就有可能损害平等，反之亦然。用他自己的格言来说，“无所损失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人类注定要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有可能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这可以说是典型的20世纪思想（与18世纪的启蒙主义、19世纪的大观念或意识形态—社会运动相对照）。伯林是把这种思想说得最深刻也最雄辩的人。
在多元论的框架中，自由或解放受到了新的审视。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的社会运动，自由或彻底的解放都意味着达到一种真善美统一的境界。如果用19世纪保守主义者喜欢用的船、船员和目的地的比喻来说，启蒙主义的自由观是目的地的自由观。但是，如果所有问题得到解决、所有愿望得到满足、所有善和谐相处的状态无法实现的话，那么，自由该如何理解呢？如果你的理想状态与我的理想状态根本就不相容，你的天堂只是我的地狱，解放又应当如何理解呢？伯林说，这意味着解放的着眼点应从目的地转到船与船员身上。人类不会在全福状态中获救，而只能在审慎与平衡中获救；解放意味着在有限的、充满冲突与危机的世界中，通过节制与平衡而保持一种体面、人道的生活。
与18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书斋学者不同，伯林是一个在公众中思考的思想家。他的思想产生于对话，一般意义上的对话。在这方面，伯林与康德形成对比。当接受名牌大学或公众的讲演邀请以后，他就花上一段时间阅读，然后即兴发挥。他的那些深刻的思想并非产生于书桌前，而是产生于会场中。他是灵感型的思想家。当有人说他是沙龙学者时，这个刺伤他自尊心的判断还是部分符合实际的。
这是一本根据伯林自己的回忆，以及与伯林长达十年的交谈写成的伯林生活传记。在晚年，与不同的仰慕者共同追忆自己的一生，几乎成了伯林的生活。他也从中体会到某些乐趣。这里呈现出的是个活生生的伯林。纪实性是本书的特点。它既不是门徒对大师言行的追忆，也不是从文献中重建出来的伯林，而是伯林所回忆的伯林。我们看到的是一生没有克服自卑感的伯林，一个极有女人缘却因自卑而逃避并对她们造成伤害的伯林，一个通过与朋友的妻子私通才恢复自己在性方面自信的伯林，一个喜欢交响乐到了“实在没办法”的地步的伯林。有的地方显得像喜剧，有的地方却像传奇。他的苏联之行，他与阿赫玛托娃的彻夜长谈，她对他的期待，他的造访给她的生活乃至她的家庭造成的毁灭性影响，因他从她的生活中消失而产生的怨恨—这个深刻地改变了他的思考方向的人生插曲，被描述得极富悲剧性和传奇色彩。
伯林是个公众人物。他与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有交往。在这方面，他的生活传记具有不同的含义。有的人的生活属于思想传记，有的人的思想却属于生活传记。伯林是后一种人的典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弗洛伊德的拜访，他与维特根斯坦的不成功沟通以及维特根斯坦对他的不算高的评价，可以看到爱因斯坦对他极其准确的描述（“上帝让伯林只成为这个世界的旁观者”），看到他与凯恩斯夫妇的友谊，他与艾略特的争论，他与牛津哲学同仁艾耶尔的暗中较劲，他对施特劳斯的恶感，他对阿伦特的攻击，他与弗吉尼亚·伍尔夫带有情怨的误会与冷淡，等等。因此，这本书已不单纯是伯林的个人传记，而是以伯林的生活串连起来的20世纪思想大师的群像。
这位生于1909年、卒于1997年的伟人，是20世纪名副其实的见证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英国的情报部门任职，深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信任（虽然他与后者从未谋面）；在他享有盛名的晚年，他是女王与唐宁街10号的常客；他担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长以及不列颠学会主席之职，使他更有机会接触知识界的人物；此外，与爱因斯坦一样，他还是20世纪最热切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支持者。这些极其广泛的阅历，加之他非凡的社交本领，特别发达的倾听与观察能力，使得这部按时间顺序描述生平的传记不可避免地成为历史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