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崇高的选择

衰减的特性

如果能给独特的德国意识形态下定义的话，可以说它包括了浪漫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对立、中世纪与现代世界的对立、文化与文明的对立，以及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立。基于文化期待与文化成就，人们一直坚信德国走的是一条特色之路，一条“特殊的道路”，这种信仰在这个诗人与思想家的国度里始终是一种骄傲。在政治性国家建立的一百多年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魏玛的古典主义文学，以及古典与浪漫的音乐风格，早已联手建立了一个内在的精神王国。自此之后，个人从政治领域退身至文化领域和私人世界的行为都被赋予了特殊的高贵色彩。文化被看成了政治的高贵的替代物。

这是我曾在第一本书《忧郁与社会》（1969）中描述的德国意识形态。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曾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我的观点，我一度因此非常开心。后来意识到他引用我的原话是为了阐释西班牙的现代历史特点，我的开心变成了深深的迷惑。这个经历使我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教训：德国历史并不像德国人普遍认为的那样与众不同。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文化都被看作政治的替代物。在西班牙，“九八世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们相信，当最后的、最重要的海外殖民地在与美国的战争中丧失以后，只有文化复兴才能使他们的祖国重新焕发生机。在法国的启蒙主义时代，当国内政治行为受到禁止的时候，为《百科全书》撰写词条与演出像博马舍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那样的戏剧，都成为政治的替代物。1871年，法国被普鲁士打败后，政治报复与军事报复不得不被搁置起来，于是“文化战争”取而代之。在俄国，普希金的生平与书信被描述为艺术怎样成为政治替代品的范例，而且后来的文学作品——发行的小册子、小说、戏剧、知识分子创作的诗歌——都为推翻沙皇的统治铺平了道路。在爱尔兰，当“爱尔兰民族主义者的领袖巴内尔于1891年与世长辞、1893年英国议会否决《爱尔兰自治法案》以后，诗人叶芝把1890年的文学复兴看作一场文化填补政治真空的事件……年轻人由于不再对政治抱有任何幻想，因此转而投身到文化领域中来表达对民族独立和思想自由的追求和渴望”。由此看来，德国赋予文化的这些不同凡响的崇高意义，文化的用途——甚至是误用——是作为政治的替代物，其实并无与其他国家相左之处。

在最近几十年间，人们相信，导致德国的特性日渐萎缩的原因包括：企图在全面现代化的欧洲维持古老的政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间企图考验欧洲各国社会及其政治活动之间的融会贯通性；企图在以坚忍为特点的日耳曼民族形态成为明日黄花，而变化的日耳曼民族意识形态取而代之的时候，重建一整套德国国家学说；企图坚持认为文化的悲观主义绝不是德国专有，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共同特点。这些都是值得吸取的教训。

以上的企图虽然在许多方面颇有说服力，然而集中起来却是在对抗“一直以来对现代性无所不在的终极胜利的夸大性言辞”。这些企图对于在广阔的欧洲历史背景中彰显德国与众不同的过去也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这些企图还反映出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诱使修正主义历史学家们坚持认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即纳粹主义）具有模仿的特性，认为其意识形态是模仿古罗马时期的原始法西斯主义，而其残暴行为则是效仿斯大林的早期统治。也许美国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的评论能够给这些历史学家们提个醒：通常，北欧诸民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他们借鉴而来的经验。修正主义者们不仅利用历史事件进行阐释，而且将其作为托辞——当然两者都是错误的——试图将德国的独特性降格为一种欧洲的普遍常态。以这种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欧洲的犹太人和其他民族实行的种族灭绝性的大屠杀，不过是前进路上的一起可怕的偶发事件，在这样一条路上，漫不经心和对意识形态的过度沉迷都只是司空见惯的常态，毫无特性可言。历史学家在描述纳粹统治与大屠杀的过程中寻找“常态”，这极易获得人们的理解，而理解可能最终导致遗忘与宽恕：“凡能被理解的都能被宽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