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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从弗洛伊德到维特根斯坦：伊始的意义

1 打破宁静

公元1900年的到来本不必是举足轻重的事件。说到底，世纪的概念只是人为约定的思想。虽然人们在看待时间时往往采用十、百、千为度量衡，但在自然的历史长河中，这些都只是惊鸿一瞥而已。自然总是吝啬而零散地展示着她无穷无尽的秘密，而从人类的所知来看，这样的展示更多地带有随机性。事实上对于当时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公元1900年并不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按基督教纪年方式（公元纪年）产生的年份，因此严格说来，它和非洲、美洲、亚洲或中东的人民并不相关。然而事实上，这个被西方世界命名为1900的年份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绝非平凡的一年。就本书的主题，即思想的发展而言，在这一年里，在迥异的领域诞生了四大革命性突破，其中每一项都提供了一种令人惊叹的全新视角，借此改变人类对世界和自身地位的看法。这些新思想非常重要，它们将使世界发生巨大的变化。

1990年1月6日星期六，在20世纪诞生还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一篇书评出现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它将完全颠覆人类对自身的认知方式。从严格意义上说，书评中介绍的这本书在前一年的11月就已经在维也纳和莱比锡出版了，但这篇书评诞生于1900年，而正是它让大众第一次听说了这本书。这本书就是《梦的解析》，其作者是一位来自摩拉维亚的小镇弗莱贝格的44岁犹太医生，名叫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弗洛伊德在家里八个孩子中排行老大，表面上是个传统的人。他笃信规则，严格守时，平时所穿的西服也都是由夫人亲手挑选的英国面料裁剪而成。他年轻时自信满满，曾经打趣说：“我的裁缝给我打造的衣着面貌和我的教授给我打造的精神面貌同样重要。”虽然弗洛伊德喜欢户外且爱好登山，但他也是个抽起雪茄就没完的大烟枪。他的弟子兼朋友汉斯·萨克斯，经常与他一起从事他最喜欢的休闲项目——采蘑菇。汉斯这样回忆弗洛伊德：“他有着深陷的眼窝和锐利的眼神，以及在鬓角处尤为高耸的饱满天庭。”但弗洛伊德最让朋友和评论家关注的却并非他的眼睛，而是从他双眼中流露的智慧光芒。如他的传记作家乔瓦尼·科斯蒂根所说：“他的目光中存在难以捉摸的东西：一些理性的苦楚，少许的怀疑，还有愤慨的成分。”

弗洛伊德这复杂眼神的由来有着充分的缘由。虽然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他可能是个传统的人，《梦的解析》却是一部备受争议的著作。而且在当时绝大多数的维也纳人看来，这也是一部石破天惊之作。对外部世界而言，1900年的维也纳，这座奥匈帝国的首都是一座典雅而古旧的大都市。维也纳大教堂哥特式的尖顶刺破云天，俯瞰着整个城市巴洛克式的屋顶和装饰华丽的教堂。帝国的宫廷里充斥着浮夸而阴郁的迂腐气息，皇帝本人也仍按照西班牙的传统方式用膳，所有的银器都要摆在餐盘的右侧。这种宫廷的浮华气息也是弗洛伊德厌恶维也纳的一大原因。1898年，他写道：“住在这里真是一种煎熬，没有任何克服困难的希望能在这种氛围里残存下去。”他尤其厌恶奥地利的“八十世家”，那些“世代相传的傲慢，呆板的礼数规矩和出自其门下成群结队的官员”。这些维也纳贵族世家之间经过历代通婚，实际上已经融合成一个庞大的家族。他们相互之间以“你”（不使用敬语“您”）相称，甚至直接谑以绰号和昵称，整日都在各自的派对和沙龙之中浑天度日。弗洛伊德厌恶的还不止这些。他还将“可恶的圣斯德望主教座堂的尖顶”看作是教权主义压迫势力的象征。他本人也并非音乐爱好者，因此对“轻佻”的约翰·施特劳斯圆舞曲怀有鄙弃之意。基于所有这些，我们不难看出他为何如此厌恶这座他居住的城市。但憎恨并不一定是弗洛伊德对维也纳的所有感情，也有证据表明他对这座城市也存有好感。1918年11月11日，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枪声逐渐归于平静，他在备忘录里写下了这样的笔记：“奥匈帝国虽然不存在了，我却不想搬到别处去。对我来说，移民是绝不可能的。我将和这帝国的碎片一起生活下去，假想它并未破碎一样。”

但是，当时维也纳日益滋长的反犹主义是弗洛伊德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他对维也纳生活怀有如此矛盾心态的一大原因。这种反犹情绪随着维也纳犹太人口的增长而逐渐高涨。1873到1900年间，城中犹太人的数量从7万人增加到14.7万人，而伴随左右的反犹主义已成泛滥之势，据说有的患者甚至会把犹太医生称为“犹太猪猡”。反犹分子卡尔·卢埃格尔也当上了市长，而他曾经提议把所有犹太人统统塞进船舱然后沉入海底。弗洛伊德总是对哪怕一丁点儿反犹情绪都极度敏感，他至死都拒绝接受任何将他的作品翻译成希伯来文或意第绪文的版税。他曾经告诉卡尔·荣格，他自认为是约书亚，“注定要探索精神病学的应许之地”。

维也纳的精神生活之所以塑造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有不甚为人所知的另一个原因，也就是“治疗虚无主义”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社会的顽疾无药可医。虽然这种学说广泛适用于哲学和社会理论范畴（奥托·魏宁格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都持有类似主张），但这一概念实际上最初是作为医学院的一种科学理念诞生于维也纳的。因为从19世纪初开始，人们就对疾病怀有迷恋的心态，认为疾病有其自身的发展过程，患者只能任由疾病走完这一过程，而周围的人也只能对患者抱有深切的同情，并相应地忽略治疗手段。这一传统在弗洛伊德就读医学院的时候仍在盛行，但他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对我们来说，弗洛伊德对治疗的尝试似乎只是充满人文关怀的行为，但在当时，它为弗洛伊德理论的离经叛道添加了新的罪证。

弗洛伊德恰当地将《梦的解析》视为他最重要的成就。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的人性理论的四大理论基石首次获得了集中阐述：无意识（the uncounscious）、心理压抑（repression）、幼稚性欲（infantile sexuality，导致恋母情结）以及对心理的三重划分（tripartite division）：自我（ego），即自我意识；超我（superego），即广义上的良知；以及本我（id），即无意识的原始生物表达。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十五年间，弗洛伊德发展了自己的思想，同时也完善了治疗技术。他自视为达尔文开创的生物学传统的忠实继承者。在获得医师资格后，弗洛伊德申请到一份奖学金，拜入让——马丁·沙尔科门下。沙尔科是一位巴黎医师，他为患有无法治愈的神经紊乱的女性患者开办了一家收容所。他的研究表明，催眠状态下可以诱发歇斯底里综合征。数月之后，弗洛伊德从巴黎回到维也纳，阅读了一系列神经学著作（比如关于脑瘫和失语症等），并开始与另一位杰出的维也纳医生约瑟夫·布罗伊尔（Josef Breuer,1842—1925）合作。布罗伊尔也是犹太人，当时他已是维也纳最德高望重的医生之一，治疗过很多著名的患者。他有两项主要的科学发现：其一是发现了迷走神经在调节人体呼吸运动中的作用，其二是发现了内耳中的半规管具有控制身体平衡的功能。但布罗伊尔之于弗洛伊德乃至整个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性，在于他在1881年发现的“谈心疗法”。从1880年12月开始的两年间，布罗伊尔的病案簿中记录着一个代号为“安娜·O.”的病例。这位患者的真名叫贝尔塔·帕彭海姆，是一名生于维也纳的犹太女孩，因歇斯底里症而求诊于布罗伊尔医生。安娜的父亲因病去世，而她在照顾父亲期间出现了一系列多变的身心症状，表现为梦游、瘫痪、人格分裂（时常表现为淘气孩子的人格）及幻想性妊娠等。在治疗过程中，布罗伊尔医生发现，如果他允许安娜长时间地描述自己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都会暂时消失。实际上正是贝尔塔·帕彭海姆首先把布罗伊尔的治疗方法称为“谈心疗法”，虽然她也把它叫作“打扫烟囱”。布罗伊尔发现，在催眠状态下，贝尔塔能记起在照顾病榻上的父亲时自己是如何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而通过回忆这些“遗失”的感受，她能够最终摆脱它们的梦魇。到1882年6月，帕彭海姆小姐的治疗告一段落，疗效评价为“完全治愈”（虽然我们知道她在治疗结束后一个月内又住进了疗养院）。

“安娜·O.”的病例给弗洛伊德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段时间，他试图催眠患有歇斯底里症的患者，但后来放弃了这种做法，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联想”：一种让患者把想到的东西全部说出来的疗法。正是在实践这种疗法的过程中，他发现，在适当的情况下，许多人仍然能回忆起在其童年生活中所发生，却早已遗忘的事件。弗洛伊德的结论是，虽然已经忘记，这些早期的事件仍然可以塑造人们的行为方式。于是无意识和心理压抑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弗洛伊德也意识到，许多通过自由联想的方式艰难地重见天日的早期记忆在本质上都是性。他进一步发现，许多“回忆事件”其实并没有发生过，由此他发展了“恋母情结”的概念。换句话说，对弗洛伊德而言，患者表现出的不真实的性创伤和性畸变都是一种心灵密码，体现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也确定地表明人类婴儿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就有了性的意识。他说，在此期间，儿子被母亲所吸引，并将父亲视为竞争对手（恋母情结），女儿与父亲之间亦然（恋父情结）。推而广之，弗洛伊德认为，这种广泛的动力贯穿了人的一生，并塑造了人的性格。

这些弗洛伊德的早期理论遭到了愤怒的质疑和接踵而来的反对。《性精神病态》的作者理查德·冯·克拉夫特——埃宾男爵讥讽道：弗洛伊德关于歇斯底里症的解释“听着像是科学童话”。维也纳大学神经学研究所也赶忙撇清与他的关系。正如弗洛伊德后来所说：“我很快成了孤家寡人。”

弗洛伊德对此的回应是更加深入的研究，并用自己的理论来分析自己。1896年10月，父亲雅各布的去世促成了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虽然父子之间已相互疏远多年，但弗洛伊德惊讶地发现自己仍不由自主地感怀于父亲的死，很多尘封多年的回忆也因此浮上心头，甚至他的梦境也发生了改变。他从中辨认出自己对父亲怀有下意识的敌意，而这种敌意长久以来一直被自己压抑。这促使他将梦境设想为“通往无意识的捷径”。弗洛伊德《梦的解析》的中心思想是，在睡眠中，自我就像是“在岗位上睡着的哨兵”。通常状态下压抑本我冲动的警惕也因此放松，所以梦境是本我展示自己的一种伪装。弗洛伊德清楚地知道，把一本书押宝在解读梦境上需要冒很大风险。关于释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旧约》，但《梦的解析》一书的德文名Die Traumdeutung却并没有把这一来龙去脉解释得很清楚。在德语里，Traumdeutung一词其实描述的是露天广场上的算命先生常用的把戏。

《梦的解析》甫一问世，却如死水微澜，早期销售惨淡。初版印刷的600册在头两年间只卖出了228册，实际上前六年里一共也只卖出了351册。更令弗洛伊德懊恼的是，这本书完全没有引起维也纳医学界的关注。柏林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弗洛伊德曾同意在大学做一场关于梦境的讲座，结果到场的只有三个听众。1901年，在他正准备向哲学学会做演讲之前，有人给他递来一张纸条，恳请他“在讲到令人不快的东西时停下来预先警告，以便在场的女士可以离开”。他的许多同事都同情他的妻子，“这个可怜的女人，她丈夫曾经是一个聪明的科学家，现在却变成相当令人厌恶的怪物”。

如果弗洛伊德觉得有时候整个维也纳都在反对他，其实支持他的声音也在逐渐浮现。1902年，在弗洛伊德关于梦的研究开始后十五年，一位维也纳高明的医生威廉·施特科在读过《梦的解析》的书评后觉得不过瘾，于是干脆登门拜访作者以求讨论。随后他要求弗洛伊德对他进行分析，并在一年后开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实践。他们二人还创立了“星期三心理学会”。该组织每到星期三晚上就聚集在弗洛伊德家的客厅，在他“肮脏的老神”（弗洛伊德之前弄来的出土文物）的无言注视下开展活动。其他成员包括1902年加入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904年加入的保罗·费德恩，1905年加入的爱德华·希尔施曼，1906年加入的奥托·兰克以及1907年加入的来自苏黎世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正是在1907年，学会正式更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从此其定期集会也改在医师学院进行。当然，此时距精神分析为普罗大众接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多人也从来没把它看作是一门正经的科学，但到了1908年，至少对于弗洛伊德而言，多年来被学界隔离的岁月结束了。

 

1900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在一场阿瑟·埃文斯（Arthur Evans）有生以来最猛烈的暴风雨中，他踏上了克里特岛北岸干地亚（现希腊港口伊拉克利翁）的土地。时年49岁的埃文斯是个矛盾的综合体。“派头十足又异常谦逊，举止端庄又荒诞不经……他可以慈眉善目，又能拒人于千里之外……他忠于朋友，却也不惮为了追寻心中所求而不顾亲朋好友的感受。”埃文斯此前执掌牛津阿什莫尔博物馆达十六年之久，即便如此，其成就也无法望其父亲项背。因为他的父亲约翰·埃文斯爵士精通石手斧和前罗马时代钱币学，可能是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古文物学者。

1900年的克里特岛堪称考古学家心中的麦加，他们做梦都想获得在岛上挖掘的权利。这座岛屿变得炙手可热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位德国的百万富翁：海因里希·施利曼。他不惜抛妻弃子，全身心地投入考古研究。他不慑于专业考古学家眼中的繁文缛节，而他的考古发现也让同行们心生艳羡，并促成了对古代世界的重新评估。因为他的发现表明，许多所谓的神话（例如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其实都来源于史实。1870年，他开始挖掘荷马史诗中大部分故事的发生地——迈锡尼和特洛伊遗址，而他的发现也改变了学界之前的定论。他在特洛伊的遗址上辨认出九座城市，并且断定，其中的第二个正是《伊利亚特》中描写的那一座。

施利曼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古希腊的理解，但这些发现提出的新问题几乎和它们所回答的问题一样多，其中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就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有涉及的灿烂的前希腊文明最早是在哪里发祥的？在东地中海对岸地区进行的发掘已经证实，这样的文明曾经存在过。而当学者们重新检视古代作家的著作时，他们发现，荷马、赫西俄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斯特拉波都曾提到过一个“伟大的立法者”——米诺斯王。他赶走了一度横行爱琴海的海盗，并总是被称作是宙斯之子。而当我们再回到古代典籍的描述时，我们发现宙斯据传出生在克里特岛的一个洞穴之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克里特岛的农民于19世纪80年代初在克诺索斯（Knossos）偶然发现了一批大罐子和若干具有迈锡尼特征的陶器碎片。但克诺索斯深处内陆，与迈锡尼隔着大海且相距250英里。在古代这是一段漫漫长路，那么这两处地点之间的联系是什么？为此施利曼亲自去实地考察，却始终无法获得发掘权。随后的1883年，阿瑟·埃文斯在雅典的“鞋巷”中闲逛时，意外地从几个古董小贩的托盘中发现了一些三面体和四面体的小石块，上面打有孔洞并刻有符号。他确信这些符号属于某个象形文字系统，但并不是已为人所知的古埃及文字系统。他向小贩们询问石块的产地，小贩们说这些石头来自克里特岛。于是当时的埃文斯已经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克里特岛可能充当了文明从古埃及向欧洲传播途中的跳板。若果真如此，那么这个岛拥有介于非洲和欧洲之间的独特书写系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时进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他下定决心要前往克里特岛一探究竟。虽然高度近视并严重晕船，但埃文斯仍然雄心勃勃。1894年3月，他第一次踏上克里特岛并考察了克诺索斯。然而就在那时，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纷争使得在岛上从事发掘工作变得十分危险，但怀着伟大发现即将昭然于世的信念，埃文斯表现出了我们今天不可想象的勇气和决心。他买下了一部分克诺索斯的土地，并从中出土了一些刻有字符的石膏块，这些字符采用的书写系统在当时无人知晓。加上从雅典“鞋巷”里找到的那些刻着符号的石块，一个伟大的发现似乎就在眼前了。

埃文斯本想买下整片遗址，但当时土耳其人的统治仍相当稳固，直到1900年他才如愿以偿，大规模的发掘随即展开。他刚到岛上就搬进了遗址旁的一处土耳其“危房”，并雇用了30个本地人进行初步发掘，随后又增加了50人。发掘于3月23日开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们立马获得了重大发现。第二天他们就发现了一座古老宅邸的遗址，其中还残留着湿壁画的碎片——换句话说，他们找到的并不只是一座孤立的房子，而是一座属于某个文明的宅邸。后续的发现接踵而至，截至3月27日，发掘仅仅开始了四天时间，埃文斯已经掌握了克诺索斯的要义所在，其发现也让他扬名于考古学的狭隘窠臼之外：克诺索斯既不属于希腊，也不属于罗马。它的存在要远远早于这两种文明。在头几个星期的发掘中，埃文斯眼见的激动人心的发现就已经超越了大多数考古学家一生梦寐以求的数量：道路、宫殿、大量的湿壁画和人体残骸，其中一具尸体甚至还穿着一件鲜艳的长袍。他发现了复杂的排水渠、浴室、酒窖、成百上千的器皿，以及一处显然经过精心修建，但已被夷为平地的皇家住所。他还出土了成千上万块泥版，上面画着“类似草写体的痕迹”。这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的原出处，时至今日线形文字A仍无法破译。但最抢眼的发现无疑是装饰宫殿走廊和房间墙壁的湿壁画。这些反映古代生活的精彩图画生动刻画了当时的男性和女性精致的面孔和优美的形态，以及他们独一无二的服饰。正如埃文斯很快掌握的一样，这些居民与《圣经》中记载的埃及法老属于同一个时代（前2500—前1500），其文明程度也绝不逊色于法老。事实上，即使是几百年后在以色列人中成为传说的所罗门王，其光芒也无法与这些克诺索斯人相比。

埃文斯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文明，一个此前完全未知并可以说是由第一批开化的欧洲人建立的文明。他将自己的发现命名为米诺斯文明（Minoan）。这个名字来源于古代作家的经典，也是因为虽然这些青铜时代的克里特人崇拜各种动物，但似乎对公牛和弥诺陶洛斯（Minotaur，牛头人身怪物）的崇拜占主导地位。从湿壁画中，埃文斯发现了许多与公牛有关的场景，公牛受人崇拜、公牛参与运动场合以及一项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从克诺索斯宫主要大厅的墙壁上发掘出来的一幅巨大的石膏公牛浮雕。

随着埃文斯发现的重要性逐渐深入人心，他的同行们意识到克诺索斯的确是荷马的《奥德赛》中部分场景的发生地，尤利西斯也是在这里上的岸。埃文斯花了长达二十五年的时间，发掘了克诺索斯的每一个角落。他总结道，与他最初的想法多少有些相左的是，米诺斯文明是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从安纳托利亚来的移民与本地的新石器时代人口融合而形成的。虽然这个民族建造了城镇以及城镇中心辉煌的宫殿（克诺索斯宫的规模之巨大，设计之复杂，现已被视为《奥德赛》中的迷宫），但埃文斯也发现，这些宅邸并不仅限于皇室成员享有，一般公民也能居住。对许多学者而言，这种对财产、艺术和财富的沿袭和发展标志着米诺斯文化乃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即“母体文化”，并从中演化出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文明。

 

1900年3月24日，在阿瑟·埃文斯登上克里特岛两个星期后，正当他揭开伟大发现的第一块面纱时，荷兰植物学家胡戈·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在同一个星期完成了一块进化论的拼图。他在曼海姆向德国植物学会宣读了一篇名为《杂交的隔离法则》的论文。德弗里斯的成就与埃文斯领域迥异，但其重要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德弗里斯是一位身材高大、寡言少语的人。自1889年以来，他一心扑在了植物的育种和杂交实验上。其研究对象包括了著名的花卉品种，如紫菀、菊花和紫罗兰等。他在曼海姆会议上宣布，其实验结果表明，一种植物的特征和这种特征的遗传，“都是由某些确定的单位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对于每种特征（比如雄蕊的长度或叶片的颜色）“都对应着一种特殊形式的材料载体”（德语原文所用单词为Träger，也可以解释为“传递者”）。他接着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要素在传给下一代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变化”。虽然他的表达稍显粗糙，只说出了一种直观的感受，但德弗里斯在曼海姆的那一晚已经对后来出现的基因（genes）概念下了定义。他指出，首先，花卉的一些特征总是以非此即彼的形式出现，从未出现折中的形式。比如花瓣的颜色，要么是白的，要么是红的，从来没有粉红色的。其次，他也发现了基因的性质，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显性基因”和“隐性基因”。在多种性状杂交之后，有些性状会相对明显地得到表达。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可是与会人士还没来得及向他表示祝贺，他就接着说出了一番影响至今的话：“这两种命题（指基因及其显/隐性）实际上很早以前就由孟德尔（Pater Gregor Mendel）首先阐述过了……但它们被遗忘，也被误解了……孟德尔的这篇重要论文几乎极少被引用。要不是我总结了自己大部分实验并独立推导出以上这两种命题，我也不会对他的观点有所认识。”德弗里斯对孟德尔成就的肯定和承认是非常大度的。在经历了十余年的艰苦工作之后，发现自己的成果早在三十年前就已被捷足先登，这对他来说肯定也不是件高兴的事。

德弗里斯提到的这篇论文，正是帕特尔·格雷戈尔·孟德尔所著的《植物杂交试验》。孟德尔是一位本笃会修士，在1865年2月的一个寒夜里，他向布吕恩自然科学学会宣读了这篇论文。大约有四十位成员参加了当晚的集会，但这一小群杰出的科学家都被这位敦实的修士提出的观点震惊了，而在接下来一个月的会议上，当孟德尔将显性和隐性基因背后的复杂数学算法展示出来时，这些听众完全惊呆了。将数学和植物学以这样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在当时是极为怪异的。孟德尔的论文于几个月后发表在《布吕恩自然科学学会会刊》上，同时发表的还有一份出自另一名学会成员支持达尔文进化论的报告（当时距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观点已有七年时间）。布吕恩自然科学学会与超过120个欧洲学会交换了会刊，会刊副本发送到柏林、维也纳、伦敦、圣彼得堡、罗马和乌普萨拉等地（这就是当时科学信息的传播方式），但几乎没有人关注到孟德尔的理论。

看来世界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孟德尔的理论。达尔文的理论在当时受到万众瞩目，其基本概念是物种的变异性和多样性，而孟德尔理论的基本原则却是稳定性。就算物种可以是多变的，但其基本元素也应该是稳定的。多亏了德弗里斯在科学文献的故纸堆里不知疲倦地挖掘，才让孟德尔的论文重见天日。但无独有偶，还没等德弗里斯发表自己的论文，另外两位来自图宾根和维也纳的植物学家也分别报告自己在近期成功地重复了孟德尔的实验。4月24日，就在德弗里斯发表其研究成果整整一个月后，卡尔·柯伦斯（Carl Correns）在《德国植物学会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长达十页的报告，名为《格雷戈尔·孟德尔关于物种杂交的行为规则》。柯伦斯的发现与德弗里斯非常相似，他也做了文献回顾并发现了孟德尔的论文。同年6月，《德国植物学会学报》再次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豌豆的人工杂交》的论文。该文的作者是维也纳植物学家埃里希·切尔马克（Erich Tschermak），他在文中阐述了与柯伦斯和德弗里斯基本相同的结果。他介绍说，自己在达尔文学说的启发下开展了实验，而他也在《布吕恩自然科学学会会刊》上发现了孟德尔的论文。这是一个伟大的巧合，环环相扣的发现回溯到最初的源头，任岁月流逝其力量丝毫未减。不过，当然重要的不是巧合本身，而是由孟德尔最早阐明，并由其他学者重新验证的遗传机制为另一项伟大理论填补了重要空白，那就是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达尔文的进化论。

孟德尔在修道院的花园里种植了大约34种不同品种的豌豆并进行了为期两年的实验。他有意选择了一些具有相对性状的品种（如豌豆表皮光滑或皱褶、黄色或绿色、长梗或短梗等），因为他知道，每一对相对性状中只有一种是显性的——比如说光滑、黄色或长梗，而不是皱褶、绿色或短梗。豌豆进行自体繁殖时，第一代子代的性状总是与亲代相同。但当他对第一代子代（称为F）进行自体授精并产生第二代子代（称为F2）时， F2的性状呈现出一种算法的特征。253棵豌豆结出了7324粒种子。在这些种子中，光滑的有5474粒，皱褶的有1850粒，比例为2.96 ∶ 1。在种子颜色方面，258棵豌豆结出了8023粒种子，黄色的占6022粒，绿色的占2001粒，比例为3.01 ∶ 1。正如他自己总结说：“在这一代中，和显性性状（dominant traits）一样，隐性性状（recessive traits）也得到了充分表达，不难发现它们表达的平均比例为3 ∶ 1，因此在这一代豌豆的四种表型中，其中三种为显性性状，一种为隐性性状。”这使孟德尔做出了高屋建瓴的判断，即虽然性状的种类众多，但对遗传性状而言只存在两种类型：显性和隐性性状，没有其他任何的折中。这种3 ∶ 1的比例在大量性状表达中的普适性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注2孟德尔还发现，这些性状往往呈集合分布，也就是我们稍后会讲到的染色体。他的图表和观点对解释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的实现方式大有裨益。显性和隐性基因决定着生物多样性的表现形式，并将不同的性状传给下一代，自然选择正是通过这种变异性发挥着影响，而生物体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延续着它们的基因，生生不息。

注2 * 3∶1的比例可以通过下表解释：

Y是显性基因，y是隐性基因。

孟德尔的理论是朴素的，而在许多科学家眼里，也是美丽的。其纯粹的独创性意味着，几乎所有涉及该领域的人都有机会做出新发现。而事实的确如此。正如恩斯特·迈尔在《生物学思想的发展》中所写的那样：“1900年后，遗传学新发现产生的速率之高，在整个科学史上几乎是无与伦比的。”

 

那么，在这个羽翼未丰的新世纪的前六个月里，已经产生了弗洛伊德学说和作为达尔文主义基石的孟德尔遗传学说。这两种知识系统分别从迥异的角度呈现出对人类的解读。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两者都属于或表现为科学思想，并且都致力于将潜藏在人类视野范围之内无法触及的力量或实体昭然于世。在这点上它们与病毒颇为相似。此时距病毒被发现仅有两年时间，弗里德里希·洛夫勒和保罗·弗罗施已证明造成口蹄疫的元凶就是病毒。这些看不见的力量确实存在，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随着望远镜和显微镜的发明，无线电波和细菌的发现，人们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许多自然元素都存在于人类的肉眼和听觉感官所及之外。对于弗洛伊德学说和孟德尔学说而言，其重要性在于它们的发现都是对基本原理的解析，使人们得以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审视自然，并进而影响了每个人。加之西方社会“母体文化”的发现，进一步说明了宗教本身也在演化，这也意味着人们过去了解世界的陈旧方法正在归入更新也更为科学的方法之下。这些基本原理方面的变化必然会令人不安，但更多的惊喜还在向我们走来。随着1900年秋天的临近，又一项突破的诞生使我们对自然的认识面临着第三次重大的调整。

1900年，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时年42岁。他出身一个学术氛围浓郁的宗教家庭，自己还是一位优秀的音乐家。他走上科学的道路不是因为家庭的支持，而恰恰是由于家庭的反对。在他的教育背景中，他从小就被灌输人文学科是比自然科学更为高级的知识形式。他的表兄、历史学家马克斯·伦茨常常把科学家（Naturforscher）戏称为护林员（Naturförster）。但科学是普朗克的使命，对此他持之以恒，心无旁骛。在不懈的努力下，站在19、20世纪之交的他已经接近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头顶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和柏林大学全职教授的头衔。在柏林，他以丰富的奇思妙想而著称，虽然这些构想并不总能成功地付诸实践。

19、20世纪之交的当口，物理学处在令人兴奋的变革之中。原子，一种无形且不可分割的物质，其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18世纪初，艾萨克·牛顿曾将原子设想为微小、坚硬的实心球体。19世纪早期的化学家如约翰·道尔顿等，已经被迫接受了原子是组成元素的最小单位这一概念。这是化学反应的唯一解释，因为在化学反应中，一种物质直接转化为另一种物质，没有任何中间相的存在形式。但到了19、20世纪之交，定义原子的步伐加快了，因为物理学家开始对一种具有革命性的思想展开实验：物质和能量可能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Cavendish Laboratory）的奠基人、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曾在1873年提出，原子之间的“虚空”充满了电磁场，能量以光速在其中移动。他还表明，光本身也是电磁辐射的一种形式。但即便是他，也将原子设想为固体，因而其本质是机械的。这些发现的重要性超过了自牛顿以来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所有成果。

1887年，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发现了电波，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无线电。在接下来的1897年，接替麦克斯韦担任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的J.J．汤姆孙（J. J. Thomson）进行了他著名的阴极射线管实验。管的两端皆由金属板密封，管中的空气被抽出以形成真空。如果随后将金属板连接到电池上并产生电流，人们就能观察到管中的真空空间发出的辉光。此辉光由负极板（阴极）生成，并被正极板（阳极）吸收。

发现阴极射线本身就是重大的进步。但这些射线到底是什么呢？一开始，每个人都认为它们是光。然而在1897年的春天，汤姆孙将不同气体泵入射线管内并时而加以磁场包绕。通过系统地控制实验条件，他证明了阴极射线实际上是从阴极喷发并被阳极吸引的微小粒子。他发现粒子的轨迹可以被电场和磁场改变乃至形成曲线。他还发现，该粒子比氢原子还要轻，堪称已知的最小物质存在单元。汤姆孙确凿无疑地发现了物质的一种基本单位。这是人类第一次通过实验建立起物质粒子理论的雏形。

这种粒子，或者说汤姆孙当时所称的“小体”，就是我们今天所知的电子。随着电子的发现，粒子物理学应运而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粒子物理学堪称20世纪最严峻的知识冒险，而这趟旅程也将如我们所见，在原子弹的巨响中达到巅峰。在未来的岁月里，许多其他的物质粒子纷纷被发现，但正是粒子这一概念本身的特殊性最令马克斯·普朗克着迷。粒子为什么会存在？在慕尼黑大学求学时，他的物理学教授曾告诉他物理学已经“非常接近完美”了，但普朗克并不这么认为。他对原子的存在形式首先发难：他质疑牛顿/麦克斯韦构想中原子是微小、坚硬的实心球体这一概念。他提出质疑的一大理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该定律由普朗克在柏林的一位前辈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提出。按照普朗克本人所学的知识，经典的热力学第一定律（First Law of Thermodynamics）可以这样解释：设想一位建筑工人将一块很重的石头搬到屋顶。石头将一直维持相应的能量并处于屋顶上，直到将来某一时刻重新落回地面。根据第一定律，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然而克劳修斯的第二定律指出，第一定律并没有给出完备的理论。能量的损耗发生在建筑工人费力搬运石头的过程中，以导致工人流汗的热能的形式耗散了。这种损耗的能量被克劳修斯称为“熵”（entropy），它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形式的能量虽然并没有从宇宙中消失，但再也无法恢复其原本的形式。克劳修斯因此得出结论，世界（宇宙也是如此）必然总是倾向于增加混乱，随着熵的不断增加，最终油尽灯枯，走向灭亡。这一理念至关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宇宙是一个单向过程：热力学第二定律本质上是对时间的一种数学表达。反过来，它也意味着牛顿/麦克斯韦将原子定义为微小、坚硬的实心球体的概念是错误的，因为“球体”暗示着双向运行的可能性——在这样的系统里时间是可逆的，自然也就没有熵存在的可能了。

1897年，就在汤姆孙发现电子的同一年，普朗克开始了日后将使他扬名立万的实验计划。他将日常生活中两种不同的观察发现结合了起来。首先，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在加热一种物质（比如说铁）时，它首先会发出暗红的光，然后是鲜红色，最后是白色。这是因为中等温度下会激发出波长较长的光，随着温度的升高，波长较短的光随之出现。当材料变得白热化时，所有波长的光都将出现。对于温度更高的物体（比如恒星）的研究表明，在白热化之后的下一阶段里，波长较长的光将消失，导致光的颜色逐渐朝光谱的蓝色端移动。普朗克为此深深着迷，并通过它，与另一个未解之谜，即所谓的黑体问题（black body problem）联系起来。一个完美的黑体能够百分百地吸收所有波长的电磁辐射。这样的物体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但也有类似的物体：比如碳黑能够吸收所有辐射的98%。根据经典物理学，一个黑体应该只能根据其温度发出辐射，而这种辐射应当在每个波长一齐发出。换句话说，它应该只能发出白光。普朗克时代的德国拥有三个完美的黑体，其中两个在柏林。普朗克和他的同事们使用的那个黑体由瓷和铂金制成，位于夏洛腾堡市郊的标准局。实验显示，黑体受热时的现象或多或少类似于铁块受热，首先发出暗红的光，然后是鲜艳的红橙光，最后是白光。为什么会这样呢？

普朗克革命性的思想似乎在1900年10月7日前后第一次萌芽。那一天他给同事海因里希·鲁本斯寄了一张明信片，并在上面勾勒了一个用来解释黑体辐射问题的方程式。普朗克思想的核心是，与通常的看法相反，电磁辐射是不连续的，只能以一定的大小成束发射。牛顿曾认为能量的发射是连续的，但普朗克的观点与之相左。他说，能量的发射就像用软管喷水，每次只能喷出成股的水流。鲁本斯在得知这个想法后与普朗克同样兴奋（而普朗克原本是一个比较淡定的人）。同年12月14日，普朗克在柏林物理学会发表演讲，宣布自己已经构建了完整的理论。该理论的一部分是关于这种小股能量规模的计算，即普朗克所称的h，也就是后来人所共知的普朗克常数（Planck's constant）。根据计算，其值为每秒6.55×10——27尔格（尔格是很小的能量单位）。他对黑体辐射的观察结果表述如下：虽然特定颜色的光的能量束是一样的，但比如说红光，其能量束就要小于黄光、绿光或蓝光。当一个物体刚开始受热时，它先发出能量束较小的光。随着受热增加，它就能发出能量束相对较高的光。普朗克将这种非常小的能量束定义为构建整个宇宙的基本且不可分割的组成单位。它之于能量辐射，就像原子之于物质世界。普朗克将其称为“量子”（quantum）。这一发现证明自然并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是以一系列极微小的颠簸方式发生变动。量子物理学的时代已经到来。

然而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弗洛伊德的思想收获了一片反对和嘘声，德弗里斯对孟德尔的重新发现引发了一场雨后春笋般的实验潮，然而普朗克的理论却“不但没有人赞同，也没有人反对”，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界忽视了。他的问题在于，此前二十年间他所提出的种种指向量子论的理论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当他在柏林物理学会提出这个最新理论时，他得到的是礼貌性的沉默，没人提出任何问题。所以我们甚至不清楚普朗克本人是否足够了解其理论的革命性内涵。直到四年之后，这一重要理论才在另一个人手中绽放出异彩。这个人将掀起属于他自己的革命，而他的名字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1900年10月25日，就在马克斯·普朗克将写有自己重要方程式的明信片寄给海因里希·鲁本斯的几天之后，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搭乘从巴塞罗那开来的列车，抵达在巴黎的奥赛火车站。普朗克和毕加索截然不同。普朗克过着有序而相对平静的生活，传统的观念贯穿始终；至于毕加索，则被他的母亲形容为“一半天使，一半魔鬼”。在学校里他目无纪律，乱涂乱画成性，对自己的目不识丁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但他是一位艺术奇才，从他的出生地马拉加，到他父亲在科伦纳的艺术学校课堂，到巴塞罗那工艺美术学校，再到因画作《科学与慈善》赢得马德里皇家学院奖学金，毕加索在其艺术道路上一路突飞猛进。但对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艺术家来说，巴黎才是宇宙的中心。于是就在19岁生日前夕，他终于来到了这座光明之城。走下列车进入这座新建的奥赛火车站，毕加索语言不通且举目无亲。他在“新赛马场”酒店要了个房间作为落脚点。这家酒店坐落在科兰古大街，周围青楼林立。他先在巴黎左岸的蒙帕那斯租了一间工作室，但很快就搬到了右岸的蒙马特区。

1900年的巴黎到处都是才华横溢的人物。这座城市拥有70份日报和35万盏电气路灯，第一份米其林指南也刚刚问世。它是阿尔弗雷德·雅里的故乡，他的剧作《愚比王》堪称对莎士比亚作品怪诞的模仿，它讲述了一个肥胖的傀儡国王妄图通过大屠杀来占领波兰的故事，就连观看了该剧首演的W. B．叶芝也被震惊了。研究放射现象的居里夫人、象征主义诗人斯特凡·马拉美以及印象派音乐大师克劳德·德彪西都居住于此。这里也是埃里克·萨蒂和他“大胆而不成调的”钢琴小品的港湾。詹姆斯·惠斯勒和奥斯卡·王尔德流亡于此，虽然后者正好在当年去世了。这座城市拥有埃米尔·左拉，发生过德雷福斯事件，而奥古斯特和路易·卢米埃于1895年在里昂放映了世界上第一部商业电影后，也将新的热潮带到了这座城市。亨利·德·图卢兹——罗特列克常驻在红磨坊表演，莎拉·伯恩哈特则常驻在以她名字命名的剧院，在《哈姆雷特》中反串饰演主角。巴黎还拥有格特鲁德·斯泰因、莫里斯·梅特林克、纪尧姆·阿波利奈尔、伊莎多拉·邓肯和亨利·柏格森。哈佛历史学家罗杰·沙特克在研究中将这一群星云集的时期称为“盛宴之年”，因为巴黎享受着澎湃的热情和生活的乐趣。而毕加索将怎样在这些同时代的先驱者中崭露头角呢？

其实毕加索在不满19岁时就已初露锋芒。他的一幅略带伤感的画作《弥留之际》悬挂在1900年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供人参观。这次世博会实际上是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而在巴黎大小皇宫举办的世界展览和贸易盛会。那一届世博园占地260英亩，拥有专用电气火车、时速可达5英里的自动人行道和一座有着超过80个轿厢的巨型摩天轮。在特罗卡德罗广场一侧超过一英里的区域内，塞纳河两岸的建筑立面被装扮成了富有异域风情的风格。柬埔寨寺庙、撒马尔罕清真寺和整个非洲的村庄都被一一呈现出来。而在地下，仿制的加利福尼亚金矿和埃及法老陵墓也引人入胜。园区36个售票处以每分钟1000张的速度售票。毕加索的画作虽然后来被颜料覆盖了，但X光和图纸成分检测显示，原作表现的是一位牧师站在一个垂死女孩的床边，一盏灯为整个场景投下一束阴郁的光。该作的主题可能受到毕加索的妹妹孔奇塔去世的影响，其灵感也可能来源于贾科莫·普契尼当时刚上演的歌剧《波希米亚人》。该剧在加泰罗尼亚首府一上演就引起了轰动。《弥留之际》在展馆里悬挂过高，观众无法仔细看清，但根据毕加索所作的一幅速写来看，他和他的朋友们愉快地离开了展馆，说明他对这幅画的影响很满意。

为配合世界博览会的盛况，许多著名的国际学术协会将自己的会议安排在当年的巴黎举办，举办地点就在阿尔玛桥附近专门为此安排的大楼内。当年至少有130场会议在此举行，其中40场为科学会议，包括第十三届国际医学大会、国际哲学大会、国际妇女权益大会以及重要数学家、物理学家和电气工程师的聚会。哲学家试图定义数学的基础（但失败了），伯特兰·罗素在讨论中一败涂地，后来他专门就这一主题与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合著了一本书。数学大会则由来自德国哥廷根的大卫·希尔伯特主宰。他堪称当时德国（也许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数学家。他概述了他所认为的有待20世纪解决的23个重大数学问题，即著名的“希尔伯特问题”。虽然他选择这些问题的基础将从根本上受到挑战，但这其中的很多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毕加索并没有花太长时间就征服了巴黎这片艺术和知识的丰饶之海。作为集天使和魔鬼特质于一身的奇才，他必然会在巴黎闯出一片属于他的艺术空间。不久以后，毕加索的画作就将攻击艺术的根基，像物理学、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新成就对传统智识进行的轰炸一样，以同样的火力攻击传统受众的视觉感官，并提出许多同样具有颠覆性的问题。他的作品探索真实与虚无，潜入外貌的表面之下，探究尚未被理解的自然隐藏结构之间的关联。毕加索关注性焦虑、“原始”心态、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物）以及现代知识光芒照耀下的古文明发源地。在他的抽象拼贴画中，工业材料和批量生产材料被赋予意义，旨在产生愉悦感的同时制造同样威力的不安（“一幅画，”他曾说，“就是破坏的总和。”）。如孟德尔、达尔文、弗洛伊德、J. J．汤姆孙和普朗克等人的思想一样，毕加索的作品对人们迄今用来给现实分门别类的范畴提出了挑战。

毕加索的作品以及巴黎博览会的壮丽大观，预告了随着岁月的年轮碾过19世纪进入20世纪，人类思想上即将发生的改变。需要把握的重点是，首先，19、20世纪之交的许多思想具有非凡的互补性，人们乐观且自信地在弗洛伊德所谓的“地下世界”中探索着各学科的基本原理以及它们各自的地位。其次，驱动这种心态的动力，即使源自艺术的体验，也仍然具有科学的精神。令人惊喜的是，新世纪的主心骨已然就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