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新无知时代？

本书出版小史

在为本书英国版物色书名时，我的第一个灵感源泉是英/美大诗人W. H．奥登。奥登和我是老乡，我们都来自英国的伯明翰。伯明翰是这个国家的工业腹地，一座不甚可爱的城市，如果说它有什么显赫的时刻，那么我们可以说，原子弹的理论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由两位移民至此的德国犹太物理学家，在这座城市绿草如茵的大学区推演出来的。于我而言，无论在曾经还是时至今日，奥登的诗歌都是20世纪人类创造力的缩影。他的成长环境促使他关注工业化的英国（以及其他地方）不断腐坏的面貌。对科学和精神分析的盎然兴趣也为他的诗歌带来了风格独具的语汇：散发着现实气息的当代场景、支离破碎的句法结构、如同现代艺术般刻意堆砌的冲突意象，最后以几近日常俚语的措辞收尾。也许正因如此，到最后我也没能在他的诗句中找出能够浓缩整个20世纪、能够引人共鸣的警句。

接下来，我尝试了同样是英/美诗人的T. S．艾略特的史诗《荒原》。这首诗歌的标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总结了现代人类的处境。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偏颇的视角。艾略特更辉煌（对我个人来说）的诗作《圣灰星期三》（1930）包含如下诗句：“我不再希冀求知/实证时刻的孱弱荣耀。”我玩味过“孱弱荣耀”这一精彩的搭配，考虑过拿它作书名会怎样。我明白艾略特的所指，也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引起人们的共情。我也考虑过，也许“实证时刻”的书名也可以成立，因为20世纪是科学的胜利，也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胜利。

但是这样的书名也许太过正面了。20世纪确实在诸多方面大获全胜，但在其他方面也承受了难以化解的灾难，中国的读者对此想必体会颇深。这也是为什么，最后我采用了爱尔兰大诗人W. B．叶芝的诗句“惊骇之美”作为英文书名。叶芝写了57年诗歌，与此同时，他也在政治上非常活跃（1899年的警方报告称他“多少算是个反动派”），不仅在爱尔兰当过参议员，而且诗作中也不时显现出他对政治的关切。这一姿态的集大成之作便是《1916年复活节》，一首歌颂失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革命的诗作，其中包含如下诗句：

 

一切都变了，那样彻底，

一种惊骇之美已经诞生。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两句诗便是整个20世纪的墓志铭。“惊骇之美”（A Terrible Beauty）也就成了本书英国版的书名。

在这样一个如斯丰富、如斯矛盾的世纪里，我们几乎可以从任何一条路径理解它。在艺术领域，20世纪所经历的艺术运动要比文艺复兴还丰富，而其中有许多遭到了国家或团体的诋毁和封禁。在医学领域，20世纪在医疗手段上取得了璀璨的进步，却也见证了许多医生的道德滑坡。物理学可能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冒险，然而它所取得的成就和招致的灾难都令我们难以忘怀。我们在政治领域突飞猛进，而相应的法律系统常常连亦步亦趋都难以做到。地质学和地理学的新发现本该提请我们注意环境的脆弱，但是就算它发出过这样的呼声，也已经被政客下了封口令。美国人将人类送上了月球，却无法（也有人觉得是不愿）阻止屠杀在他们学校教室中不断重演。谁敢斩钉截铁地说，2000年的世界就一定好过1900年呢？

对我来说，20世纪的多元视角可以从另一件跟我个人有关的小事中反映出来，那就是本书的美国版并不叫“惊骇之美”。我的美国出版方虽然也喜欢这本书（此外，它也获得了业界好评，并且销售业绩喜人），但他们认为英国版的标题并不能引起美国读者的共鸣。虽然叶芝是19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美国庆祝圣帕特里克节的习俗比英国更为普遍，但是我的纽约出版方还是认为，在大西洋的西海岸，叶芝的这首诗作以及“惊骇之美”并不能取得同样的效果。

所以，美国版的书名叫作“现代思想”（The Modern Mind）。这是因为美国有着更显明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更朴实的文字审美。此外，美国人看待思想的基准点也较少历史思维，对历史上伟大的古典时代较为冷漠，对起源于亚洲和中东，然后在欧洲繁荣的人类文明也不太上心。尽管美国人也可以自豪地宣称，20世纪是属于美国人的世纪，这个国家的自我定位更倾向于展望未来，而不是回溯过去。

中国，在我看来，又与英美两国完全不同，实际上与整个欧洲都判然有别。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文明，总是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过去，不过近几十年来，它又一改过去的封闭，向整个世界敞开了胸怀，如今正跻身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行列，并将目光投向未来。实际上，20世纪发生的一切，以及它所孕育的现代思想，能够帮助读者理解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变革。也正因如此，我与编辑决定将“The Modern Mind”定为中文版的原书名，并将中文书名定为《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

确切地说，这本《20世纪思想史》是一部剥离了政治的20世纪历史。（说实话，我们的世界也从不缺乏关于20世纪的政治史。）当然了，政治不可能被彻底回避，它们总是不可避免地在这里或那里冒头。但是在你即将打开的这些书页中，思想才是真正的主角：哪些思想是真正重要的，哪些思想改变了我们对20世纪的体验，哪些思想促使人们行动，给予人们勇气，令他们的生活激动人心，值得他们付出一切。

这也就使得我们回到了一个核心的事实，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毫无争议是科学的思想，这也是为什么中文版的副书名会叫“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早在1909年，精神分析因为弗洛伊德访问美国而逐渐传播并成为主流，尽管这一伟人的理论经历了许多修正，但它仍然在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自身的理解，所以我们如今谈论心理学的方式已然和过去截然不同。

我还要重申，如果在现代思想冒险中择取最伟大的案例，那么它将会是粒子物理学。从1850年左右发现能量守恒开始（它将电、磁、光、波纳入一个体系之中），然后到放射性和电子的发现，最后一步步发现了组成原子的其他微观粒子，这不仅带来了电视的发明、电子技术的革命，使得我们对借由相同的粒子实现进化过程的宇宙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最终带来了现代物理学王冠上的宝珠：计算机技术。

历史的进程并非一条直线，但它大体上确实呈前进的态势，而本书试图以尽可能明晰且扼要的方式描述这一态势。而在20世纪纷繁的线索之中，最为重要、也最为根本的一条线索可能在于，尽管就政治领域而言， 20世纪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灾难，其残忍和反人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它在其他领域，例如文学、医药、绘画和雕塑、历史编纂学、装饰艺术，却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这一悖论迫切需要得到关注，这也是我为何反复强调，许多学科正是因为电子技术革命的成果，因为广播、电视以及计算机和互联网，才得以进一步深化、扩展和融合，这项伟大的科学成就改变了我们获取知识的方式，推动着我们迈入了信息的时代。

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最近在文章中提及，互联网上能够获取的信息犹如“一条浑浊的信息河流”。这话当然说得有点过，但他的核心意思是互联网上的信息未经提炼和归纳，其中有着太多纷繁复杂的细节，还称不上是知识。布鲁克斯的观点得到了诸多证据的支撑，而尽管互联网毫无疑问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却也可能让我们进入了新的无知时代。

在我们今天栖居的世界里，无知正在大范围地蔓延、扩张，在美国尤其如此，其程度已经到了令人警觉的地步。一项近期的调查显示，4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人类自宇宙伊始便已经存在于地球上，而有20%的受访者仍然相信太阳绕着地球公转。在美国，有一个人数相当可观的群体，主要基于宗教原因，仍然拒绝接受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另一项调查发现三分之一的美国受访者不知道美国独立战争发生在哪个世纪。在高中生群体中，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学习外语，而这一比例在欧洲高达92%。

这一状况并不会迅速改善。在美国，我们从目前已知的数据得知，高校历史学位的授予数量在2016年相较2013年下降了30%。而这一数据应当与另外一个现实相对观之：耶鲁、普林斯顿、布朗等美国精英大学的历史系毕业生仍旧在连年增加。历史学正逐渐成为一种带有精英色彩的活动。

随着互联网的到来，这个世界变得如斯碎片化，学科之间变得如斯迥异，信息变得如斯原始而未经提炼，我们显然急需对诸种信息进行综合，并将网上大量“浑浊”的现成信息整合、梳理成明晰、连贯的体系。我们急需让信息脱胎换骨，变成知识。

思想综合是《20世纪思想史》的另一大特征。人们在理解事件和思想时喜欢（我几乎想说“需要”）使用框架，因为它能帮助我们进入思想的语境，咀嚼它，记忆它。如果没有框架，思想与思想的叠加只会是混乱的集合，而没有任何条理可言。从这本书的销量和译介情况（除了英语版本，它一共被译成26国语言）来看，《20世纪思想史》似乎完成了我在写作之初为它设定的目标。然而，还有另一件事值得提及，它在《20世纪思想史》问世之初时并不凸显，在我看来却和当今的中国读者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

《丝绸之路》缺了什么？

如果你读过《20世纪思想史》的前篇《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你就会知道这本书曾提到（尽管是将一部很长的历史长话短说），中国直到宋朝都是世界上最先进也最成熟的国家。从那以后，欧洲接过文明发展的接力棒，以不断积聚的势能催生出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思想。

而我们刚刚经历的20世纪，即本书所涵盖的时期，正是欧洲发展的巅峰期。甚至连两次灾难深重的世界大战都无法遮蔽这一事实。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各地曾经遭到殖民的地区都纷纷迎来了改变，它们开始独立自主，并且开始迎来教育、商业、道德，以及政治的自由。然而，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它们享有的这些新生活来自曾经统治过它们的殖民者。那么，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一承前启后的过程也应当开启历史上一个最伟大的转型期。可是，事实当真如此吗？

这一过程目前尚未结束，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我现在想要抛出一个想法，供你开始阅读的时候思考。

在2016年，牛津大学全球史教授彼得·弗兰科潘出版了《丝绸之路》，副书名叫“一部全新的世界史”。这本书通过讲述中东和远东（即丝绸之路途径的国家），以它们的政治、贸易和冲突为核心，讲述了整个世界的历史。这个故事讲得很精彩，很值得一读，我个人也很推荐这本书。

但是，与此同时，我希望提请读者注意这本书处理历史的一个方面。《丝绸之路》是一部贸易和战争的历史。在它长达两千年的架构中，它几乎不曾提及任何思想的内容。许多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思想会跟随贸易传播来开。还有些历史学家会告诉你，战争比其他任何事情更能改变整个民族的心智。虽然如此，《丝绸之路》却不曾谈及任何跟随贸易传播的历史，也不曾触及贸易对思想的影响。《丝绸之路》中只有持续不断的冲突，却不像我们自然会期待的那样，谈论战胜者攻城略地所带来的集体心智的改变。

简而言之，虽然《丝绸之路》用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重新叙述了世界史，但是它也不自觉地印证了《思想史》的大意，即在思想领域，中国和东方自宋朝以后便被西方赶超了。

然而，我在本书中的意图，是提醒中国读者注意他们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许多领域，比如技术、体育、教育改革、商业、海外投资，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改变。但是，只有当中国能像西方的伟大文明所曾经成就的那样，在统辖人生重要的问题方面——比如今天我们该如何一同生活在这个人与人截然不同的世界？——换言之，在法律、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以及人文学科领域提出举足轻重的新思想，我们才能说这个国家在现代世界中成为一个真正重要的角色。

当中国的历史学者写出一部颠覆性的史学作品，将亚洲的过去纳入世界进程的模型当中；当中国的伦理学者，像提出无知之幕的约翰·罗尔斯那样，用一套新的理论摇撼我们对于政治框架的理解；当中国的数学家向我们展现，宇宙的“深层秩序”如何可以重构；当中国的画家或小说家取得相当于毕加索或者马尔克斯的成就——到了那个时候，世界才会心甘情愿地承认，中国已经重新取得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

《20世纪思想史》包含的大多仍旧是西方文明的成就。但接下来，我们该去向何方？本书的中国读者也许会带领我们走向那片风景。

彼得·沃森

伦敦，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