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文明及其不满》成书于1929年，是精神分析大师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后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这本书里，弗洛伊德集中阐述了他的文明观，将他研究生涯中从精神分析中得来的结论运用到对社会、文化的分析中，并进一步发展了本能、力比多、超我、负罪感等概念的理论。另外，弗洛伊德还在本书中涉及了宗教、政治、文化和女性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文明及其不满》所涉及的内容显然超出了社会学的范围”。

弗洛伊德的文化思想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在1900年发表的《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就开始用文学艺术作品和人类的审美活动来为精神分析提供佐证。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得到确立，弗洛伊德把研究重心转移到社会文化领域。“1912年，就在精神分析工作达到顶峰时，我已经试图在《图腾与禁忌》中利用精神分析的最新成果来调查宗教和道德的起源。接着，在后来的两篇文章（《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中，我又把这一工作向前推进了一个阶段。”

在《文明及其不满》中，为了结合历史来考察人类与文明的关系，弗洛伊德首先承认了这样的假设，即个人与人类的童年经验以及后续的发展过程都能在人的思维中得到保存。“也许我们应该满足于这样一种结论，即在心理生活中，过去的事物可能得到了保存，而不会必然遭到破坏。……我们只能坚持相信这样的事实，即在心理生活中，过去能得到保存，这是规律，而不是例外。”这样，弗洛伊德就可以在本书中追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况，揭示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对本能的压抑，同时还能说明现代人为何能继续具备原始的本能欲望，从而形成与文明要求之间的对立。

弗洛伊德随后探讨了人类的生活目的和人类的痛苦。他认为人类的生活就是为了满足快乐原则，即满足个人对幸福的渴望。人们对幸福的追求具有两面性：“积极的目的和消极的目的。一方面，它旨在消除痛苦和不愉快；另一方面，它也旨在获得强烈的快乐感。狭义的‘幸福’只与后者有关。”但是现实世界注定要使幸福受到三方面痛苦的威胁。“首先，威胁来自我们的身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消亡，而且，如果没有疼痛和焦虑这些警告信号，我们的身体甚至都无法运作；其次，威胁来自外部世界，它可能以强大而无情的破坏力量对我们施虐；最后，是来自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任何痛苦相比，这最后一方面的痛苦也许最剧烈。我们往往把它当作一种无端的附加物，尽管它与其他痛苦一样都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弗洛伊德总结出了防备痛苦的办法，但是这些办法都有各自的缺陷。首先，个人可以通过扼杀本能来减少对快乐的欲望，但是这样一来，享乐的可能性就减少了。其次，个人可以运用力比多移置的办法，其实这就意味着本能的升华。艺术家、科学家就是利用这种方法获得了个人的享受，但是这种方法受到了若干先决条件的限制，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这样的享受。另外，个人还可以通过幻想和妄想的方式来摆脱现实世界，但是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快乐要么短暂而微弱，要么就是虚幻而空洞的。因为任何一种方法都不可能让人获得绝对的幸福，所以弗洛伊德认为，人类可能获得的狭义上的幸福，是有关个人力比多的经济利用的问题。

在造成人类不快乐的三种因素中，人们最感到不满和不解的就是第三种：人际关系。有一种观点认为：“被我们称为文明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痛苦，如果我们放弃文明，返回原始的状态，我们将变得更加幸福。”弗洛伊德对这种观点表示怀疑，但是他从中得到启发，开始考虑为什么人们会对文明采取充满敌意的态度。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弗洛伊德首先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两个方面为文明下了定义。“文明”一词指“让我们的生活有别于动物祖先生活的所有成就和规范的总和，这些成就和规范有两个目的，即保护人类免受自然的侵害和调节人类相互的关系”。这样，文明就包含了至少四方面的内容：人类改造、抵御自然的活动和成就；美、清洁、秩序；较高级别的精神活动（例如宗教）；调节人际关系以及人的社会关系的方式。文明发展是人类所经历的一个独特的过程，实际上它意味着人类生命的经济利用，因此一部分本能必须被消耗、被取代，这样较高层次的满足才能实现。于是，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文明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消除本能才得以确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抑制、压抑或其他手段）必须以强烈的本能不满足为前提。”

弗洛伊德随后分析了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并从两个方面为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文明对性本能以及进攻性本能的压制。弗洛伊德认为，类人猿的家庭制度尚不能被称为文明现象，因为这个原始的家庭仍然缺少文明的基本特征。父亲作为家庭的首领，他的意志是不受约束的。强健的男子仍然在随心所欲地满足本能的欲望。在弗洛伊德看来，真正的文明时代始于以“兄弟关系”为基础的图腾文化阶段。这里，弗洛伊德把俄狄浦斯情结所表现的杀父经历当作了人类的真实行为，认为儿子在杀父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契约为约束的文明社会。文明的出现有双重根基：外部必然性和爱的力量。最初，爱只是指向单一对象的性爱，后来它变成了“目标被限制的爱”（aim-inhibited love）或是“感情”（affection）。“实际上，目标被限制的爱最初是完全属于肉体的爱，而且它依然存在于人类的无意识当中。这两种爱——完全属于肉体的爱和目标被限制的爱——都从家庭扩展出去，在从前相互陌生的人之间建立了新的纽带。生殖之爱导致了新家庭的建立；而‘目标被限制’的爱则产生了‘友谊’”，从而形成了文明的基础。随着文明的发展，爱从文明的基础变成了文明的对立面。首先，爱具有排他性。其次，家庭与个人从属其中的集体发生了冲突。第三，妇女与文明也形成了对立。

因此，文明要求限制性本能。这种限制表现在以下方面：对乱伦行为的禁止、对儿童性生活的压制、在成人中实行一夫一妻制。另外，文明只认可异性之间的恋爱关系。弗洛伊德认为文明对人类性本能的限制有不合理的地方，因为文明没有顾及人类在性能力方面先天与后天的个体差异。除了对性本能的压制以外，文明还对进攻性本能（死亡本能）进行了压制。“人类并不是温和的动物。温和的动物希望得到别人的爱，而且在受到攻击时最多只会尽力保卫自己。相反，在人这种生物的本能禀赋里，我们能发现强大的攻击性成分。结果，对他们而言，邻居不仅是潜在的帮助者或性对象，而且容易激发他们在他身上满足进攻性欲望，即没有报酬地剥削他的工作能力，未经同意就在性方面利用他、夺取他的财产、羞辱他、给他造成痛苦、折磨并杀害他。‘人对人是狼’。”所以，弗洛伊德得出结论，“为了限制人类的进攻性本能并用心理上的反作用结构（reaction-formation）来控制它们的表现，文明就必须运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因此，出现了种种方法促使人们出现认同，以及接受目标被限制的爱的关系；因此也出现了对性生活的限制，以及爱邻犹爱己的理想训诫”。而弗洛伊德认为人类不幸的根源就在于文明对人类性行为和进攻性行为的限制。

在《文明及其不满》中，弗洛伊德发展了关于本能的理论。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死亡本能的论述中。弗洛伊德认为：“除了保存活体并把它与更大的单位结合起来的本能之外，一定还存在着另一个对立的本能，这个本能试图分解这些单位，并把它们恢复为原始的无机状态。就是说，除了爱欲之外，还有一个死亡本能（instinct of death）。生命现象可以从这两种本能交汇或相互对抗的活动中得到解释。”这样，人主要有两种本能：自我保存的本能与死亡本能。前者包括食欲和爱欲（即力比多），后者包括指向外部的进攻性本能和指向内部的自我破坏。弗洛伊德为文明的定义给出了补充内容：“文明服务于爱欲的过程，爱欲的目的是陆续把人类个体、家庭、种族、民族和国家都结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一个人类的统一体……这些人群要通过力比多被结合在一起。单靠必要性，即共同工作的好处，尚无法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但是人类天生的进攻性本能，即个体反对全体以及全体反对个体的敌意，都反对这个文明的计划。这种进攻性本能是死亡本能的派生物和主要代表，而我们发现，死亡本能与爱欲共存，死亡本能和爱欲一起享有对世界的统治权。”因此，文明就进一步被理解为一种斗争，即爱神与死神之间的斗争、生存本能与破坏本能之间的斗争。

进攻性本能与文明要求形成了冲突，文明就必须对它进行压制。弗洛伊德告诉我们，这种压制的工具就是负罪感。负罪感主要有两个起源：对外部权威的惧怕以及对内部权威的惧怕。这里，外部权威以父亲为代表，其职责主要是对错误的行为作出惩罚。内部权威是外部权威的内化，即超我。因为一切坏的意图都逃不过自我的检查，所以，无论坏的行为出现与否，只要个人具备这样做的动机，他就会产生受惩罚的需要，因此，负罪感就成为了永久的惩罚。这里还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善恶的概念最初是如何产生的？以俄狄浦斯情结为例，弗洛伊德认为爱恨交织的人类心理是负罪感和良心形成的前提。因此，负罪感是矛盾心理的斗争表现，是爱神与死亡本能间永恒斗争的表现。

弗洛伊德比较了人类的文明进程和个人的发展过程，认为它们之间存在着普通的特性。“人类文明的过程和个体发展的过程都是生命过程——这就是说，它们必定具有生命的最普遍特征。”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个人发展将快乐原则作为前提条件。“个体的发展对我们而言，似乎是两种需求之间的互动的产物，其中一个需求指向幸福——我们通常称之为‘利己的’（egoistic），而另一个需求则指向与社会其他成员的结合——我们称之为‘利他的’ （altruistic）……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利己的需求（或寻求幸福的需求）受到了最大的重视。”相反，文明的发展主要关注形成人类的统一体，个人幸福只能退居次席。另外，弗洛伊德还表达了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的关切。在弗洛伊德看来，“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他们的文化发展能不能以及将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进攻本能和自我破坏性本能对社会生活造成的干扰”。

弗洛伊德的文化观具有一定的独到之处。他为考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这就是从人类的心理因素入手，从而揭示社会文明与个人本能之间的关系。但是，他的文化理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首先，他虽然揭示了文明与本能的联系，但夸大并绝对化了两者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文明与本能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有当个人以不伤害他人的文明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本能时，社会中的多数人才有可能享受最大限度的幸福。另外，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本能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削弱了，而是因为技术的进步而增强了。只要比较一下现代人与原始人在寿命、健康、精神享受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证明。另外，弗洛伊德主要从个人心理和本能的角度来解释文明现象，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这样做的局限性在于把人类社会各个发展时期等同起来，没有进行任何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从而削弱了论述的说服力。最后，弗洛伊德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法律的平等性以及解决文明与本能冲突的方式方面也存在一定的片面理解。

然而，弗洛伊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位科学家。因此，他有理由提出各种假设，并为之提供证明。在处理文明问题的过程中，可以说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假设，但是他谨慎、谦逊的科学态度是显而易见的。他承认自己无法解决一些问题（例如他承认自己不能解释科学和艺术的满足功能），承认自己的死亡本能理论具有不确定性，甚至在全书结尾承认自己在结构上的不足之处。这些都表明，弗洛伊德写《文明及其不满》一书的目的并不在于确立自己的理论并将其强加于人；相反，他的意图在于提出自己的假设，同时向读者挑战，鼓励他们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批评甚至否定。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因为勤奋的探索者所犯的错误往往比懒惰的默守成规者盲从的真理更有启发意义。

最后，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弗洛伊德的文明观，本书也录入了他晚年两篇重要文章：《一种幻想的未来》（1927年）和《缘何而战？》（1933年）。前一篇开启了弗洛伊德对人类整体文明的思考，他主张随着文明进步，人类终将抛弃作为幻想的宗教，字里行间中无不流露出他对科学时代的信心；后一篇是弗洛伊德致爱因斯坦的一封信，借着对战争与和平的探讨，他紧随《文明及其不满》的思路，进一步拓展了死亡本能的学说，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严志军

2019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