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十年“星火”燎原第2部分
2.1 “星火”十年，寻亲求魂
沙垚（清华大学新闻学院 “星火一期”）
【作者简介】
沙垚，2006年入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星火一期”学员。先后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访问学者（2013—2014年）。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乡村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传播学民族志等。2015年曾获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一等奖等荣誉，并作为学生代表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典礼上发言。已出版专著有《土门日记》《新农村：一部历史》《一个人的京剧史》（合著）等。
今天的清华学生们，不知有多少人知道，在校园里有一块石碑，上面写着“刚毅坚卓”四个大字，又有多少人知道这四个字的来源？
这块碑揭幕的时刻，也是“星火班”一期开班的时刻。两个时间完全重合。
我想着，与其坐在C楼的教室里参加开班仪式，不如去校团委后面的草坪，看一看西南联大白发苍苍的老学长们。于是，我像翘课一样，翘掉了“星火”的开班仪式。
那天，刚刚下过小雨，天很阴，雾很大。时任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正在发表简短的讲话，他提到了“寻亲求魂，传承创新”。多好的八个字，当时我想到了即将到来的全国第十届“挑战杯”，我想到了清华科技创新任重而道远！看着身边的王希季、江国采等老学长，我有种冲动。他们是寻亲而来，我们也该求魂而去。再回首，从这些老人身上去感受那并不遥远的历史。
仪式结束后，我迅速跑回C楼，发现大家正在楼下合影。我挤进去找到一个位置，在这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上留下了一个身影。
多年后，回忆起来，总觉得那个下午充实而圆满。
那是2007年10月27日。
“星火一期”，是在一片“悲情”中成立并开展活动的。或许近年来连连夺冠全国“挑战杯”的学弟学妹们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自1997—2007年，十年中清华大学只有2003年夺过杯。尤其是2007年，清华大学排在25名之后，与新疆石河子大学齐名，校党委副书记去参加全国“挑战杯”颁奖大会的时候竟然没有一把椅子可以坐（获“挑战杯”和“优胜杯”的学校都有座位），怎么找都找不到清华大学的名字。
当时，我们跟着去的人都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正值一期学员找选题、定项目的时候，我们立志，一定要在2009年的“大挑”中夺杯。
有志者，事竟成。2009年，在北航，我们真的做到了。
现在想起来，对我个人来说，可能正是“星火班”，正是这种“同仇敌忾”的心情，所有的“星火”学员并肩作战，又各有专攻。这个过程，让我在清华大学有了主人翁意识，从一个酸酸的文艺小青年，转变成一个大气的、有使命感、有担当的清华大学学子。
我的项目是关于华县皮影的田野调查。没有想到的是，皮影从此成为我生命中的关键词。
最初，“星火”基金只给我批了4000块钱，让我做一个7～10天的社会调查。在这里必须感谢我的辅导员梁君健，他告诉我，学术是要有野心的。我说，是雄心。他说不，是野心。
在梁君健的指导下，我们一起制定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民族志田野计划。4000块钱是远远不够的，我联合了“星火一期”的另一个学员胡玉丽。于是我们有了8000块钱，开始招兵买马，时任新闻学院团委副书记郭亚强，以及胡玉丽的同班同学王洁萍加入了团队，一行五人。在2007年年底，全国大雪之时，“仗剑”踏雪入潼关。
值得自豪的是，这一行为在不经意之间开创了清华大学暑期实践后续深化研究的先例，后来学校从中发展出了一套本科生文科课外学术培养模式的成熟机制。
悲情加野心，是我们这个项目成功的主要动力。
或许正如梅贻琦校长1938年在“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成立时所说的“吾人以为研究事业特别在创始之际，规模不宜扩张，贵在认清途径，选定题材，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然后精力可以专注，工作可以切实。至于成效，虽不可预期，然积渐积久，必有相当之收获也”。
最初，我们只是带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对人类学和民族志的向往，对西北这块土地的热爱，就去了，老老实实地和农民艺人打成一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竟然成为学校里的“典型”。
在这个过程中，我要感谢很多的师友。在2008年获得校级“挑战杯”一等奖后，我们向校团委提出申请。感谢“星火一期”的辅导员倪杰、付思量、夏超然，感谢时任校团委书记过勇老师、副书记杨波老师，时任学生部副部长张春生老师，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一共获得了27000元的“星火”基金支持，在当时这算得上是大手笔了。感谢“大挑”的辅导员刘宇师兄、时任校科协主席林正航师兄，在他们的帮助下，2009年我获得了第五届北京市“挑战杯”的特等奖。感谢凌云师姐、张超师兄，把我介绍给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老师。2010年，当我把《土门日记》的初稿发给史老师时，他把手稿转给杜汇良、过勇、欧阳沁、于涵等老师，并由此开始了“清华学生原创优秀作品支持计划”。在此向各位老师一并表示感谢。
“星火”的项目结束了，但故事还在继续。
2011年深秋，我正在申请美国大使馆的一个资助项目，持续将我的皮影研究做成博士论文。史宗恺老师知道后告诉我，清华大学也可以继续支持我在中国的黄土地上做自己的研究，传承自己的文化。
那天聊了很久，从他的办公室出来，路灯已经亮了，刚刚下过一场寒雨，银杏的叶子落了满地，格外美丽。秋色无限好，黄昏又如何？
于是，我开始撰写研究计划，提交给谢维和副校长。这份计划书，我写了整整一个月。2012年3月初，我在广西拍纪录片，在瑟瑟寒风中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电话那头的老师说，我是张小平。我一蒙，脱口而出，张小平是谁？张老师告诉我，谢校长组织了一个专家委员会评审了我的计划书，已获通过。最后，陈吉宁校长签发了研究资助10万元。
很难形容当时我惊喜的心情。只记得挂完电话，我在身边一个漂亮姐姐——张小军老师的博士肖璇——肩膀上用力拍了一下，说我获得了清华大学校长的研究资助，姐姐一愣。感谢张小平老师，从来没有计较过我的唐突和冒昧。后来在完成博士论文的几年里，反复打扰，他都慷慨地给予帮助，从不计较。
现在，“星火”十年，我非常自信地向各位老师汇报。十年前，我们这个团队用民族志的方法，从社会结构与民间文化的互动视角，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在非遗界的研究范式上是具有前瞻性的；十年后，这种方法和范式成为非遗界的显学。
2011年底，当我决定打通传播政治经济学、民族志和历史学这三种充满隔阂与张力的研究路径，并小心翼翼地开展实证研究时，国际国内先例不多。不敢说自己的研究很成功，但至少算得上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五年后的2016年年底，我去参加传播学的一个全国性的大会，有学者正在讨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民族志相结合的可能性，并呼吁相关的田野调查。
从2007年加入“星火班”，至今已经十年。一路走来，经历了很多事情、很多困难。庆幸的是，我也遇到了很多的好老师。他们从不为难学生，从学生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他们无私地付出，默默地奉献，让我感动。因为这篇小文章的重点是“星火班”，还有很多新闻与传播学院、人文学院、社科学院的老师们，我就不一一致谢了。
作为老学长，容我说一句：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清华大学不会负你。
2015年夏，我毕业了。有幸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与邱勇校长座谈，并向他赠送了我的处女作《土门日记》。临别时，邱校长说，“希望有朝一日我能邀请你回清华大学喝一杯咖啡。”
我会记住这杯咖啡的，希望那一天，我可以喝得从容自信。
最后，我想谈一谈“星火班”的同学们。“星火一期”共50人，其中近一半的学员有可能成为终生的朋友。大家散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但相互激励，内心是相连的。
“星火班”的活动是丰富的，我们一起去怀柔参加破冰之旅——素质拓展，去天津观摩第十届全国“挑战杯”并与获奖作者交流，去昆山参观工业园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暑假去海外调研实习。我们小组一行12人，去台湾清华大学交流，为期六周。在那里，我们不仅完成了科研任务，而且策划了联谊晚会，实现了自助环岛旅行。最为重要的是，成就了两对情侣并修成正果，他们的结婚旅行选择了重走台湾“星火”路。
至今犹记得2007年一个冬天的下午，林正航师兄在一次“星火”的活动会上说，“星火”的同学们以后无论走到哪里，你找另一个人帮忙，这个人都会毫无保留地帮助你，把你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这是一种认同，一种清华人之间的不需要理由的信任。
是的，伟大的信任。
这种信任将伴随我的一生。
“星火”十年，可以燎原。借毛主席的话表达我的祝福：希望“星火班”，已经是“看得见桅杆尖头”的那只航船，是“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那轮朝日，是“快要成熟了”的那个婴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