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银色经济的内涵与外延问题

农业经济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勤恳（Conscientious and diligent）精神追求GDP总量，人均寿命达到40～50岁；工业经济解决了发展问题，以勤奋—竞争（Competition）精神追求GDP速度，人均寿命达到60～80岁；健康经济将解决生命的质量问题，以勤奋—竞争—合作（Cooperation）的3C精神追求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人均寿命可能达到90～120岁，健康长寿将成为社会发展的主题。银色经济的内涵，即基于健康长寿和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及其约束条件，组织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及其供求关系。银色经济的外延涉及以下一系列基本问题（本章描述现阶段的研究成果），既是国民教育的常识，也是国家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战略的社会基础。

1.1.1 人均GDP的福利相关性

福利经济学（welfare economics），是研究社会经济福利的理论体系，由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斯和庇古于20世纪20年代创立。庇古在其《福利经济学》《产业变动论》等代表作中提出了“经济服务”的概念，建立了效用基数论，提出两个基本的福利命题：国民收入总量越大和收入分配越均等，社会经济福利就越大。作者这样推论，社会经济福利增加可以形成国民消费能力并拉动经济发展，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经济规律。福利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社会评价，回答的是“好”和“不好”的问题，属于规范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方法和福利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Real GDP per capita），即“人均GDP”，是发展经济学中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绩效指标，是人们了解和把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将一个国家核算期内（通常是一年）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与这个国家的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相比进行计算，得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一个标准，为了公平常与购买力平价相结合。从此，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成为解释经济问题的重要变量。

福利相关性。正相关是指两个变量变动方向相同，一个变量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变化时，另一个变量亦由大到小或由小到大变化。其中，引起变化的量叫作自变量（即自己发生变化的量），另一个变量叫作因变量（即跟着自变量变化的量）。统计学中常用相关系数r来表示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r的值介于-1与1之间，r为正时是正相关，反映当x增加（减少）时，y随之相应增加（减少）；呈正相关的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一定为正值，这个正值越大说明正相关的程度越高。以OECD成员国的国民健康投资为例，伴随经济发展（人均GDP水平）和健康长寿（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医疗费用支出和占GDP的比重随之增加，呈现非常规律的正相关关系，证明了福利经济学的判断（见表1-1），也清晰地展示了发达国家从工业经济向健康经济过度的路径。

20世纪70年代末期，工业强国陆续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代际利益冲突日趋明显，福利制度降税费和确保支付成为焦点问题，需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进行结构调整，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结合。福利经济学者对福利国家和福利制度作出了新的总结。国民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不仅在于克服贫困（最低生活保障），还包括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不下降（抑制社会风险）和平滑收入与消费（尊重生命周期的就业与福利）。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性包含三个原则，即在宏观上GDP与国家福利相关、在微观上对福利资源和福利项目进行有效分配、福利对就业和储蓄的负面影响应当最小化。

1.1.2 谁是老人

在健康长寿时代，人的年龄将被忽略，终生勤奋才能换取颐养天年的老年生活。但是，劳动力市场和领取法定养老金的制度安排，需要依法界定劳动人口年龄和老龄人口年龄。这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道动态变化的算术题，即国民平均寿命（La）减去开始领取养老金者的平均寿命（Ta）的平均值（Xa），即老龄人口的年龄（On），此前为劳动人口年龄和未成年人。国家根据这个值确定领取法定养老金的法定年龄。可见，老龄人口即指达到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的人口。

计算公式如下：La-Ta=X（On）

以2014年为例，中国城镇居民平均寿命为78岁，假设领取养老金者的平均余寿为15年（目前我国没有该项统计数据），平均值为63，即老龄人口年龄从63岁开始计算，劳动人口年龄指15～62岁。届时领取基础养老金的法定年龄应为63岁。

合理界定劳动人口年龄和养老金领取年龄涉及代际关系，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一。如果劳动人口年龄低于63岁之前离开劳动力市场，则导致国民就业参与率低、养老税费高、企业用工成本高、就业岗位少、财政收入少，最终养老金水平低等问题，会对国家发展银色经济发生负面影响。

1.1.3 总和生育率

伴随社会生产力提升、竞争压力加大、收入和消费结构改变，人们的生育意愿趋于下降。但是，保持总和生育率在合理水平上，是公共选择的重大问题。总和生育率即指每个育龄妇女生育孩子的平均数，如2.0个、1.5个、1.0个，甚至不足1.0个。总和生育率引起人口结构变化，长期保持低总和生育率，将引起人口结构老龄化。合理的总和生育率期望值为1.8～2.1个，进入国家宏观决策范畴，在尊重人的生育权的基础上，实现家庭养育与国家人口规划的一致性。为此，为维持总和生育率达到1.8～2.1，需要公共政策的支持和公共服务的扶持，可以用国民生育保险或者生育补贴政策，引导家庭制定间隔2～3年生育1～2胎的生育计划。

1.1.4 人口寿命统计数据

人口寿命统计数据越来越成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常态的重要指标，包括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年龄中位数、劳动人口年龄和老龄人口年龄的界定等，由此改变国家对劳动人口年龄的界定。

（1）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当前分年龄死亡率不变时新生儿预期生存年数，这个指标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和医疗发展水平，应当是国民人口教育的基本常识。随着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家庭结构随之从三代家庭进入四代家庭。

（2）年龄中位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间点的人群的年龄即年龄中位数。2008年全球人口中位数是28.4岁，说明世界上有50%的人低于这个年龄，另50%的人高于这个年龄。年龄中位数可以直观地判断年龄结构的变化。

（3）劳动年龄人口界定。根据国民平均寿命界定劳动人口年龄和保持劳动力市场供给。在进入老龄社会时为15～59岁，深度老龄社会时为15～64岁，超级老龄社会时提升到69岁。届时，1～14岁为幼年期，15～69岁为青年期—壮年期—衰老期（15～35、36～60、61～69）,70岁以后进入老年期。我国现行政策规定16岁可以订立劳动合同。

1.1.5 老年系数与代际关系

老年系数即指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老龄人口即指国民平均寿命减去丧失劳动能力后（颐养天年，养老金领取期数）的余寿。例如，2014年中国城市人口平均寿命约为78岁，假设平均余寿15年，当年老龄人口的年龄为63岁。1～14岁人口为未成年人口，15～62岁人口为青壮年人口。然而，拉萨地区的平均寿命未超过60岁，余寿不足10年，当地老龄人口年龄应为50岁。

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口占比加大，老年赡养负担加重，由此形成决定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衡量标准之一。在《联合国世界人口老龄化报告（1950—2050年）》中，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届时，如果老年赡养比为5∶1，就意味着在职人员的养老金税费率是工资总额的10%，养老金替代率为工资的50%；在职人员可能会反对提高养老金税费率（10%），养老金者会反对降低养老金替代率（50%），这是典型的代际利益边界。如果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4%，国家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代际利益关系变得更加突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达20%，国家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协调代际利益关系的体制机制应当十分完善，国民的劳动年龄将延长，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参与率将成为敏感的经济指标；否则，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经济社会陷入危机。

1.1.6 老龄社会发展时间表

老龄社会发展时间表，即指基于一定的总和生育率和老年系数（老龄人口占比）计算和排列出的各国人口老化发展阶段及其进度的时间表（见表1-2）。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实践，国家医养服务体系建设和产业发展应当按照老龄社会发展时间表，倒计时地制定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否则，国家可能陷入“未备而老”的被动局面，个人也可能面对老年贫困的问题。

（1）初级老龄社会及其主要特征。老龄人口（60～65岁）占比达到7% ～11%，在总和生育率为1.8～2.0个的条件下，劳动年龄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为10∶1；在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70%、养老金替代率50%的条件下，养老金税费率达到工资的7%（7个人缴费，1个人领取养老金，7 × 0.07=0.49≈50%）；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仅为50%，养老金税费率则达到10%；此时，养老金费率和养老金替代率的升与降，均为敏感的代际利益冲突问题，这是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本质特征。在此期间，国家应当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法定基础养老金做到“全覆盖、保基本”，大力发展职业养老金和个人养老金，促进老龄科技和建设医养服务的基础设施（即“补砖头”），给国民一个可以健康长寿的预期。

2016年4月20日，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规定：自5月1日起两年内，单位缴费比例为20%,2015年年底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可支付月数高于9个月的省（区、市），可以阶段性将单位缴费比例降低至19%。可见，“降费率、保发放”是个两难问题，反映了两代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2）深度老龄社会及其主要特征。老龄人口（65岁）占比达到14%，劳动年龄人口与老龄人口的赡养比约为5∶1；在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60%的条件下，老年赡养比可能仅有3∶1（见表1-3），养老金税费率达到工资的17%，养老金替代率可以维持在50%的水平上；显然，代际利益冲突进入刚性区，成为十分敏感的社会问题。届时，国家需要通过改革创新推动社会发展；提高劳动人口年龄，大力促进就业，为社会保障开源，以积极福利政策取代消极福利政策；完善养老金结构，适度减低公共养老金水平和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收益，鼓励青年人参保缴费；发展首住房保障和失能护理保险，改善老龄人口资产结构和提高购买力；大力发展老龄科技和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即“补砖头”），针对贫困老人状况建立补贴制度（即“补人头”）；让人人享有家庭医生服务，医养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有深入的国民人口教育，终生自立与家庭社会养老并重的敬老文化蔚然成风。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实际赡养比显示，由于公共政策失灵（失业、低收入、早退休和提前退休等问题），中国提前进入了深度老龄社会。

（3）超级老龄社会及其主要特征。老龄人口（65岁）占比达到20%以上，老年赡养比3∶1；在劳动人口就业参与率70%的条件下，老年赡养比可能为2∶1；养老金税费率达到工资的25%（加入其他税费可能达到50%以上），养老金替代率才可以维持在50%的水平上；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国家必然进一步减低基础养老金水平，延迟领取养老金的年龄，鼓励和帮助大龄人员就业；基于老龄科技的发展，医养服务向智能型、勤劳型、节约型转变；坚持创新和精细化管理原则，建立统筹兼顾、综合改进的治理机制，低效能和高效率地维护养老保障体系的健康发展，从而和谐代际关系。

1.1.7 医养税费机制

医养税费机制是代际利益关系的调节器，稳定税费平衡机制是建立医养服务体系和实现老有所养目标的核心问题。伴随老龄社会的发展和医养赡养负担越来越重，很多发达国家在进入深度老龄社会时，开始依法打造稳定养老金税率的平衡机制，并进入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稳定养老金税率的平衡机制要控制两个关系，既要支持企业发展，也要支持养老金计划收支平衡，和谐代际关系要“养鸡生蛋”，不能“杀鸡取卵”。以德国为例，2002年立法确定养老保险费率的封顶线为工资的20%，企业费率不得超过10%。此外，德国通过鼓励国民生育、引进劳动人口移民、促进大龄人员就业、早减晚增延迟领取公共养老金、适度降低公共养老金替代率（从55%降至30% ～40%）、大力发展职业年金等治理措施，稳定养老保险费率。

1.1.8 养老金领取机制

养老金领取机制即指基于个性精算平衡原则、赋予个人选择权的、早减晚增的、领取全额养老金的制度安排。1942年，已经看到人口老龄化趋势的英国学者贝弗利奇在《社会保险与服务报告》中指出：“养老金政策不应催促人们退休，强迫有工作愿望和工作能力的人退休，强迫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在岗位上挣扎，都是错误的、不公正的，是任何社会保障制度都要避免的。”1991年12月16日，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老年人保护原则》指出：“老年人应能参与决定自己退出劳动力队伍的时间。”建立养老金领取机制，一要根据国民平均寿命决定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法定年龄（见表1-4）；二要制定早减晚增的养老金领取机制（见表1-5）；从而实现延迟退休、增加就业和养老资产的目标。

1.1.9 老龄社会文化和养老模式

存在决定意识，人口老龄化必然引起社会文化的转变，特别是代际文化、家庭文化、经济文化以及养老文化的变化。银色经济需要终生自立与家庭社会养老相结合的社会文化。

（1）终生自立，即指从就业到去世的财务自由状态。年轻社会的代际文化是养儿防老，人们自愿多生育，多子女供养一个老人；在老龄社会，出现一子供养多个老人的现象。为此，一要引导国民通过努力工作和增加积累，实现老年财务独立和有尊严的健康长寿，具有足够的购买高龄失能护理服务的能力；二要防止老年人财产过早地向子孙转移，导致年轻人懒惰和高龄失能老人无钱购买服务的双重负面结果，有人称此为“养老防儿”。

（2）从家庭养老到居家养老。人均寿命70岁时的家庭由爷辈、父辈和孙辈构成，三代同堂的家庭占多数，孙辈多、儿辈强，可以供养老人；人均寿命80岁以上的家庭由祖辈、爷辈、父辈和孙辈四代构成，独立家庭占多数，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功能逐渐下降，需要社会生产医养服务，嵌入老年人的身心和家庭，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流行将老人送进养老院，后来发现，不仅经济负担越来越重，而且没有孝道的社会文化是自私的、短视的；他们开始鼓励和补贴居家养老。居家养老不同于家庭养老，是嵌入社会服务的家庭式养老，包括代际同堂同城养老、亲属结伴养老、举家搬进养老社区等多种形式。

（3）社会养老服务。社会养老服务即指由社会生产医养服务并嵌入老年人身心、家庭、社区、机构和建设健康长寿城市的养老模式。低龄老人以养带医，亟待发展家庭医生和社区医疗服务；高龄老人以医带养，亟待发展其纳入健康管理、慢病管理、病后康复、医疗护理和临终慰藉等服务，包括老年用品研发和相关服务的供给。随之，医养服务供给占劳动力市场和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将越来越大。

1.1.10 嵌入理论及其嵌入式养老服务

嵌入（Embeddedness），即指将有价值的东西嵌进原有载体，令其具有新的生命力和价值的积极活动。嵌入理论（Embeddedness theory）强调经济活动存在与非经济因素相关的不确定性的经济社会学理论，其核心是将经济活动融于具体的社会网络、政治构架、文化传统和制度基础之中。嵌入理论已被广泛用于经济地理学。农业经济时代讲“勤奋”文化，工业经济讲“竞争”文化，银色经济时代讲“合作”文化，嵌入理论支持技术合作（计算机网络）与制度合作（社会服务网络），越来越被广泛应用。

嵌入式养老服务即指将医养服务嵌入老年人身心及家庭、社会网络、文化传统、经济制度、政治构架的理论和实践。形成养老服务嵌入理论的价值如下（见图1-1）：一是解释了社会养老服务对居家养老的补充关系，从而延续和强化家庭养老的责任和功能，有效地传承亲情与孝道文化，而不是用社会养老服务替代家庭养老责任；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服务相结合的产物；二是借此理论和方法描述养老服务嵌入的路径，包括嵌入老年人的身心，以强化个人的健康机能。嵌入家庭，以强化家庭的养老功能，实现人们居家养老的愿望，维护和发展永不褪色的亲情文化；嵌入社区，以强化社区的服务功能和凝聚力；嵌入机构，以强化其专业服务功能；嵌入城市，以建设老年友好型城市和大健康城市。其中，心理嵌入是最重要的。以十方缘公益基金支持的“老人心灵呵护中心”为例，他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用心倾听、祥和关注、同频呼吸、同频共振、经典诵读、抚触沟通、音乐沟通、动态沟通、零极限技术”等方式，给予老年人爱的陪伴。此外，养老服务的嵌入理论大大丰富了嵌入理论的内容，促进了该理论的发展与应用。

1.1.11 从劳动人口红利到老龄人口红利

红利顾名思义即分红和获利，如企业分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总之，红利来自产出大于投入的利益。人口红利的解释是有条件的。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效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城市国营企业改革），二是土地财政收益（农村土地城镇化、城市福利房改商品房），三是人口红利（主要指农民工）。

中国式人口红利的到来与消失。1960年中国人口6.6亿，1981年达到10亿，1982年控制人口总量成为国策，强力推行一胎政策的计划生育，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在此期间的人口红利有两个来源：一方面，伴随幼年人口抚养比下降，家庭储蓄率上升；另一方面，前20年高生育率的人口（特别是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用工成本相对低，劳动年龄人口的经济贡献减去其消耗后有结余，企业和国家获利。2012年，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减少，劳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年人口占比增加，赡养负担加重，养老税费增加；来自两个方面的人口红利几乎同时消失。此时，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根据钱纳里结构经济学原理，中国进入了工业化高级阶段，买方市场的特征日益明显，消费与投资并驾齐驱地拉动经济，当期消费和养老储蓄成为矛盾。

老龄人口红利初探。老龄人口即指达到法定领取养老金年龄的人口。例如，在国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以后，领取养老金的法定年龄为65岁。如果老龄人口的经济贡献减去其消耗后有结余即产生老龄人口红利，由此构建的理论框架（见图1-2）。获取老龄人口红利的主要渠道如下：（1）就业贡献，通过提高人力资本延迟领取养老金、增加就业和经营收入，增加社会保障费税和所得税贡献，减少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消费贡献，通过老龄人口消费拉动经济和带动就业，特别是健康产业和医养服务业。（3）纳税贡献，对超过纳税起征额的养老金征税。（4）投资贡献，养老基金属于长线投资，可以支持具有微利综合效应的项目；同时，还具有完善资本市场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战略功能。

1.1.12 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

合理的资产结构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由此可以提高购买力。老龄人口资产结构即指到退休时的家庭资产结构，包括国民权益类资产（社会保险和社会保障中的转移支付）、劳动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资本利得（固定资产、储蓄股票基金等）三大类（见图1-3）。国民权益类资产有财政风险，财产性资产有时差风险，优质的资产结构应当取平衡值，具有较好的抗风险能力和购买能力。在OECD成员国里，美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最佳，呈现出3∶3∶3的平衡型优质结构；其次，是澳大利亚、日本、冰岛、挪威等国家；芬兰老龄人口拥有过多的财产性收入，市场风险较大。

1.1.13 老龄人口的消费能力

老龄人口购买力即指老龄人口消费水平与国民平均消费水平的关系。以2010年为例，中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约为10000元人民币，老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可能低于、等于和高于这个水平。有购买能力的消费属于有效需求，是补偿劳动人口人力资本和拉动银色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王金营等人的研究在人均消费与人均GDP回归分析中引入了标准化消费人口概念。代入老龄人口比例的变化以及老龄人口相对于劳动人口的消费比例进行测算，研究老龄人口比例的变化与消费的关系，成功地将人口年龄结构引入消费函数，探索老龄化和消费的直接对应关系。

美国健康和退休研究数据显示（Health and Retirement Study, HRS, 1998—2006年）：美国老龄人口拥有较高水平的年金化资产，养老金税占社会保障工薪税的2%，这是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软实力。Rob与Arie（2001）的荷兰研究和Robert Dekle（2004）的日本研究都显示：人口老龄就业收入消费率为90%，年轻人消费率为40%，增加大龄人员就业可以提高社会整体消费水平和降低投资水平。

2009年数据显示（见图1-4）：在德国、日本、瑞典等接近超级老龄社会时，50岁人口的消费逐年上升，60～65岁达到峰值点，此后缓慢下降，直到75岁均属于排在前40%以内的高消费人群；在美国接近深度老龄社会时，在50岁达到峰值点，直到65岁均属于排在前40%的高消费人群。

2010年数据显示（见图1-5）:2009年，中国消费峰值点在12岁人群（缴费附加费高）和30岁人群（结婚买房），高于平均值20% ～40%；中年人口消费水平低于平均值35%；老龄人口消费趋低，甚至低于平均值80%，临终消费却急速上升；呈现出一个畸形的曲线，不利于老龄社会拉动消费的目标。

1.1.14 医疗保障与大健康供给与需求

1980—2000年，国际卫生组织（WHO）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而努力。基本医疗保障即指让人人享有合理的基本医疗服务的制度安排。最优医疗保障的主要特征如下：（1）人人享有即指覆盖全体国民；（2）合理即指具有可及性、安全性和可支付的；（3）基本医疗服务即指由诊疗、药品和检查设备三个目录构成的，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基本医疗服务的总和。至今，在WHO的119个成员中已有114个国家建立了医疗保障制度。总之，基本医疗保障的功能在于通过为基本医疗服务埋单，降低国民看病的医疗费用支出，从而转换大健康购买力和促进国家产业转型，基本医疗保障不能直接购买健康服务。

在2005年WHO提出的健康定义是“一个人生理、心理上适应社会的完好状态”，包括身躯健康、心理健康、心灵健康、社会健康、智力健康、道德健康等。2007年，在发达国家纷纷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和超级老龄社会之际，WHO号召各国“投资健康和构建安全未来”，迎接大健康时代。大健康是根据时代发展、社会需求与疾病谱改变提出的一种全局性新理念，主要特征如下：围绕着人的衣食住行及生老病死，关注各类影响健康的危险因素和误区，提倡自我健康管理，呵护生命全过程；不仅是身体健康，还包含精神、心理、生理、社会、环境、道德等方面；不仅提倡健康生活，还有健康消费等；涉及各类与健康相关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也涉及各类组织为满足社会的健康需求所采取的行动。

从表1-1和图1-6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人均GDP发展水平和医疗费用支出具有明显的结构特征。2015年美国进入深度老龄社会，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最高，达到17%以上。

总之，在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之际，需要从供给侧认真思考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各自定位，准确把握基本医疗保障的核心功能。只有降低国民基本医疗消费开支，才能转换国民对大健康的需求和购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