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第三条路线与中国哲学话语权

第三条路线的比较哲学不是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而是一个开放包容的体系，它力求把不同哲学观念、价值、体验等纳入其中，以期使哲学比较的内容得到极大的丰富。在这样的哲学中，比较的意义便不在于简单地罗列彼此或消解对方，也不只是为比较选定适当目的和方法，而是要通过比较来彰显那些在单个哲学观念中所隐含或不明显的思想意义和价值，在于比较本身所产生的价值考量。就此而言，比较哲学第三条路线的确立对于争取中国哲学话语权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于近代中国哲学学科是在与西方哲学范式的比照中确立的，因此，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带有比较哲学的痕迹。有学者已经提出“中国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比较哲学”，“比较哲学就是中国哲学的命运”^[1]。但问题在于，中国哲学自建成以来，始终未能化解中西之间的张力，中国哲学的言说方式也始终未能跳出“自说自话”和“汉话胡说”的左右窠臼。因此，中国哲学要想把哲学的命运攥在自己手中，就必须超越比较哲学的前两种路线，通过“互镜共生”和“构建哲学命运共同体”的第三条路线来为中国哲学的“登场”奠定方法论基础。

首先，中国哲学话语权的确立不能通过第一条路线，不仅因为当代中国哲学与古代中国哲学的脱节，而且因为当代中国哲学已经无法褪去西方哲学的范式，中西哲学的平直比照根本无法彰显中国哲学的比较价值。其次，中国哲学话语权的确立也不能通过第二条路线，因为第二条路线实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的比较路线，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都与中国哲学的内在追求相矛盾。因此，中国哲学话语权的确立只能通过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来形成，也即通过中西、古今哲学间的对话、互镜与会通来为彼此提供更多的思想可能，以便使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能够更好地参与到世界哲学的创新之中。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哲学实际上一直都在努力寻求独立的话语权。最初，通过比较哲学的第一条路线，中国哲学所要寻求的是中国思想的哲学身份以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平等地位，希望通过比较哲学来获得西方哲学的承认，并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为此，冯友兰先生仿照西方哲学范式整理中国思想，指出“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2]，从而创建出与西方哲学看似具有“平等”身份的中国哲学史。此后，随着中国学术主体性的觉醒，中国哲学开始依循第二条路线来抵制西方哲学的同化，同时也主动论证中国哲学高于其他哲学，并试图把其他哲学纳入自己的理解和关照之中。比如，当代学者提出儒家哲学强调人的主体性、关系理性和社群主义，并以此为基准来批判西方哲学中以个人主义、权利意识、思辨理性为基础的思想倾向。这样的做法固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但也存在着滑入第二条路线的风险，如此则不但不能有效地提升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反而会对中国哲学的时代创新产生诸多负面的影响。

因此，中国哲学要想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就不能只限于中国哲学自身的思想系统，还必须通过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来扩充哲学视野和文化影响力，从而把中国哲学的“寻根意识”和“全球意识”完整地结合起来。正如萧萐父先生所指出的，“只有把‘寻根意识’和‘全球意识’结合起来，通过‘两化’^[3]，实现中国文化的解构重构，推陈出新，做出新的综合创新，才能有充分准备地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与世界学术多方面接轨、多渠道对话，从而对人类文化的新整合和新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③。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哲学要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获得话语权，就必须通过比较哲学的第三条路线来处理好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创造与转换。中国哲学不仅要是中国的，更要是世界的，中国哲学只有能够为世界哲学的创新提供新的概念和视角，才能够获得世界性的话语权。这样的“人类视角，中国眼光”^[4]和“中国话语，世界视野”相辅相成，这对于第三条路线的比较哲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当代中国哲学的话语权要建立在对古今中外哲学认真学习、细致比较的基础上。古今之比是比较哲学的第一大领域，对于我们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理解古代思想和当今哲学的异同也不可或缺。其次，我们一定要在中外哲学比较过程中，论证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自16世纪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系统的西方思想开始，中国哲学一直在探索与西方哲学思想的异同，以及如何理解这些异同。19世纪以降，中西哲学之间的这种比较呈现了加速度的趋势，部分原因在于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强势改造，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哲学以外来哲学为鉴开始了对自身体系的建构。时至今日，在中华文明复兴之际，中国哲学开始了寻求新的思路来理解自己的传统和哲学，或者如冯友兰所说的“接着讲”，或者如张立文所倡导的“自己讲”“讲自己”，都蕴含着通过比较来扬弃中西哲学的对立，并以包容的态度主动与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非洲哲学等进行比较，以便形成中外哲学家所认可的中国哲学话语体系。再次，古今中外的交叉比较也已经成为比较哲学第三条路线扩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不仅为现代中国哲学所重视，也日益引起现代西方学者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跨文化、跨时代交叉比较并不是当今哲学家们的一时兴趣，而是由来已久的思想传统。最后，在同一话语体系之下比较不同的哲学体系或观点，也彰显了第三条路线的价值和意义。先秦儒家与道家的比较、20世纪存在主义与现象学之间的比较、功利主义与义务论之间的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比较，都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重要而新颖的观点和学说，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比较哲学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发展。

总之，比较哲学“第三条路线”的提出、发展和深化不仅能够为新时代比较哲学的繁荣奠定新的方法论基础，而且能够容纳更多的哲学体系与思想可能，从而为中国哲学的时代创新和中国哲学话语的世界性提供新的动力，开拓出新的发展视角和方向。

[1]吴根友.比较哲学与方法及其理论难题的化解.哲学动态，2013（5）.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3]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西方先进文化的中国化”，参见：萧萐父.吹沙三集.③成都：同②巴.蜀书社，2007：8。

[4]李泽厚.中国哲学登场.北京：中华书局，2014：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