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费孝通学术历程的理论自觉

2009年系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30周年，郑杭生继承和发展了费孝通的“文化自觉”概念和理论，提出了“理论自觉”的概念和命题，认为中国社会学要充分利用中国社会历史性变迁的巨大舞台和现实性宝贵资源，提炼和创造自己的概念、命题和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话语，而不是在西方理论的笼子里跳舞【16】。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实现途径，就是要“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17】。

虽然费孝通没有直接使用“理论自觉”概念，但从郑杭生所阐述的理论自觉的内涵来看，费孝通无疑是中国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典范。费孝通对这一命题也曾有过近似的论述。例如，在2000年，针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过度借用西方社会理论的状况，费孝通曾清醒地告诫说：我们必须意识到西方社会理论和概念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其社会现实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总结概括的结果，他们还根据对现实社会变化了解的不断深入而反复加以修正，以使这些社会理论更符合其社会现实。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一定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社会理论和概念，必须在对其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将其作为参照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理论。尤其是青年学者，做学问要对外开放，但要防止“中心外移”，立足点和中心应在中国，结合中国实际。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一旦离开中国的社会实践，就很可能会丧失生命力。面对急剧变迁过程中社会的高度复杂性，我们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要经常检查自己所做的研究能否贴切地反映现实社会。【18】这些告诫充分体现出费孝通的理论自觉意识。

目前学界有关费孝通的研究文献数量众多，但从其理论自觉发展历程的角度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有些学者对费孝通理论和主张的分析与批评，往往脱离其时代背景，无视费孝通始终根据中国社会变迁不断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与理论的事实。梳理费孝通的学术生涯可以发现，他始终以对中国经济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为基础，敏锐把握时代变化的趋势，并根据社会变迁实践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和理论，其学术思想、立场与态度体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觉。本章主要从费孝通的城乡社会学、民族研究和文化研究等方面，对其理论自觉的发展历程加以分析，并探讨其对当前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

一、费孝通的城乡社会学理论自觉

探索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是费孝通“一生的研究课题”【19】。近年来，对费孝通的小城镇等城乡发展理论有不少批评。有批评认为，他的乡村工业化与小城镇理论及其实践，是导致中国农村生态恶化、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批评认为，他的城乡研究是“相对静止而单一的由乡镇工业联结的城乡关系范式”，“没有将更宏阔的政治视角纳入考虑范围”【20】。这些批评与认识，实际上脱离了费孝通的城乡发展理论与主张的时代背景，也忽视了他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自己的理论与主张不断加以修正和丰富的事实。

费孝通一贯以从实求知的态度，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与状况，敏锐地把握时代变迁趋势，提出相应的富民强国主张。他关于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主张，经历了发展乡村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区域经济开发、走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演变过程。这一演变过程，既反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充分体现了费孝通“志在富民”的历史责任感和高度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因此，我们需要结合费孝通城乡发展道路的相关理论的历史背景，全面把握其基本观点和方法。唯其如此，方能为分析和解决当前中国城乡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费孝通以1936年的家乡江苏吴江江村（开弦弓村）调查和1939年开始的云南内地农村实地调查为基础，提出了发展乡村工业以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实现乡土重建的主张。这一主张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论。如姜庆湘认为，费孝通提出的以恢复农村副业来为中国经济找出路的主张是保守的【21】。吴景超则断言手工业注定是要衰微的，“近代文明”和“机器工业”都是在都市产生的，因此中国要以发展新工业来吸纳农村人口，使农场面积扩大，使农民可以专靠农业谋生，使工业可以从农村里分出来，走向机器化和现代化【22】。就中国当时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而言，费孝通发展乡村工业的主张显然更为合理可行。这一主张符合中国历史上在人多地少条件下形成的农工相辅的传统经济模式，符合当时列强入侵导致中国农村工业衰落、农村贫困化的状况，也符合当时中国城市以消费为主、只能吸纳有限农村劳动力的现实条件。费孝通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人多地少条件下形成的小农经济中，手工业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一直到现在仍是大多数人赖以为生的职业【23】。但西方工业的扩张导致中国传统乡村工业迅速衰落，造成中国经济彻底农业化，部分农民失业，农村经济萧条，高利贷活跃，土地权外流，土地问题日趋严重，导致乡村不安和政治不稳定【24】。费孝通认为，吴景超所提倡的通过发展都市新工业来吸收农村人口，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可以说是最基本的出路，但问题是都市新工业能吸收多少人口？新工业兴起能否解决手工业崩溃引起的大量人民失业和贫困的问题？这是攸关民生的大问题。【25】因为从当时中国都市的性质来看，旧式的“城市”是其人口已脱离了土地、以收租为生的地主为主的消费性城市，而以生产性工商业为主的新兴都市（如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是在西方的经济压力下发展起来的经济体，主要是洋货的经纪站。在这种条件下，城市吸收乡村过剩人口的能力十分有限。【26】而且在乡村工业式微后，工业离开了乡村，城市吸收了一部分农村人口，但在吸收时并不是以家庭为单位，而是以个人为单位，其结果是破坏了家庭的完整，不像在传统的男耕女织、农工混合社区形式下，家庭这一基本团体不致被破坏【27】。因此，在人多地少的客观条件的制约下，恢复乡村工业是适应短期内无法改变的小农经济的现实可行的方案【28】。将乡村工业尽量分散，也是“可以使农民大众得到工业化利益的方案”，有助于稳定乡村经济，防止乡村衰落【29】。当然，在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主张中，工业不完全是传统社会中自生自灭的手工业，他指出，“我们原有的乡村工业太落后，不能和现代工业竞争，所以我们不能让现有乡村工业自己去挣扎，而必须有计划地把现代化技术、组织、精神输入乡村”【30】。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和“以粮为纲”的农村经济政策，农村工商业受到严格限制。费孝通在1957年重访江村时发现，虽然农业有了发展，粮食增产了，但农民手中无钱，生活并不比以前好过。他认为问题的症结是没有发展农村工业、商业和养殖业等副业。因此他重提乡村工业问题，认为应当在农村恢复副业，发展小型工业【31】。这一主张符合当时农村生产力并不发达的情况，但由于与政策相抵牾，在“反右”时遭到批判。费孝通指出，“以粮为纲”、只在土地上打主意希望是不大的，因为农民只能靠种田吃饭，不能靠种田生活，这是人多地少的农村里的一条普遍规律。“文革”时期“以粮为纲”的政策甚至使农村经济濒于崩溃。【32】在农村搞“以粮为纲”的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也使得以往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小城镇失去了经济基础，城镇个体和集体商业受到限制和打击，更使得许多小城镇人口下降，走向衰落【33】。

改革开放前后，凭借其工商业传统和地缘优势，江浙等地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迅速兴起。费孝通紧紧把握这种变化趋势，开始了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实践的实地调查与理论探索。调查从江村开始，扩大到吴江七镇，再扩大到苏南四市，进而扩及江苏全省乃至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费孝通的小城镇调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小城镇理论的探索也推动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

不过，费孝通在对小城镇道路的探索和倡导上是较为谨慎的，他并没有将小城镇作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模式，而是强调要因地制宜。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他在对边区少数民族及贫困地区发展道路的探索中，就强调东部的发展可以“小城镇”为“眼”，西部则要以“民族经济协作区”为“眼”【34】。在后来对小城镇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中，他指出，苏南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尽管有其“内发性”，但更有其外部条件，即当时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城市里的工业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苏南正是充分利用了靠近现代工商业大城市的地缘优势和现代城市工厂的技术优势等有利条件兴办社队工业，走上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35】因此可以说，发展乡镇企业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选择。费孝通在调查研究中注意到，到20世纪90年代，沿海地区乡村的经济基础已由农业转变为工业，农民的收入80%以上来自工业和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80%以上已转移到非农产业。但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大部分居民还没有完全脱离农业，亦工亦农的问题成为新的发展阶段中一个“亟须通过进一步改革来解决的问题”，因为“亦工亦农是一个行之有效的过渡方式，到工业化向深层次发展，工农势必分家，各自成为专业，农业也就实现了现代化”【36】。费孝通意识到，就城乡关系而言，自己在小城镇研究中提出的“离土不离乡”概念，是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来的，随着经济发展的变化，农民是“乡”“土”都可能离的。“离土不离乡”可以看作是小农经济消亡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37】，他由此对自己以前关于乡村工业化以及把镇作为农村经济中的“细胞核心”的观点进行修正，提出并思考“全国一盘棋”、城乡一体化、农业规模经营、城镇规划布局等问题。他后来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为新的研究起点，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等区域开发层面，为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谋篇布局。可见，那种不顾地区工业化的基础条件等客观因素，遍地开花发展小城镇，甚至将小城镇道路演变为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限制农民进入大、中城市的认识与做法，都是与费孝通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发展小城镇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想相违背的。

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根据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转型的实际，进一步反思并修正自己的城乡发展理论。“想尽办法了解城市”【38】之后，他认识到农村要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和推动；对于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中国而言，一个大问题是怎样妥善安排人口布局，使人们都能安居乐业。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还是要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的道路，我们“需要搞几个特大都市，更多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以及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来容纳更多的人口”，“形成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39】。

费孝通晚年关于中国要走多元城市化发展道路的思想，对破解当前的“三农”问题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下，那种一味强调要把农村或小城镇当作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点、做法与政策，反而使农民工长期在城乡之间钟摆式流动，也导致农业、农村因发展主体缺乏或不确定而陷入困境。当前必须尽快转变长期以来在农民城市化上缺乏长远规划的做法，改变以往只注重城市规模扩张而不注重让农民分享城市发展成果这一城市化本质的增长方式，积极、主动、有序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推进和完善让城乡居民都能安居乐业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现代职业体系和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40】。

二、费孝通的民族研究理论自觉

民族研究是费孝通学术生涯的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费孝通早期主要是从体质、文化、语言等方面研究特定民族，后来逐步转向更注重从历史和民族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国家统一等问题。他由此也成为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典范。

20世纪30年代末，刚从英国学成归来的费孝通，曾与历史学家顾颉刚就“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题展开过一场辩论。在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之时，顾颉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理论自觉意识，在对几千年来中国各民族在血统和意识方面融合的历史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联系当时的政治时局，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认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再析出什么民族”，大家应当留心使用“民族”二字，我们也应当舍弃以前不合理的“汉人”称呼，和那些因交通不便而生活方式略微不同的边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华民族”一词之下，团结起来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41】。顾颉刚的理论得到许多学者的积极支持和响应，也引发了一些论辩。费孝通从欧美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结合自己以前在广西大瑶山的体质人类学调查，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质疑。与顾颉刚在现代国家民族意义上理解“民族”概念不同，费孝通认为民族是语言、文化及体质（血统）上相同的一类人，中国境内不仅有五大民族，而且还有许多人数较少的民族，不同民族在文化、语言、体质上有很大的差异，客观上的混合并不就等于主观上的统一。要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是要消除各民族及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42】

虽然费孝通与顾颉刚二人的研究视角和观点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在学理上也尚有不完善之处，但顾颉刚注重挖掘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致力于推动现代民族国家“政治的统一”与“心理的统一”的理论自觉意识和立场，无疑对费孝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费孝通后来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在基本观点、立场以及历史论证方法等方面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有高度的一致性。正如有学者分析的，没有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以及引发的论战，也就没有费孝通后来的多元一体理论【43】。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费孝通的研究重点由农村研究转向民族研究。他参与和组织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的调查工作，了解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语言、历史和现状。在参加少数民族调查过程中及在后来的思考中，困扰他的主要问题是“汉族对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发生过什么作用和怎样去看待包含汉族和国内所有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44】。他认识到，“民族实际是因地因时而变化的，我们对民族的认识也应当根据实际的变化而不断发展”，“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45】。在这方面，潘光旦关于不能孤立地研究某一民族历史的主张对费孝通有很大的启发。潘光旦认为，中国历史是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人们接触、交流、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没有间断过，而且还在发展着。汉族是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原来不属于汉族的人们而壮大起来的，其他民族实际上也多是由原来不相认同的人们逐步融合而成的。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也有分化，在不断又分又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我国现有的民族结构。【46】费孝通认为，潘光旦的这种“宏观的历史研究”视角对中国民族研究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将各民族单位孤立起来进行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缺点在于把应当包括在民族这个整体概念中的部分过分突出，甚至从整体中割裂了出来，把民族研究限于少数民族，“势必不容易看到这些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和汉族的关系”，而且，将少数民族分开来个别加以研究，使得“对各民族间的关系也不易掌握”【47】。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也不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因为“民族领域里当前主要的问题是怎样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事实上的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必须通过发展经济、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来实现，“在这共同的道路上，我们固然必须从各民族的特点出发，而且保持民族形式；但是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加深了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因此，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将微观的研究和宏观的研究配合起来，要从全国一盘棋的格局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从宏观方面就是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这个课题，“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实体，因为他具有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特点，而且具有共同的民族意识”，“我们有责任对这个人们共同体的形成做出科学的论证”【48】。在这种研究立场的基础上，费孝通在自己及其所指导的大瑶山等民族调查中，很好地将宏观研究和微型调查结合了起来。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时，费孝通挖掘历史上各民族长期沿河流或山脉迁徙的路线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各民族相互依赖与交往融合的历史与文化资源，提出了“民族走廊”概念，并以此作为发展民族之间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的基础。

在这些自觉的理论思考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由“自在的民族实体”到“自觉的民族实体”和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融合过程与现实。这一理论也表明，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国家定义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当然，费孝通并不认为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已经完成，他希望这一理论是开放性的，今后仍需要一代代学人持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更自觉地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49】，在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和民族交往融合方面做更进一步的努力。在民族研究方面，我们要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要始终以促进多民族国家民族团结、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为立场和宗旨。

三、费孝通的文化自觉与理论自觉的意义

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在思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提出的时代性问题和反思人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中更加重视对文化和心态的研究。

费孝通的学术生涯是“行行重行行”的一生。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瑶山调查和江村、禄村等社区调查，到后来足迹遍及全国的城乡发展、民族地区发展再到区域经济开发研究，他一直都在践行“志在富民”的理想。在八十岁以后的学术回顾与反思中，费孝通指出，自己以往研究的是如何充分利用农村的劳动力来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关注的是生态的层次，即物质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但现在“必须及时多想想小康之后我们的路应当怎样走下去”的问题，因为“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的问题就会凸显，“心态研究必然会跟着生态研究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来”。满足于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社会的心态，最大的缺点是“只见社区不见人”，对人们的内心世界关注不够，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已经赶不上蓬勃发展的形势了。衣食足而知荣辱，在解决了温饱和走向小康之后，就需要在关注社会发展的同时充分注意到人的变化，探索社会变迁中人与人相处能彼此安心、安全、遂生乐业，大家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足，对于别人也能乐于相处的新的心态秩序。【50】在这种反思与认识的基础上，费孝通开始梳理、反思和吸收自己的导师（如派克、史禄国、马林诺斯基、布朗、潘光旦等）对人类精神文化和道义秩序方面的研究与论述，同时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挖掘相关的思想资源。

费孝通在对人类发展困境的反思中指出，由于科技的急速发展，人类“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寰宇之上了”，但“由于文化的隔阂而引起的矛盾会威胁人们的共同生存”，“怎样能和平相处确实已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人类学者有责任在建立文化容忍的精神方面做出一些贡献【51】。随着信息传递工具的迅速改进，社会互动的频率越来越高，原有的可以互不相干的秩序已经过时，现在“必须建立的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52】。世界民族和宗教冲突所反映的“不只是生态失调，而已暴露出严重的心态矛盾”。“人类当前正需要一个新时代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大更开阔的大手笔”，“新时代的孔子必须是不仅懂得本民族，同时又懂得其他民族、宗教的人。他要从高一层的心态关系去理解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历史、不同心态的人今后和平共处“找出一条共同生活下去的出路”【53】。在当今这个世界性的新战国时代，我们需要有文化自觉意识，即人们要对各自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只有当各种文化都注重自觉，才能在新时代、新环境中经过文化的自主选择和适应，与其他文化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共处守则【54】。

在费孝通看来，现代世界人类困境与西方文化中“天人对立”的世界观和利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不无关系；而中国悠久的农业文明所孕育的丰厚文化传统和大量的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着深厚的关于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如何和谐相处的思想。以“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中和位育”的社会观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总体来说反对分立而主张统一，主张人尽可能地适应自然而不是片面地改造自然，强调秩序与发展的统一。在中国文化里，个人生物体-集体-共识（包括语言、意义、反应），即人-社会-文化三者是重要的连续体，而不像在西方文化中是彼此分立的主体与客体【55】。此外，西方文化和人类学中有深刻的“文野之别”观念和对其他民族的偏见，将文化差别视为本质差别，给不同文化划出界限，强调文化冲突论，这为人类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设置了严重障碍，容易使人们在如何看待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出现失误，造成对人类共同生存的威胁性。相比而言，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尽管也有夷夏之别，但从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来看，夷夏只是文化上有些差别，作为人的本质是一致的，并没有不能改变的本质上的区别。【56】正是这种无偏见的文化观念，造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历史。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实践和经验，能够对人类如何共处这一课题做出重要贡献。这些探索与思考，充分体现出费孝通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自觉和自信。

作为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对心态研究和文化自觉进行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学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命题，进一步拓展了其心态论与文化自觉理论。他指出，社会学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社会学要充分发挥其人文性的一面，着力研究“人”和“自然”、“人”和“人”、“我”和“我”、“心”和“心”等至今还难以被直接研究的东西，这是真正理解中国社会的关键。中国丰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社会历史实践包含的深厚社会思想和人文精神理念，是推动社会学发展的巨大潜力。着力于挖掘这些层面，也有利于社会学充分发挥其“位育”教育的功能，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57】

费孝通的心态论和文化自觉理论，是对我国已进入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改革发展关键期所做出的积极有效的理论反应，也是对当今世界诸多人类困境的积极思考与反应。他关于注重心态研究和文化自觉的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在现实层面，在利益分化引起思想观念冲突、价值观多样化、社会日益个体化的背景下，社会秩序和社会认同的重塑成为十分紧迫的问题；社会生活日益网络化、人与人互动频率加快等变迁趋势，也使得原有的社会秩序日益面临挑战。因此，通过文化建设扩大社会共识，增进“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意义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58】。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和文化建设实践，亟待加强费孝通所倡导的心态研究和文化自觉。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将费孝通的心态论理解为他在晚年转向了“心学”，这种理解是有偏差的。实际上，费孝通强调要重视“社会心态”研究是针对以往忽视这方面的研究而言的，并不是说不要重视“社会生态”的研究。就当今世界和中国的现实而言，通过“社会生态”研究促进发展、促进形成人们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共同体，仍然是社会学等社会科学的重要任务。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以“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合理配置为核心”的社会建设，“建立公正的社会结构”【59】，不仅有助于促进利益共同体，也有助于提升价值共同性，促进社会认同。

在理论层面，费孝通的心态论与文化自觉理论为中国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也引起了中国学术界持续而广泛的讨论，对提升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和自信心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郑杭生所言，费孝通提出的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有着重大意义，建立科学和人文统一的社会学，并真正达到人文性这一层次，是中国社会学成熟的必经之路【60】。费孝通晚年的主张为中国社会学开拓新视野、展开新境界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中国社会学应认真总结因人文精神而兴、借科学精神而实的历史经验，突破单纯经验化和技术化的狭隘倾向，摆脱由此而产生的表层化和边缘化困境【61】。费孝通晚年对于心态等精神层面文化研究的强调与倡导，也深刻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学在文化研究上的淡化与薄弱。在文化建设成为中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任务的时期，迫切需要重新认识和提升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学中的地位，因为“文化问题是社会问题，只有把文化问题放到社会关系中才能有更明确、更真实的理解和把握”【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