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强运动与科技转型
经过近代文明20年左右的冲击，中国人不仅在思想上接受洗礼和进行反思，而且在实践上也终于开始付诸行动。如此说来，1860年发端的自强运动才是科技转型的真正标志。“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1]呈现新陈代谢的不仅仅是社会观念，由于自强的呼声高涨，致力于开旁门、师夷技和办洋务的新政也在这一时期启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为新政设立的行政机关，也是自强运动的中央主要领导机关；总税务司署，既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特殊标志之一，也是移植西方体制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同文馆是总理衙门的另一大直属单位，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它们均扮演着多重角色，有力地推动了科技转型进程。
1.自强的呼声与新政的发轫
有关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自强运动，其更为耳熟能详的名称是洋务运动，与之相关的名称还有“同治中兴”“同光新政”等。洋务运动的定义如下：“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活动。”[2]这一场前后持续30余年的运动，正是以寻求“自强”为共同目标，引进和学习了不少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标志着科技转型第二波已经由思想观念层面落实到实践操作层面。当然，两种层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融合，自强的呼声对应于新政的发轫。
何为自强？从比较的视野来理解，简单地说就是承认自身技不如人，需要提升和增强实力。鼓吹自强的理论家如冯桂芬，实干家如李鸿章、奕等，前文均已有提及。他们为此开出的方子就是被谁欺负便向谁学习，因此要师夷长技。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的《收贫民议》中说：“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3]“虽蛮貊吾师之”体现的就是虚心学习的务实态度。但是，此时向西方学习是有限的，集中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技以及与之相关的领域。其宗旨即如冯桂芬所言：“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4]也就是后来由张之洞归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的“伦常名教”依然具有高度优越性和不可替代性，只要学习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术”即可。“中体西用”成为自强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宗旨。
以上所澄清的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学？向谁学？学什么？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寻求自强时，怎么学？奕等人曾经在奏疏中陈说：“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5]得出“练兵”“制器”的结论，是因为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对清王朝的冲击，首先都表现于军事方面。若把时间定格于1860年（咸丰十年），会发现清朝确实面临着入关200多年以来最大的危机。首都北京沦陷于英法联军之手，南方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江宁（南京）也已被太平军占领割据7年之久。贪婪成性的沙俄趁机入侵中国东北，通过签订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割占上百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因此，冯桂芬1861年撰写《校邠庐抗议》时还说：“我大清国北自兴安岭，南至崖州，距四十三度，计万七百余里；东自库页岛，西至噶什喀尔，距七十七度，计万九千余里。”[6]事实上此时的东北边界已从外兴安岭退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虽然清朝高层统治者们并不认为东北国土丧失是心腹大患，而只是“肘腋之忧”，但是如此种种，说明曾以武功自傲的清廷已经不得不学习“练兵”和“制器”。
怎么学的问题还涉及采取何种引进方式，阿思本舰队就是反面例子。出于和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作战的需要，又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议和完成，清政府在英国人的建议下决定购买英国舰船，组建中国近代海军。1861年（咸丰十一年）奕等正式奏请采购，曾国藩等地方重臣也表示赞同：“至恭亲王奕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7]从长期来看，也包含着安内之后攘外的“制夷”目的。但是，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受命购买后却隐藏着私心。1862年（同治元年），他勾结英国海军军官阿思本（Sherard Osborn），花费80万两白银购得并不算最先进的“江苏号”、“中国号”、“北京号”、“天津号”、“广东号”、“厦门号”、“穆克德恩号”和“巴拉莱特号”，并擅自雇用600多名英国人充作舰队官兵，让阿思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
在购买和组建舰队的各项事宜中，李泰国违背事先约定而擅自做主的不少。1863年（同治二年），他以中国方面全权代表的身份与阿思本签订“十三条”，干涉中国内政的狼子野心暴露无遗。如第一条规定必须承认阿思本为舰队司令：“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阿思本允作总统四年，但除阿思本之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为总统。”第二条规定阿思本可管辖中国几乎所有船只：“阿思本作为总统，凡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第四条规定舰队仅听命于李泰国，李泰国则直接受命于朝廷：“凡朝廷一切谕阿思本文件，均由李泰国转行谕知，阿思本无不遵办，若由别人转谕，则未能遵行。”[8]凡此十三条，倘若照办，中国海军就会沦为李泰国和阿思本的私人之物，也将是受英国控制的工具。当年李泰国率阿思本舰队抵达中国，朝野上下为之哗然。后几经交涉无果，舰队被解散，船只被带回英国变卖。阿思本舰队的失败使得清政府首次建设近代海军的希望落空，并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代价。失败的教训也极其深刻，“练兵”“制器”等举措不可假于外人之手，办理洋务时寻求“自强”的动力得到加强。
至于为“自强”而推行新政的开端，应属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由奕、桂良和文祥联名上奏的六条章程。其时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议和刚刚完成，奕等认识到国内外情势的变化。一方面，西方列强并没有直接吞并瓜分中国之意，不是清朝统治的最大威胁。“是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似与前代之事稍异。”[9]另一方面，当时的内忧外患，以内忧最为严重。太平军、捻军是“心腹之害”，沙俄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因此他们提出六条章程，包括：（1）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夷务”；（2）南北口岸分设五口通商大臣（后为南洋通商大臣）和三口通商大臣（后为北洋通商大臣）；（3）新增各口关税就近由公正廉明之地方官管理；（4）各省夷务办理时，须知会当地将军、总督和巡抚；（5）培养外语翻译人才；（6）各地定期汇总上报外国新闻报纸。
奕等人上奏的六条章程得到咸丰皇帝的基本肯定，变革由此启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虽然清政府也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但此后20年左右并无改变政治之举，依旧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旧梦中。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统治阶级中的先觉者们才在内外交困中意识到不变不行。也只有在国都被外人攻占后，他们才不得不承认中国技不如人，即使这种技不如人仅仅是“用”而非“体”。无论是“用”还是“体”，只要开始改变它们就得改变体制。六条章程意味着固有的体制已经被打开了一个小缺口，科技转型的曙光也将通过这个小缺口照射进来。
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多重角色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通常简称为总理衙门，是自强运动中首个设立的行政机关。按照奕等的六条章程所言，其创设理由为：“查各国事件，向由外省督抚奏报，汇总于军机处。近年各路军报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之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即为了专门处理“夷务”，负责与西方人打交道。并且它被定位为一个临时性的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10]为打败自己的西方人，尤其是先前被看轻的“夷人”而特设机构毕竟是不光彩的。因此从最初动机来说，总理衙门的主要业务应当是外交方面。但后来的实际情况表明，总理衙门逐渐发展为一个以外交为主，兼具教育、商业、军事、工矿、邮电等多方面职能的特殊机构。这其中的许多职能事实上均与科学技术有关，是自强运动中主导学习西方科技的重要部门之一。
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咸丰皇帝正式批准设立总理衙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著即派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管理。并著礼部，颁给‘钦命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关防。应设司员，即于内阁、部院、军机处各司员章京内，满、汉各挑取八员，即作为定额，毋庸再兼军机处行走，轮班办事。”[11]所以，总理衙门的钦定全称为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首任大臣为奕、桂良和文祥三人。就种类而言，后来随着人数增多，曾分为管理大臣、帮办大臣、行走大臣和大臣上行走，前面提及之倭仁即属最后一种。就惯例而言，总理衙门大臣往往由军机大臣兼任，但并非绝对。[12]如初设时之三大臣仅文祥为军机大臣。就人数而言，之后渐渐增多，次年即增至七人，大多稳定为七八人，部分年份多达十几人。
就外交事务而言，与西方国家交往原先被纳入朝贡体制之中。清朝主管对外交往的部门主要有礼部和理藩院。礼部方面，清初原有隶属礼部主客司之会同馆，负责朝贡事宜。另有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内设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八馆，负责朝贡过程中的翻译事宜。1748年（乾隆十三年），会同馆和四译馆被合并为会同四译馆，隶属于礼部主客司，由一位兼鸿胪寺少卿衔的礼部郎中领导。[13]理藩院方面，原为清朝统治蒙古、回部、西藏等地少数民族而专设的机构。“尚书掌内外藩蒙古、回部及诸番部，制爵禄，定朝会，正刑罚，控驭抚绥，以固邦翰。”[14]比较特别的是，与俄国的交涉事务也被归入理藩院的管辖范围。所以，除俄国外，西方国家原本与清朝交往都是通过礼部进行的。
总理衙门成立后，与列强交涉事务均被转移至此，外交成为其负责的业务。这个临时性机构一直没有被裁撤，而作为重要部门持续运作达四十年之久。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总理衙门改制为外务部。正因如此，《清史稿·职官志》就将总理衙门归为外务部的前身进行简述。另外，总理衙门对外交往的属性，从其内设机构也能看出。刚成立时，总理衙门极其简单，后来分股办事，先后设置有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司务厅、电报处、清档房等机构。这种设置所反映出的职能范围，显然已超越咸丰皇帝所赋予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所兴办的一切洋务事业，都是总署的主要公务。概言之，外交和洋务是总理衙门的职能范围。”[15]如此来说，总理衙门的职能可以用“洋务”来概括。
对外属于总理衙门的职能范围，对内则关系到职能是否能有效发挥。对于五口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和三口通商大臣（北洋通商大臣）而言，总理衙门在业务上与其实际上是大体平行的。但是，由于担任总理衙门大臣者通常是宗室亲王、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所以在地位上要比通商大臣尊贵些。这一点对于各省总督、巡抚和将军而言也基本适用。对于军机处和内阁而言，总理衙门代行了一些原属于它们的外交、洋务事宜，但是并未影响其原有的主要职能。总的来说，总理衙门属于部分调整传统政治制度的产物，既有另辟蹊径的创新性，也有受人掣肘的局限性。在皇权统治的体制下，总理衙门并无过高的直接管辖、指挥权。以长时期领导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为例，其沉浮直接关系到总理衙门的权力运行，证明总理衙门容易受到高层权力斗争的波及；以中国派使出洋和外使觐见清帝之晚为例，又可见总理衙门的运作仍深受传统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束缚。
在新旧并立且复杂艰难的情势下，总理衙门仍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做了不少事。其一，总理衙门下辖的直属单位——同文馆，乃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场所。上一章曾提到，1866年（同治五年）底，奕等奏请增设天文算学馆，扩大人才的教学和培养范围，结果招致以文渊阁大学士、理学领袖倭仁为首的反对派攻击，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事后，总理衙门仍未放弃，继续努力尝试将同文馆学生所学由专门语言类变为包括科学在内的“西学”类。其二，总理衙门下辖的另一直属单位——总税务司署，虽非实际直属，但总税务司由总理衙门任命。该机构虽非主司科学技术之机关，但对于近代中国科技转型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其三，为贯彻“自强以练兵为要”，奕等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奏请成立神机营。“神机营的创设，实是首开清朝经制军队近代化的进程，颇具时代意义。”[16]以奕领衔的总理衙门试图运用西方军事训练和武器改造八旗军队，并为神机营提供经费。
诸如此类，可列举的与科技相关之事还有很多。针对同文馆、总税务司署等曾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下文还将专为论述。总之，包括总理衙门在内的许多新设机构均是应处理“洋务”需求而立，实际操作中受外人轻侮有之，受国人质疑亦有之，其自身也不乏局限性。然而，正所谓不破不立，依靠原有的官僚体系已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个别优秀人物和部分先进思想也只能作用于一时一地。恰如自强的呼声，同样具有空洞敷衍的弊端。“‘自强’一词就变成与其说是一个号召为革新而作真正努力的呼吁，倒不如说是一个用来为开支辩护和为官僚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口号。”[17]无论如何，总理衙门等新设机构不仅扮演过多重角色，而且是突破旧有体制的一大步。其结果虽不尽如人意，但预示着不可阻挡的变革潮流，并为科技转型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向和道路。
3.赫德与总税务司署
从赫德与中国海关长约半个世纪的故事来看，近代中国海关并非自强运动的直接产物，赫德亦非全心全意帮助中国寻求自强之人，然而其与自强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对于中国近代史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海关乃是不平等条约制度下所形成的清帝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妥协方式的重要核心。在整整一个世纪里（1842—1943），这一行政机构调解促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日益频繁的接触与往来。由于赫德身处海关中心，他个人的作用影响了整个部署，而他的个人经历的意义也远远超出作为一部冒险故事所显示的人情味。”[18]赫德所领导的中国海关，既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特殊标志之一，也是移植西方体制较为成功的一个案例。就科技转型来说，其不仅为“办洋务”提供必不可少的经济支持，而且直接参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部分实践活动。
海关在中国算不上新鲜的舶来品，清朝设置海关的历史可追溯到17世纪下半叶。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实行“四口通商”，是“海关”名称之始。“是时始开江、浙、闽、广海禁，于云山、宁波、漳州、澳门设四海关，关设监督，满、汉各一笔帖式，期年而代。”[19]后来略有调整，至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改为仅限广州一口通商。虽然当时的海关职能与近代海关有颇多相似之处，但是受朝贡体制下的贸易政策所限，对外贸采取诸多限制措施，其宗旨仍在于限制与外国的交往。早期的海关并不直接管理外贸，而是通过行商进行。“行商一方面垄断进出口贸易具体业务，并向海关保证交纳税款，另一方面又代表政府和海关约束外商活动。”[20]著名的十三行（公行）就于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在广州成立，这种中外贸易的十三行体制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逐渐被取消。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意味着中国的关税自主权逐步丧失，旧有的中外贸易和海关体制也随之面临改变。《南京条约》第十条规定：“前二条内言明开关俾英国商民居住通商之广州等五处，应纳进口、出口货税、饷费，均宜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21]这里还只是说关税应“秉公议定则例”。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第二款又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22]这就由“秉公议定则例”变为“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中国不再可以自行修订关税。不仅如此，英国人还趁着1854年太平天国和上海小刀会起义风起云涌之际，占领并接管上海的江海关，宣告外国人帮办监管税务的新体制建立。于是，新式海关逐渐建立起来，原来受各省督抚管辖的各口岸海关，也被新式海关统一垂直管理。最终实现这个目标的正是赫德及其领导的总税务司署。
也正是在1854年，年仅19岁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以驻中国编外译员的身份到达香港，开启了他在中国大半生的传奇经历。他出生于北爱尔兰，彼时整个爱尔兰均属英国。无论在北爱尔兰还是在英国的时光，在赫德的一生当中都没有在中国的时光那么长。令后人尤其是后世学者感到惊喜的是，赫德在中国期间保持着写日记的良好习惯。因此，《赫德日记》是透过一位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之眼看中国的重要记录。例如，他初到香港时太平天国起义方兴未艾，但他根据消息便已判断今后的大致趋势。1854年8月28日他写道：“结果可能使帝国分裂：‘清’王朝完全覆灭似不可能。”[23]又如，初来乍到的赫德也经历过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和对家乡的思念，来华三个月就曾想回国。当年10月3日他写道：“今晚我可以说已下定决心，决定明年回爱尔兰去，到家乡去做一名律师。”[24]这些日记的内容，展现出赫德年轻而又真实的形象。
抵华后，赫德辗转于上海、宁波、广州等多地，后由领事馆转至海关任职。因他努力学习中文，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理解也相当深刻和到位，很快便崭露头角。1859年，被两广总督何桂清任命为总税务司者原为李泰国。1861年，新成立的总理衙门正式任命李泰国为总税务司，但李泰国休假未履职，由赫德代为署理。对于阿思本舰队一事，赫德也是发起者之一，却成为计划失败后的最大赢家。当李泰国的鲁莽与野心引起矛盾时，赫德扮演着调解者的角色。1863年6月22日他写道：“我成功地使李泰国开始商谈某些细节，并同意指派一名中国（总统）；然后我让他叫人拿来纸笔，由董恂立即着手就各条款写出一些批注。我希望这些批注会使恭亲王满意，并便于此事的进行。”[25]诸如此类，最后调解以失败告终，然而赫德却获得奕和文祥的肯定与信任。在那个清政府向西方妥协和中英关系转折的年代里，赫德以中国海关领导者的身份真正走上了历史舞台。
身为外国人而管理中国的重要机关，赫德在日记中表露过他所奉行的宗旨。一方面，其基本立场是致力于让清政府按已签订的条约行事，从而维护英国等列强的利益。“对该政府的指望应当是它将致力于忠实地履行它所缔结的条约；而且除按这些条约的条款和平行事外，如果它能倾听外国公使的申诉，我认为这就于愿已足。”另一方面，对于使中国走向近代化的目标，不能操之过急，而需要慢慢来。“我们不能要求他们立即变革；事实上，任何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速有益的变革。”[26]赫德凭此同时获得中英双方的支持，并通过海关拥有影响中国时局的巨大能量。1863年11月29日，从北京抵达上海不久的他收到总理衙门对他的正式任命。此时海关刚开始在13个通商口岸立足，每年提供给清政府的关税是白银748200两。到他离职时，口岸数达到43个，关税达到白银3168000两，员工上万人。
至于科学技术方面，既在于赫德领导的海关为自强运动提供经济支持，也在于其直接参与许多相关引进活动当中。总理衙门的许多开支，以及许多中外合办新政的开支，都直接由海关税收支付；最早时候，赫德曾为阿思本舰队提出较可行的建议，如炮艇配备欧洲指挥官与水手17名，中国水手30名，把与常胜军相似的编制从陆军搬到了海军；阿思本舰队遣散后，赫德继续关注中国的武器采购，参与北洋舰队的组建，后来甚至试图在总税务司署下成立总海防署；1865年，他向总理衙门递交了《局外旁观论》，表达对中国国情的判断和改革的建议，曾引起一定的重视[27]；1866年，他借休假的机会随斌椿使团出访，试图促进清朝在西方国家建立使馆，加强外交关系；海关还负责航道测量、气象与水文观测、海港检疫等海务和港务方面业务；除上述外，包括初期的大学、现代海军、现代邮局、外交部门、出版机构等的建立，背后都有赫德的身影。
不可否认，由外国人领导中国海关本身是屈辱的，赫德的私心并不少。但是从赫德自身来看，他所做的工作是相当成功的。海关和海关办的邮政“是洋人替我们代管的最有效率、有最好人事制度、员工薪给福利最好而贪污绝少的两个现代化机关”[28]。旧制度、旧机构既已腐败堕落，政治和社会转型就会必然发生。在这个过程中应该看到，赫德几十年来对中国近代科技转型做过一些贡献。
4.近代首所新式学校：同文馆
创建于北京的同文馆是总理衙门的另一大直属单位，也是中国近代的第一所新式学校。同文馆的历史也要追溯到1861年（咸丰十年底）奕、桂良和文祥所上奏的六条章程，其第五条建议由各省选派精通西学人才来京，并选拔资质优良的八旗子弟接受外语教学。“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佛、米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饬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还说：“所有学习各国文字之人，如能纯熟，即奏请给以优奖，庶不至日久废弛。”[29]培养翻译人才的初衷自然是满足办洋务时与西方人打交道的实际需要。1862年（同治元年），同文馆正式在总理衙门（位于北京城东的东堂子胡同）内开始上课，共持续约四十年。回顾同文馆的背景渊源和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所兴办的教育之所以称为新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科技转型具有密切联系。
早在同文馆设立之前，北京已有两个培养翻译人才的官方机构。其一即前文提及的四译馆，后被并为隶属礼部的会同四译馆。从其原属翰林院时所设的八馆（回回、缅甸、百夷、西番、高昌、西天、八百、暹罗），可知并无针对西方国家的翻译培养计划。其二为俄罗斯文馆，由内阁和理藩院共同管理。初设于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专门培养俄语翻译。这被奕等援引为可行的先例，故在初创同文馆时多以俄罗斯文馆章程为模板。1860年之章程中就说：“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1862年，总理衙门又进呈详细的《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六条》，更是条条都强调俄罗斯文馆旧例。[30]随后，俄罗斯文馆也被并入同文馆。从传统中求得突破，既有谨小慎微的无奈，亦有稳中求变的妥当，且颇能显出自强运动的一些特征。
横向地看，无论是当时身居朝堂的洋务派大佬，还是“开眼看世界”的在野士人，都对培养翻译人才非常重视，并带有由培养“翻译人才”进而培养“西学人才”的意图。以冯桂芬为例，上一章已经提及他在《校邠庐抗议》中有《采西学议》。其中主张首先进行外语教育，然后可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今欲采西学，宜于广东、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近郡十五岁以下颖悟文童，倍其廪饩，住院肄业，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又聘内地名师，课以经史等学，兼习算学……由是而历算之术，而格致之理，而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轮船、火器之外，正非一端。”[31]教育的顺序依次为：“诸国语言文字”“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与后来同文馆发展历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不谋而合。精通西方语言文字不仅是与列强交涉时所必需的，更是精通西方科技以“自强”的基础。
纵向地看，同文馆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1862—1870）、中期（1871—1894）、晚期（1895—1903）。初期阶段，主要是19世纪60年代。同文馆的正式运作以1862年首位英文教习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开始上课为标志，起初仅十名学生。此时同文馆事业方才启动，渐有起色，陆续又有俄文教习和法文教习到职。但由于中低层官员和广大士人并不踊跃，招生艰难，因此规模一直较小。中期阶段，即19世纪70年代至中日甲午战争前。随着自强运动的不断推进，同文馆也迎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一方面，同文馆初期阶段培养的学生已开始走上外交、教育、行政等不同领域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同文馆的教学与行政经过调整，机构、科目、人员等数量均增长显著。中期阶段的突出案例是，1891年（光绪十七年）同文馆出身的两名学生担任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本署王大臣面奉谕旨，传翻译官张德彝、沈铎进内备差，每员间日恭讲英文。”[32]光绪皇帝学习英文是历史上破天荒的事情，不仅使同文馆得到皇帝的直接注意，也能反映同文馆教育工作的成效，还可以体现自强运动所倡导的向西方学习潮流的深化。晚期阶段，即中日甲午战争至庚子之变。中国对日本作战失败，割地赔款使民族危机深化，自强运动事实上已宣告失败。维新思潮涌动之下，同文馆已经转变为略显保守狭隘之所在。另一背景是许多新式学校纷纷建立起来，同文馆也已无法保持其首创的特殊地位。1902年（光绪二十七年底）同文馆奉旨并入京师大学堂，因故之后才真正改制划归。
同文馆之所以被称为近代首所新式学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教育内容由语言文字扩展至科学领域。上一章末节讲可怜可笑的螳臂当车者，已经说到发生于1867年的同文馆是否开设天文算学馆之争。奕等奏请在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就是从学习科学技术出发以更好地“师夷长技”。因倭仁领导的反对派势力庞大，总理衙门虽胜犹败，同文馆培养天文算学人才的计划遭受巨大挫折。尽管步伐受到拖延，科学类课程此后仍在同文馆中逐渐开设，如算学、格致、化学、医学等。进行科学教育的努力，从“同文馆大学学历洋教习名录”（表2-1-1）之洋教习所任教科目中亦可窥见一二。
表2-1-1 同文馆大学学历洋教习名录[33]
续前表
当然，同文馆的主要业务仍是培养精通外国语言文字的外交人才。如1866年斌椿使团出访，便有同文馆三名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同行。[34]后来又有更多的同文馆学生走上近代中西外交舞台。而讲授科学知识的成效相对有限，但应视为有益的尝试和正确的方向。同文馆的设立，还带动了上海和广东等地同文馆的设立。1863年（同治二年），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设立“外国语言文字学馆”，后改称“广方言馆”。次年，广东的同文馆也正式开馆，同样聘请外籍教习，招收学生以旗人为主。因此，同文馆开新式教育风气之先，引领着更长远的向西方学习潮流。统治阶级中的先觉者们一旦行动起来，就可通过中央和地方的互相带动，促进科技转型进程的不断深化。
[1]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09.
[2]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1.该书在2010年修订本的前言中又说：“中国近代史进程中，1861—1901年的洋务运动即是一场近代化运动。”并对近代化做了一番解释，不仅在时间限定上更为具体，而且在整体内涵上有所更新，但正文定义基本未变。（夏东元.洋务运动史.修订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13）
[3]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75.
[4]同[3]，57.
[5]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九：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4.
[6]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48.
[7]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225.
[8]哈恩忠.同治初年筹建阿思本舰队始末.历史档案，1993（3）:132.
[9]下述“六条章程”内容，均出自该奏疏，详见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八：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5-319。
[10]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八：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5.
[11]文宗实录（五）：卷三三七//清实录：第四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1022.
[12]关于总理衙门大臣的分类、人数、名字等具体情况，详见：单士元.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年表.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2）:3-10。
[13]《清史稿·职官志》载：“乾隆十三年，省四译馆入礼部，更名会同四译馆，改八馆为二，曰西域，曰百夷，以礼部郎中兼鸿胪寺少卿衔一人摄之。”（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一十四：志八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7:3284）
[14]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一十五：志九十.北京：中华书局，1977:3298.
[15]吴福环.清季总理衙门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5:19.
[16]张能政.清季神机营考述.史学月刊，1988（5）:60.
[17]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479.
[18]赫德.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傅曾仁，等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1.
[1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五：志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77:3675.
[20]姚永超，王晓刚.中国海关史十六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7.
[21]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71.
[22]同[21]，87.
[23]赫德.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傅曾仁，等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17.
[24]同[23]，25.
[25]赫德.赫德日记——步入中国清廷仕途.傅曾仁，等译.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356.
[26]同[25]，327-328.
[27]“又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据总税务司呈递《局外旁观论》、英国使臣呈递《新议论略》，于中外情形，深有关系。请饬交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各督抚大臣妥议一折。”[穆宗实录（五）：卷一六九//清实录：第四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72-73]
[28]唐德刚.晚清七十年.长沙：岳麓书社，1999:179.
[29]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八：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8.
[30]有关《新设同文馆酌拟章程六条》如何援引俄罗斯文馆旧例及六条之内容，详见：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八：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82-684。
[3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56.
[32]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编辑室，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辑组.洋务运动：第二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90-91.
[33]苏精.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台北：上海印刷厂，1985:68-69.
[34]张德彝.航海述奇.钟叔河，校点.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