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2016年中国总需求的自然形势展望
蔡含篇 胡慧 敏李波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在现有宏观政策格局和力度下，假定不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我们判断总需求增长率将呈现进一步下滑的自然走势。
一、消费
（一）促进因素
1.网络消费推广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互联网基础设施、物流配送等配套技术、设施的发展完善，网络购物异军突起，成为新的带动消费的增长点。截至2015年11月份，全国网上零售总额为34526亿元，累计同比增长34.5%，拉高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速4.0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网络消费便利，节省时间成本，网购落地于百姓的日常消费，对消费增速上升产生了良性的冲击。2013年网络零售总额占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7%左右，2014年占比10.6%左右，到了2015年11月这个占比增加至13%，增幅略微减小（2014年网络零售总额占比增幅为2.9%，2015年约为2.4%）。预计2016年网络消费会继续带动消费增速，如果2016年网络消费总额占比增长幅度与2015年持平，那么网络消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拉动将继续保持在4.0个百分点左右。
2.社会保障体系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将进一步带动消费整体的上涨，尤其是对贫困地区、城镇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12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胡晓义介绍，截至2011年年底，基本医疗，包括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已全面建立并覆盖13亿人；城乡居民低保覆盖了所有省区市，实现了应保尽保。最后的攻坚点是基本养老保险。而在2015年12月下旬中央经济会议上提出，2016年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综合来看，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在2016年或将进一步完善，对消费增速起到一定程度的带动作用。
3.全面放开二孩政策
根据粗略的测算，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或将拉动最终消费上涨0.12个百分点。其主要通过母婴产品、医疗、服务等几个方面拉动消费。
（二）抑制因素
我们认为2016年抑制消费增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收入增速下滑、预期收入与就业风险增加。
1.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按照凯恩斯的理论，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增加的幅度逐步递减。从真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2年增长12.1%，2013年增长11.5%，2014年增长10.9%，预计2015年将增长10.6%左右。虽然难以从逐年下滑的增速中剔除其他影响因素，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将影响长期的消费走势。从表3—1可以进一步佐证，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抑制消费需求。从2005年开始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速显著增长，同时带动消费增速上涨，而2011年以后，收入增速的增长对消费增速的影响开始变弱。
表3—1 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真实同比增长率（%）
2.收入增速下滑
经济增速的下滑必然伴随着工资增速的下降，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对消费增速会产生负面影响。家庭收入增速的下滑将影响汽车、家电等商品的消费，也会拉低整体社会对非必需品的消费。
3.预期收入与就业风险增加
一般情况下，经济增长与失业率成负相关，经济增长乏力将扩大就业压力，失业风险将会上升。失业风险增加导致的预期收入下降将造成当期消费支出的减少，尤其是奢侈品消费支出下降得将十分明显。
二、投资
（一）促进因素
1.改革红利释放
结构性减税及行政审批加快等措施会降低企业成本，增加研发投资等意愿。2016年将继续实施地方债务置换，缓解地方政府偿债压力，或将在更大程度上保证基建项目的落实。2015年年末政府
在融资改革方面做出了两项安排。第一，中央力量介入PPP项目的操作，设立中央层面的PPP融资基金平台，加大基建项目资金的可获得性，其对投资的带动作用在2016年初步显现；第二，设立“政府投资基金”，发挥政府在企业投资方面的引导和风险保障作用，以支持创新创业、中小企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发展及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预期2016年政府投资基金将出现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增加企业和社会资本的投入。
2.投资制度限制放松
进一步调低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用于提升基建及相关制造业的投资增速。2015年政府结构性再次调低资本金比例[1]，进一步发挥投资的带动作用，对城市和交通基建类项目的资本金比例下调5个百分点，产能过剩行业和电力项目维持不变。并且，明确城市地下管廊、城市停车场项目，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核电站等重大建设项目，可以在规定最低资本金比例的基础上适当降低。
（二）抑制因素
1.实体经济好的投资机会不足
2016年中国宏观经济将延续下行趋势，房地产行业和工业部门分别处于去库存和产能过剩的调整中，同时，面临投资回报率下降的局面，企业投资意愿不足。
1）房地产去库存压力。
房地产业处于库存消化的压力下，房地产开发投资意愿下降。尽管在政策持续宽松下，房地产销售情况有所好转，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先行指标却持续收缩，短期内房地产开发投资尚无回升迹象。虽然中央政治局会议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住房改革与户籍改革方向，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释放有效需求，化解房地产库存，但依照房地产周期，从建设投资到完成消化需要三到五年。在各项政策调控下，2016年房地产销售情况或将继续好转，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仍将收缩。
目前房地产市场处于调整期，房地产业的政策调整重心在于去库存。2014年房地产销售开始出现负增长局面，随后房地产市场政策持续宽松，房地产交易契税税率调低1%~2%、住房公积金借款额度提升并且放宽限制条件、二套房首付比例降低等措施陆续出台。尽管进入2015年第三季度以后，房地产销售情况好转，1—11月房地产销售面积与销售额累计同比增长率分别为7.4%和15.6%，涨幅较1—10月分别提升0.2个百分点和0.7个百分点，但房地产去库存任务仍然较大。
受制于房地产行业的周期性调整，房地产行业去化压力大。目前房地产投资先行指标有走低趋势，2015年1—11月，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新开工面积、房地产企业土地购置面积等指标不断收缩探底，对新投资的支撑不足。2015年1—11月，房屋施工面积增长幅度进一步回落，累计同比增速下降至1.8%；房屋新开工面积降幅进一步扩大，累计同比增速下降至-14.7%；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累计同比也下降33.1%。预计2016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会持续降低。由于房地产行业与上下游行业的关联性较大，比如钢铁、水泥等，其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带动作用也将收窄。
2）工业领域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仍然是2016年经济增长的一个抑制性因素。虽然中央政策引导落后产能淘汰的决心和力度一再加大，已经迫使企业削减关停落后产能，但过剩产能积累问题严重，并且新的行业领域产能消化问题还在不断形成和释放，供需矛盾增加，库存量大、市场价格走低使产能消化面临很大压力。大量库存和再投资、再生产的成本上升进一步导致企业利润空间缩小。因此，企业投资意愿降低，也将制约制造业的投资增速。虽然中央持续扩大减税力度，试图减轻企业资金压力，释放盈利空间，并且鼓励“创新”、“创造”引导产业结构升级，但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目前处于低位，反弹乏力。而且，工业利润的提升是企业投资的一个重要条件，这取决于创新能力和技术进步，工业利润在短时期内比较难出现较大逆转。因此，在去产能和化解库存的同时，2016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仍将呈现持续低位的局面。
2.财政收入增速减缓
2016年，基建投资成为政府稳增长的主要方向，但由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压力，支出能力不足。地方财政收入增速下降，制约财政支出对于基建投资的支持力度；新预算法将11项政府性基金纳入预算内，降低了地方政府在投资上的灵活性。2014年以来，房地产进入去库存的周期性调整期，土地交易活跃度下降，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出现较大幅度萎缩，使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增加，基建投资资金不足。
3.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转换的不确定性
官员考核机制的转变导致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发生转换。地方政府官员GDP政绩考核激励弱化，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冲动减弱，并且地方债成为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地方政府投资运作动力越来越多地受到制度规范化的制约。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地方财源配置未解决。受新预算法的影响，部分政府性基金纳入预算内，地方政府性基金收入出现大幅下滑，尤其是土地财政萎缩严重。在土地出让金收入萎缩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主体税源还未补位，近期房地产税制改革方面的安排提上日程，或许会使地方政府在收入来源上得到置换和保障，但是在房地产去库存压力如此严重的情况下，短期内对房地产税制的改革可能在实质力度上会有折扣，对地方财源的补位程度有限。
另一方面，地方融资通道转换未疏通。虽然地方债务置换、中央设立PPP基金平台，为地方政府缓解资金压力、落实基建项目提供了更大的资金活动空间，但存量债务到期偿还挤占了地方政府用于新项目的资金量。此外，在PPP模式下，投资项目也面临着可能的产权界定问题、改革风险以及未来盈利能力不确定等，这将制约公私合营项目对社会资本的带动。
三、对外贸易
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状况较好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出口同比增速下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对进口增速仍然产生了较大的压力。然而，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幅度的收窄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进口增速的进一步下滑。
（一）进口方面
1.促进因素
大宗商品价格或将低位平稳上行，有助于在价格方面缓解进口同比增速进一步下滑。一方面，2015年大宗商品价格走低幅度较大，进一步大幅度下行的空间较为有限。另一方面，欧美主要经济体经济表现的回升将在一定程度上托底大宗商品价格。
2.抑制因素
国内需求低迷将继续抑制进口增速。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在调整结构和转换经济驱动力的过程中，短期来看，落后产能的进一步消化仍需要时间，低效益引致的投资乏力导致总需求走低。同时，在当前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依然不顺以及地方财政束缚仍旧较大的情况下，进一步的“稳增长”政策快速落地仍然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出口方面
1.促进因素
发达经济体经济表现回升，外部需求收缩的态势有望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这将正向刺激2016年的出口增速。世界银行和IMF均预测2016年全球经济将有所复苏，其中，IMF预测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4%。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状态逐渐稳固，2016年经济增长率将继续小幅增长。欧洲经济将努力消化欧债危机产生的负面效应，实现缓慢复苏。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将整体有所好转，有助于缓解出口增速下行压力。
人民币汇率水平存在向下调整的空间，有助于为出口创造更为有利的外部竞争条件。2015年人民币汇率呈整体上行的走势，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从1月份的127.6上涨到11月份的131.8，增长3.3%。12月，美国进入加息调整阶段，引致部分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动，人民币贬值程度增加，这将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推动出口增速上升。
2.抑制因素
发达国家经济体的复苏政策仍然存在风险。一方面，美国进入加息周期对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影响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欧洲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同样面临挑战。尽管当前欧洲经济总体呈现温和复苏，但债务危机之后的量化宽松（QE）政策的力度把握需要后续的进一步检验。日本经济受制于个人消费疲弱的影响，复苏缓慢，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调整刺激加以巩固。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乏力，将制约出口增速。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走势出现分化，2015年，印度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而俄罗斯和巴西则陷入滞胀的泥潭。新兴经济体整体经济运行表现不佳，有可能抑制全球经济复苏，对中国的出口增速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
四、总体判断
总体而言，2016年“三大需求”增长的抑制因素对总需求产生的“紧缩”效应将超过“三大需求”增长的促进因素对总需求产生的“扩张”效应，导致有效需求将进一步萎缩。在消费方面，尽管网络消费对总体消费增速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但经济下行导致的预期收入增速下降对消费增速的负向冲击则更为直接，再加上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效应，使得消费将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增长，消费增速出现明显上升的可能性不大。在投资方面，由于整体经济去产能、去库存过程延续，房地产和工业投资增速很难出现显著起色，同时财政政策传导途径的修复效果有限或将继续制约基建投资增速，导致投资增速将继续系统性下滑。在对外贸易方面，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将缓解外需下行压力，再加上人民币贬值有望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优势，预计出口的负增长态势将略有缓解。然而，在消费增速很难出现显著上升的情况下，出口增速回升不可能对冲投资增速系统性下滑所造成的总需求增速“收缩”。因此，2016年中国经济仍然难改总需求萎缩的局面。
注释
[1]自1996年设立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制度以来，进行了三次调整，分别是2004年、2009年和2015年。2004年为应对投资过热，普遍地把资本金比例调高。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投资，将资本金比例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