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相关经典理论回顾

围绕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理论界有很多经典研究成果，根据研究的侧重点不同来划分，大致包含四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即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卢卡斯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模型、雅各布斯的城市经济模型。国内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一、二元经济理论

1954年，威廉·阿瑟·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模型；其后，刘易斯又分别于1958年、1972年、1979年发表了《无限的劳动力：进一步的说明》《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再论二元经济》三篇论文，补充和完善了二元经济理论模型。

在1954年的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在许多国家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至于在大多数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低，或者等于零，甚至为负数，因此，如果支付劳动力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那么，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源自农民、临时工、小商贩、门客、家庭妇女以及人口增长。

刘易斯首先划分了“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资本主义部门指“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那一部分（这与斯密给生产性工人下的定义是相符的。他认为，生产性工人是那些用资本进行生产并能因此按他们的工资之上的价格出卖其产品的那些人）”[1]，资本主义部门通常被理解为以现代方法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部门。维持生计部门指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通常被描述为以传统方式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较低的部门，由于维持生计部门的产品不是用资本生产出来的，因而人均产量比资本主义部门低。资本主义部门的就业随着资本形成的发生而增加，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取决于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根据刘易斯的观点，虽然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决定了资本主义部门工资的下限，但实际上后者必须高于前者，两者之间的差额通常是30%。

基于这些前提，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了解资本家剩余的使用。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把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继续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22]。

刘易斯的这篇经典论文提出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命题，通过划分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勾画出了二元经济模型的雏形。该论文探讨的重点是怎样通过利润或信贷创造形成资本，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前提下，通过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使经济得以发展，以及当一国经济中资本积累比人口增加更快，不再有剩余劳动力，工资开始上升时，怎样通过向其他国家进行移民和资本输出来进一步求得经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刘易斯在该论文中的两处谈到了城市。

一处是在讲到资本主义部门可以细分时，刘易斯认为，对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来说极为普遍的情况是：少数高度资本主义化的工业与最原始的技术并存；少数高级商店与大量老式商贩并存；少数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种植园与大量农民并存。他说经济生活之外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鲜明对照，“有一两个拥有雄伟建筑物、自来水和交通之类的现代化城市，人们从那些几乎属于另一个星球的其他城镇和乡村涌向这些城市”[2]。可见，现代化大城市与小城镇和乡村的并存，是二元经济一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另一处是在谈到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与维持生计部门的收入相差30%左右时，刘易斯说可以从几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首先，资本主义部门都集中在城镇，房租和交通费用比较高，导致资本主义部门劳动力的生活费用比较高。其次，当劳动力从自己熟悉的维持生计部门转移到陌生的资本主义部门时，面临着比较严密而都市化的环境，此时是要支出心理费用的，进一步表明城市生活成本及城市工资较农村为高。

刘易斯在1979年发表的《再论二元经济》一文中，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探讨了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有用性。刘易斯首先界定了二元经济的三个特征：其一，二元经济包括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发展。其二，在相同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力在现代部门获得的工资比在传统部门获得的工资多。其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该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换句话说，在现行工资下，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限的。

针对实际经济中一些不发达国家现代部门的迅速扩张并没有通过“利润渗透”导致传统部门繁荣这一事实，刘易斯认为，现代部门的扩张可以通过四条途径使传统部门获益，但同时每条途径中又都包含着不利于传统部门发展的方面，所以，没有理由期望传统部门总是从现代部门的扩张中获益。具体来说，现代部门能够使传统部门获益的四条途径是提供就业机会、分享物质设施、传播现代思想和制度、相互间贸易。表1—12对这四条途径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刘易斯的《再论二元经济》整理得出。

可见，现代部门的扩张并不必然导致传统部门的繁荣，这就迫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个部门（现代部门）或一个地区（发达地区）的发展，是促进还是阻碍其他部门（传统部门）或地区（不发达地区）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什么因素呢？根据刘易斯的观点，首先取决于这些部门和地区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如果自然资源充裕且容易开发，那么，传统部门或不发达地区就会对增长过程中的需求做出反应；如果自然资源贫乏，就取决于传统部门或不发达地区的企业与技能，当企业能从观念上被公众与官方所接受，并得到政府支持时，企业与技能就能在本地开花结果，而不至于被现代部门或发达地区吸走。[3]在刘易斯看来，政策制定者不应依赖现代部门的渗透机制使传统部门受益，而应直接去解决传统部门中存在的问题，比如怎样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就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弹性来说，刘易斯在《再论二元经济》一文中再次重申了劳动力充裕问题。现代部门的扩张速度取决于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人数，如果传统部门仍然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那么现代部门就能通过招募劳动力而迅速发展，否则，现代部门就只能依靠提高人均资本而得到发展，利润率、投资率也会相应降低。“这样，廉价的‘劳动力蓄水池’的规模，以及现代部门吸收他们的难易程度，就成为我们理解发展速度的关键。”[4]

决定廉价劳动力蓄水池规模大小的主要是人口增长，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为例，面对人口增长，他们被迫以各种方式做出反应。如果一个国家缺乏足够的耕地，那么农业生产者将会进入城市或漂洋过海去寻找工作，因此，移居或移民就成为一种调节蓄水池规模大小的机制。在刘易斯看来，人口不断从蓄水池中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是一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健康的标志，但是，对多数不发达国家来说恰好相反，其劳动力蓄水池相对扩张，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多以牺牲农村为代价，城乡收入差异过大，涌向城市的人口大大超过了需求，以至于在城市现代部门出现了劳动力过剩现象。

反过来看，现代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也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根据刘易斯的观点，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传统部门的规模。一方面，现代不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占总劳动力的70%—80%，现代农业绿色革命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节省劳动力的机械设备，因此可以预期，从农业中转移出去的人口将是大量的，转移过程将是长期的；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现代部门的规模相对较小，即使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也会存在一部分失业人口。[5]其二，现代部门节省劳动力的发明。现代部门采用了节省劳动力的装置，使得很多工作不再具有劳动密集的特点，工作岗位也就随之减少。其三，小型企业的脆弱性。现代部门中存在一些小规模生产单位，比如向大型企业提供中间产品、零部件和劳务的小型企业，它们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然而在不发达国家，这种小型企业数量相对较少，还有可能受到大型企业的限制，因而具有某种程度的脆弱性。

就二元经济模型或者说劳动力供给无限弹性模型的适用性来说，正如刘易斯本人所承认的，对于19世纪的欧洲来说，模型的预见性相当强，然而，应用模型去分析20世纪50—70年代的不发达国家时，模型就不太灵验了，城市现代部门工资的增长比模型预言的要快得多。刘易斯给出的解释是尽管充裕的劳动力应该使现代部门的工资保持不变，但是非竞争性集团的存在[6]，使得现代部门较高的生产率导致较高的要素报酬，不发达国家城市工资的上升就不足为奇了。

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的传统二元经济模型，在城市劳动边际产品大于农村劳动边际产品的假定下，认为劳动力受利益驱动由农村向城市移动，尽管这种移动受到这样或那样的人为限制。该模型虽然涉及城市与农村两个部门的变化，但实际上仍然是一种静态模型。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不断出现新的二元经济模型，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逐渐演变为全新的动态CGE（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即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对更多政策工具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城市化是一些外生力量如技术进步作用的结果。[7]对于二元经济模型在城市化研究中的作用，美国布朗大学经济系教授Henderson这样评价说“作为城市化模型，这些二元经济模型是关键性的一步，然而，它们却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二元起点是如何出现的从未被纳入模型。其次，与第一点相关，自然地在城市部门形成产业集中的集聚力量不存在。最后，尽管模型有两个部门，但是问题很少具有空间的或者区域的一面”[8]

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1985年小罗伯特·卢卡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马歇尔讲座上发表了题为“论经济发展的机制”的演讲，讲稿后来得到正式发表（Lucas，1988）。卢卡斯从各国之间人均收入水平及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出发，提出问题：对于研究经济发展来说，新古典增长模型是否足够了？做出否定回答后，卢卡斯通过回顾Solow1956年的模型及丹尼森1961年的研究[9]，具体证明了这一判断。依据Solow—丹尼森研究框架，卢卡斯整理出了各国间存在差异的贴现率、风险规避系数、人口增长率、劳动投入所占份额等参数，并且认为由于增长率对这些参数的变动不敏感，因此，新古典增长模型很难解释不同国家之间收入和增长率的较大差异。

在卢卡斯看来，各国之间的技术差异是新古典理论中唯一能够解释收入和增长率差异的因素，然而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是一种“人类知识”，是一种对所有国家而言共同的东西，作为外生变量引入模型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基于此，卢卡斯提出了人力资本的含义，它是指个体的一般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是通过个体合理地改变当期各种活动的时间分配方式实现的，人力资本具有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前者指个体人力资本对自身生产率的效应，后者指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的第四部分，卢卡斯将人力资本引入新古典增长模型，使得模型包含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种资本，其中，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逐渐趋于一个常数，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则具有如下特征：无论既有的资本存量如何，固定的积累总是产生固定的总量增长率。

卢卡斯的两种资本模型导出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可能路径（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平面图中的一条曲线），无论初始的资本组合怎样，最终都将收敛到这条曲线上，初始条件决定了具体收敛到曲线的哪一点上。因此，初始时比较贫穷的经济体，将保持相对意义上的贫穷，尽管其长期收入增长率与初始时比较富裕的经济体相同。两种资本模型的结论是：对于由封闭经济构成的世界来说，各国具有相同的收入增长率；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资本品可以自由交易的情形；当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同时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效应时，工资会随着财富的增加而上升，劳动力会从贫穷国家流向富裕国家。

两种资本模型虽然解释了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但无法解释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或一国不同时期增长率的差异，为此，卢卡斯进一步建立了一个包含两种商品的模型，在该模型中，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通过在职培训或干中学实现的，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商品所需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模型的结论是，一国的比较优势决定了该国的人力资本增长率，从而决定了产出的增长率，因此，各国间存在持久的增长率差异。

尽管卢卡斯在这篇经典著作中的贡献是通过建立人力资本模型来解释各国之间收入和增长率的差异，用以表明人力资本是增长的驱动力，然而，《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的第六部分内容却以“城市与增长”为题。仔细读来，这一部分仍然在阐述人力资本的概念，当谈到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时，城市这一话题出现了。卢卡斯对自己在模型中估计的美国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产出弹性系数为0.4并不十分自信，希望能够为这一数值找到其他证据，“但其他证据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答案。但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会花点时间思考从哪里能找到答案。我将紧随着简·雅各布斯的启发开展这项工作，在我看来，她非凡的著作《城市经济》（1969）主要并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尽管她没有使用这一术语）”[10]。

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一个人对其他人生产率的影响，因而外部效应的范围就取决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作用方式，它是一个重要的但没有唯一正确答案的问题。一些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可能在家庭或企业的范围内内部化，另一些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则可能是全球范围内的，更多的外部效应发生在两者之间。可见，雅各布斯关于区域是知识中心的命题再次得到卢卡斯的认同，“此处我再次发现雅各布斯的成果颇具启发性。她对城市在经济增长中地位的强调源于她发现城市在经济中的作用相当于原子核在原子中的作用：如果我们只列举常规的经济力量，城市将分崩离析”[11]

显然，卢卡斯认为城市之于经济生活的作用，就像人力资本外部效应之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且认为可以借助于地租来测量城市的力量，就像借助于学校教育引起的收入差异来测量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一样。总之，卢卡斯的逻辑思路应当是：城市中土地昂贵，地租高，生产商、批发零售商之所以选择高成本区位，是因为在这些区位上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互作用，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突出，借助于他人的力量可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所以卢卡斯说如果人们不是为了和其他人更加接近，那么又是为了什么去支付曼哈顿或芝加哥市中心昂贵的地租呢？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不妨将城市视为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一个适当载体，既然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那么城市也就可以被看成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三、新经济地理模型

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关注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相比，以保罗·克鲁格曼为领军人物的新经济地理学派，则更多地探讨了与城市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克鲁格曼研究的基础是规模收益递增，他将新经济地理视为规模收益递增革命中的第四次高潮：第一次高潮出现在产业组织领域，诞生了规模收益递增基础上的垄断竞争模型；第二次高潮是在国际贸易领域；第三次高潮是在经济增长领域；第四次高潮中，新经济地理凸显了规模收益递增的重要性。当然，这四次高潮都源于作为第一次高潮标志的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12]，在克鲁格曼看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拥有无法抵抗的吸引力。此外，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萨缪尔森的冰山运输成本[13]是一个重要的假设，对静态模型的动态演化以及借助计算机的辅助分析则是新经济地理特有的分析方法。藤田昌久、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合著的《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一书，可以被视为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代表性著作，该书主要包括区域模型、城市区位以及国际贸易三大部分，从而可以据此相应地把新经济地理分为三部分内容。

在新经济地理学众多的模型中，两部门的中心—外围模型最为著名。[14]在该模型中，经济由两个部门组成，即垄断竞争的制造业部门和完全竞争的农业部门，前者的规模收益递增，后者的生产收益不变。制造业部门的工业制成品运输成本采取冰山成本形式，农业部门的农产品运输成本为零。各地区制造业工人的工资不同，工人根据地区之间实际工资的差异进行流动选择，各地区农民的工资则完全相同。该模型的思路是，通过联立地区收入方程、工业制成品价格指数方程、制造业工人名义工资水平方程以及实际工资水平方程，求解确定模型的所谓瞬时均衡。为了简化问题并使模型具有可行性，模型考察了只有两个地区的经济，农业平均分布在两地区中，并由此提出问题：制造业将会如何分布？是平均分布在两个地区中呢？还是集中分布在一个地区中？模型的结论是，当运输成本较低、制造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足够大时，制造业集中分布在一个地区能够保持均衡状态，经济体分化为制造业“中心”和农业“外围”，模型也因此被称为中心—外围模型。放松只有两个地区的假设后，该模型的大部分结论仍然成立，放松农产品运输成本为零的假设后，该模型发现农产品运输成本对集聚是不利的，降低农业运输成本能够引发集聚，但这种影响也不一定是单调的。

新经济地理对城市经济的描述，主要围绕城市的形成和演变展开，侧重于对城市体系进行探讨，主要回答了下面一些问题：新的城市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存在规模不同的城市？运输成本的变化对城市分布会产生什么影响？新经济地理中的城市模型主要由三个基本模型构成。

模型1可称为“由单中心城市到同质的多城市”模型，该模型以冯·杜能模型为基础[15]，假定经济中包含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前者的产品同质，后者的产品存在差异。同时假定经济中的全部劳动都是同质的，劳动者可以自由选择工作部门和地点。农业生产中的土地是一种不可流动的生产要素。模型的逻辑思路是：由于农业生产需要劳动和土地两种要素，因而必须分布在模型设定的一维线性空间中，由此带动制造业分散布局，可以将这种影响称为破坏集聚的离心力（centrifugal force）。同时，为了靠近其他制造业产品市场和其他制造业工人，制造业又存在集聚的动力，称为向心力（centripetal force）。结论取决于离心力和向心力的力量对比，“我们立刻就可以猜想到，如果工业品的差异化程度非常大，同时工人总人数不是特别多，那么向心力就会超过分散的农民所带来的离心力，这使得所有工业品的生产都集中在一个单独的城市中。也就是说，经济地理是单中心的。但是，如果工业品的替代性很强，以及（或者）人口足够多（因此，单中心经济体中的农业地区将延伸到离中心城市很远的地方），那么，单个生产者就有动力到离城市很远的地方设厂。此时，单中心结构将无法存续下去，并将会有其他的城市出现”[16]。通过运用市场潜力函数进行分析，模型的结论是只有当人口小于某个临界值时，冯·杜能式的单中心地理才是均衡的，从而能够持续下去，否则，当人口超过某个临界值时，单中心结构就会变得不稳定。制造业厂商将会迁出单中心城市，从而出现新城市。当人口继续增长，超过下一个临界值时，将出现更多的城市。这些城市生产同种产品，规模大体相同，因此可以近似看成是同质的。

模型2是对模型1的进一步修正，可以称其为“城市层级模型”。该模型证明了城市会自然趋向于在空间和行业结构上形成层级，层级形成的关键机制在于行业之间在规模经济或者运输成本上存在差异，因此会形成不同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对比，据此对不同的行业按次序排列，行业排序最终将形成包含不同类型城市的层级体系。其中，高等级城市不仅从事低等级城市从事的所有经济活动，而且从事低等级城市所没有的经济活动。高等级城市特别是最高等级城市的人口增长，会通过制造业商品种类的增加来带动经济增长。

模型3说明了城市为什么很有可能出现在港口和交通枢纽，该模型得出的重要启示是港口或交通枢纽在城市区位中起着一种催化作用，它们可以为城市带来利益，使城市区位相对于其他区位而言更具优势。

总之，新经济地理模型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为出发点，考察了随着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变化，两个部门如何进一步发展。其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源会从中心地区流出，从而带动外围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应当说，新经济地理模型较好地克服了二元经济模型的不足。与二元经济模型始终假定城市部门与农村部门的生产力存在差距不同，新经济地理模型虽然也包含两个部门，但并没有这种二元起点，部门之间的差距仅仅是模型的结果，而不是出发点。二元经济模型没有考虑集聚力量的存在，但在新经济地理模型中，明确地谈到了规模经济及其形成的地理集中。此外，新经济地理模型由于将地区之间产品的运输成本纳入模型而具有更加突出的空间特性。然而，新经济地理模型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缺陷，主要体现为，这种模型侧重于考察运输技术的进步对中心—外围区域发展的影响，没有更多地研究其他形式的技术进步，更不用说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了。同时，这种模型对政府政策的考察也相对较少。

四、城市经济模型

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在其代表性著作《城市经济》中，大胆否定了人们历来所公认的农业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先于城市发展的说法，视其为错误的教条，明确提出了农业最初源于城市的理论，认为农村经济和农业劳动是直接建立在城市经济和城市劳动基础之上的。不仅如此，雅各布斯思想的闪光之处还体现在她对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开拓性分析上。

雅各布斯认为，大城市的确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既无效率又不实用，但恰恰是这种无效率和不实用，才使城市具备经济上的价值。就大城市的无效率而言，雅各布斯比较了曼彻斯特和伯明翰。19世纪中期，曼彻斯特是最先进的城市，那里云集了大量效率极高的大型纺织厂；与此相比，伯明翰的产业规模远比不上曼彻斯特，而且没有明确的主导产业。然而就在人们大谈特谈曼彻斯特，无人关注伯明翰时，历史却证明了未来是属于伯明翰的。“曼彻斯特高效率的专业化分工预示着城市将停滞不前，并将最终走向衰败。当其他地区的人们学会以同样高效的方式纺纱织布时，曼彻斯特‘无限广阔的未来’就变成广阔市场的流失。曼彻斯特并没有发展出其他产业来弥补纺织业市场流失造成的损失。如今，它已成为长期经济滑坡城市的代表。伯明翰的经济则不会像这样走向衰败。伯明翰零散和无效率的小产业不断地拉动新产业的发展，不断分离出新的组织，其中一些慢慢发展壮大，但产出和就业量还是比不过大量小型组织的总和。”[17]可见，从产业规模和生产分工上看，曼彻斯特是有效率的，伯明翰是无效率的。但是，重复性生产的高效率并不等于开发研究和新产品生产的高效率。在雅各布斯看来，就城市经济而言，这两种效率是不能并存的，原因在于促进高效率生产的条件，与促进开发研究及新产品生产的条件不仅不同，而且通常情况下甚至是相反的。因此，大城市生产的无效率恰恰反映出其开发研究及新产品、新服务创新的无效率，而这才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前提。

就大城市的不实用来说，雅各布斯的观点是，人们通常都认为城市规模的扩大，引发并加剧了诸如交通拥挤、空气污浊、环境恶化、犯罪严重、公共服务设施紧张等城市问题，从而使得人们对大城市的实用性产生疑问，进而提出限制城市规模的要求。但是，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大城市的不实用并不是城市发展过快、规模过大造成的，恰恰是城市发展受到阻碍的结果，汽车尾气、工业污水、生活垃圾、商场噪音等的存在，只表明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技术的进步还不够快，其根源在于经济的停滞，而非城市规模过大。

雅各布斯以大量城市为例，阐释了其称之为“往复式系统”的城市经济的运行方式。根据雅各布斯的观点，城市发展存在两个往复式系统：一个用以描述城市简单的出口产生进程，另一个是用来说明进口置换的动态系统。

一方面，作为简单的往复式系统，城市经济由商品和服务出口以及服务于这些出口的地方产业所组成，如果出口业停止出口产品，或者原有地方产业转变为出口业之后，新的地方产业没有能够及时出现，那么整个系统都将会停止运转。在雅各布斯看来，尽管这种往复式系统非常简单，但是，它的作用却是巨大的，不仅在城市形成与发展之初起作用，而且在城市继续发展与多元化过程中也不会停止发挥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城市出口过程中，存在出口的乘数效应，即城市出口的增加，导致城市经济成倍扩张。在这一过程中，为出口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地方产业越多，出口的乘数效应就越显著。要使出口效应尽可能地大，为出口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工作就必须由独立于出口业的地方企业来完成。[18]

另一方面，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会逐渐用新的本地产品去置换其进口产品。[19]在进口置换的过程中，城市并没有减少进口数量，而是在依靠自身力量生产曾经进口的产品的同时，继续进口新的产品，不断改变进口产品组合，同时，城市的出口量基本维持不变，甚至可能会有所提升。这样一来，除了出口外，城市还会通过生产过去的进口产品而实现经济增长，这样的增长可以被视为纯粹的增长和绝对的经济扩张。正如雅各布斯所指出的，“通常一个城市的出口不会在本地产品置换进口产品的时期下降。出口工作会在进口置换的同时增长，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将带来城市经济的增长”[20]。不仅如此，进口置换也存在乘数效应，而且远比出口增长的乘数效应大，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雅各布斯认为进口置换有可能带来城市经济的爆炸式增长。

当一个经济体中的所有城市都在迅速置换进口时，会产生三个后果。其一，经济活动总量迅速扩张。其二，随着城市进口组合的变化，农产品市场迅速增长。其三，城市的工作岗位迅速增加。因此，雅各布斯认为，进口置换过程可能是经济扩张的主要原因。然而，在实际经济中，所有的城市并不是同时迅速置换进口商品的，雅各布斯拿爆米花打比方，锅里的玉米粒肯定不是同时爆开，但总是有玉米粒在爆开。将进口置换可能导致经济扩张的思路扩展开来，就是如何理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增长率这一问题，雅各布斯提到了华盛顿布鲁金斯学院1967年发表的论文Why Growth Rates Differ（《为什么增长率有差别》），并对该论文所提出的经济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的减少，与经济增长之间不一定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而可能是一个共同的原因造成的不同结果。具体来说，城市进口产品的迅速置换（过去进口品的快速本地化生产），是农业人数减少从而城市工作岗位增加和经济活动总量扩张从而经济增长率提高的共同原因。进而，雅各布斯提出：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要想获得发展和繁荣（包括农业的发展和繁荣），就必须依靠城市的进口置换。

总之，用来说明进口置换的动态系统，比简单的出口往复式系统要复杂得多。“它起作用的方式可以这样来表述：城市增加它的进口，并且因此能置换其中的多数。置换进口之后，城市能产生更多的出口。因而城市增加进口，如此往复。”[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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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7~8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刘易斯：《二元经济论》，8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3]在刘易斯的论文中，将现代部门或发达地区视为增长极。其逻辑思路是一个极区（某工业中心）兴起——规模经济与地域经济凸现——吸引更多的人力物力，在此过程中，如果自然资源充裕或者企业与技能受到大众与官方的支持，那么其他地区将会受到极区的促进而发展。

[4]刘易斯：《二元经济论》，157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5]刘易斯算了一笔账，如果不发达国家的总劳动力以每年3%的速度增加，现代部门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30%，同时预期现代部门全部吸收增加的劳动力，那么，现代部门必须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

[6]这里是指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好工作”市场,这类工作对有经验者给予较高的报酬,提供训练和提升机会,从而具有一定的非竞争性。

[7]See Kelly，A.C. and J.G. Williamson，What Drives Third World City Growth？ A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Approach，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Becker，G.，E.Mills，J.G. Williamson，India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Since1960，Johns Hopkins Press，1992

[8]作者译自Henderson个人主页中的论文Urbanization and Growth。）。

[9]分别参见Solow，“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6594以及Denison，The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1961。

[10]小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引自《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中译本)，62~63页，6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1]小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的机制》，引自《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中译本），62~63页，6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2]See Dixit A K，and J E Stiglitz，“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7（67）：297-308）

[13]参见Samuelson P A，“The Transfer Problem and Transport Cost：the Terms of Trade When Impediments Are Absent，”Economic Journal，1952（62）：278-304。冰山运输成本的大意为一定量运往外地的产品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到达目的地，其余部分都消耗在路途中，消耗掉的部分可看做运输成本，就像冰山在漂流过程中会在气流和风的作用下逐渐融化一样。）

[14]See P.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483-499

[15]参见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藤田昌久、克鲁格曼、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15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7]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6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18]关于这一点，雅各布斯列举的例子是曼彻斯特的棉布制造厂和匹兹堡的钢铁制造厂，它们都属于综合性的出口企业，不依赖于独立的地方企业来提供原材料、机器零部件及修理服务，因此，制造厂出口的乘数效应相对较小，“只为曼彻斯特和匹兹堡的工业带来了微乎其微的增长，远不如自身规模的增长幅度”。

[19]此处的“进口置换”就是经济学上的“进口替代”的意思，由于一些原因，雅各布斯偏好使用“进口置换”。

[20]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120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1]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12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22]刘易斯：《二元经济论》，12页，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