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2015年，国内学者围绕意识形态等问题展开了新讨论，从不同的角度或者综合的角度对“意识形态及其建设”进行了系列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他们既立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意识形态的概念、特征和功能继续展开深入研究，又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我国意识形态及其建设展开了科学有效的研究，尤其注意结合网络时代的新特点，研究互联网下的意识形态传播及安全问题研究，并提出了极具操作性的措施和实施路径。
（一）意识形态概念研究
我国一些学者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对意识形态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较为新鲜持久的研究，对创新化解读意识形态概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有学者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野，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体现不同阶级价值观的观念上层建筑；社会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利益集团都会有不同的价值立场，从而会产生不同的价值观。[1]有学者拓展了传统意识形态的认识视界，以“场域式”方式给意识形态下了一个定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受经济基础决定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自身继承性和反作用特点的系统反映社会存在的思想体系，是在社会意识诸形式中构成思想的上层建筑，又是通过无意识途径向基础领域渗透的表征社会权力关系的话语系统；是内部充满各种异质性观念要素、体现出矛盾与张力并存与共在的辩证思维空间；是特定社会通过策略性的组织方式获取群体认同感为自身秩序辩护，又是以问答方式促进集体意义再生产的人类精神实践活动。[2]有学者则认为，无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怎样的漂移不定或变动不居，其中“变中的不变”的精神实质是“阶级意识”，而“革命意识”“统治思想”和“虚假意识”是这种阶级意识的三种历史形态或实践样态。[3]有学者则认为意识形态单纯从概念上解读会导致对意识形态造成误读，建议从“话语”的角度理解意识形态，准确把握意识形态的观念性因素、表达性因素，为更加准确地理解意识形态的概念开辟了一个新的路径。[4]有的学者从方法论研究视角、意识形态与科学的主谓词逻辑次序、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等不同语境出发对“意识形态”概念作了考辨，力图培育起一种具有整体性视角的“思想型话语”理解意识形态，并力图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探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功能。[5]有学者在将意识形态概念界定为“不同利益集团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基础上，认为意识形态还是一个多角、多圈层的结构系统，其思想内容包含价值理念、理论学说和政策主张思想三个内容圈层。[6]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覆盖的范围可以延伸到法律职业共同体精神以及法律教义学的原则，拓展了意识形态的法律化内涵。[7]
（二）意识形态特征研究
准确把握意识形态的特征是我们把握意识形态本质的主要切入点。2015年，学者在之前的研究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视域，对意识形态特征作了更深层次的研究。这一阶段对意识形态特征的研究并不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仅仅是以点带面的相关研究。如有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将意识形态的特征概括为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掩饰性与目的性的结合以及独立性与承继性的交融。[8]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多样性、层次结构性等主要特征，还兼具历史性，并重点以层次结构性为创新点论述了我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层次结构，使人耳目一新。[9]
（三）意识形态功能研究
功能就是意识形态在与特定社会环境相互作用时产生的结果与作用，是其“使用价值”的具体体现，对于我们正确把握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国内学界一向十分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把它当作直接关系社会主义运动成败的重要因素，立足于不同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功能进行了概括。新的时期研究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角度出发研究意识形态，围绕从总体性意识形态到包容性意识形态的转型过程，提出要调适意识形态在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结构与功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大的合法性基础与动员力量。[10]有学者从意识形态法治化的角度来研究意识形态的功能，认为可将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行动方案进行法治化塑造，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确定深化改革的措施，从而推进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转型。[11]有的学者深入探讨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认为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正确指导来提高经济绩效，其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解释功能、约束功能和节约功能三个方面。[12]
（四）意识形态建设研究
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大方向上研究准确，学者一致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两个巩固”是基本前提，服务现代化建设是基本目标，利用好互联网是基本手段。有学者认为，“两个巩固”，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我们党在长期的意识形态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深刻经验，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必须牢牢坚持“两个巩固”[13]。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解放思想和“两个巩固”的关系，认为只有不断解放思想，才能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只有在解放思想中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激发全社会的活力，才能巩固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4]有学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下，以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契合性为分析视角研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从构建“主体吸纳型意识形态”、探索“利益融合型意识形态”和培育“价值包容型意识形态”这三个主要方面积极稳妥地建构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以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发展与社会结构变迁二者的有机统一。[15]有学者提出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两个基本任务，即理论上的自我批判与自我发展和实践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价值观的现实追求。[16]有学者分析了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认为应树立现代意识形态观，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努力将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转化成意识形态建设优势。[17]有学者借助于合法性的理论框架，勾勒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历史变迁及其当下困境，指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共产党需要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建构，进一步拓展执政合法性资源。[18]有学者认为，加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基础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核心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本质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关键是强化党的观念，下大力搞好党的建设。[19]有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中，必须坚持一元化与多样性、党性与人民性、建设性与批判性的辩证统一。[20]也有学者从意识形态斗争面临的新形势、意识形态工作的准确定位、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意识形态工作方法和领导要求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等方面，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科学阐述。[21]除此以外，众多学者也认识到了互联网时代下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变化，特别重视互联网时代下意识形态建设问题，纷纷以互联网尤其是新媒体为视角研究我国意识形态及其建设问题，也取得了众多成果。如有学者指出，要正确认识与科学把握时代变化，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创新，做好理论、舆论、互联网、国际意识形态与文化工作，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坚持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弘扬民族精神和主流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22]
（五）意识形态治理研究
意识形态治理是学者新提出的一个名词。有学者认为，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演进的时代要求。意识形态治理是一项极端重要的思想工程、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复杂巨系统，要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必须是各方面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将集成的目标协同原理、竞争互补原理、非线性原理、功能倍增原理科学应用于意识形态工作，可进一步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实效。[23]
（六）意识形态认同与传播研究
政治认同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动力和目标，是执政党持续存在和不断发展的根本要求，因此要大力加强意识形态认同建设。为此，有学者指出，政治认同与执政党意识形态存在内在关联，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整合和建构需要从价值认同、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三个方面增强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度。[24]有学者提出，通过完善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舆论宣传机制、建立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沟通机制、强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灌输教育机制、构筑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监督管理机制等措施探索和实现提升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体制机制创新，以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25]关于我国意识形态传播研究，有学者认为，在大众传播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正遭遇新的语境、面临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即大众传播对主导意识形态价值的消解、大众传播效应对主导意识形态导向的弱化、大众传播对主导意识形态影响的削弱、大众传媒公信力对主导意识形态权威的牵制、“数字鸿沟”对主导意识形态传播的掣肘。只有实现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的良性互动、和谐共生，才是解决主导意识形态传播问题的关键所在。[26]有学者认为，要从传播学的视角对意识形态的“看不见的宣传”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从概念的出发点、传播导向、受众意识、话语表达形式、特点特征、发展趋势等六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坚持党性人民性统一、突出个体意识、注重形象表达、隐性显性兼具、融通中国内容和国际视野等意识形态建构的现实路径，以加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引导力。[27]有学者认为日常生活世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场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需要融入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才能不断增强大众的认同度，才能更容易被人民大众认知、认同并自觉践行。[28]
（七）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安全观已经发生了嬗变，意识形态由“传统安全领域”进入“非传统安全领域”，要在新形势下积极建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机制，维护总体国家安全。如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其实质是政治安全，是能否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要确立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预警安全观”，建立安全预警的“第一智库”，维护总体国家安全。[29]有学者认为“读图时代”下的意识形态公开斗争已经弱化，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复杂，更加难以驾驭，会以更为多元的形式和手段进行斗争。[30]有学者针对网络空间中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的双重风险，提出了网络空间中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防卫对策。[31]有学者为积极应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从互联网视角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重新定位，提出了当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实现路径。[32]有学者认为要从领导核心、经济基础、传播能力、制度支持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对策，大力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33]有学者看到了网络虚拟社群的形成，也看到了网络虚拟空间导致的去意识形态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网络虚拟空间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协同治理的策略和路径。[34]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在网络新战场较量的方式通常表现为网络攻防战，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成为打赢这场争夺战的重要突破口。[35]
（八）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
国内学者主要从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界定、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时代挑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的路径和方法等角度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国际较量中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国家的核心利益所在，并提出了国际较量中建构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有效路径。[36]有学者认为，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根本内涵的“中国梦”实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创新，推进了意识形态由政治层面向文化层面的渗透，促进了意识形态的积极认同。[37]有学者认为，在话语方式上，需要不断创新鲜活生动的当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和言说方式，坚持以“党性”“特殊性”话语表述的基本意识形态为前提，把坚持意识形态内核的坚定性与话语方式的灵活性统一起来，稳妥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38]有学者认为，要从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三个维度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方式，使之契合大众群体的认知结构与话语特点。[39]有的学者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现代性维度层面的日常生活化，主张通过回应日常观念中的合理诉求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度，通过批判日常交往的物化倾向优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媒介，通过揭示消费主义本质强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向日常生活的“灌输”。[40]有学者总结归纳了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发展特点，为新媒体环境下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作出了极大贡献。[41]有学者认为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诉求，要在强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推进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42]
注释
[1] 参见徐淑贞：《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载《教学与研究》，2015（12）。
[2] 参见陈长利：《当代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解困境与阐释路径》，载《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5（2）。
[3] 参见张志丹：《阶级意识：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精神实质》，载《社会科学》，2015（11）。
[4] 参见范禀辉、高晚：《论意识形态结构》，载《学术交流》，2015（3）。
[5] 参见史小宁：《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考辨》，载《广西社会科学》，2015（11）。
[6] 参见封德平、庹永：《意识形态的层次性结构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载《求索》，2015（7）。
[7] 参见季卫东：《论法律意识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11）。
[8] 参见王玉香：《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意识形态特征研究》，载《理论学刊》，2015（1）。
[9] 参见封德平、庹永：《意识形态的层次性结构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载《求索》，2015（7）。
[10] 参见王国勤：《国家治理视域下的意识形态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15（3）。
[11] 参见陈金钊：《意识形态法治化及意义》，载《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1）。
[12] 参见刘英杰、魏溦：《意识形态何以提高经济绩效——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分析》，载《东南学术》，2015（5）。
[13] 参见秦龙、肖唤元：《“两个巩固”：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科学指南》，载《求实》，2015（7）。
[14] 参见叶燊：《论进一步解放思想与“两个巩固”的关系》，载《思想教育研究》，2015（7）。
[15] 参见陈亮、王彩波：《创造发展型意识形态：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逻辑定位和建构路径——基于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结构契合性的分析视角》，载《探索》，2015（3）。
[16] 参见邓莉：《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公共哲学审视》，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6）。
[17] 参见任志锋、郑永廷：《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及对策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15（1）。
[18] 参见唐爱军：《合法性与意识形态建构：基于中国语境的考察》，载《江海学刊》，2015（4）。
[19] 参见许志功：《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1）。
[20] 参见徐志远、朱仁杰：《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若干辩证关系的思考》，载《思想理论研究》，2015（10）。
[21] 参见石云霞：《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新发展研究》，载《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2）。
[22] 参见姚亚平：《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阶段性特征与主要任务》，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7）。
[23] 参见李红革、唐佳海：《集成视阈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探析》，载《江淮论坛》，2015（6）。
[24] 参见陈霞、王彩波：《社会转型期党的意识形态认同面临的挑战及应对》，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25] 参见邹庆华：《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机制建设》，载《理论探索》，2015（4）。
[26] 参见尹辉：《大众传播时代关于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审思》，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27] 参见张潇文：《基于传播学视角的意识形态建设》，载《江苏社会科学》，2015（3）。
[28] 参见揭晓：《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日常生活维度》，载《教学与研究》，2015（6）。
[29] 参见赵欢春：《“总体国家安全”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警探究》，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1）。
[30] 参见常新：《“读图时代”意识形态的镜像——从冷战式思维到技术逻辑看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载《江西社会科学》，2015（8）。
[31] 参见杨文华、李鹏昊、李韫伟：《安全学视域下国家意识形态面临的网络风险及防卫对策》，载《理论与改革》，2015（4）。
[32] 参见郑元景：《当代我国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变迁与重构》，载《社会科学辑刊》，2015（6）。
[33] 参见宋广强、章凤红：《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对策》，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5）。
[34] 参见杨嵘均：《论网络虚拟空间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策略》，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1）。
[35] 参见林伯海、张改凤：《网络话语权争夺：意识形态的网络攻防战》，载《思想教育研究》，2015（7）。
[36] 参见李俊卿、张泽一：《国际较量视域下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5（8）。
[37] 参见钟明华、刘小龙：《论“中国梦”的意识形态话语创新意蕴》，载《青海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5）。
[38] 参见张志丹：《论当代中国基本意识形态与操作性意识形态之间的合理张力》，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5）。
[39] 参见肖唤元、秦龙：《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方式建构》，载《广西社会科学》（汉文版），2015（7）。
[40] 参见朱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日常生活化——基于现代性维度》，载《理论探索》，2015（6）。
[41] 参见黄蜺：《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发展特点》，载《社会科学家》，2015（12）。
[42] 参见葛彦东：《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初探》，载《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