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
“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民族。”[11]哲学同样如此。时代性和民族性是哲学不可分离的特性。在阶级社会中，哲学还具有阶级性。
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哲学使用的普遍范畴和概念，往往造成哲学只是在精神王国中驰骋的假象。实际上，从哲学体系产生的背景及其内容和价值取向来看，哲学是非常现实的。哲学似乎高耸于天国，可哲学家们仍然生活在尘世之中。由哲学家们创造的哲学体系，不管其外表如何抽象，都离不开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哲学不是没有激情、没有冲动、没有爱憎、平静地苦思冥想的结果，恰好相反，它是在现实地、明显地或隐蔽地推动下的一种追求，即以哲学的方式来解答时代向哲学提出的问题。
因此，尽管哲学体系往往以哲学家命名，但它并不仅仅属于他个人。康德哲学不只是康德的哲学，更重要的是属于他的时代。每个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个性，但这种个性是受时代制约的。法国唯物主义的明快泼辣，德国古典哲学的艰涩隐晦，离开它们的时代背景都是无法理解的。
哲学是时代的产物。哲学离不开它借以产生和发展的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恩格斯指出：“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12]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坚持和发挥这个观点。梅林认为：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斗争与这一时代的哲学之间的依存关系是那样鲜明地暴露出来，即使最近视的人也会明白看到的。普列汉诺夫强调：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并不否认，每一哲学体系都只不过是自己时代智慧的表现。
全部哲学都依存于各自的时代，但其中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可以是时代的糟粕；哲学家可以是时代的骄子，也可以是时代的弃儿；可以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以是错误理论的吹鼓手。问题是反映了时代的哪个方面。
真正的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正在于它符合时代的进步要求，抓住了时代的主题，回答了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背对自己时代的哲学是僵死的经院哲学；对自己时代迫切问题漠不关心的哲学家是空头哲学家。按照卢卡奇的说法：“一个思想家越有才华和天才，他就越是他的时代、国家和阶级的产儿。”[13]
哲学的时代特性，决定了真正的哲学必须面对时代，始终保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以便抓住时代的脉搏。这是关系判断这种哲学的价值，以及它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马克思曾经断言，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真正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4]。
并不是所有的哲学家都认识到了哲学的时代特性。由于哲学的特点，哲学往往被看成超时代、超历史的永恒范畴的王国。这是哲学家的哲学观念同哲学本性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导致对哲学的唯心主义理解。
哲学还具有民族性。作为以共同的地区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各有自己不同的哲学传统。
很显然，东方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即使同是东方哲学，中国哲学也不同于日本、印度和朝鲜哲学；同是西方哲学，欧洲大陆哲学也不同于英美哲学，而德国古典哲学则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哲学的道理具有共性。我们可以发现各个民族的哲学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无神论和有神论等方面有许多类似或相似的说法。正因为这样，在哲学研究中才可以进行相互比较，可以比较柏拉图和老子、黑格尔和朱熹、贝克莱和王阳明。可是，各种哲学体系又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无论是思维方式、范畴运用、价值观念和作品风格都各有特色。例如，以希腊罗马哲学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与以儒墨道法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就不完全相同。
从哲学的着力点，即各自关注的中心来看，古希腊罗马哲学更多地注重自然——作为纯客体的自然，作为关于存在学说的自然哲学因此也较发达。中国哲学，其中特别是儒家学说注重人伦，即人际关系中的伦理道德，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中国古代哲学也讲到自然，如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但老庄哲学中讲的自然，主要不是人之外的自然，而是人自身的自然，即人的自然本性。
从思维方式来看，西方古代哲学强调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和划分，它们明于天人之分，讲求观察、实验、理性的方法，一般来说，擅长分析；而中国古代哲学则是以天人合一方式出现的主客体统一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主体，强调依靠主体的内在意识和道德实践来实现二者的统一，它运用的是反求诸己的内省方法，一般说来，擅长综合。
哲学范畴也各有特点。中国哲学讲理气、有无、动静、形神、知行；而西方哲学则讲矛盾、一多、感性理性、质量、肯定否定。
哲学具有民族性，但哲学可以相互吸收和传播。中国哲学可以接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而中国哲学也可以影响西方哲学。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更有条件相互影响。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范畴，就不是中国哲学固有的，而是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介吸收的西方哲学范畴。
在阶级社会中，哲学具有阶级性。普列汉诺夫指出：“各阶级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各不相同的，是依照各阶级的地位、需要、意图，以及各阶级的相互斗争行程而改变的。”[15]由于哲学家们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他们对世界观根本问题的看法，他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和价值观念，都明显地打上了阶级烙印。
某种哲学体系的阶级属性，并不完全取决于哲学家本人的阶级出身；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哲学家都自觉地按照自己阶级的需要来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事实上，哲学家们往往自认为是超阶级的，是摆脱一切物质利益的。然而，这并不影响哲学的阶级实质。判断一种哲学体系的阶级性质，并不是根据哲学家们对自己体系的看法，而是看在现实的斗争中，这种哲学体系以及由其引出的政治结论，究竟对谁有利。
哲学的阶级性是就哲学整个体系说的，而不是指每一个命题、范畴或哲学判断。事实上，在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中，有些论述政治性强些，有些学术性强些。这取决于这个哲学判断或命题与人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关系。一般说来，越是直接涉及经济和政治利益、处于斗争激烈中心的问题，阶级性越明显。
哲学的阶级性并不排斥某个哲学体系中可能包含的真理性颗粒和对人类文化的积极贡献。哲学家是以哲学的方式来为某种阶级利益服务的。他们的阶级立场、政治态度是通过对哲学问题的阐述间接地、曲折地表现出来的，因而往往会迸发出哲学的天才火花。在哲学史上，不少卓越的哲学家，既是某个阶级在哲学上的代言人，又是人类文化的积极创造者。
同其他意识形态一样，哲学也有精华与糟粕之分。作为文明活的灵魂的哲学是指它的积极方面。因此，就有一个如何对待哲学传统的问题。我们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也不能采取复古主义。我们要使传统中优秀的东西在当代得到发扬；要使当代的东西在传统中得到滋补和营养。离开了传统，当代没有根；离开了当代，传统没有果。黑格尔说过：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哲学产生出来。
注释
[11]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1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2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3] ［匈］卢卡奇：《理性的毁灭》，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1页。
[15]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189页，北京，三联书店，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