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的关系
哲学体系往往以哲学家命名，但并不专属个人。康德哲学不仅是康德的哲学，更重要的是属于他的时代。每个哲学体系当然有个性，但这种个性是受时代和阶级关系制约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那种大胆明快、尖锐泼辣的风格，离开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离开了处于上升时期法国资产阶级的战斗性是无法理解的。哲学是离经济基础最远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等于说哲学是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最远的意识形态。离经济基础最远，是就哲学这一社会意识反映形式的特点来说的。哲学是通过普遍的概念把握现实，它的命题和范畴具有比较大的抽象性、稳定性和可继承性。但是，每种哲学思潮的出现却总是和它的时代相联系的。黑格尔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32]这是对哲学本质的深刻概括。
哲学同时代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同特定时代的阶级关系相联系，因此哲学不可能脱离政治。当然，哲学是以哲学方式同政治相联系，这种联系的方式是复杂的、多样的。恩格斯至少讲过两种方式：一种是法国式的，一种是德国式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大声疾呼，政治态度非常明朗，政治和哲学的关系非常明显。德国式则是学院派的，从康德到黑格尔，表面上谈的都是纯粹的哲学问题，但在枯燥的哲学词句后面，仍然隐藏着政治要求，即他们对在德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政治的联系不同于以往哲学之处在于，它公开表明自己的阶级性和政治立场。马克思把无产阶级当作人类解放的心脏，把哲学作为人类解放的头脑，极其鲜明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
哲学范畴和命题的普遍性同它的时代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是通过它的政治效应来实现的。哲学命题的理论意义与它的政治效应之间并不等值，一个哲学命题的政治效应在不同条件下是不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理论本身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命题，但在1978年中国政治生活中取得了那样一种政治效应，基本上可以说是对中国的命运带有决定性的一次讨论，这是在特定条件下取得的特定效果。从反面的例子来说，作为《河殇》历史观基础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个很古老的理论，而且就其产生来说，它对反对神学历史观起过某种进步作用，可它在《河殇》中起的作用和这个理论提出的当时所起的作用完全不一样。一个哲学命题在特定条件下和一定的社会条件相结合，可以产生非常巨大的出乎意料的政治效果。
人们常常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并说这是马克思说的。其实这个转述并不完全，并不准确。哲学可以是时代的精华，也可能是时代的糟粕；哲学家可以是时代的骄子，也可能是时代的弃儿；可以是真理的发现者，也可能是错误理论的吹鼓手。问题在于是什么哲学。在当代西方哲学中，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学派，究竟哪一种哲学可以称作时代精神的精华呢？我看都不够格。当代西方哲学最大的特点是生命周期很短，这个现象本身说明它的非真理性。真理本身是相对稳定的，更新太快本身说明它的非真理性。同时装一样更新太快的哲学，列宁称之为“时髦哲学”。尽管它很耀眼，但并没有生命力。
马克思并没有抽象地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相反倒区分了各种不同的哲学。他在发表于1842年《莱茵报》的连载文章《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驳斥了《科伦日报》编辑海尔梅斯对《莱茵报》重视哲学的指责，强调哲学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并分析了当时德国哲学的状况。马克思说：“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在讲完这段话之后马克思才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33]。从马克思文章的上下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并不是任何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只有真正的哲学才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使用“真正的”这一表述含义深刻，“真正的”这一定语是绝不可少的。当然，真正的哲学不能简单地说成唯物主义哲学，列宁讲过，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唯物主义，如黑格尔的哲学虽是唯心主义，但可称得上是精华，而19世纪40年代的庸俗唯物主义则是糟粕。真正的哲学是指对人类哲学思维真正作出创造性贡献的哲学。当然，黑格尔哲学之所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于它是聪明的，而不在于它的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之所以是糟粕在于它的庸俗性，而不在于它是唯物主义。这里，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指的是两种具体的哲学形态，而不是两条哲学路线。不是说唯心主义比唯物主义更高明，而是说聪明的比愚蠢的高明。其次，要想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按马克思的说法，这个哲学必须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必须反映时代进步的要求，反映人民的要求。最后，真正的哲学必须概括和总结人类实践的经验和科学的成果，即把人们中间最精致、最珍贵、看不见的精髓集中到哲学里面，就是说必须概括实践的经验。所以，真正的哲学的来源并不在于头脑，尽管哲学家也用头脑和世界相联系。因此，只有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哲学，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到现在，已有近150年的历史，它是否还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150年历史，我以为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马克思、恩格斯阶段，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到恩格斯逝世，这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传播的时期。马克思主义由西欧一个小的学派逐步壮大成为在工人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第二阶段从十月革命算起直到中国的1956年为止，这40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胜利的40年。其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占主导地位，而且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得到传播。第三阶段是从1956年开始到现在。这一阶段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科学技术比较发展的时期，也是社会主义国家遭受挫折的时期；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由冷战和对抗走向缓和和共处的时期；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尖锐化了，的确是在打一场无硝烟的战争。
全部斗争的核心是关于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在我们国内，一段时期内马克思主义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没有过的冷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问世极难，而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文章和著作则非常走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形象，是保守的、顽固的、愚昧的，是舞台上那种被丑化了的“马列老太太”的形象；而那些号称“社会精英”的人们，则是具有改革进取精神的、新的启蒙者的形象。如同在哈哈镜中一样，各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及其理论代表都失去了自己的真面目。
斗争是激烈的，仅就哲学而言，它的不少原理都受到非难、指责或攻击，或者被宣布为错误，或者被宣布为过时。问题不仅牵涉到每一个原理，而且牵涉到在当代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使命和地位这样一个全局性的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所谓人本主义、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三者的结合？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重大问题。
稍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在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出现了两种哲学改革、两种改革纲领。一个是费尔巴哈倡导的改革，他的纲领是《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一个是马克思倡导的改革，他的纲领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费尔巴哈在《改革哲学的必要性》中倡导哲学改革，并提出了改革纲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随后在《未来哲学原理》中进行了阐述。费尔巴哈改革的实质，是以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来反对神学和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是费尔巴哈哲学的特色。费尔巴哈的哲学是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的原则贯穿于他的全部哲学。但这种人本主义是与自然主义相结合的，因为费尔巴哈关于人、人的类本质贯穿了自然主义原则；反过来，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也是与人本主义相结合的。因为费尔巴哈虽然推崇自然，可是在自然界中处于最中心地位的是人，是人这个自然存在物。费尔巴哈自己就说过：“我的‘方法’是什么呢？是借助人，把一切超自然的东西归结为自然，又借助自然，把一切超人的东西归结为人。”[34]
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的肩上，早期接受过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影响，并吸收其中的合理因素。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相反是对它的扬弃。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批评了费尔巴哈只是从客体角度考察自然界，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的观点，宣告同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决裂，随后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算。把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是从马克思向费尔巴哈的倒退。
至于所谓实践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自然主义的结合，更有悖常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实践的唯物主义”这一提法，正好是反对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他们说：“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35]这个论断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它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条的基本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实践的唯物主义”、“科学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都是对同一种哲学的不同称呼，而不是另一种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同的哲学体系。
可是在有些文章中，所谓“实践的唯物主义”已经是变了质的“酸牛乳”，它被改造成为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另一种哲学体系，用以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这种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倒用不着和人本主义结合，它本身就是人本主义思潮的变种。因为它所宣扬的“实践本体论”、“实践一元论”，无非是把重心从人的本性转向人的活动，并把实践提升为世界的本体，实质上是无视自然的客观实在性和优先地位，仍然停留在人自身。
在当代，有什么理由和根据要退回到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没有。我们现时代的实践活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和冲突，比起一个半世纪以前更能证明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局限。其实，人本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泛起，无非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浪潮的回声。
第二，与前一个问题紧密联系，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究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没有？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人本主义学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本主义的宣传者们的看法是一样的，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在当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以人为出发点，人是一切哲学的主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不存在无产阶级解放和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消除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所有的人的异化的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是个人的权利和尊严、人的价值问题，是消除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问题。他们认为，在当代世界上不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对抗问题，而只存在全球性问题。而全球性问题的核心是人的问题，即生态问题、核战争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总而言之，这些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所谓人的问题。按这种观点，革命的问题、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一笔勾销了，剩下来的最大问题就是人、人、人。有人公开提出抛弃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形式，创建现代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是主题的转变，从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转向“人”。
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人，这本来是无须争论的。人类所面对的世界，是包括人和人类社会在内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研究自然、研究社会，当然也要研究人，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人（包括国家、民族、阶级、集团、个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注意有关人的问题的研究。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还是以抽象的人为出发点，以探讨人的永恒本性、人的不变价值之类的抽象问题取代在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如何获得解放的道路的探索，这是一个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命的根本问题。
在当代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两种主要的社会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仍存在着阶级、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阶级斗争，存在着两种政治势力的斗争。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下，离开了阶级、阶级斗争，把不属于任何集团和阶级的人当作哲学的主题，实际上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解放头脑和武器的根本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研究人，但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研究人，最根本的是要研究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者和劳动者究竟如何能获得彻底解放。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要研究如何彻底消灭阶级，如何提高全民的素质，如何通过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人得到全面发展。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的根本任务，把抽象的人当作主题，就从根本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阶级的哲学变成抽象的人的哲学，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入硫酸池里面溶解了。意大利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和领导人葛兰西讲过，马克思是一个历史时代精神的创始人，这个时代大概要延续几个世纪，也就是一直要到政治社会消灭和调整了的社会建立为止，只有那时，它的世界观才会被超越。这就是说，只有到世界上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时才可能发生主题转变问题。在当前存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情况下谈主题转变，实际上就是整个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第三，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否使马克思主义过时了？这是又一个使一些人感到困惑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受到的攻击是多方面的。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两个必然性的否定，主要以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中遇到的挫折和困难为依据；对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否定，主要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利润的增加和工人生活状况的某些改善为依据；对哲学的攻击，主要以当代科学和技术发展所提出的哲学问题为依据。他们在恩格斯说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唯物主义也要改变它的形态这句话上做文章，认为既然如此，科技发展到今天，怎么能坚持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年前的哲学观点呢？这是对恩格斯观点的曲解。恩格斯的观点是正确的，它揭示了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内在的本质联系，整个哲学史都表明了这一点，即：哲学形态的变化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问题在于企图以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依据，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这就是用抽象的推论代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自然科学对哲学最本质的关系，是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证实，一是证伪。自然科学可以通过提供新材料，丰富和证实哲学中某一个命题；也可以通过新的材料反驳或推翻某一个哲学命题。在这两种情况下，自然科学对哲学都起到证实真理、纠正谬误的作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讲到，从笛卡儿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绝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好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这说明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是推进哲学的积极力量，而不是相反。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论者想利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宣布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实际上是利用科学技术的发展来否定真理，证实谬误，这完全颠倒了科学和哲学的本质关系。
在当代，用自然科学发展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方励之一再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他认为要了解19世纪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还有一定作用，但它已不适用于今天了。他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成是一件穿破了的衣裳，应该扔掉。这种观点并非独创，无非是以更恶毒的语言重复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鼓吹的在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情况下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好比电子显微镜的时代仍用放大镜看问题一样的错误论调。利用自然科学反对哲学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是反对这种错误思潮的；而现在是在更大的范围内重复当时的现象。不同之处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这些观点的很多人是科学家，在当代发表这些观点的很多人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家，而是政治“科学家”，是以科学为招牌的“政治家”，而真正的科学家总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的。我们当然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有巨大进步，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举出任何一条材料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某一条原理是错误的。例如，有什么材料证明认识不是来源于实践，不是来源于以不同的方式对对象的反映；有什么材料证明物质已经不是第一性的，而是第二性的，世界是依存于主体的；有什么材料证明世界已是不包含矛盾的，矛盾论是错误的；有什么材料证明世界是静止的、不变的，形而上学是正确的；有什么材料证明物质资料生产已经不是社会存在的基础了，人们是依靠观念为生；有什么材料证明阶级斗争的理论是错误的。只有一个问题似乎是悬而未决的，即关于世界的无限性问题，然而即使在这个问题上，世界有限论的鼓吹者也没有拿出材料证明世界是有限的。
在考虑科学、技术和哲学的关系时，要考虑科学、技术和哲学各自的特点。技术是与生产过程、生产力相联系的，技术的特点是更新快，科学和技术相比不完全一样，只要科学揭示的结论是真理，它就只能发展而不能被推翻。阿基米德原理尽管时间很长了，现在的造船工业无论怎样发达，如果违背了这个原理，船还是要沉的。当恩格斯说，十万部蒸汽机并不比一部蒸汽机更能证明热力学原理，就极其深刻地说明自然科学原理和技术的各自特点。科学比技术具有相对稳定性，哲学则更具有相对稳定性。哲学概括的材料愈多，它的涵盖面越广泛，适用范围愈大，就愈具有相对稳定性。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任何人也拿不出一个事实来反对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反对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例如，即使是古希腊人说的世界是运动的，现在仍找不到材料反驳它。这是为什么？因为哲学观点更具有相对稳定性。自然科学的发展能丰富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但绝不能推翻它。推翻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唯物主义又回到唯心主义，从辩证法又回到形而上学，这是根本不可能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各自的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需要吸收科学技术的成果，而不会被科学技术所推翻。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展，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停滞不前。
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有个特点，即专业化、职业化、学术化。马克思、恩格斯不存在这一问题，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既是科学家又是革命家，他们的哲学是为革命、为实践服务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领导人的哲学活动和他们的政治活动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种职业是无产阶级胜利以后出现的现象，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占领的阵地越来越多，队伍越来越大。可是专业化、职业化、学术化也带来了一个不利方面，即容易脱离实际，容易教条化。这几年来哲学很冷落，哲学系毕业生不好分配，当然原因很复杂。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如果哲学不关心人民，人民就不关心哲学；哲学不关心社会，社会就不需要哲学；哲学家如果只关心概念、范畴，路子就会愈走愈窄。马克思当年曾猛烈抨击这种现象，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他还对德国哲学晦涩难懂的文风提出了批评：“从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看，它不是通俗易懂的；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36]每当我读到有些哲学文章中过多的和不必要的方块、圆圈、箭头、符号，如坠五里雾中时，脑海里总是浮现马克思的这段话。
在当代，要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背对现实，只是用两眼盯住西方的各种学派。企图从西方各种各样的哲学中东取一点西取一点，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照抄，用以“补充”、“代替”马克思主义，把这种做法视为发展是不足取的。第二国际后期的伯恩施坦等人用康德主义，后来俄国的波格丹诺夫等人用马赫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当代西方出现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的“融合”，不能看作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尝试。人们从这种“融合”中，看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肢解和扭曲。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它同当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是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黑格尔主义就是黑格尔主义，存在主义就是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就是弗洛伊德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主义是不能融合的。硬要把不可结合的东西融合在一起，无非是一些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不三不四的资产阶级哲学的变种。我们这样说，并不是主张对西方现代哲学采取排斥态度。“融合”是一回事，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西方哲学中的某些合理因素进行批判吸收，对它们提出的某些问题甚至挑战，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答是另一回事。我们批判存在主义，但并不拒绝对个人问题进行研究；我们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主义、非理性主义，但我们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深入研究人的非理性因素，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
真正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道路，应该是立足现实，面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我们应该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通过研究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一些学者是注重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就是研究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著作。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则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赞同他们对资本主义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但他们注意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研究方向还是值得借鉴的。
我们要着重研究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不可分的，它的产生和成熟，与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是同一个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相互促进的，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变革。反过来，如果不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为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永远处在思辨的范围内，也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解放的武器。特别是当前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遇到困难和挫折，风云变幻、前途或明或暗时，更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来研究社会主义。这样，既可以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又可以通过总结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我们还要研究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注意总结科学技术革命的经验，解决科学、技术和自然科学所提出的哲学问题。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通过总结哲学史和自然科学史的经验，提出了研究哲学和研究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问题。他说：“自然科学展开了大规模的活动并且占有了不断增多的材料。但是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也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少结合的能力。”[37]重视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和日趋成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经典著作已经表明了这一点。
我们所面临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活的年代所无法比拟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在不少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除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外，还出现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科技发展提出了许多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涉及自然观和认识论，而且涉及历史唯物主义，如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科技革命的社会效应，等等。认真研究和概括当代科技革命的成就，对于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十分必要的。尽管不是每个哲学工作者都有条件和能力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绝不能缺少这方面的研究。
人类是在一定条件下进行认识的。对哲学的研究同样是如此。时代条件蕴涵的可能性为哲学发展规定了一个高度。在当代，我们所面临的重大课题，为创造性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齐心协力地工作，以无愧于我们伟大的时代。
（原载《求是》，1991（9））
注释
[32]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1页。
[34]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2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0页。
[3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