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有两种需要：一种是市场的需要，一种是国家的需要。它们是不可分的，但又不能简单等同。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其他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而符合市场经济的需要，一般说来也会符合国家的需要。但这两者之间也会存在矛盾，例如，在我们的教育和文化事业中，完全以市场需要为尺度，肯定会自发地向理工学科倾斜，会使一些容易就业的热门专业爆满，而使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史哲学科成为冷门。从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来看，哲学社会科学是不可缺少的。江泽民总书记在“八七”讲话中强调的“两个重要”、“四个同样”，就是站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高度讲的，而不是站在市场需要的角度讲的。以哲学为例，从市场需要的角度说，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会因为缺少哲学而感到生活不便。生活中如果没有理发店、百货店，没有医生，没有炊事员，那是不行的；没有科技人员，没有会计，生产无法进行，如此等等。总之，凡是直接与生产、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和学科，人们能直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因为没有哲学家而感到生活不便。然而，从深层次来说，一个民族有没有哲学是大不一样的。日本的哲学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中说：“哲学固然不一定有显著的功效可以让人看见或听见，也就是说，哲学对于顺差和逆差、银根的松紧、工商业的发展与否等，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然而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康德和笛卡儿实在是德法两国的荣耀，是两国客厅的字画，对于两国人民的品格和地位，自然不是没有关系的。这既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而又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25]把哲学比为客厅中的字画当然不确切，但后面的话可圈可点，非常深刻。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80年的光辉历程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不可取得的。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阶级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到《矛盾论》、《实践论》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革命实践经验的哲学升华，从邓小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两个凡是”，以及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为旗帜的一系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台，到江泽民“三个代表”学说的提出，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它们对于当代中国建党建国的伟大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不仅对于国家、民族和共产党来说，哲学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而且对于我们的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我们的青年来说，人文素养特别是哲学素养同样是重要的。我们国家要避免和减轻人文和科技的矛盾带来的危害，要真正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素质，人文知识特别是哲学知识是不可缺少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以物质利益导向为最高原则的条件下，在就业、工资差别悬殊的条件下，要使人们明白并痛切地感受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国家政策的导向和必要的资助，以利于人文学科特别是哲学学科的发展。当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将逐步超过对物质消费的追求，人文学科也会改变目前的状况，也许哲学会重新占有过去的位置和光荣，但这需要很长的过程。我们不能消极等待，而应该逐步改变目前科技与人文分离和人们过分向科技倾斜的观念，这对于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是有利的。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尽管这句话耳熟能详，但在今天重温恩格斯这个教导别有深意。
严格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困境的说法并不确切，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至今，还没有任何哲学学派能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也没有任何哲学家超出马克思。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百多年来不断遭到批判甚至镇压，但它仍然是当今的显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困境，固然包括哲学系学生的就业不如其他专业抢手，以及社会人士对哲学的反感，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可以通过国家的政策调整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逐步得以解决。我说的困境是指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当代究竟应该如何定位，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领域是什么？我们的许多争论都与此有关。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且是所有哲学中比较系统化、理论化的一种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一再申明这一点。世界观的科学性是很为一些人所诟病的。在某些人看来，科学这个术语似乎只能用于实证性的自然科学，而世界观属于哲学，无所谓科学不科学的问题，在这个价值领域只有看法、意见、观点，而无真假对错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世界观是对世界的看法，承认世界的确是客观的实实在在的世界，而不是幻象、泡影、主观的表象、主体的依存系列，我们就得承认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有真与不真的问题。如果根本不承认有个客观世界，当然不存在世界观，更谈不上世界观的真假对错。遗憾地说，这种不承认客观世界和世界观的真假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是不折不扣的唯心主义世界观。
当然，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是就其本质属性说的，是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力图认识和改造的世界的关系说的。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世界不是简单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因为世界是个未完成的不断地在人化过程中生成的客体。要科学地揭示世界的本质，必须认识人在世界（自然与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认识实践在创造现存世界中的作用，探索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径和方法。由于社会是现存世界的最重要的部分，人是社会的主体，因而对社会一般规律和人类解放问题的研究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的全面发展与人类解放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就是不完备、不彻底的，只能是旧唯物主义的翻版。
哲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种世界观，并非所有哲学都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不少哲学学派以拒斥形而上学来反对哲学是世界观，它们或者专注于哲学某一问题的研究，或者强调意志、生命，或者专注语言，或者专注于人，等等，并非所有哲学都是理论化的世界观。哲学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如诗化的、寓言的、格言式的、随笔式的，不少哲学家的思想是一种爆发性的灵感，并无系统，但无论怎样各具特点，只要它是哲学，或者以哲学方式来思考，它就可能或明或暗、或公开或隐蔽地对世界的存在表示自己的看法。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些流派，否定世界的客观性，否定主客二分，以主客不分、心物合一的生活世界取代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以人的存在否定人存在于世界之中并有受客观世界支配的一面，这实际上是以当代的方式、以拒斥本体论来表现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人生活于世界之中，人不能脱离人生活于其中的自然和社会，这就决定了任何哲学都不可能也无法绕开它所面对的世界，只不过它可以假装看不见，可以存而不论，可以以各种遁词来表现对世界的蔑视。这是一种隐性的世界观，它不直接研究世界而是突出世界的某一方面，但作为这种研究基本观点支撑的仍然是以对世界客观性的基本态度为前提。一般总是存在于特殊之中，哲学中尤其如此。只要世界不能被超越，它就不可能没有世界观，尽管它不一定系统化、理论化。由于总的世界观的制约，尽管西方当代哲学在某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背离唯物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成为它们的“致命伤”。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管什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万能的，任何哲学都不是万能的。各种不同的哲学各有其能。有的强调哲学是安身立命之学；有的强调它的道德功能，看作人生境界的提升；有的强调哲学厘定概念的语言分析功能；有的强调哲学就是发扬人的主体性功能；等等。可以说不同的哲学由于其哲学的性质而对人具有不同的作用，不管这种作用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或正中有负，或负中有正，反正不同的哲学，只要接受它、信仰它，就会对人发生不同的影响。不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前或产生之后，还没有一种哲学像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目的，从而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锤炼成一种认识工具。有些人不承认马克思是哲学家，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哲学，原因就在于他们头脑中的哲学只能是思辨的概念体系，只能是说一些高深莫测、晦涩难懂的名词术语，似乎哲学家只会在书房中创造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背弃了这种传统，它是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头脑”而产生的，它不能沉湎于思辨而无视客观实际，不能只构造体系而无视现实问题，不能只停留在哲学自身而无视实践。没有无产阶级和人类对现存世界和社会改造的需要，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说过：“只有当工人阶级不是带着有色的法学眼镜，而是如实地观察事物的时候，它才能亲自彻底认清自己的生活状况。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帮助了工人阶级，他证明：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由此便产生了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和工人无财产相适应的只能是他们头脑中无幻想。现在这个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在全球环行。”[26]
哲学不同于道德，它不是提供人的行为应该如何的规范；也不同于法律，制定人人必须遵守的具有强制性的行为条文。哲学是多种多样的，它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提供智慧或意见，人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信仰是属于个人的事。这种哲学观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是，如果不是把哲学单纯作为清谈的妙理，作为抚慰灵魂的良药，作为解脱人生烦恼和痛苦的麻醉剂，而是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那么就会有一些非如此不可的仿佛具有强制性的规定。众所周知，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是一种非直接的有中介的行为，这种中介从实践的角度说是生产工具，包括从最简单的石器到当今最先进的自动化的生产工具；从认识的角度说是思维工具，这种思维工具虽然属于主体，但从它的内容来说必须与它所要认识和改造的对象相符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想获得对世界的正确认识和改造，思维就具有了某种强制性，这就是思维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力量也正在于此，因为与迄今为止的其他哲学相比，它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对世界认识和改造的具有原则性意义的理论和方法。
既然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理所当然地要面对并承认自己所要认识和改造的包括社会在内的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不承认它的客观实在性，根本谈不上认识和改造的问题。对一个只存在于自己头脑中或依存于自我的东西进行认识和改造纯粹是无聊的废话。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曾经尖锐地嘲笑过强调自我意识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并指出：工人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像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27]。观察的客观性、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些人人耳熟能详的原则，无非是被一些人视为敝屣的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原则的实际应用。旧唯物主义的错误并不在于它的唯物主义而在于它的形而上学，在于它不懂得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作用。全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的历史经验证明，坚持唯物主义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唯物主义有各种各样的，而且决定认识正确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背离唯物主义肯定是要犯错误的。
要改造世界当然要通过各种实践形式。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辩的，可实践同样要遵守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实践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相对性与绝对性、历史的长期性与时代性，等等，无不受辩证法规律的支配；而且实践不能离开唯物主义，不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不承认自然界有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就必然严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实践的负效应问题，所谓生态问题，所谓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问题，完全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方法的正确性。那种把当今环境恶化归结为人对自然的改造、归结为科技的发展、归结为主客二分和破坏天人合一的观点，事实上否认了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否认了人应该改造自然否则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的历史发展观。自然对人的报复不是自然的报复，而是自然规律对人的惩罚，也可以说是人类违背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所遭受的惩罚。
唯物辩证法既是世界观又是思想方法。正因为它是世界自身的规律而不是人把辩证法注入世界，因此辩证思维从根本上说是以世界之道还治世界之身。从这个意义上说，辩证思维同样具有强制性，即要正确思维必须如此，采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只能导致错误。要思维必然要有思维规定和运用思维范畴的方式。尽管人们的思维过程是在大脑里运行的，不像在实验中那样具有可观察性和可检验性，但从思维的结果中仍可以看到思维方法的作用。恩格斯指出，“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二件事实联系起来，或者洞察二者之间的既有的联系”[28]，而“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29]。全部人类的实践史和认识史，特别是当代科学和实践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唯物主义历史观对于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同样具有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过去，人们往往注重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论价值而忽略了它的方法论价值，实际上每一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同时是一种思维方法。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提供了我们考察一个社会中社会意识之所以呈现出多样性的方法；生产力归根结底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理论提供了我们考察和判断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优劣与是否适合的方法；阶级斗争理论向我们提供了分析具有阶级性质的社会现象的方法；等等。恩格斯非常重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反复强调，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在社会科学和社会问题研究中如何发挥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作用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时，绝不是说它与提高人的思想境界、道德修养无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不是旧有意义上的道德哲学、人生哲学，不是追求个人的安身立命之学，也不是指导人们如何闭门修养的学说，而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中包含自身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献身革命，为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利益不惜牺牲，是最高尚的道德；有利于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是判断一个政党和个人行为的价值尺度。这些都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应有之义。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对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的正确处理是革命者革命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败坏、个人价值第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问题即我们可以做什么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范围，可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可以没有范围，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到任何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没有研究哲学领域中的价值问题，但这不妨碍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他们没有专门研究人生哲学问题，也并不妨碍我们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其他如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文化学、政治学、环境哲学等，也是如此，也不妨碍我们接过当代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诸如语言问题、意志问题、人的问题、人的非理性因素问题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总之，凡是实践和认识中提出的有价值的问题都可以从哲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这不是越位，但研究必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这个空白那个空白的论点，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时的内容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与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任务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是有限的，它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本质的唯物辩证的把握，它不可能无所不包，当然会有所谓空白，而且可以说每个时代都会有空白，否则，无须创造，无须发展。每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可以根据自己时代提出的问题不断扩充研究范围和问题，或者叫填补空白。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性的一种表现。这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会千人一面，而是每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既具有个性又具有真理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注释
[25] ［日］中江兆民：《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548页。
[2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00页。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