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功能
在人类历史上，哲学家们非常重视哲学的功能。不过有的重视它探求宇宙奥秘的本体论功能；有的强调它研究认识可能性和途径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功能；有的则推崇它的所谓明生死、去私欲，作为安身立命精神支柱的人生哲学功能。由于以往哲学的局限，它的认识功能是有限的，其中有不少还是消极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功能则是以往任何哲学都无法相比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双重功能。一是科学认识功能。马克思把这个功能比做“头脑”的功能。他说，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21]。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解放的“头脑”，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它为无产阶级和人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因为只有它才提供了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依据的、关于整个物质世界的科学图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关于世界发展普遍规律的观点，是对客观世界本身面貌真正的揭示。整个科学都表明，世界确实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那样，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这一点同样是极其重要的。它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和各门科学的紧密联系，其最突出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给予它们认识和改造世界唯一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十分强调自己哲学的方法论意义。恩格斯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2]
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一致性，贯穿着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任何一个规律、任何一个范畴，都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把辩证法作为方法而否认它是世界观，或者把唯物主义作为世界观而否认它是方法，都是不全面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唯物主义是世界观，它给予世界本质以唯一科学的解释，正因为如此，它又是方法论。恩格斯说，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无非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直的理解，不添加任何外来的东西。[23]这充分表明了唯物主义世界观作为方法论的功能。按照世界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应该说是最科学、最客观的研究方法，它和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根本对立的。后来，列宁在辩证法十六要素中，把这一方法规定为观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使唯物主义作为科学方法显得更加突出。
无疑辩证法是一种方法，是从事物的矛盾中，从运动、变化和发展中考察事物的科学方法，但它同时又是世界观，因为它承认世界本身就是运动的、发展的、包含矛盾的。辩证法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科学方法，首先在于它是科学世界观。全部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的内容都是客观世界所固有的，主观辩证法只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把辩证法仅仅作为方法，主观地加以应用，就会导致诡辩论，从根本上歪曲了辩证法的本质。
不仅全部辩证唯物主义，而且全部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也为认识和分析社会历史提供了唯一科学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一个重要功能，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它公开申明为无产阶级服务；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坚持党性原则，反对和批判各种敌对的学说和思想体系，反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中，它在动员、组织、宣传群众，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既发挥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功能，又起着在意识形态领域，把各种错误的理论和学说从工人运动中、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不断清除出去的作用。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既是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实践史，又是哲学斗争史。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认识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联系。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他们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是同一个过程。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陷于空想，从世界观来说，主要因为他们是历史唯心主义者，把社会主义建立在抽象人道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而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除了剩余价值理论外，是因为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他们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及其运动，从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发现了它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的必然性。
从实践上说，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也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分的。列宁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不仅亲自撰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著作，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俄国的阶级状况，为俄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策略。在十月革命以后的七年中，列宁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了俄国当时的状况，制定了新经济政策，力图在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把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向前推进。
中国革命的历史也极其生动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作用。我们可以想一想：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介石统治、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又写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等重要著作，其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重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及关于反对“和平演变”、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论述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都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曾经犯过不少错误，而且当前社会主义也在一些国家遭到重大挫折，社会主义革命正处于低潮，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相反，却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能违背的。“违犯辩证法是要受惩罚的”。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一整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条正确的路线，已经取得明显的效果。这充分说明，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对社会主义原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
毛泽东历来重视学习哲学。1955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中“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在哲学学习中，我们一定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马克思曾经批判过旧哲学的经院派学风，他说：“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它被当做一个魔术师，若有其事地念着咒语，因为谁也不懂得他在念些什么。”[24]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应是“沙漠里的高僧”，不能空谈哲理，推崇“机锋”，把哲学变成貌似高深的“偈语”。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它并不提供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它只是为人类认识新的真理提供了一个支撑点。我们一定要密切联系实际，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解决当代面临的问题。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3（3））
注释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6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4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2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文章发表后在被其他书收入时，对注释按照当时的新版本作了调整，因此出现发表时间在先，引用文献版本在后的情况。下同。）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