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邓小平与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

一、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之问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一问题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规定了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科学内涵；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理论则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和基本途径。二者相衔接，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揭示了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前提。这是一个需要对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所走过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作出整体评价的问题。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成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飞跃。而社会主义认识上的这一重大飞跃，又是以探索这一问题的思想方法上的飞跃为前提的。不了解邓小平认识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就很难透彻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基本观点。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困惑了几代共产党人。在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导致了社会主义在其实践过程中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开始摆脱苏联模式的尝试，到80年代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走上改革道路，从深层次上看，都与对这个问题的重新认识有关。直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了，东欧国家也都改弦易辙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因此结束，而是带着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摆在当代共产主义者的面前。邓小平正是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下，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确回答和解决了这一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并由此构建了他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观。

社会主义事实上不是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原来所预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是发生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这种基本事实，使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实际上就面临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即科学社会主义一般逻辑出发点与现实社会主义历史出发点之间的矛盾。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经典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的自然结果；而现实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却是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甚至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面对的是十分落后的生产力状况。这种逻辑的出发点与现实的出发点之间的矛盾又必然会引起另一个矛盾，即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目标、道路等问题的认识上，是从经典作家所论证的未来理想社会主义的模式（或指导原则）出发，还是从本国的特殊国情出发的矛盾。忽略本国的实际情况，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模式的设想出发营造社会主义的大厦，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经验教训，也是过去发生种种失误、困惑的主要原因。

邓小平强调要从本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从理论前提和思想方法上对以往人们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进行正本清源。也正是由于他坚持了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正确的方法，才实现了对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搞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创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多次指出，我们过去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不清醒的。这里讲的“两个不清醒”就是指我们过去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为指导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探索，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特定条件下的经典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当作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以为按照这样的要求就能建成社会主义。

从历史上看，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创建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缺乏经验，搬用了经典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如夸大国有化的意义，把自由贸易等同于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经济等同于排斥商品经济的产品经济；幻想全体公民都成为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使他们都能做同等的工作，领取同等的报酬，整个社会都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实践证明这种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近乎平均主义的按劳分配，不适于现实的生产力。列宁晚年已开始意识到社会主义在出发点上的这些问题，要求从实际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他指出：“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1]。“当时设想不必先经过一个旧经济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时期就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2]。他还尖锐地批评患有“左派幼稚病”、“革命空谈症”的人，是根据理想形态的一般模式来制定行动纲领，想用“未来的砖头”来营造“现实的社会主义大厦”，他强调“在纲领中我们应当以绝对确定的东西为出发点”。

中国共产党人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索。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两步之间的关系的理论，代表了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反映了党对中国革命特殊发展规律的清醒认识。当然，这种积极成果也是经历了许多不清醒的甚至错误的认识之后才取得的。新中国建立后，伴随着巨大的胜利，我们的头脑逐渐不冷静、不清醒起来，越来越脱离中国生产力落后这一最大的实际，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则出发，从苏联模式，甚至从头脑中的空想模式出发，来认识社会主义和制定行动纲领，结果导致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使得生产力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未能得到应有的提高。

邓小平正是在总结各国党，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认识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思想方法论原则，揭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哲学基础。他强调指出：“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3]又说：“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4]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基本出发点的确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首先，它要求我们必须从过去形成的僵化的观念体系中解放出来，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条件，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其次，它要求我们必须善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再次，它还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点，我们不能超越现实的条件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只能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从现实条件出发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本质论思想的萌芽时期。起始于70年代中期，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1962年7月，邓小平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文中，就农村包产到户问题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5]这一时期的主要标志是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全部历史的基础”的观点，主张从我国实际出发，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1975年的整顿，实际上是后来全面拨乱反正和改革的先导，从思想发展轨迹看，与60年代初关于包产到户的那段话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阶段，从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是邓小平主要从生产力方面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阶段。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在阐述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邓小平就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6]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又反复强调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绝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并提出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两个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反思，从而逐渐形成了“生产力标准”的基本观点。1979年他在阐述文艺工作时，强调指出：“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7]1980年5月，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8]这是邓小平最早提到社会主义本质概念，也体现了他对以往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深刻反思。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更多更集中地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联系中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反复强调要坚持公有制占主体和共同致富，不搞两极分化。他指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9]。又说：“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0]并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1]这就清楚地说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邓小平于1992年春视察南方谈话时，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精辟的概括。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涵及其所体现的科学方法论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完整准确地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集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过去长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反映了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出发，紧密联系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和路线。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五句话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实现社会主义最终目的的根本途径。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解放了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他因素的作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某些环节和方面。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对于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它也就成为社会主义的一项具有根本意义的任务。首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体现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客观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最根本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其次，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也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需要。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需要有自己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越雄厚，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就越大，来自资本主义的威胁也就越小。社会主义要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就必须把解放生产力，特别是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再次，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既突破了过去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有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没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的传统观点，也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离开生产力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是非混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最根本的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也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因此，邓小平提出的用“三个有利于”作为标准，实际上也就是生产力标准。

第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根本要求，是从生产关系角度对社会主义本质前提的界定，也体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以及一切剥削社会的根本区别。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客观上就要求必须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私有制是产生阶级剥削和压迫、产生两极分化，并由此引发阶级斗争的根本原因。不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不用按劳分配代替按资分配，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铲除阶级剥削和两极分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重要标志。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已经确立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邓小平又多次明确地提出要把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作为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但是，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很低，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我们又允许一定的剥削现象和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的存在。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必须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实际出发，从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要从主观愿望上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现象的产生是生产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现象。生产力充分发展是消灭一切剥削现象的先决条件。只有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创造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才能最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首先是看它能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不是看它存不存在剥削现象。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危险，但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彻底消灭和消除。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必然有一个历史过程。为了发展生产力，允许一定范围的剥削现象和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别的存在，与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要求并不矛盾。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去搞消灭剥削、消除贫富差别，割“资本主义尾巴”，只能导致贫穷和落后，这方面我们有极为深刻的教训。

第三，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的本质特征，而且体现了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联系起来的思想。这里须明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奋斗方向。这一目标只能在保障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直接含义，包括人们共同过上富裕的生活，也就是共同占有和消费更充裕的物质文化产品。这是邓小平坚持唯物主义，从广大人民迫切关心的实际问题出发，用通俗、朴实、简明的语言概括的社会主义实质和目的的一个新概念。首先，共同富裕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人们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物质条件，使人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基本实现了平等。但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光有生产关系方面的这种变革（并且不可能一下子完善，必然有多种形式存在），还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立足点。离开了发展生产力谈共同富裕，只能陷入“左”倾色彩的种种空想。其次，共同富裕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一个历史过程，而不可能是同步富裕。必须允许某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和某些劳动者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提倡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不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否则必将牺牲效率，最终也将失去公平，使共同富裕成为泡影。很明显，立足于发展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共同富裕，不仅完全不同于少数人富、大多数人穷的资本主义两极分化，也完全不同于否定任何差别的实际上是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而是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基本方面，在内容上是有主有次的，在实践中是有先有后的，它们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构成了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具体说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而实现共同富裕则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最终目的和奋斗目标。三个方面紧密配合，共同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坚持并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

第一，以现实为出发点，坚持了理论与实践、原则与实际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但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我们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之所以一再发生偏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教条化，照搬了别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因此，邓小平在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时，首先对过去从“原则”出发、从本本出发的错误思想路线进行了拨乱反正，强调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确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认为，对于已经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决定其生存发展、前途命运的只能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情况，是坚持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典范，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基本方法。

第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了特殊与一般、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邓小平坚持从特殊到一般、又从一般到特殊，特殊与一般相统一的认识规律，在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时，始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侧重考察中国社会主义与一般社会主义的不同点，既力求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结论，又注意不要忽略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普遍原理。如果说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主要是出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这一特殊国情考虑（当然，邓小平也多次从基本原理的角度讲到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那么“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则更多地考虑到了对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坚持。邓小平在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时还注意到了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根据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的原理，在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应该把着眼点放在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方面，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更应该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加快经济建设，使生产力（内容）和生产关系（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总是更多地在生产关系方面做文章，不停地提高公有化程度，结果使超越历史阶段的公有制形式严重脱离了生产力落后的状况，产生了重形式轻内容的片面性。按照邓小平的思路，一方面切实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另一方面，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把过去的单一的公有制形式改革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避免了以往在坚持社会主义中重形式轻内容的片面性。

第三，牢记最终目的，坚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邓小平在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时，吸取了过去不适当地强调社会主义的特征或具体目标模式的教训，坚持从社会主义的目的、任务及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手段等方面全方位地思考问题，注意把握目的和手段之间的正确关系。在他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概括中，第一、二句话讲的是生产力，第三、四句话讲的是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后指出发展生产力、完善生产关系的最终目的，即“共同富裕”。在这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生产关系，都可以说是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最终目的的条件。反过来说，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既要求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赋予它们以坚定、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把解放生产力（实际上是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任务，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条件、根本途径。同时，强调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完善）也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即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归根到底只能根据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实际要求，根据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实际进程来确定。而无论是发展生产力，还是完善生产关系，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既纠正了以往主要看生产关系是否实现了公有制、按劳分配，不问其是否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实际上是对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的十分有害的错误倾向，又抵制了只要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不管是否会导致抛弃公有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的同样十分有害的错误倾向。

（三）深入理解、准确掌握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括以及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与发展道路统一的逻辑关系，继承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以及所体现的方法论，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是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认识飞跃。从马克思、列宁到毛泽东，尽管他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进行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并提出一些重要的论断，却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命题，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科学价值观的核心。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人们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和系统的回答，这是时代的呼唤、历史的重托。邓小平正是在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们多年来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科学的、完整的概括。这一概括，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第一，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我们过去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重要的问题上，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确立了一种以发展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为核心内容的崭新的社会主义观，这就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习、掌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对于全面、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体系和基本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掌握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也就掌握了邓小平理论的真谛。

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大都侧重于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制度）上来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不同，邓小平主要是从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根本目的上来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已不仅是对社会主义的特征这些本质的外在表现的认识，而且是对其内在规定性的揭示，因而更具有深刻性。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为社会主义所下的定义——“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这一由于时代和实践条件限制还不能说是很明确的概念相比，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则不仅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目的，而且规定了实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条件，体现了本质与特征、内容与形式、目的与手段的高度统一，因而更具有准确性。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可能具体预见社会主义在实际运行中的具体情况和特点，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坚持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规定了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目标，因而不仅更加具有现实性，而且更便于操作。

第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揭示了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为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依据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制定出来的，又是这一理论在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集中体现。只有深入理解、准确掌握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才能准确地把握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质，真正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有效地防止来自“左”和右两个方面的错误倾向，坚定不移地走好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来自“左”的，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攻击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来自右的，以坚持改革开放的面目出现，主张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说成是坚持极左路线，二者实质上都是违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的。只有深入理解和准确掌握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才能在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中，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第三，认真学习、深入理解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各种束缚，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把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为我们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前进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继续，这三个方面联系起来，正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按照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尤其是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判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不应该允许非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应不应该吸收和借鉴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成果，应不应该将首先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但反映现代化大生产的东西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等等，这些曾困惑了不少人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只要真正掌握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就可以使我们不断解放思想，摆脱姓“社”姓“资”的纠缠，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二、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及其历史进程

党的十七大曾指出，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面对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创立邓小平理论，指引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上阔步前进。党的十八大又进一步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这些论述既指明了改革开放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也指明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性地位。

改革开放是党在新时期采取的决定中国命运的两大根本政策。邓小平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作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也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精神本质。邓小平把改革提到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高度，强调改革不是也不允许否定和抛弃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要使这一制度得到自我完善和发展，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联系起来，强调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开放也是改革，改革需要继续开放。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都是很大的试验，要敢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邓小平提出的这些重要思想，形成了系统的改革开放理论，深刻揭示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性质、特点和规律，并确定了改革开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必由之路的重要地位。

（一）改革开放思想的形成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是围绕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根本任务的重新认定而加以提出、逐步展开并达到成熟的。它的形成发展，又是与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相互伴随的。

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78年9至10月间，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现代化必须解放思想、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时，就已经提到了改革开放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12]认为搞建设“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3]。“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14]。必须实行开放政策，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强调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场伟大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15]。同年12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又联系解放思想，克服官僚主义，提出了改革问题，认为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存在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等问题，“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6]。

在邓小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作出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的同时，提出了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的思想：一是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要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工作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要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为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进入国际市场。这些思想的提出，为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也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重大转变。

显然，这一阶段，邓小平还主要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来说明进行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及其意义的，这里所说的革命，也主要是指实现四个现代化，或在生产力方面所要进行的革命，是发展经济的需要，还主要不是从改革开放本身来揭示其性质和含义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以及改革开放实践的逐步展开，邓小平对实行改革开放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就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这一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提出必须对现行领导制度存在的各种弊端进行改革，这就把改革引向政治领域，使之不仅成为经济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成为政治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需要。1984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把改革开放这两大政策联系起来，从其思想实质上深刻阐述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意义。他说：“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又说：“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17]。同年10月初，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代表时，第一次谈到了改革的革命含义，并把改革开放相提并论作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宏伟目标的“根本政策”，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又说：“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18]。稍后，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谈话中则进一步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19]在这两次讲话中，邓小平在讲到改革时，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明确地从政策重新选择的角度讲改革，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首先解决农村政策的调整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二是明确地把改革也归结为开放，强调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

1984年10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改革和全方位开放的阶段。与此同时，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在逐渐升华。1984年10月下旬，邓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评价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20]。认为这个文件好就好在“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21]。1985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22]在这次会上所作的即席讲话中，又说：“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23]在改革开放中，“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4]。随后，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25]，“改革是全面的改革”[26]，“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27]等观点，强调“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认为“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吸纳外国资金，“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28]。认为改革开放也可能会带来消极影响，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

以上这些论述，不仅阐明了实行改革开放两大政策的目的及其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中应该坚持的根本原则，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而且揭示了改革开放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关系，从而标志着以经济改革与开放为核心内容的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已经初步形成。

从1986年起到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后，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全面展开，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整体设计也日臻成熟。

首先，对政治体制改革更加关注。1986年9月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谈话中都讲到了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关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29]强调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它继续前进，就会妨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和目标，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30]。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职能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其次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级的关系问题；再次是精简机构。改革的目标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31]。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他强调在改革中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不能搞自由化。认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2]。随后，又针对当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情况，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33]。

其次，是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这一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取得突破性的进展。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确立，人们对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探索继续深化。邓小平在此前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等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的观点，认为“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的传统思维定式都是片面的、错误的。无论计划还是市场，“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34]。这些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全党对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认识上的深化，为后来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再次，对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概括更加明确。党的十三大召开前，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全面理解和掌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出：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强调“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35]。党的十三大“要重申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36]。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的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37]。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改革开放正式写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作为与四项基本原则相互联系的两个基本点之一。

党的十三大后，邓小平一方面强调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迈得更快一些，要使改革开放贯穿中国整个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强调在改革中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针对当时经济和政治上发生的一些问题，以及由此引起人们的一些疑虑，邓小平反复强调，对“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38]，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不要变，都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39]。在1992年初视察南方谈话中，又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40]强调一定要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的这一整套方针、政策不动摇，认为“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41]。

（二）改革开放思想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它不仅包括了中国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改革开放，而且包括了怎样实行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

1.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紧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实际，深刻阐述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观点是从邓小平关于“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的论断中引申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阶级社会中，革命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为只有经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未能给以明确的回答，但也提出了一些极具启发性的意见。恩格斯关于“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2]的论述，列宁关于“今后在发展生产力和文化方面，我们每前进一步和每提高一步都必定要同时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而现在我们在经济和文化方面水平还很低。我们有待于改造的东西很多”[43]的论述，都在实际上涉及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富有创造性的发展观。革命导师的这种彻底的发展观，揭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必然性，为我们认识和理解改革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指出了正确的方向。但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叶开始，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已不存在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广大劳动人民“精神上和政治上的一致”的观点，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50年代中期，毛泽东针对斯大林的上述观点，首次在理论上正确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从而在理论上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党和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也曾对一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制度进行过某些调整，但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和基本国情的判断出现失误（主要是把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归结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忽视我国社会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状况）等原因，曾经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和企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结果遭到了严重挫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邓小平把改革作为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就正确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奠定了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作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这种历史地位是通过改革对生产力所起的解放作用体现出来的。

第一，改革进一步解放了作为生产力主体要素的劳动者，促进了劳动者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劳动者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解放。但是，政治上的解放与经济上的解放不可能是完全同步的。由于我国原来的生产力基础十分薄弱，经济文化条件极其落后，经济的振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完成。特别是由于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没有随之建立起能够适应生产力健康发展的具体体制，在政策选择上不断发生失误，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劳动者主动性和创造力的发挥，通过改革旧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解除对劳动者的种种束缚，使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和按劳分配原则落到实处，使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和经济责任、劳动贡献和报酬统一起来，这样就使劳动者的主动性、创造性得到了进一步解放。

第二，改革解放了作为生产力载体和国民经济细胞的企业，促进了企业素质的提高和活力的增强。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一个主要弊端，就是排斥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不能以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身份进入市场，参与竞争，而只能作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生产要素由国家配置，产品由国家包销，盈亏由国家负责。这样一种缺乏灵敏反映复杂多变社会需求能力的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加上分配领域近乎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分配方法，严重抑制了企业的生机和活力，束缚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改革，解除了原有体制对企业的种种束缚，将企业推向市场，使之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实体，使企业按照价值规律和市场供求的变化优化资源配置，使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这就必然会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向前发展。

第三，改革还进一步解放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促进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在当代社会化现代化的大生产中，生产力的发展日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技术已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要素之中，成为第一生产力。然而，由于原有体制的封闭性等原因，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先进科学技术的吸收和引进，管理水平的落后和科技未能很好地与经济建设结合，也制约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使科技成果加速向商品、市场的转化，使科技人才实现了合理流动。这样，就创造了一个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良好体制和环境，从而必将促进科技水平的提高，更有力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总之，通过改革原有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科技、教育体制，必然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改革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大作用，揭示了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作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真正动力的地位。正如邓小平所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44]

邓小平在阐述必须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反复强调说明了实行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一，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是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45]认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300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200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成立后，除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苏联、东欧开放外，实际上几乎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主要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实际上反对中国和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这种被隔绝和孤立的状态。但是，后来有了同国际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我们自己却又一度关起门来。关起门有两种：不仅指国际上与各国交往上的怕开门，担心会从国外引来坏的东西；同时也指国内各个地区之间联系上，相互封闭，不相往来。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归根到底是不利于我们自己的发展的。我们提出要使经济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就要在对内实行改革，把经济搞活的同时，对外实行开放的政策，学会利用有利的外部条件，加快自己的发展，而不应该把自己封闭起来。

第二，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是对当代世界经济、科技发展和国际形势发展敏锐观察的结果。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马克思在100多年前指出的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而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起来。在当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广泛交往，已经把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发展的整体。现在的世界变化迅猛，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把自己封闭起来，连信息都不灵通，只能越来越落后。一方面，当代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又是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从世界政治、经济的角度看，中国同外国经济关系的发展，世界市场的扩大，不仅有助于发展中国家，而且有助于西方国家解决其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只有坚持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发挥自己的优势，使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实现必要的互接互补，加上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断创新，才能适应当代世界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第三，实行对外开放，也是正确对待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现代文明成果，并最终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的需要。对外开放在本质上是要解决如何对待本国发展所面临的庞大的世界体系问题。从我国的实际看，过去的主要问题是，未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过分强调了社会主义否定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对立、斗争的一面，而忽略了社会主义是在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已有积极成果基础上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还有借鉴、利用、学习、合作的一面，因而从总体上说，没能正确评价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一再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特别是其中一些发达的国家，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许多历史性的文明成果。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无论人们是否承认，它都存在着。社会主义作为后起的社会制度，只有几十年的历史，各方面的发展都还不够完善。而所有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原来又大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实际上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只有大胆借鉴、吸收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并结合新的实践进行新的创造，为我所用，才能加快发展，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邓小平关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等一系列观点，不仅使我国彻底摆脱了过去长期被孤立、封锁及某种闭关自守的状态，真正走向了世界，而且使我们真正解决了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就抓住了时代的本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与当代世界发展的大趋势衔接了起来，使之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更加具有活力。

2.改革开放的性质和含义

首先，关于改革的性质和含义。依据传统的观点，改革与革命是一个对立的范畴。革命是质变，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没落的社会制度，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革命；改革则是量变，是现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维护本阶级统治和根本利益的变革。因此，在以往人们的观念中，改革（或曰改良）往往不具有革命的含义。

不仅如此，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在很长时期内，人们甚至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不存在革命的问题，而且连改革也不需要。邓小平在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那种原来意义上的革命的同时，又鲜明地提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在对以往社会主义的改革理论和实践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论断，也是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大贡献。

第一，把改革当作一场革命，首先体现在“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着解放生产力的任务。这是因为以往在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不对这种旧的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变革，就无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的一个创新，就在于他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制度加以区别，既肯定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优越性，坚持这一基本制度的必要性，又指出了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加以改革的必要性和意义。他深刻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46]这就是说，要把由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保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还必须有正确的政策选择，需要进行体制上的重构。

第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理解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又一重要体现。在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二者截然对立。邓小平突破了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的固定观念，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就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言，不是质变，但就经济体制而言，就经济的运行机制而言，则是质变，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里实际上有两个否定和两个转变：一是从否定过去被人们长期认定的社会主义是产品经济社会，转变到承认社会主义同样是商品经济社会；二是从否定与商品经济相联系的计划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转变到承认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创造。

第三，改革之所以是一场革命，还体现在它本身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变化的广度和深度上。邓小平指出：“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47]这就是说，我们所进行的改革，不仅在经济体制、结构等深层次上是一场革命，而且涉及包括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还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引起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方面的深刻的变革。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改革相互联结，相互影响，构成了整体的改革系统。

说改革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而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将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

其次，关于开放的性质和含义。人类社会由封闭形态转向开放形态，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的，它反映的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依托的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它主要的表现是：商品生产的技术基础要求不断创新，一个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必然影响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引起国际技术交流；商品生产效率的迅速提高，商品数量的急剧增加，必然要求更大的市场，从而形成和不断扩大国际贸易和市场；商品生产同竞争相伴随，生产专业化的发展必然引起广泛的国际分工；商品生产高度发展，也必然要求扩大国际交往和信息传递。以社会化生产为依托的商品生产的发展必然使得经济的国际化，促使世界成为一个开放的世界。邓小平关于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的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原理，研究、总结世界经济发展得出的科学结论。

实行对外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开放到什么范围？邓小平认为，我国的开放应该是全面的开放。这是我们理解邓小平对外开放思想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含义。

第一，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世界上的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也无论属于什么社会制度，都各有所长，我们应该同世界上一切国家进行交流与合作，才会更有益于我们自己的发展。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纳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

第二，对外开放是多层次的开放。经过不断探索，我国已经形成了点、线、片、面的多层次的开放格局。点，即经济特区，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层次，是政策最优惠、开放程度最大的地区；线，即沿海港口城市，是对外开放的第二个层次，也是开放程度较大的地区并享有较多的优惠待遇；片，即沿海经济开放区，是对外开放的第三个层次；面，即全国广大内地，是对外开放的第四个层次。这样，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从点到面全面展开，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开放局面。

第三，对外开放是多种形式的开放，也就是要全面地发展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以多种方式参与国际经济活动，适应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我国对外经济关系包括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劳务合作、国际旅游五种基本形式，也包括我国对外投资、技术出口、对外经济援助等。随着我国开放的深化和国际交往的扩大，对外开放的内容和形式必将进一步丰富多彩。

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的开放，目的是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高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在开放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这是邓小平开放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发展同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但决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内政，控制我们的经济。要通过开放，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为此，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既要大胆开放，学习外国，又要避免和反对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避免和克服盲目性，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原则，一手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一手要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既要抓物质文明，也要抓精神文明。

对外开放与坚持独立自主不是矛盾的。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进行的。只有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才能使开放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有利的作用。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总有那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的头脑，企图卡住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另一方面又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我们要牢记邓小平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48]的教诲，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与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它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作用，对外开放中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但它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开放的最大的风险，就是会带来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和消极的影响，但这并不可怕，消极因素比起开放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同时，又要看到，我们具有从根本上保证开放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重要条件：一是，无论怎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这是经济上的根本保证；二是，政权在我们手里，这是政治上的根本保证，也是更重要的条件；三是，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清醒地意识到这个问题，自觉地防止资本主义思想对自己的腐蚀、影响。

3.改革开放的方针

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个很大的试验，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既然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那它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各种复杂的情况，因此，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方针。

第一，要有一种敢于走新路的勇气，有敢于创新的精神。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国际的和国内的各种原因，改革开放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极为复杂的，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改革要破除过去几十年形成的旧的经济体制，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经济体制，同时，对其他方面的体制也要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已有权力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要敢于突破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观念的束缚；既要坚决纠正过去长期存在并且不可能很快根除的“左”的错误，又要警惕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既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在内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又要防止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生活方式的侵入。面对改革开放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和问题，“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49]。

第二，要善于总结经验，注意体现干部和群众的创造性。改革开放是一个很大的试验，“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50]，没有可以直接借鉴的成功的经验，没有现成的答案。新的一套制度和办法又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建立、成熟起来的。因此，邓小平要求一定要在敢于试验的基础上注意随时总结经验。他说：“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又说，现在“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51]。邓小平还非常强调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反复说明，改革是为了人民群众，改革要依靠人民群众，改革越深入，越要注意把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

第三，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要允许看，不搞强迫，不搞运动，同时不争论。邓小平说：“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对于不同意见分歧，采取“不搞争论”，“拿事实来说话”的办法，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持怀疑态度的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52]

第四，判断改革开放中的是非得失，只能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我国现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终目的是达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这样一些基本要求来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际上是把实践标准（判断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生产力标准（判断发展经济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判断人心所向的标准）完全统一起来了。

按照这个根本标准，我们就既不会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划定为姓“资”的东西而加以排斥，也不会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既可为“资”所用又可为“社”所用的东西错误地加以排斥。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就可以不断解放思想，克服姓“社”姓“资”的纠缠，不断地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前进。

三、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改革开放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一）改革开放的重大实践意义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毅然决然地打开了。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从实践意义的角度来说，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提出的重大意义集中表现在改革开放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重大的课题，就是能否彻底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根本，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在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并确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部署。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其他各方面体制，从对内到对外的伟大历史过程。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深刻的变化。

第一，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为政策的重新选择、体制的重新建构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下，我们过去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左”的政策开始从根本上得到清理，原有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开始从根本上得到改变，新的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逐渐得以确立。对于我国改革开放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我们党经历了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体制改革基本上是按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思路进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思路，使全党的认识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的思路，从此不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但是，直到这时，如何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还没有获得实质上的突破。其症结就在于许多人仍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基本标志。1992年，邓小平在他多年思考的基础上，在视察南方谈话中提出了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四大据此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实践证明，正是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才使我们解决了这一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并使我国的经济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改革取得了新的进展。

第二，改革开放引起了我国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的深刻、广泛的变化，为观念更新、思想解放和新的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的实践，不仅改变了过去长期推行的“左”的政策和僵化的体制，而且有力地冲刷着人们过去长期形成的一些固有观念和思维模式。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长期“左”的错误的影响，干部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半僵化的现象相当严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坚持了判断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正确标准，人们的思想获得了空前的解放，社会生活更加健康、有序、丰富多彩。正是凭借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特别是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人们才突破了过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的思想束缚，从以往那些已被实践证明不合乎中国实际、不合乎时代进步、不合乎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条条框框中解放了出来，摒弃了过去那些“左”的错误思想观念，形成了一系列崭新的观念，摆脱了姓“社”姓“资”的纠缠。总之，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实践，才解放了人们的创造性，打开了封闭的精神世界并使之活泼起来，最终为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第三，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并为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由于长期“左”的错误的干扰和旧的体制的限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很慢，人民生活长期没有得到很大改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都上了一个大台阶，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按照十四大的部署，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前实现了邓小平为我们确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中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经济和社会发展又取得了新的重大成就。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的中国充满了生机和希望，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面对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上遇到的严重挫折，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占世界人口1/5的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整个国家生机勃勃，有力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所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53]只要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就大有希望，中华民族就大有希望，社会主义就大有希望。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思想及其成功实践给了我们这样的信心。

（二）改革开放的重大理论意义

新时期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从理论意义的角度来说，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的进行，才有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邓小平改革开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和条件的理论。

第一，明确肯定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其中，生产力是决定性的因素。在阶级社会中，革命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只有经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正是基于这些基本观点，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实际状况的分析，他们才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基本状况以及由此而引出的对社会主义发展动因的认识，还不可能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并最终也没有点破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这一重大命题。列宁在分析对抗与矛盾的区别时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将会消失，矛盾仍将存在”[54]这一富有启发性的论断，但也没能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突破斯大林自30年代以来关于社会发展动力问题上带有浓厚主观性的观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相比，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一般地不表现为对抗，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加以解决。但是，对于社会主义怎样通过自身的力量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双方“既相适应又相矛盾”这一重大课题，当时未能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又由于此后在主要矛盾问题上发生的偏差，毛泽东未能作出明确回答，因而也就没能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问题。邓小平关于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以及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等重要观点，明确肯定了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直接动力的地位，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

第二，对外开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的理论。把本国经济发展同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详尽地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开放型的经济，而且预见到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国际化等方面将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大地向前迈进”。列宁根据苏俄的实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应当是开放型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虽然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种种其他因素，毛泽东时代没有实行真正意义的对外经济开放，但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明确阐述了“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55]等重要的观点。邓小平在领导和设计中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对外开放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通过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现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等基本观点，把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加快发展的一个大政策，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二是他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中国经济发展现状出发，确定了中国对外开放全方位（包括所有国家和地区）、多层次（包含点、线、片、面）、多形式的格局，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内容与形式的理论；三是他提出我们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要充分利用一切外部条件，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来发展和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对外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原则指导下，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进行的，它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也绝不允许损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尊严和荣誉等观点，丰富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开放基本指导原则的思想。

注释

[1]《列宁选集》，3版，第4卷，5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同上书，598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同上书，95页。

[5]《邓小平文选》，2版，第1卷，3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同上书，209页。

[8]同上书，313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1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同上书，172页。

[11]同上书，110-111页。

[12]《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3]同上书，128页。

[14]同上书，132页。

[15]同上书，135-136页。

[16]同上书，150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64-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78、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9]同上书，82页。

[20]同上书，83页。

[21]同上书，91页。

[22]同上书，108页。

[23]同上书，110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5]同上书，113页。

[26]同上书，117页。

[27]同上书，130页。

[28]同上书，135页。

[29]同上书，176页。

[30]《邓小平文选》，第3卷，1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1]同上书，178页。

[32]同上书，213页。

[33]同上书，241页。

[34]同上书，203页。

[35]《邓小平文选》，第3卷，2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6]同上书，251页。

[37]同上书，269页。

[38]同上书，306页。

[39]同上书，307页。

[40]同上书，371页。

[41]《邓小平文选》，第3卷，3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3]《列宁选集》，3版，第4卷，6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4]《邓小平文选》，第3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5]同上书，78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37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7]同上书，142页。

[48]《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9]《邓小平文选》，第3卷，3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1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1]同上书，372页。

[52]同上书，374页。

[53]《邓小平文选》，第3卷，320-3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4]《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60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55]《毛泽东文集》，第7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