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邓小平与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邓小平理论具有坚实的立论基础。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就从党的思想路线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方法论的实质上，为这一理论体系提供了立论的哲学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两条基本原则，它们的内在统一，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助于深入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并使这一理论本身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

一、邓小平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和发展的哲学基础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面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所造成的思想僵化，面对“两个凡是”所造成的新的禁锢，邓小平在恢复和坚持毛泽东为党所确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于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及其曲折发展

在党的历史上，最早提出要认真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比较自觉地结合起来的代表人物是毛泽东。1930年5月，毛泽东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发表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思想路线的概念。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1]，应该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路线，而不应是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的路线。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为上了书就是对的”，讨论问题开口闭口就是“拿本本来”，对上级机关的指示，不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考察，而是一味盲目地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消极怠工的绝妙方法。毛泽东强调，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在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毛泽东还郑重地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的口号，把调查研究作为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克服错误的思想路线，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转变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一个中心环节。《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是同教条主义斗争的一次果敢的行动。它不仅标志着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形成，而且向人们初步展示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统一。

然而，可惜的是，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正确思想以及他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并没有为当时的党中央所认识和接受。不仅如此，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中央领导还把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讥为“狭隘经验论”而加以反对。

1935年党中央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实际上也是对迷信马克思主义书本、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的一次思想解放。此后，毛泽东先后发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从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继续清算“左”倾错误。《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批评了那种“只有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本本当“圣经”的错误倾向。《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斗争经验的系统总结，则是把《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思想路线问题结合军事问题具体化了。而《实践论》、《矛盾论》则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目标，对在党的历史上曾经给革命造成重大危害的，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左”右倾错误，进行了透彻的哲学批判，对以“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为特征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提供了深刻的哲学论证，表明以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思想路线已经形成。

《实践论》、《矛盾论》虽然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供了哲学论证，从而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主要是因为党内犯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的立场，同时还有许多人受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的毒害，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所以，这条思想路线在全党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并向全党提出了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在中国具体化的伟大任务。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概念，并以这个思想为基本线索和依据，系统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不久，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了“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命题，从而使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日臻完备。同时，从上述这些著作中还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在解决各种政治、军事问题的时候，又总是特别注意把问题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来加以解决，总是向全党提出要特别注意解决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问题。

1941年5月，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随后，又相继发表了《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演说。在这几篇著作中，毛泽东结合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学风、党风、文风的批判，进一步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理论联系实际等重要思想原则，强调要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澄清了教条主义者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等问题上所造成的混乱。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出了科学的解释，把实事求是的态度与主观主义的态度对照起来加以分析，指出：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具备的态度”[2]。而与此相反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3]。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同志，不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如果这样，就会“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4]。毛泽东要求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都要从教条主义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通过向实践学习和向理论学习，使自己走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延安整风取得了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成功的经验。通过延安整风，全党实现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和整个中国革命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七大以后，革命发展之所以呈现出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从革命的主观条件来说，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延安整风掌握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起到了决定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继续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一武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前进，不仅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取得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成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并大胆地提出了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应该说，无论是搞革命还是搞建设，毛泽东都十分重视苏联经验。同时，他又从不迷信苏联的经验，并且同那种迷信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但是，思想路线的解决不可能一劳永逸。毛泽东晚年由于过多地相信以往革命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情况，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同时又不适当地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离开实事求是讲解放思想，离开客观条件讲发挥主观能动性，并逐渐产生了骄傲、急躁情绪，从而在实际上逐渐背离了他本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先后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失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得由毛泽东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历经曲折后终于被打断了，造成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曲折。正如邓小平所说：“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5]

（二）邓小平与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

早在1975年，邓小平在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对毛泽东个人崇拜仍然严重存在的情况下，就在《各方面都要整顿》的讲话中明确地指出：“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尖锐地批判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用所谓的“老三篇”、“老五篇”来割裂毛泽东思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主义错误做法，重申20世纪60年代初罗荣桓等提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6]。

邓小平认为，在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观点和方法就是实事求是。在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领导人民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毛泽东晚年却一度背离了他本人所倡导的这条思想路线，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重大挫折。“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7]因此，要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必须首先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开启解放思想的帷幕。1977年2月，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社论中，提出了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所奉行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4月10日，邓小平在致党中央的信中，首次提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8]的重要观点。5月2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9]邓小平还认为，毛泽东自己都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自己也犯过错误。错了的就不能坚持，而应该改正。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总之，马、恩、列、斯、毛都没有说过“凡是”，“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它只能使思想僵化、实践停滞。由此，邓小平开启了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历史帷幕。

第二，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为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做了必要的舆论准备。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认识论的根本观点，而十年内乱把这一本来很清楚的是非弄混淆、搞颠倒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并因势利导地指引了这场大讨论，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他认为，这场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邓小平尖锐指出，有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10]。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前进，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够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场讨论成为一场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

第三，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推动指导思想的全面拨乱反正。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从而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全会作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提出了全党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初步提出了改革的方针，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并平反了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全会着重提出了健全党规党纪和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任务。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第四，总结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先后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等重要讲话。他反复强调，必须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原则问题，“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11]。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一致通过在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对建国32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原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地位，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这次全会以党在指导思想上全面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而载入史册。从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便成为新时期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进而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展开。

（三）邓小平对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坚持和发展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2]“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这一崭新命题的提出，使党对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越，其重大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党的十二大以后，邓小平紧紧抓住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反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思想动力。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要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这一基本国情，从这一最大实际出发，制定和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应该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得失；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计划”、“市场”作为经济手段本身不姓“社”也不姓“资”，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必须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以法治理国家；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分为“三步走”战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可以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等等，所有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邓小平在坚持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重新概括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对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

第一，邓小平深刻揭示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13]，“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4]，邓小平的这些科学论断精辟地阐明了实事求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首先，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其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注入实事求是这个传统的中国成语中，既确切精练地表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精神，又唯物辩证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的高度一致。只有立足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才能正确地领会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也才能理解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上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15]。其次，实事求是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的活的灵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具有多方面的极为丰富的内容。但是，无论哪部分内容都无不是以实事求是为其出发点和根本点的，都无不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深刻揭示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科学理论，其中最具有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则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在革命军队建设和战略战术上，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军队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长期处于农村环境下的实际情况出发，正确地解决了如何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并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整套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在文化工作的理论上，毛泽东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但在近代因遭受外来侵略而陷于落后状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要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方针；在党的建设理论上，毛泽东根据中国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这个实际情况，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在我国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等等。不仅如此，实事求是还是毛泽东思想灵魂中的最根本的原则。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说到底，都是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和体现。再次，实事求是是党的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实事求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坚持还是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极大。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作为党的根本作风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要求广大干部和党员在实际工作中都要争做实事求是的模范，使实事求是成为党的优良传统，成为全国人民的思想作风，从而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实事求是还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泽东指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16]他还指出，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因此，我们必须永远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

第二，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作出了新的更为完整的概括。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17]邓小平的这一科学论断，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作出了新的更完整的概括。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不要靠本本，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的方法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这就正确地解决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出发点问题。同毛泽东一样，邓小平也一贯重视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特别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际相结合。尤其应该指出的是邓小平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中重要地位的认识。邓小平强调指出：“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18]。人们是不是做到了从实际出发，是不是实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是不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最终全靠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因此，邓小平在讲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才把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三点联系起来作综合考察，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从而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更加明确和具体，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也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

第三，邓小平突出强调了解放思想对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新时期伊始，邓小平即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提并论，反复强调二者的统一。他深刻分析了不少干部思想不解放，脑筋动不开的主要原因，认为，这种僵局不打破，党和国家就不能前进，生机就要停止，四个现代化就没希望。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9]。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把实事求是看作是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把解放思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把二者看作一个问题的两个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方面，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也是邓小平坚持这一思想路线的主要特色。

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及其基本要求

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具有丰富的内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都是贯彻和落实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邓小平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党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中都必须始终坚持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思想保证。贯彻和落实党的思想路线，需要深入了解党的思想路线形成发展的历史，更需要准确理解和把握思想路线的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

（一）实事求是的内涵及其基本要求

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的含义作了科学的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20]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解释，我们说实事求是本身存在着三个密不可分、依次递进的环节：一是“实事”，即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对象的高度概括，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存在”的观点和列宁关于“物质”的概念是基本一致的。二是“求”，即我们去研究，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认识辩证过程的高度概括。它包括了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回到客观实践这样两个阶段，而不断地“求”，则内在地包含了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的总规律——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无限循环往复，反映了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和认识的辩证法。三是“是”，也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这是毛泽东对事物客观规律及认识真理性的高度概括。规律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不是由人们所臆造的，真理是从客观实际中抽象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认识和掌握规律的目的在于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作为改造世界的指南，这就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21]，“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22]。又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3]邓小平的这些科学论断，不仅精辟地阐明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作出了新的更完善的概括。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实事求是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客观前提和基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十分强调，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不要靠本本，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从实际出发，按照科学的方法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以此作为行动的指南，这就正确地解决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出发点问题。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也是坚持实事求是，达到主客观相统一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并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把理论联系实际还是脱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还是相分裂的问题，看作全党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态度问题，看作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强调要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之中国化，并为中国人民所掌握，成为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有效武器。这就解决了理论向实际转化，以及不断在实践中得到发展的途径问题。

第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关于用实践作为证明人的思维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的重要思想，不仅进一步强调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性，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而且阐明了实践检验真理的复杂性。邓小平在新时期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规定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意义十分重大，它构成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石。人们是不是做到了从实际出发，是不是实现了理论联系实际，是不是坚持了实事求是，最终全靠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的检验。

上述几个方面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要坚持实事求是，就不能不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反之，也只有坚持这三点，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因此，邓小平在讲到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时，才把这三点联系起来作综合考察，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论述，从而使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求更加明确和具体，更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也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

（二）解放思想的内涵及其基本要求

邓小平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24]又说：“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5]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仅深刻地揭示了解放思想的历史背景，而且系统地说明了解放思想的基本要求。

第一，解放思想必须认真解决过去长期以来所形成的思想僵化问题。解放思想和思想僵化是两种根本不相容的精神状态。邓小平指出，由于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现代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由于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由于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以及小生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等等原因，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26]在这里，很明显，解放思想又具有拨乱反正的性质。

第二，解放思想必须注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特别强调解放思想，从更深层次的背景看，主要是为了“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首先自觉地意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而认识到在中国需要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即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邓小平指出，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又说，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大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他希望各级党组织和每个领导干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去思考、探索、创新。显然，在这里，解放思想是与开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体现了革命的探索、创新的精神。

第三，解放思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解放思想作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要原则，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党性和阶级性。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歪曲解放思想的阶级实质，打着“解放思想”的旗号，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张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在他们的煽动下，出现了一次次学潮，并最终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邓小平鉴于“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惨痛损失以及资产阶级自由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同时，还严肃指出，解放思想决不能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就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

（三）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把实事求是看作一个解放思想的过程，把解放思想作为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前提，把二者看作一个问题的两个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的方面，这是邓小平对毛泽东所创立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发展，也是邓小平在坚持这一思想路线中的主要特色。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27]人们所以要解放思想，是由于头脑中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思维模式脱离了客观实际，禁锢了思想，束缚了手脚。在这种情况下，不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就不能克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这样，解放思想就成为坚持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反之，解放思想又必须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立足点。只有同实事求是相联系，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解放思想，才是科学的解放思想，它同超越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的解放思想，同无视社会主义现实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解放思想”，都有着根本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实践的现实性的内在要求与体现，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同时体现了认识主体的能动性。实践的这种从客观到主观、又从主观到客观的双向转化活动，以及它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双重特征，要求人们在实践中既要解放思想，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又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规律。如果脱离实践的现实性品格，就无法从根本上去理解和掌握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同时，也只有经过实践，才能判断与检验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否真正达到了统一。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正确地理解和说明贯穿于人类活动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是我们寻找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内在根据的基本途径。

主观与客观、思想和实际的符合与统一，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世界天天在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实践在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就需要不断深化，不能也不应该停止在某一阶段。停滞必然导致僵化，出现主观脱离客观、思想落后于实际的问题。新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我们必须不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主观思想跟上客观现实的变化，使认识合乎实际。历史与现实的经验都反复说明，那种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以一劳永逸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错误的观点。

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必须注意防止和克服把二者对立起来或加以割裂的错误倾向。坚持实事求是并不排斥解放思想，它总是以解放思想为其前提的；坚持解放思想也从不排斥实事求是，它总是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离开实事求是去搞所谓的“思想解放”和离开解放思想去搞所谓的“实事求是”，都是片面的、不可思议的，都必然偏离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的正确轨道。全面、准确地理解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关系非常重要。只有解放思想，才能真正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真正解放思想。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全党同志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粉碎“四人帮”后，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倡导和支持下，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和对“两个凡是”错误指导方针的批判，党终于冲破了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打破了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党的事业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多年来，邓小平一直强调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它作为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原则，紧紧抓住不放。他尖锐地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28]他还把能否真正解决好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政治问题。直到1992年初的视察南方谈话，他仍反复强调要提倡实事求是，不要提倡本本，并说：“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29]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毛泽东所创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发展，不仅表现在他深刻地阐明了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而且表现在他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作了新的更为完整的概括，尤其表现在他在理论和实践上系统地解决了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问题。

总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身就是解放思想的产物，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必须正确地理解和掌握二者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防止对二者的片面理解，这是我们党在思想路线方面积累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条经验。

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线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搞革命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路线丰富发展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变化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从国际上看，世界多极化继续发展，经济全球化日益加速，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人类社会生活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时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需要探索的新问题；我国社会关系也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需要科学认识我国各阶层的属性和地位，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的内部矛盾；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使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同时，中国共产党自身的状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将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曾长期受到外部封锁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面临着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和如何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两大历史考验。

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部分干部和党员对党所采取的新政策、新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等，还缺乏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认识，还沉浸在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对马克思主义也还存在一些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为了使党在思想上保持开拓创新的状态，为了使党更好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突出时代精神和创新要求，江泽民、胡锦涛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同时，相继提出了“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等重要观点，作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要求，进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

“与时俱进”的思想是逐步形成的。党的十五大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同时，强调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30]。“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思想的提出，是党在思想路线认识上的深化，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1998年12月，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从思想方法的高度，进一步总结了20年来的主要历史经验。他指出：“实践是永无止境的，认识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要一以贯之。”[31]并再次重申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马克思主义学风。2001年1月，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与时俱进”的概念，并把它同创新联系起来，指出：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随后，江泽民又把与时俱进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要求加以阐述。他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同年7月，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从更为广阔的视角对“与时俱进”进行深刻的思考，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32]的论断。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对“与时俱进”的含义进行了科学的表述，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并强调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33]

求真务实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曾号召全党要把革命气概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告诫全党同志要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新时期，邓小平则突出强调，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要坚决制止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杜绝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江泽民也一再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大祸害，必须狠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歪风，时时处处坚持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大力发扬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工作作风。党的历史充分证明，求真务实是党的活力之所在，也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所在。什么时候求真务实坚持得好，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就充满朝气和活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什么时候求真务实坚持得不好，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就缺乏朝气和活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受到挫折。新世纪新阶段，针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胡锦涛在2004年1月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向全党发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的号召。他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34]把求真务实明确地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作为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这就进一步深化了党对思想路线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党的思想路线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充分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中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些基本原则、方针和方法，是党的思想路线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中包括从50年代中期开始的探索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包括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实行拨乱反正，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始的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实践等等。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敢于冲破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更快发展的束缚，善于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邓小平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在于他以超常的胆识，果断地恢复、坚持和发展了党的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的思想路线。理论上的发展过程与实践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辩证统一的过程。历史的起点往往成为理论形成的起点。从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则，而且是首先确立起来的原则，是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推动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和理论的形成。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并使之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得到继承、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0年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的束缚，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僵化、半僵化的状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遭到歪曲和破坏，党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全党全国人民首要的任务，就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左”的思想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就是要不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争论。“两个凡是”是一种新的禁锢，新的本本主义。而在批判“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否定“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又出现了一种企图贬低毛泽东思想历史价值、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支持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批驳“两个凡是”的错误，恢复和确立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顺利解决了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这一重大的政治问题，为在新时期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了重要基础。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就不可能圆满地回答上述这一最为重要而又困难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邓小平理论及其体系的形成。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及新时期一系列正确方针政策得以制定和贯彻的基础和条件。历史经验反复表明，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坚定不移地实现党的工作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并完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其原因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一条，还是由于我们确定并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假如我们思想不解放，思想观念仍停留在过去“左”的僵化的观点上，假如我们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认真研究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新问题，就不可能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处于一种什么样的阶段、怎样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当然也就不能制定和执行符合我国现实情况、反映时代特征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就不能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35]。

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集中全党智慧，总结群众的创造，进而系统阐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条件。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事业是群众的事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央和上级领导机关的事，也是广大基层单位、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事。各行各业、上上下下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改革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是群众的创造。他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36]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和经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而这又要归功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没有广大干部和群众响应邓小平和党中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勇于实践、勇于创新，就不可能有那么多可供加工提高的思想材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近20年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既善于继承前人，又敢于突破陈规，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才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髓和法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仅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基础和前提，是这一理论全部内容及其实践的精髓，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

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涉及的领域很广，论述的问题也很多。但其中最根本的原则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邓小平观察和解决新时期一切问题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第一，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要基础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的重大成果。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书本上某些论述的教条式的理解，以及不适当地强调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等原因，我们曾经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模式，不切实际地企望很快完成当前社会主义的任务，进入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甚至想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导致了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给社会主义造成了很大损失。解放思想，首先必须破除以往在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的错误观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我国社会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强调这是一个长达百年的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客观依据。这就把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以及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社会发展任务的认识，置于正确的基础上，从根本上否定了超越发展阶段的“空想论”的错误。

第二，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核心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也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的重大成果。由于“左”的思想的干扰，我们曾长期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特征，因而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陷入了不清醒的状态，对社会主义产生了不少误解甚至曲解。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引下，党抛弃了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不科学的甚至扭曲了的认识，实事求是地承认了我国经济文化仍然比较落后的现实，确立了发展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邓小平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充分体现出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和革命的创新精神。

第三，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样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的结果。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误区。邓小平坚持从实际出发，突破了以往在这个问题上的误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突破，对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然，没有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这一锐利思想武器，也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突破的。

此外，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上，邓小平特别强调由于各国实际情况的特殊性，各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选择不可能是一个模式，必须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走出一条既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又符合本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目标和步骤上，邓小平反对任何形式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提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和“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他着眼于港、澳、台地区的现实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等等。所有这些，无一不是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的结果。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我们党在纠正了过去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一些教条式的不科学的甚至扭曲了的认识的基础上，从当代国际形势和我国国情出发形成的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彻底唯物主义态度和解放思想的革命创造精神，就不可能形成这一理论，也不可能真正把握它的真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说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是深深扎根于当代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本质的特征，决定了它必须始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接续探索，终于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然而，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党要在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中，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要求，不断顺应人民的共同愿望，不懈探索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在党和人民创造性实践中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继续坚持邓小平在新时期为党重新确立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保证，也是党的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永远保持蓬勃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法宝。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要自觉坚定实事求是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牢记于心、付诸于行。”[37]

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同上书，800页。

[4]《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8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同上书，36-37页。

[7]同上书，278页。

[8]《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同上书，38页。

[10]同上书，114页。

[1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4]同上书，143页。

[1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6]《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7]《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8]同上书，128页。

[19]《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0]《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1]《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2]同上书，126页。

[23]同上书，278页。

[24]《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5]同上书，141页。

[26]同上书，143页。

[27]《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8]《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4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0]《江泽民文选》，第2卷，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1]同上书，251页。

[32]《江泽民文选》，第3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3]同上书，537页。

[3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7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35]《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3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26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