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主与帝国的悖论
民主与帝国的张力是近年来美国研究学界尤为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与民族主义问题研究的政治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例如，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如何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通过对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性质、内涵与功能的细致考察，质疑民族主义隐含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及其可能导致的种种危险。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这是当代民族主义理论一个基本的共识，因为民族国家对于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而言是一个狭隘、扭曲和异化的组织形式。同时，又在清算民族主义的大背景下为它做了审慎的辩护，肯定民族主义在结束殖民统治制度中发挥的进步作用。[1]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承认革命的民族主义在反对殖民主义方面厥功至伟，是“成功的政治力量”[2]。民族主义在反帝反压迫过程中有着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它极易堕落为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局限性，作为一种普遍性、规范化的权力体制，一旦走到极端，会导致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是一个极为矛盾的政治现象，包含和潜藏着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因子，可能释放出排外、冲突和对抗的负能量。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想和解构主义哲学背景下，民族和民族主义在理论上被去本质化，确定性被消解、解构，但毫无疑问，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仍然是能够将社会群体凝聚团结起来的意识形态力量。这个时候，民族所具有的强大的政治功能就显现出来，它不仅能够把个体组织起来形成一个集体，而且能够为这个集体设定一个共同的理想并为之奋斗。民族主义思想中所包含的乌托邦、集体尊严与利益等也成为一种道德观念或政治伦理。所以，一方面，国家内部团结需要一种基于公民身份、以国家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主义也是一柄双刃剑。国家内部存在文化多样性的事实，破坏国家内部团结的一种力量来自基于族群身份、以特定社群为中心的微观层面的民族主义。族群认同始终具备成为一种政治工具的潜力，特别是在社会运动的组织上。族群认同几乎是天然的社会运动的基础。因此，从国家治理的层面，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国家利益与公民权益和群体利益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时候国家民族主义极有可能上升为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秩序与非秩序、统一与多元、中心与边缘的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时，国家治理的主要挑战来自国家内部的文化与族群多样性。现代国家始终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不仅需要在族群认同问题上建构、维持和巩固一个全体国民共享的国族认同，而且需要承认不同族群各自的身份认同和公民的集体文化权利。与此同时，国家必须避免族群固化自身的认同，或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对立起来。
在《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中，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特别指出了帝国构成中潜藏的极权主义、专制主义和殖民暴力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旦得以释放，将产生巨大的危害。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即便民族—国家是有效的武器，它也带有一系列压制的结构和意识形态。[3]在国家和帝国的建构行为中，共同体的同一性是建立在一个想象的层面之上的，该层面隐藏或消除差异，而它又同种族压迫、社会清洗的现实层面相呼应。构造共同体的第二种行为是让一个拥有霸权的集体、种族，或阶级代表全部人口，一次性掩盖内部的分歧，而这第二种行为亦得到了第一种行为的帮助。代表群体是有效的国家概念之后的活跃动因。法国大革命中的热月政变到拿破仑执政时期，国家概念展露出它的本质内容，它就如一剂解毒药，中和了革命的概念和暴力。社会的秩序性必然设定目标的统一性和手段的协调性。在法国革命的早期岁月里，国家概念为大众霸权建立过程中提出了第一项假设和一个社会阶级所做的最后公告。当国家概念把自己展现为革命之时，它的反动性也达到了顶点。然而，革命尚未结束，历史也未终结。从革命性活动到建构国家和人民这样的精神建筑，这一发展历程是不可避免的，也存在于概念自身之中。
哈特和奈格里都指出，包含民主和帝国两个侧面的共同体国家兼具国家主权的进步、正面意义与压迫性、暴力的两面性。国家主权和大众主权成了精神建筑，也就是同一性的产物。它聚拢起、固定住已完成和实现的东西，在霸权的永恒之光中为它们大唱颂歌。帝国等级就是权力：国家是它的总体化代表，人民是它牢固的、自然的基础，国家主权是历史的顶点。因而，资产阶级的革命历史超越了一切异于资产阶级霸权的历史选择。这一资产阶级国家主权概念的公式远远超出了先前的一切现代主权公式。国家特性成了潜在的共性，长期发展中的一切线索现在都被编制到一起。在国家和人民的同一性中，也就是在它们的精神实质中，有一片包含文化意义的领域，一个共同的历史，以及一个语言共同体。但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个阶级的胜利的巩固，有稳定的市场，有经济扩张的潜能，有投放资本、文明教化的新空间。简而言之，国家同一性和帝国的刚性需求再次达成一致，帝国的建立保障了共同体利益的合法性不断得到加强，也保障了不可亵渎、不可压抑的统一的权力。在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机理内部，主权是链接民主与帝国的中性概念。主权概念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决定性的转变。凭借同国家概念和人民概念的结合，现代主权概念转变了自己的中心，从冲突和危机的调和一跃变成为国家—主体，成为想象的共同体的共同经验。在这一点上，帝国主权与国家主权实现了微妙的重叠。国家始终需要采取有效的文化手段，促进社会成员在个体层面同时保持多重的身份认同——既要有对国家公民身份的认同，又要保持其自身族群身份的集体归属感，社会需要尊重这种多重认同的每一个维度，这是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能否实现这种平衡，是区别于民主与帝国的根本点，这在国家利益发生危机的时刻尤其如此。
关于共同体的民族主义趋向，詹姆逊从全球化的语境为其找到了正面的价值。在詹姆逊看来，在全球化语境下，民族主义的复兴也具有一定的积极和正面意义。全球化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蔓延开来，渗透到一切领域与空间之中，而“文化和民族的自我肯定也同样构成了对帝国主义、标准化和由全球化引发的民族特性的消亡的抵抗”[4]。所以，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和帝国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当想象中的国家尚不存在时，当国家还只是一个梦想时，民族主义的共同体想象具有积极的、正面的因素。一旦国家开始形成，成为一个主权体，它的先进性就开始消退。随着民族的解放和民族国家的建立，现代主权的所有压制功能都不可避免地全面释放出来。
在这方面，后殖民批评的理论资源对本书讨论的民族主义议题有着重要启示，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来自后殖民批评对殖民关系所做的历史性考察。印度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阿吉兹·阿罕默德（Aijaz Ahmad）主张深刻反思民族主义潜藏的局限和危害，采用历史的观点，拒绝用抽象的理论来评判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身并不带有某种预定本质和价值的统一体，而是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有些是进步的，有些具有危害，有些阶段是进步的，有些阶段是反动的。“一种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质性力量，能否产生出积极的文化实践，取决于那些掌握和运用它的权力集团在建立自身霸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政治性质。大多数民族主义的逻辑反对文化上的多样性、包容性和差异性，而主张排他性、纯正性。民族主义往往成为种族主义的同类品，极具复仇性和攻击性”[5]。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甚至会达成共谋。
关于民主与帝国的张力问题，詹妮弗·皮茨（Jennifer Pitts）在《转向帝国：英法帝国自由主义的兴起》（A Turn to Empire:The Rise of Im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记述了欧洲17、18世纪自由主义兴起过程中发生的“帝国主义转向”，并尝试从政治学理论层面解释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虽然皮茨主要关注的是欧洲的情况，但她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演变过程的考察对于理解美国这样一个从立国之初就以民主为理念的国度而言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不仅如此，欧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民主与帝国之关系问题上的争论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延续性，我们可以借此探究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以及美国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变化。皮茨所探讨的问题是从《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19世纪法国思想家、政治学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和《论自由》的作者19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英帝国主义的态度切入的。皮茨的问题是：为什么托克维尔和密尔都曾强烈地支持本国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政策？他们为什么持这种立场？这种立场对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意味着什么？托克维尔早在1833年（《美国的民主》上下卷之间）就写了《如何使法国获得好的殖民地》，从法国人的国民性中找出了法国未能建立强大海外殖民地的原因，呼应了其在1830年《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末尾处）中的感慨，“在一个时期，我们也曾有可能在美洲的荒野上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国，同英国人在新大陆上平分秋色。但是，一连串不胜枚举的原因，使我们失去了这笔客观的遗产。”1837年，托克维尔发表了两篇文章，分析法国如何能在北非阿尔及利亚地区维持统治。1839年，当选国会议员的托克维尔对法国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兴趣日增。1846年他两次访问北非，一如在美国一样，留下大量笔记。托克维尔在1837年《阿尔及利亚信件》中明确表示，“我毫不怀疑，我们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树立起一座象征着我们国家光荣的丰碑。”自由与帝国：一边是温文尔雅、追求自由和自治；另一边则是征服、压迫和暴力。而且，托克维尔写作的时间发生于法国大革命以及人权宣言颁布的很多年以后，自由、平等、人权的观念存在知识界的语言中。这是同一个思想家吗？如何解释矛盾？皮茨将“帝国自由主义者”（imperial liberalist）放在更为广阔的政治思想史脉络中，寻找一些历史变化模式，进而探索这一变化的意义所在。比托克维尔早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狄德罗（Denis Diderot）和边沁（Jeremy Bentham）都是反帝国主义。皮茨把这些18—19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帝国主义对外征服的态度做了历史纵向比较，从中发现了一个重大的转变：
皮茨使用了“自由帝国主义悖论”（paradox of liberal imperialism）这样一个奇特的矛盾语，但正如她在书中所阐述的，帝国与民主并不矛盾：自由主义强调普适性价值，自由、平等和个体尊重。这种价值被用来反对帝国主义对外征服和扩张，然而，在另一些时刻，又可以用来为帝国主义辩护。对普世价值的过分强调往往导致文明话语的单一性和文化等级观念，对外征服可以被解释为更高级的文明向外扩散的过程，这一过程虽然需要借助于暴力和强制，但其目的却是世界大同和普世自由。《简·爱》中的牧师约翰·里夫斯正是遵循康德所谓的道德律令，前往印度去执行文明使命的。在这样的情势下，自由主义往往持有狭隘的进步观，无视地域中文化群体的特殊性，这使它天然具有一种帝国主义的倾向。西方帝国主义在信念上的基础正在于此，他们相信帝国主义政策是正当的。皮茨认为自由主义是历史中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个思想形态，并不存在一个客观的自由主义理论，反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就是极端的例子。
皮茨指出，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期间，国际形势的几个重要变化可以说明自由主义思想的矛盾和困境。英国对印度、南非进行殖民扩张。同时，法国失去北美和亚洲大片殖民地，试图从非洲找回一点面子。不过，随着欧洲向东方的扩张，文化交流并没有加深文化间的理解，相反，却加深了文化间的隔阂。欧洲人对于欧洲文明的普遍的优越感以及当时流行的两元对立观也影响了知识分子，这种学术氛围也影响了政治家和文人的态度。自由主义的普世主义价值观在19世纪已经让位于单一、封闭、线性的普世主义进步观。托克维尔非常强调共同体的价值，但当时法国在大革命后因专制和动荡面临前所未有的分裂。因此，法国亟须加强国民凝聚力和共同归属感，于是对外扩张、发动战争，借此来凝聚民心。这使他倒向民族主义立场。由于在自由与帝国的概念中，自由也包含共同体的独立和自主。在托克维尔眼中，如果法国被降为二等国家，整个民族将沦落到被其他国家支配的地位。这一结局与法国人的自由观相悖。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与帝国似乎并没有乍看上去那样相互矛盾，而这种自由主义观念似乎更符合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传统。斯图亚特·密尔也曾支持帝国主义扩张政策，从道德和文化层面论述这一政策的合法性，认为专制主义是对付“野蛮人”的合法的统治方式，目的是让他们进步，所采取的手段因这种目的而合法。从欧洲思想史、政治史的例子中，可以发现贯穿在不同时期民族叙事内在的张力，具体体现为民主与帝国之间的紧张，或许这也构成了民族叙事的悖论。从这个意义上看，皮茨发明了“帝国自由主义”（imperial liberalist）这一矛盾词语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连贯的统一体。按照流行的现代民族和民族主义理论的研究，共同体作为一种建构的产物始终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其定义、想象、缔造和实现过程中，各种矛盾和张力在国家主体逐渐显现的漫长过程中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潜在的方式埋藏在共同体的构造之中。在共同体的兼容性与排他性、中心与边缘、内部与外部等一系列关系中都包含着紧张的要素。由民主共和的理念所支撑的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强制性手段甚至国家暴力的支撑，在关键的时期，需要兼容性的措施和手段，而在另外一些时期，为了巩固共同体的基础并使其得以延续，则不得不采用排他性的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对于前者，作为共同体的建构原则，与集体记忆和核心价值观的建构相关的民族身份认同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些建构原则在确立之初需要排他性来实现。在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中，记忆和忘却属于两种不可或缺的强制性行为。在想象民族国家这个政治统一体的过程中，暴力不可避免，又必须被忘却或掩盖。历史和文学研究的任务就是昭示政治和社会秩序形成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尽管这些行为的结果可能对后人有益。从这个意义上，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家把“强制性忘却”视为民族国家的起点，揭示“同质的、空洞的历史时间维度”（homogeneous empty time，本雅明语）中“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叙事策略”而产生的结果。美国文学就其发生学的意义而论，通过记忆与忘却的强制行为建立完整的民族话语和历史叙事，反映了民族国家/帝国的历史行程。民族国家的观念肇始于忘却的时刻，“忘却以便记忆”，霍米·巴巴将其称为“文化现代性的阈限时刻”（liminality of cultural modernity）。这个阈限时刻可以用来解释前面提到的帝国话语与民族叙事的三种呈现方式。
正是由于共同体建构中民主与帝国之间或含混不清、或紧张冲突、或相互交织、或相互借用的复杂关系，美国文学中的民族叙事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作家、艺术家和诗人在不同的创作阶段对这种复杂关系的态度和认知也需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某些作家的整体创作中出现前后矛盾的情况，甚至他们在同一时期、同一部作品中表现出自相矛盾、焦虑困惑的情况，可以归咎于美国人对不同时期政治文化的历史语境的认知和理解而导致的混乱或差异。总的来看，在美国历史上，“想象的共同体”中的复杂性与多元文化构成之间的张力贯穿在各个时期。一方面，美国人需要想象民族国家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多元化的格局。由于社会构成的多元性，民族统一的愿望十分强烈，这就要求建构的主体克服甚至压制多元主义中潜在的分裂倾向，维护社会统一性，这时候，帝国本身的内在特质和刚性需求就会乘虚而入。
在美国的民族叙事中，美洲大陆的殖民经历是最为令人不安的历史阶段，成为美国人一段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导致沉重的集体负罪感，渗透在民族叙事之中。拓疆殖民与国民性的历练、民族国家的建构和民族文学的形成不仅同步发生，而且相互影响。这种负罪感凸显了民族叙事的局限和身份话语的矛盾。美国文学史也是一部充满了张力和矛盾的历史。爱默生、惠特曼、梅尔维尔、马克·吐温、亨利·亚当斯、杰克·伦敦、弗罗斯特等的创作都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体现了这种紧张的沉淀在民族文化心理的底层或潜意识。例如，在马克·吐温从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90年代对帝国主义的态度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文学中的民族叙事与帝国想象相互交织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中，焦虑、困惑的怀疑主义与乐观、自信的爱国主义并存，有时候，关于帝国的想象会强化甚至主导民族叙事的主体，还有些时候，令人不安的历史记忆也会渗透并困扰着原本自信的爱国主义情愫，修正甚至瓦解着美国民主政治的理想和自命不凡的宏大叙事。从美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作家远距离审视这一矛盾时的高度自觉，又能够体察到特殊历史时期对统一体和民族身份的渴望所导致的民主与帝国理念的紧张。
本书并不是关于19世纪美国文学史的考察，或者对19世纪美国文学特定主题的个案研究，而是专注于共同体核心价值与核心文本之间在多重语境下和多重媒介中的解析。这样一种关注与过去20年间美国研究学界的走向是一致的2000年以来的跨民族美国研究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围绕民主与帝国在构造美国民族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国家本体形成过程中的矛盾和张力展开的。2006年10月至2009年10月之间南加州大学、自由大学和波茨坦大学、洪堡大学分别召开了几次美国研究学术会议，美国学界的重量级学者（包括John Carlos Rowe，Donald Pease，Winifried Fluck等）都悉数参加。这些会议的主题就是跨民族美国研究的重要性以及跨民族美国研究的地缘政治语境以及问题领域，涉及跨民族美国研究（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概念的功能定位。跨民族转向导致美国研究领域的重新想象。跨民族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也是过去20年来美国研究协会年会上主旨发言的潜在文本或主题，以及无数学术会议的论题及多个学术刊物和系列学术专著的思路和主题。“美国”一词虽然仍然是美国研究学会中的核心词语，但“跨民族”一词已经取代了“多元文化”“后殖民”、和“后民族”而成为最频繁使用的修饰词。[7]“跨民族”的这种学术地位已经取代或囊括了所有关于美国研究的时间和空间范畴和主题，成为美国文化研究的历史性转向。跨民族视角改变了美国研究学者想象他们与其著作、研究对象和学科规范以及所研究的领域的关系。本课题研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跨民族的学术对话，来强调美国研究中的历史意义和跨民族视域。
首先，“跨民族”与“全球化”有着近似的含义，这两个概念都是用来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的概念。跨民族并不受制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经济语境，从而具有一种普遍性指向。在美国传统词典中，“跨民族”有两层含义：作为形容词，“跨民族”指的是介于或超越民族疆界、包含多个民族或种族的概念实体；作为名词，“跨民族”指的是跨越国家边界。在21世纪，跨民族还与其他若干个词语相联系,如：跨文化、跨阶层、跨地域、跨地区、跨差异，描写全球经济机构、非国家因素和非民族进程中的跨界现象。跨民族并没有语义连贯性，也不包含社会态度，并不代表始终如一的政治态度或主题整一性，它可以在不同的句法层面指涉不同的特征，既可以指实际状况，又可以指一种阐释框架。作为形容词，“跨民族”还指涉身份的不确定性、杂交属性和流动性。无论作为批评性的概念还是描述性的概念，“跨民族”都可以作为一个宏观范式，用来思考西方社会的不确定性、民族身份和文化指向等。
具体而言，在美国研究领域，跨民族与其说是一种话语，不如说是一种视域，旨在探索潜藏事物、群体和地域之间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抵制甚至消解任何一种关于身份的连贯性和整一性。对于有着不同历史背景的族群而言，跨民族概念质疑民族归属和文化认同的意义。跨民族视域并不否认人们对于历史的再现，它强调的是在新的时空秩序下重新思考民族性和文化本体问题。跨民族视域旨在拆解民族叙事的整一性，分析其中的矛盾和断裂。跨民族不同于国际化，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可能性，即民族不是单一封闭的实体。在民族中，领土和人民是合一的，在跨民族体系中，民族是开放的。但跨民族又不是民族的对立面。作为对整一化（对话语、民族国家、文化和身份）的消解，跨民族并没有起源和终点，而是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之中的。在美国研究领域，跨民族视域是观念的转变，它把美国同时置于全球经济体系多个原本互不兼容的系统中，生成一个动态的领域，重新整合既往的主题、再现、意象、概念、方法和问题领域。在关于疆界的思考中，美国的内部和外部被重新界定，与其他文化共同体或秩序相融合或并置，多种地域、传统和实践同时并存，跨民族思维改变了学界和美国研究学者们关于各自学科目标和实践语境的思维方式。当然，跨民族美国研究有着多种形式。作为一个动态的范畴，跨民族话语可以使学者超越民族国家概念自身的限制，指向一个多元的领域，各种学科方法、区域、研究对象和实践者都处于持续不断的动态关系网络之中。
一方面，跨民族视域兴起于多元文化和后殖民范式的衰落；另一方面，跨民族美国研究的出现应该说是当代全球政治经济巨变的表征。跨民族视域之所以成为一个关键的认识论框架，其背后的地缘政治背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地缘政治背景下，国家的疆界、领土主权、移民潮、人口地理、族群形成和社群意识发生了巨变。[8]在美国研究领域，部分学者把多元文化视为抵御种族国家同化力量的重要基础，也有人认为多元文化与新自由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有着某种共谋关系。对多元文化持批评立场的学者认为，多元文化不过是跨民族国家在后福特时期经济体制下的不同运作方式，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文化中的差异的再现。相当一部分美国学者认为，在美国历史进程中，美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殖民帝国。如果避而不谈殖民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的方式，新自由资本主义是无法理解的。其实，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得一部分理论家把全球化等同于“隐形殖民主义”，是欧美全球殖民的第三阶段。[9]
关于民主国家的内在矛盾，美国学界近年来出现了颇有洞见的研究，这些研究从法律和政治学的角度切入国家本体的实质性问题，特别是对于民主国家的体制性构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质疑，完全改变了传统美国研究的方向和问题领域。例如，安妮·罗拉·斯托勒（Ann Laura Stoler）认为，美国国家帝国和殖民管理方式是建立在主权的等级制度之上的，在包容和排斥的问题上采取多样化、庞杂的运行机制和标准，决定人民、种族、土地、主权、身份的问题。这些自相矛盾的标准需要持续不断的政治和法律调整。美国国家管理体制中存在着自相矛盾的法律体系，在这个体系内部，种族和文化差异基础使得特殊的族群可以享受特殊的法律政策。[10]美国国家的设计者们缔造了许多美国例外论的空间，这些机构、体制、空间或概念或隐或现地存在于美国的政治肌体中，啃噬着民主的肌体，因为这些异质性的存在超出了共同体的同一性原则，使得民主共和的政治理念处于悬置或“混乱”的状态（anachy,Amy Kaplan）：印第安保留区、边疆、未纳入联邦的领地（unincorporated territories）、内部墓地、保护国（protectorates）、中转站（transfer stations）、囚禁中心、委托人制度，还有那些属于州但却不属于美国整体的占有地等，这些另类空间构成了美国的多元化和多民族统一体。关于这些另类区域或群体的设定，美国有着庞大的法律和政治决策机制，为这些例外群体获取例外的保护和合法性提供了支撑，但与此同时，作为美国民主体制和核心价值基石的宪法也因此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跨民族美国研究认为美国国内的文化和经济问题取决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运动。在跨民族美国研究的想象视域中，全球化是一种兼有领土化与去领土化特征的历史进程。一方面，权力和抗争总是以空间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空间通过命名机制划定领土的身份。另一方面，美国研究学者更加关注想象的空间概念和地缘政治，取代按天然疆界划分的民族国家和地区图谱，并据此重新测绘美国与美国各地区之间以及与其他帝国占领地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这些关系构成了想象的地理谱系（imagined geographies）。[11]这些跨民族地理谱系反映了地缘政治区域内部的权力网络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研究正在经历研究对象的转变：研究对象不再是美国例外论框架和形式范畴之内确立的本体或实体，而是超越美国民族国家领土疆域、超越美国例外论框架去探讨美国特性问题。[12]跨民族美国研究导致了研究视域和学术想象的重大调整，把目光聚焦在美国在国际政治语境下的关系和互动，这些问题包括民族性、国民性、文化身份、传统、美国例外论、清教伦理、边疆等。这样一种转变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整理和评价美国研究的学术史考察，以及美国研究从传统范式走到跨民族视域的必然性。
注释
[1] 胡俊飞：《民族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质疑、辩护与重释》，载《外国文学》，2015（3），120~128页。
[2] ［英］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 ［美］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 ［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全球化的文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 Aijaz Ahmad,In Theory:Nations,Classes,Literatures(London:Verso,2008),p.65.
[6] 段德敏：《詹妮弗·皮茨：〈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帝国时刻〉》，载《读书》，2015（1），15页。
[7] Winifried Fluck,Donald E.Pease,and John Carlos Rowe,eds.Re-Framing the Transnational Turn in American Studies(Hanover,New Hampshire;Dartmouth College Press,2011).
[8] J.Samuel Barkin and Bruce Cronin.“The State and the Nation:Changing norms and the Rules of 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48(1994):pp,107-30.
[9] Arif Dirlik,Global Modernity:Modernity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Boulder,Co.:Paradigm Publishers,2007).
[10] Ann Laura Stoler,Haunted by Empire:Geographies of Intimacy in North American History（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p.57.
[11] Paul Gilroy,Postcolonial Melancholia(New York:Columbia Press,2005);Jose David Saldivar,Border Matters:Remapping American Cultural Stud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Craig Calhoun,Frederick Cooper,and Kevin W.Moure.Eds.Lessons of Empire:Imperial Histories and American Power(New York:New Press,2006).
[12] Donald Pease,New Americanists:Revissionist Interventions into the Canon(Durham:NC:Duke UP，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