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教的产生是适应了东汉末期中国本民族（主要是汉族）的社会、政治、经济、道德以及人们的心理的需要
道教为什么到东汉末年才产生，而道教所崇信的某些思想如“长生不死”、“肉体成仙”等等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到秦汉后更为流行，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并非任何迷信思想都可以称为宗教，当然宗教中总是包含着大量的迷信成分，也并不能说任何“有神论”都能成为宗教，虽然一般地说宗教也是“有神论”。宗教，特别是一种有影响的宗教，它的产生和发展必定有其社会生活、历史条件的原因。它的发展总也有着某种客观规律。道教在东汉末年产生是由以下几个条件促成的：
第一，东汉末年的现实社会生活为道教提供了有利的产生的土壤。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中说：
东汉自顺帝以后，社会政治日益腐败，外戚专政、宦官当权，“凡贪淫放纵，僭凌横恣，挠乱内外，螫噬民化”，无恶不作，致使“农桑失业，兆民呼嗟于昊天，贫穷转死于沟壑”（仲长统：《昌言》）。由于当时政治统治者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人民群众无法生存，破产、逃亡已成为当时普遍现象，所以当时广大人民群众与统治者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据史书记载，自顺帝以后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一直不断。当时的起义农民除了阶级利益一致而使他们自然地联合在一起之外，已有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们利用方术、迷信思想作为组织群众的纽带，故在史书中多称顺帝以后的起义农民为“妖贼”。从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在汉末这个经济、政治、精神和道德普遍瓦解的时代里，它为一种宗教的产生提供了客观条件；二是起义农民普遍利用某些方术迷信，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方术迷信思想可以作为他们组织群众的思想武器，因而为一种宗教的产生创造了广大的群众基础。恩格斯在《论原始基督教史》一书中说：
社会的危机给下层人民带来的苦难最为深重，在对现实的绝望中走向乞求超现实的神灵，自是古代人民最现实的可能。道教徒最初也是来源于广大下层人民。
第二，东汉末年为道教的产生准备了可以利用的思想材料。
也是在上述同一本书中，恩格斯在分析基督教产生时，除了充分注意研究当时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外，也十分认真地分析了基督教产生的思想渊源。他特别指出了基督教在思想渊源上和犹太教的关系。我们知道，《圣经》的《旧约》部分本来是犹太教的经典，而基督教却把它拿来作为自己的经典，再加上《新约》部分，就成为基督教的一部完整的圣典了。
自汉武帝以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适应着封建大一统的需要而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此后儒家思想沿着天人感应目的论而发展为神学意味越来越浓厚的谶纬迷信。宗教一般说总是有神论，但是否任何有神论都能成为一种完备意义的宗教呢？那却不一定。因为一种完备意义上的宗教（这里指的是阶级社会里的宗教），它不仅有对神灵的崇拜，而且应有一套教义的理论体系和较为固定的教会组织、教规教仪以及传授历史等等。一般地说，宗教总是要把世界二重化为现实世界和超现实世界，其教义认为人们只有在超现实世界里才能永远摆脱现实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苦难，人们的美好的、幸福的生活最后只能在那超现实的彼岸世界中实现。我国的儒家思想特别是两汉的儒家思想尽管也承认“有神”，但它并不认为须在现实世界之外实现其理想，而是要求在现实世界之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虽然这仅仅只是幻想。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宗教虽然有过很大影响，但始终没有能成为统治思想，并且常常居于次要地位，这一情况不能不说和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有关，儒家思想到东汉以后，从发展上看也很可能成为一种宗教，因为从有神论、谶纬迷信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并不是很困难的。但儒家在汉朝始终也没有成为宗教，这和它要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有着直接联系。因此，随着汉王朝的衰落，儒家思想本身既然不能成为一种宗教，而其统治地位又走了下坡路，儒家统治地位的削弱从而为一种宗教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历史的进程向我们表明，每当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发生信仰危机的时候，也往往是宗教意识易于滋生和广泛发生影响的时候。
儒家思想到东汉末虽然衰落了，但它的思想中的某些部分却可以为宗教吸收和利用。这点我们可以从道教思想中找到它吸收某些儒家思想的事实加以证实。例如关于“天地人三合一致太平”的思想，它表现了儒家强烈的关心现实政治的倾向和《易传》中关于“三才”的思想，可以说直接来源于纬书的关于世界创化的模式以及阴阳五行思想等等，这些都和两汉流行的儒家思想有密切关系。我们应该看到，一般研究道教史的学者往往只注意它和道家的渊源关系，而忽视了道教和儒家在思想上的联系，这是一种偏见。
道教的另一思想来源可以说是逐渐与神仙家思想相结合的道家思想。先秦道家与神仙家虽然有着某种联系，但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到西汉初年，当时流行的黄老之学仍属道家，它所注重的往往是君人南面之术，成为一种治国经世的工具，所以司马迁在他的《自序》中言，汉初黄老之学的要点在于“无为自化，清净自正”。降至东汉，黄老道家之学为之一变，其一支走向祠祀求神而与神仙家合。桓帝祠祀老子，欲“存神养性，意在凌云”，故已见黄老道家之变化。而早在西汉末已有所谓“黄老道”，后又有“方仙道”等，实已是神仙家的流派。而神仙家的思想在于追求“长生不死”、“肉体成仙”。它一经与道家思想“清净无为，恬淡寡欲”的思想结合，更加为世人所重视，而在社会上发生影响。后来道教的基本信条“长生不死”、“肉体成仙”虽来自神仙家却和道家某些思想结成不解之缘了。所以道家思想的蜕变也是道教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以上两方面看，道教作为一种宗教不同于作为一种学术流派的儒家和道家，但就其思想渊源说它却离不开儒道两家，因此它一开始就是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宗教派别。这一以儒道互补为特征的宗教派别不能不在极大程度上表现着我们这个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上的某些特色。
第三，佛教的传入大大地刺激了我国本民族宗教的建立。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到东汉中叶以后它有了一定程度的流传。佛教如同催化剂，加快了道教建立的过程。本来，神仙家在西汉就很流行，而神仙家又往往托言黄老，例如原来就有所谓“黄老道”和“方仙道”等。前者把黄帝老子神化而礼拜祠祀；后者则言“长生不死”。《史记》载，河上丈人的老师乐臣公学黄帝老子，甚至在《封禅书》中记载着有所谓黄帝因封禅而得长生不死。道教经典《太平经》的编纂者于吉（或说应作“干吉”）托言此书得之于老君。汉明帝时，楚王英已对黄老和浮屠同样礼拜，“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这种把黄老和浮屠同样礼拜，就说明当时把黄帝老子看成和佛一样的“神”。神仙家本来是一种方术，养生求成仙也只是个人修炼的事，并没有什么组织，特别是没有什么固定的组织形式，成为一种宗教团体。但佛教传入以后，佛教作为一种完整形态的宗教，它不仅有一套不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教义，而且是一个有教会组织的团体，还有一套教规教仪和礼拜祠祀的对象等等，这就给道教的创立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板。
佛教的传入对于道教的建立固然有着样板的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传播和发生影响，必然引起华夏文化系统的反抗，这更是当时要求建立一种民族宗教的动力。一种民族文化在和传入的外来文化相遇时，往往同时产生吸收和排斥两种势力，这样一种情况对中华民族来说尤为明显。关于这点，我们可以从最早的道教经典《太平经》的内容所反映的情形得到证实。在《太平经》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一方面吸收了某些佛教思想，如“本起”、“三界”等即是采自佛教的名词；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佛教，有所谓“四毁之行，共污辱皇天之神道”的说法。特别是道教一建立就提出“老子化胡”的故事，用以打击佛教，抬高道教，而表现了一种抗拒外来文化的民族心理。
从以上三方面看，在东汉末年出现一种为中华民族本民族所需要的宗教绝非偶然。而且出现的这种宗教又是来源于中国固有的神仙家、并以儒道互补为其思想基础的道教，则更非偶然了。这种宗教一经出现就表现了它的强烈的民族特色，而和外来的宗教——佛教相抗衡，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文化特性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