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内蕴“天人合一”观念的哲学
一个民族仅当有很高思想水平时，才能创造超越原始文明的高级文明。如果一个民族的信仰还只停留于神话和原始宗教形态，那么该民族一定还处于原始文明阶段，其社会组织形式和技术也必定比较简单。哲学是对思想的思考，即对业已形成的信念的思考，我们也常称这种思考为反思。例如，当很多人已相信“人生病就因为精灵附体”或“万物都是神创造的”时，如果有一个人对这种信念提出质疑并进行系统的思考和表述，那么他就已经在进行哲学思考了。一个民族有了哲学便标志着该民族理性的成熟，就意味着有人不再一味相信多数人或最有权威的人或祖先所相信的东西，而开始独立思考，并对某些已有或流行的信念进行批判和纠正。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了哲学。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公元前800—前200年这段时间是人类文明史的“轴心时代”。人类文明史上“非凡的事件都集中发生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孔夫子和老子，中国哲学中的全部流派都产生于此，接着是墨子、庄子及诸子百家。”[43]在印度出现了优婆沙德（Upanishad）和佛陀；在伊朗出现了左罗阿斯脱；在巴勒斯坦出现了许多先知；在希腊出现了荷马、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等[44]。
19世纪以来，一直不乏中外学者否认中国古代有哲学。这些人之所以否认中国古代有哲学，主要因为他们抱持欧洲中心论的信念，我们不妨称他们为欧洲中心论者。欧洲中心论者认为，发源于古希腊的欧洲文明才是人类文明的典范，由欧洲历史所揭示出来的“文明发展规律”，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欧洲人创造的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欧洲人创造的宗教才是真正的宗教，欧洲人创造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表达的思想及其表达方式都根本不同于欧洲哲学，所以，中国古代没有哲学。
著名当代法国哲学史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1922—2010）对哲学的界定将特别有助于我们驳斥欧洲中心论者的观点。阿多坚决反对把哲学归结为纯粹的话语和论证，而认为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与论辩紧密相连的生活方式[45]。换言之，流于空言的论证和言说不是哲学，不断反思且力求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才是哲学。据此，则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等都是当之无愧的哲学家，因此，中国古代无哲学之论不攻自破。虽然古汉语中无“哲学”一词，但中国历史上不乏不断反思且力求知行合一的思想家。
今天，许多思想家认为，“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类的最重要的贡献。
1990年，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去年九月，我赴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四十周年庆典，因行动不便，在港数日，常留旅社中，因有所感而思及此。数日中，专一玩味此一观念，而有彻悟，心中快慰，难以言述。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46]
季羡林先生同意钱先生对“天人合一”论之重要性的评价，即认为“天人合一”论含义深远，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重要贡献。但季先生对“天”“人”的理解与钱先生的理解有所不同。钱先生把“天”理解为“天命”，把“人”理解为“人生”，而季先生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其实，两位先生对“天”和“人”的理解是互补的。钱先生的解释侧重于人生观，而季先生的解释侧重于自然观。人生观与自然观是有内在关联的。在一个严整的思想体系中理解人生与自然，认定人生与自然是内在相关的而不像现代西方哲学那样把人生与自然分为两截，恰是“天人合一”论的特点。
季先生特别针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危机阐述了“天人合一”观念对于未来人类文明的重要性，提出了有争议的“河东河西说”。东方文化（包括印度文化）讲“天人合一”，曾主导过世界，此即“三十年河东”。近300年来，西方文化主导世界，此即“三十年河西”。未来世界文化吸纳东方文化的“天人合一”论，发展出一种更高的文化，于是，又是“三十年河东”。[47]
季先生认为，东西方人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截然不同。“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其基础是综合的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48]西方征服自然的文明在近300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如今已陷入深重危机。季先生说：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西方文化主宰下，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用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地摆在我们眼前，哪一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49]
依季先生之见，人类摆脱生存危机的出路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学习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50]。
一些人对钱先生和季先生的观点深恶痛绝且大加挞伐，但我认为两位先生的观点代表着老一辈国学家的深刻洞见，值得深入阐发。人类不能继续奉西方主客二分、征服自然的观念为圭臬，确实应该“彻底改弦更张”，否则只会在全球性生态危机中越陷越深。
正因为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合一，所以它在对万物进行区分的同时，不忘各种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从来不把任何东西从其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中孤立起来。这在思维方法上也有典型的体现：中国思想家重视综合，而相对轻视分析。与现代科学和哲学比较起来，则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性有余而分析性不足。
现代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这样的：（1）认识一个事物就是认识它的构成成分（部分），直至认识到无法辨认其更小的构成部分，如如今对生物机体的认识已达到分子水平；（2）在表述上诉诸抽象的数学，如物理学用高深的数学语言表述各种定律，经济学也尽力模仿物理学；（3）科学研究往往设定其研究对象是不变的；（4）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设定自己与被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即科学家是主体，而被研究的东西是客体，主体与客体之间没有也不能有情感关系。
中国古代哲人在根本上拒斥这种分析方法，他们不认为一个事物的本质就是由其部分决定的，而认为事物都是处于各种复杂关系中的过程；他们认为事物总处于变化、生长之中，且不认为人与非人事物毫无亲缘。正因为中国古代思想分析性不足，故难以发展出现代科技（源自欧洲）。这在许多人看来，是中国思想落后的象征。但我们若仔细分析现代科技的得失，就不会认为这只是一个缺点而毫无积极意义。分析性的科技确实使人类的军事力量和物质生产力倍增，但它也导致了空前的危机和危险。显然，没有现代科技就没有现代工业；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如今人类正面临的全球性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没有现代科技，也不会有核武器、生化武器；等等。战争武器杀伤力和物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是绝对的优点吗？这种提高对全人类都有益吗？全人类都需要武器杀伤力和物质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吗？这种提高对哪些人有益而对哪些人无益？这些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季羡林先生说得没错，“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可以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
中国哲学讲求知行合一，这与当代学院派哲学形成鲜明对照。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学院派哲学的地位已十分卑微。真正能影响现实的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现代学术体制还给哲学留了一点点空间，让某些大学设置哲学系或哲学学院。但哲学早已不再是阿多所说的哲人的生活方式，而成了形形色色的哲学教授们的纯粹说辞。他们研究、讲授的是一套，实际践行的是另一套，他们有意识地在自己研究的哲学和自己的人生哲学之间做出区分、拉开距离。一部分研究纯粹哲学的教授一味皓首穷经、寻章摘句，且扬扬得意地宣称，哲学就是文本研究，以为不关心社会和现实生活恰是保持哲学之纯粹性的条件。他们往往只能在极为狭小的圈子内互相吹捧。由于体制还留给他们一点点空间，所以他们也能参与各种奖项的角逐。中国古代哲学不是这样的哲学，中国古代哲人也根本不同于这样的哲学教授。他们上下求索，同时以自己体认的真理为人生指南。孔子一语道尽了中国哲人知行合一的生活方式：“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仁”是孔子所求索的最高人生指南，所以，在其人生历程中，无论境遇如何（或凶或险，或苦或难，或富或贵），未敢有一刻违仁。中国古代哲人求索圣人之道。周敦颐说：“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这段话强调的就是知行合一，鄙弃的恰是今日的学院派哲学（以文辞而已）。
情理交融是中国哲学的又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亦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对照。我们说哲学是“思想的思想”，是对已有信念的反思，这便意味着哲学是讲理的学问，换言之，哲学必须运用理性。“理性”（reason）是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概念之一。西方哲学家倾向于把理性界定为人的逻辑思维能力，想把理性与人的情感、情绪等主观状态完全剥离，从而剥离出所谓的纯粹理性。“理性”也指规律。西方哲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总认为理性或规律是纯形式的、普遍的、永恒不变的。现代科学以运用数学语言为荣即源于此。康德学派甚至要把道德规范也归结为一个纯形式的、普遍的、永恒不变的“绝对命令”。
中国哲学不是这样的。中国哲人讲的理，始终是情理交融的理，即既寓情于理，又寓理于情。中国人评价一个人做的事情合适，会说他做得合情合理，而不仅仅说合理。
“仁”是儒家思想的最高范畴，也是核心范畴。孔子说：“仁者爱人”。可见，“仁”不是一个纯形式的理念，而是蕴含着“爱”这种情感的。但“仁”又不仅是一种情感，它也是人世间的最高律则，是最重要的公理。
宋明理学家谈“理”最多，而且宋明理学已吸取了道家和佛学的思想精华，已高度体系化，可代表中国古代哲学的高峰。朱熹常被称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解释《中庸》第一章的一段话可直接说明理学中的“理”是蕴含情感的。《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这段话把“中”与“和”提升到了“天下之大本”和“天下之达道”的高度，可见其重要性已无以复加。朱熹在解释这段话时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天下之理皆出自天命之性，而天命之性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就是中。值得注意的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不是纯形式的理性状态，而是情感无所偏倚的理性状态。
《中庸》是先秦儒家经典中最有哲学深度的文献。《中庸》所阐释的“诚”或可与西方哲学的“真”对举。但“诚”是一个情理交融的概念，而绝大多数西方哲学家把“真”界定为一个逻辑范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可见，“诚”既代表天道的客观性，又代表人的主体性。
儒家强调“道不远人”，这也是极高明的。闻道乃哲人的终极关怀。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但中国哲人追求的道，既不是服务于野心的玄奥古怪的魔法，也不是什么“为真理而真理”（抑或“为理论而理论”“为科学而科学”）的玄思，而是不离人伦日用的“人路”（孟子）。这也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对照。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始，就力图把握所谓“存在本身”或永恒不变的“本质”，至欧洲中世纪，这种追求表现为膜拜上帝的谦卑，但在这种谦卑中已潜伏着极不安分的野心——觊觎上帝的全智全能。到了现代，“上帝死了”，人就以为自己是上帝了。于是，现代人试图无限逼近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以便随心所欲地征服自然、控制环境、制造物品、创造财富[51]。以天人合一为终极关怀的中国哲人根本不会想征服自然，他们最豪迈的表达或许是“为天地立心”，但这种豪迈与征服自然和妄称上帝的狂妄不可同日而语。现代科学因为重实验观察而显得“脚踏实地”，但由于它服务于人们日益膨胀的野心，而早已远离安于本分的人们的伦常日用，或说早已偏离了“人路”：它试图冲出地球、太阳系而走向宇宙，它试图开发月球和火星上的资源，它试图制造出比人类聪明万亿万亿倍的智能机器，它试图让人长生不老，它试图在母体之外培育人类胎儿。……在一个坚信“道不远人”的思想传统中滋生不出这些不安分的狂想。或许有人说，正是这样的狂想推动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但你若有对人类理性之有限性的健全体认，你就会意识到，此类狂想和尝试也可能是人类的“自作孽”。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中国哲学最重要的特征莫过于由天人合一观念所蕴含的价值导向：内向超越。
超越是人的能动性的体现，指改变现状而追求理想生活的努力。人总想改变现状而追求更好、更美、更幸福的生活。这一特征在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物身上体现得最为典型，而在普通人身上体现得不太明显。超越便是创新，各行各业的精英总有不可遏止的创新冲动，他们不能安于现状。文明的进步就是精英引领下的人类超越的结果。当然，超越有时也表现为战胜困难、走出危机的努力。
人类有两条追求更好、更美、更幸福的生活的途径，亦即有两条改变现状、追求理想的途径：一是内向超越；一是外向超越。内向超越就是改善自我，外向超越就是改造环境或改造世界。就个人生活而言是这样，就集体生活或社会生活而言也是这样。
作为一个个人，如果你想过更好、更幸福的生活，那么，你或者改善你自己，或者改善你的生活条件。如果你有抑郁症，那么你就必须先治愈你自己的抑郁症[52]。如果你心胸狭窄、嫉妒心过强，见不得别人过得比你好，那么你也必须改善你自己，否则你不可能幸福。如果你挣的钱不够多，买不起房，甚至饥寒交迫，那你就必须挣更多的钱，以改善你的生活条件。
若想改善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也有两条途径。一是激励人们改善自我，一是激励人们提高物质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现代人已不重视改善自我，甚至认为自我改善是有极限的，如现代经济学设定人是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即认为人是自私的，这种自私本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自我改善的空间是有限的。其实不然。人的自我改善远不止治愈抑郁症、克服偏狭心理等消极治疗的一类，还可以向无限敞开，即一个人可以永无止境地培养自己的美德，提高自己的境界，增加自己的智慧。培养德行、提高境界和增加智慧都属于改善自我，都是内向超越，中国古代哲学就激励人们在这一方面永不止息、死而后已地用力。
内向超越的基本方式就是修身。《大学》有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基本价值导向一直是这样的：对内向超越的重视和激励甚于对外向超越的重视和激励。这与现代社会构成鲜明对比，或说中华古代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构成鲜明对比。现代主流意识形态和经济、政治制度不再激励人们内向超越，却一味激励人们外向超越。如今，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激励人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营销创新、广告创新，这些创新都是外向超越的表现。现代经济学所提供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基本方法就是：用制度激励人们以追求私利的方式为公益做贡献。如下案例或许是最生动的一个：
在18、19世纪，英国把一船又一船的罪犯运到澳洲，但往往多达30%的罪犯死在途中。怎么办？让船长们发慈悲，改善罪犯们旅途中的生活、医疗条件？人性的慈善不可能在船长们的血管里流淌不息。一些船长甚至把给罪犯吃的粮食囤积起来，让罪犯们饿死，到澳洲后把粮食卖掉。强迫船长们做合乎人性的事情，通过立法制定最低食物标准和医疗标准？那就必须派官员监督船长们执行法律规定的标准，这样不仅成本大为提高，而且无法确保派出的官员不与船长们同流合污。起初政府是在英国上船时按罪犯人头向私有船船主付费的，所付费用足以保障每个罪犯的食物供给与医疗条件。商业精英或经济学家给出的办法是，改在英国上船时按人头付费为到澳洲时按人头付费。无须派人监督，船长们就有动力去寻找新的更好、更便宜的养活罪犯的方法了[53]。
这个案例能清楚地说明现代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视自私和贪欲为行动（包括创新）的动力，以制度激励人们以谋私为动机而为公益做贡献。
我们不妨称现代主流意识形态为现代性（modernity）。在现代性的影响之下，人们认为，改变人性的自私是不可能的[54]，所以，自我改善是有不可逾越的极限的。人们认为，改善人类生活的根本途径就是提高科技水平、发展经济、改变环境、改造世界，例如，建越来越多的工厂（包括电厂），修越来越多的铁路、公路，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城市，造越来越精良的机器——由机械化，到自动化，再到智能化。……而且这一方向的改善，即外向超越，是没有极限的。
现代性也使人们在个人生活领域重视外向超越远甚于内向超越。就当代中国人而言，已很少有人仍然认为立身处世应以修身为本了。多数人认为，挣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前些年流行的一个段子或可说明这一点。这个段子说：男人等于吃加睡加赚钱，猪等于吃加睡，故不会赚钱的男人等于猪。女人等于吃加睡加花钱，猪等于吃加睡，故不会花钱的女人等于猪。这个段子代表着当代人对人性的理解，即人就是能赚钱花钱的动物，能赚钱花钱就是人的本质。正因为人们如此理解人性，赚钱多少就成了人生成就的根本标志。所以，有个教授在训诫自己的学生时说：40岁之前若还没有赚到1000万就别来见我！
中国哲学的价值导向与现代性相反。它要求人们以修身为本，对领导阶级——君子——的要求尤其是这样。君子的最高追求是闻道，是达到天人合一境界（即圣人境界），这不是经过三年、五年的修身即可达到的境界，而是终身努力也未必能达到的境界。事实上，中国历史上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人是很少的，但君子不可放弃对这种超越境界的追求。有此追求，才算是“立乎其大”（孟子语）。有此追求，虽则不能成圣，仍不失为君子。或说，追求圣人境界的人，才可能成为君子，如果你连对圣人境界的向往都没有，则非但不可能成圣，连君子人格也难成就。《中庸》的一段话可说明何谓君子人格：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处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君子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都安天乐命，不怨天尤人。一个社会君子多于小人，则自然和谐。一个人成为君子就有了不忧不怨的健康人格，自然会有幸福人生。
中国哲人深信：内向超越是没有极限的，是向外端无限开放的。这一信念与西方现代性关于人性的预设相反。“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但天命之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质，而是永不泯灭的成仁成圣的潜在性或可能性。由可能性到现实性的转化只能通过“日新又日新”的修身。一个天资极高的人死而后已地修身也未必能成圣。后人称孔子为圣人，但他本人从未声称自己已成圣。
人是追求无限的有限存在者。追求无限就是追求人生意义。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文化动物。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有意义。人们对财富、权力、地位、荣誉、知识、知名度等的追求，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幸福生活或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就是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政治哲学家们说，人人都需要获得他人的承认或认同，对承认或认同的追求同样从属于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就是对无限的追求。有此种追求乃是人不同于非人动物的根本特征，文化使人对种种价值或善（good）的追求趋于无限，使人总有其不知足之处。非人动物即使也储存食物，但不会贪得无厌地积聚食物。而作为文化动物的人对其认定的最高价值的追求却是永不止息、永不知足、死而后已的。道教徒对长生不老的追求，佛教徒对佛的追求，基督徒对天国的追求，政治家对权力的追求，商人对财富的追求，科学家对科学知识的追求，都既是对人生意义的追求，也是对无限的追求。
人总有其不知足的方面，人之不知足恰源自人对意义或无限的追求。老子似乎最主张知足，他告诫人们：“知足者富”“知足不辱”“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但这绝不意味着老子主张过绝对无欲无求的生活。老子多次讲到圣人，圣人显然是有极高境界和智慧的人。人不经过锲而不舍的努力不可能成为圣人。当然，老子心目中的圣人不同于儒家的圣人。“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你必须先成为饱学之士，才有可损之处，然后才谈得上“为道日损”，继而“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当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时，你就是圣人了，你与天合一了，因为天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可见，“为学日益”是“为道日损”的前提，也是成圣的前提。一辈子不学无术的人不可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成为儒家的圣人需要死而后已的修身，成为道家的圣人同样需要死而后已的修身（道教徒说修道）。所以，人总有其不知足的方面，即总怀有对无限的追求。
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追求无限，追求何种无限，在何种追求方面知足，在何种追求方面不知足，决定着他是明智的还是愚蠢的。人对物质财富的刚性需要显然是有限的，一个人只能吃那么多东西，只能穿那么多衣服，只能住那么大的空间（房子）。……一个人若无限贪求物质财富，则不可能重视德行、境界和智慧，所以，他必然是愚蠢的。反之，一个人若在追求物质财富时知足，在追求德行、境界和智慧时不知足，则必然是明智的。换言之，一个人若外向超越甚于内向超越，则必是愚蠢的，反之必是明智的。
一种文明激励人们以何种方式追求无限，激励人们在何种追求方面知足，在何种追求方面不知足，决定着这种文明是否可大可久。中华文明影响了整个东南亚，可见其可大；中华文明绵延5000年而未曾中断，而古时与中华文明比肩的古埃及文明和古巴比伦文明都消失了，可见其可久。中华文明之所以可大可久，主要就因为其内在超越的价值导向。它激励人们，特别激励精英们，以内向超越为本，永不止息、死而后已地追求人格完善，力求成贤成圣。“中国人始终不肯向富强路上做漫无目的而又无所底止的追求”[55]，就因为中国人对内向超越的重视远甚于对外向超越的重视。中华文明之所以可大可久，得益于她所孕育的哲学的价值导向。
许多人认为，中国明清时已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故不发生“鸦片战争”，没有西方列强的威逼，中国迟早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然而，这只是欧洲中心论者的臆断。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逻辑”是很难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因为内向超越的价值导向把发展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现代科技斥为末作，而修齐治平的学问才是正宗。于是中国最聪明的人们不会把精力用于科技发明，或说科技发明不能吸引众多精英。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始终受制于道德和政治，而不像现代社会，科技发明成了社会进步的主动力，科技精英主导了社会。
源自欧洲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中华古代文明正好相反，它几乎不激励人们的内向超越，却以种种竞争机制激励人们的外向超越。它可大确实已达极致，如今正全球蔓延。但是否可久已大可质疑。事实上，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明确指出了此种文明的不可持续性，对此本书将有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