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苏维埃俄国的文化制度
一、确立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文化制度是国家通过宪法和法律调整以社会意识形态为核心的各种基本文化关系的、原则和政策的总和，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学艺术、广播电影电视、医疗、卫生、体育、新闻出版、文物、图书馆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等。在苏俄时期，文化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俄共（布）逐渐确立了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俄共（布）确立对意识形态领导权，最主要的表现是建立起了一套领导全国意识形态的机构。
在党的系统里，俄共（布）成立初期的几年内没有设立专门负责宣传鼓动工作的部门，中央是由俄共（布）中央书记处来直接负责的，地方则由各级党委和基层支部以及由它们建立的各种名称的宣传鼓动机构来负责。后来，中央委员会先后设立了妇女部，负责妇女的宣传和文化教育，农村工作部负责农村地区的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民族局负责指导民族地区的群众政治工作。但是，这些部门的工作只限于某一特定的领域。[40]1920年8月，为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俄共（布）党中央建立了宣传鼓动部来专门负责领导和监督意识形态工作。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职责是“始终不渝地努力把各种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教育人民委员部、国家出版局、中央出版物供应社、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工作）全部抓起来和统一起来，并直接领导农村工作部、妇女部和少数民族组的工作”[41]。此后，各级党委都设立了相应的宣传鼓动部来领导相应地区的意识形态工作。
在政府系统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是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机构。1920年11月，为了统一协调全国的政治教育工作，俄共（布）建立了全国性的政治教育机构——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它在行政上和组织上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而在涉及思想内容的工作上则直接归俄共（布）中央领导。政治教育总委员会权力很大，除特种部队、舰队机关的政治教育工作归军区和集团军政治部领导外，其他各部门和各领域的党外意识形态教育工作都由它负责。同时，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国家出版社、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报刊发行处、教育人民委员部各司，在政治教育工作范围里都接受它的领导。
后来，为了更有效地领导意识形态，俄共（布）十大对宣传鼓动部和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职能进行了划分，确立了党管政治、党管思想的原则。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央宣传鼓动部主要负责党内宣传鼓动工作，工作重心是负责党内教育，同时领导各种非党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在苏维埃选举、吸收党员，在与组织工作有关的各种工作中从事宣传鼓动。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主要负责党外宣传鼓动工作，工作重心是对非党群众的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同时，党系统的宣传鼓动部领导政府系统相应级别的政治教育机关。[42]据此，“党内外的思想文化教育工作就集中到了各级党组织，党内又集中到了中央。这种思想教育工作的体制一直沿袭了下来”[43]。1921年3月，为了进一步强化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俄共（布）十一大决定将宣传鼓动部和政治教育局的领导人员合并。至此，苏俄时期意识形态领导机构基本组建完成。
在组建意识形态领导机构的同时，俄共（布）通过书报检查制度，以便消除不同政见的影响。
书报检查制度最早出现于沙皇俄国时期，布尔什维克党曾激烈地反对过这种制度。但是，十月革命后，俄共（布）不得不将其恢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在多党制转向一党制的过程中，各政党交锋、竞争的场所不仅在苏维埃机关、立宪会议，还在思想领域，而报刊正是它们发表政治言论的重要阵地，当时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刊，充斥着批评俄共（布）的言论。在俄共（布）看来，这对其牢牢掌握政权是一个巨大威胁，必须予以反击。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当时相当一段时间（1917年10月至1918年6月）革命与反革命两个营垒之间与其说进行的主要是一场军事斗争，毋宁说主要是一场政治斗争。报刊在政治斗争中实际上就是枪炮和子弹。因此，对待报刊问题就成了当时斗争的焦点之一。”[44]正是通过书报检查制度，俄共（布）检查制度排除了其他政治思潮的影响，确立布尔什维主义的主导地位。
十月革命后的第三天，列宁签署的《出版法令》规定：“应予查封的只有下列报刊：1.号召公开反抗或不服从工农政府者；2.用明显歪曲事实的手段制造混乱者；3.号召采取明显的犯罪行为，即应受刑法惩罚的行为者。”[45]同月17日，列宁在《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中进一步指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应该设立调查委员会，“调查定期刊物同资本的联系”，“所有报馆的业主、股东和职员必须立即向……调查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和材料”[46]。在此之后，苏维埃政府还专门成立了革命出版法庭，审理利用报刊来反对人民的各种犯罪活动，违反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出版法令者均将受严厉的惩处。根据上述法令，苏维埃政权先后查封了一批反对俄共（布）的报刊，如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孟什维克的《日报》、《交易所新闻》等。俄共（布）的举措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等社会主义派别的强烈反抗，他们煽动印刷工人罢工。为了对抗罢工，俄共（布）决定将印刷厂、纸张等收归国有。同时，俄共（布）还加强了对出版行业的集中管理，先后成立了国家出版局、印刷工业管理局来领导和组织苏维埃的出版工作。
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开始后，俄共（布）对书报的检查进一步升级。1918年6月发布的《关于对报纸刊物以及所有定期出版物的文章实施军事书报检查的条例》规定：出于军事保密的需要，事先审阅所有预定出版而含有因军事秘密不得公布内容的出版物。但是，在实践中，军事书报检查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事保密的需要。[47]1919年5月，苏维埃政权在教育委员部下设置了国家出版局作为统一的国家出版机关。国家出版局既是出版各类图书的大型出版社，又是全国出版工作的领导机关，负责协调和监督全国各个出版社的活动，审批各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和财产核算，管理全国图书的发行工作，规划所需纸张的生产并参与分配。
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后，书报检查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弱化。人民委员会于1921年12月通过了在国家出版局监督下允许私营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开业的法令，各种私人出版社和合作出版社纷纷成立。但是，法令同时对出版社成立的批准和登记、书稿的审查、签发出版许可证以及有关法律责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成立出版社需得到国家出版局或者地方相应机关的批准，并报告国家出版总局核定。同时，由于放松控制，各种政治思潮开始活跃，这引起俄共（布）的警觉，遂加强了书报检查。1922年6月，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成立，接手国家出版局的书报检查职能。同年12月，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发布《图书出版事业总管理局及其地方机关的权力和职责》，规定“‘不准出版不得公布的信息（国家机密）、明显具有敌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性质的文章’，‘在基本问题上（舆论、宗教、经济、民族问题、艺术领域等等）敌视我们的意识形态’的作品、低俗的报刊、色情作品、不良广告等等；要删除文章中‘败坏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威望的最尖端的地方（事实、数字、评论）’；‘在出现明显的犯罪活动的情况下’，停止一些出版物的出版、削减发行量、查封出版社，‘把负责领导人提交法庭或送交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48]。于是，书报检查的范围几乎扩大到了意识形态的所有领域，一个系统的书报检查制度最终形成了。
二、对“无产阶级文化派”极左思想的批判
如果说书报检查制度的设立主要是针对“敌我矛盾”、“敌对思想”的话，那么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则属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是在无产阶级内部出现的一个激烈反对俄共（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派别。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早在十月革命前就作为独立的无产阶级教育组织存在了，不受俄共（布）领导。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虽然成立了全国性的教育协调机构——国家教育人民委员会，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依旧独立地开展活动。对于二者的关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设立国家教育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做了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在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思想领导和物质帮助下实行自治的文化机构，在思想上与俄共（布）不发生抵触，在具体文化工作领域独立运作、自我管理。[49]此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迅速发展壮大。“1918年全俄国共有无产阶级文化协会147个，到1920年初就发展到了300个。参加该协会的人数最多时达到40万—50万人，加上举办的各种训练班和讲座，即参加该协会外围活动的，共达80万之众；该协会在其最兴旺的1919年，出版杂志甚至达23种之多。”[50]
然而，在俄共（布）加强对整个社会控制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独立性注定是不能持久的。1918年7月，苏维埃政权成立了管理全国教育的中央权力机构——教育人民委员部，代替了教育人民委员会。起初，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依旧按照自治原则，几乎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平行地展开活动。1919年1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组织大纲》中还进一步明确了它的地位：“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无产阶级文化创作的阶级组织，正如工人党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一样。”[51]然而，随着教育人民委员部全俄地方机构网络的形成以及俄共（布）加强对文化领域的领导，教育人民委员部试图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控制在自己手中，二者关系开始紧张并在1920年底全面恶化。
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提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最重要的是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掌握文化领域的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创造出来。在过渡时期，苏俄还存在农民、资产阶级、城市小市民等阶级，苏维埃政权“包括教育委员部，不得不同时为所有这些居民阶层服务”。因此，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纯洁性”，“显然有必要存在一种特殊的组织，它只在工人阶级中间工作，其专门任务就是协助展示和发展暂时还弱小的无产阶级文化萌芽……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就是这样的组织”[52]。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作为无产阶级的文化组织，必须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取得创造无产阶级文化的特殊的、“完全自治”的地位，应该与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共产党“平行”，来自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监督是对协会“文化自决权的否定”。[53]
波格丹诺夫等人的主张遭到列宁等俄共（布）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草案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最坚决地反对过去的一切文化知识，无视文化发展的固有规律，对人类文化遗产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无产阶级文化派试图在“实验室”中创造文化，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把教育人民委员部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工作范围截然分开，或者在教育人民委员部机构中实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自治’等等”，必将有害于苏维埃国家的文化工作。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54]。1920年11月，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科学和政治教育领域的工作与教育人民委员部、省国民教育厅合并，只保留其在艺术领域的自治。[55]之后，协会中央也决定改组协会的工作，波格丹诺夫落选主席。
但是，无产阶级文化派与布尔什维克的争论并未就此结束。1921年11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前夕流传着一个名为《我们是集体主义》的文件，再次宣称要为无产阶级文化的阶级纯洁性而斗争，自称为党内前进派、工人反对派的继承者。看到这个材料后，列宁提出将此材料连同波格丹诺夫过去的言论、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通告以及其他一些分析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观点的文章，编成小册子作为党内思想理论教育的材料。从此之后，俄共（布）对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在政治、理论领域全面施压。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势力开始迅速萎缩，协会和会员人数逐渐下降，1922年协会个数减少为24个，协会人数减少为1.5万人。[56]最终，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1932年停止活动。
三、发展教育是文化制度建设的重点
除了意识形态外，教育是苏俄时期文化制度建设的另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方面。当时，教育工作主要是围绕确立和巩固布尔什维克党在教育领域的领导权、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而展开的。
在十月革命前和革命后初期，俄共（布）曾主张教育自治，试图在文化教育领域实行分权制，以示同旧国家机器的死板的官僚主义集权制划清界限。因此，十月革命初成立的教育人民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管理教学和教育机构的中央权力机关”，主要职责是在国家全民的范围里组织资源，以便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义上对市政的和私人的教育机构，特别是对劳动阶层的教育机构提供支援。[57]然而，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规模的扩大，需要动员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战斗，因而只有把整个思想文化事业的领导集中到一个中心，才能确保在全国贯彻统一的文化教育方针，才能较好地实现社会动员。教育人民委员部应运而生。根据人民委员会通过的《关于俄罗斯联邦国民教育事业组织条例》，教育人民委员部于1918年7月正式成立。与国家教育委员会不同的是，教育人民委员部是一个教育机构的中央权力机关。它在教育方面的任务是，领导中央和地方的教育机构、争取原有教师队伍支持革命。不久，国家教育委员会被撤销。
在俄共（布）和国家教育机关的领导下，苏俄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工作。
第一，打破了剥削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使学校向工农阶级敞开大门。1917年11月颁布的《告居民书》规定，苏维埃政权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政策基础，首先是使广大劳动人民获得文化知识，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劳动人民没有文化和无知的状态。教育人民委员部成立后先后公布了《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法令和关于建立《统一劳动学校》的法令，要求建立对所有劳动人民开放的统一的苏维埃学校，取消旧学校中阶层等级的限制。在普通教育方面，1918年8月教育人民委员部公布了《关于高等学校招生条例的法令》，取消了过去一切有关高校招生的限制，并且做出了工农子女有优先入学的权利的规定，而且为他们入学提供物质保证。[58]不仅如此，苏维埃政权还剥离了教会对学校的影响，把普通学校从教会统治下解放出来。1918年1月，苏维埃政府下令取缔官僚的学校管理机构，各地中小学由工农代表苏维埃领导。后来，根据人民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教会同国家分离和学校同教会分离》的命令，宣布信仰自由，禁止在学校内讲授宗教科目和举行宗教仪式，教会不能干涉学校事务。
第二，确立义务教育制度，未满16岁的儿童无论男女均免费接受普通义务教育。从1919年创办工农速成中学开始，到恢复时期末期建立研究生制度为止，苏俄基本上形成了一套新的高等教育体制。鉴于苏俄经济困难的实际情况，列宁建议教育人民委员部将实行职业综合技术教育的学龄从17岁降低至15岁。建立学前教育机构，开办幼儿园、学前儿童之家、学龄儿童之家和儿童夏令营等。另外，俄共（布）和苏维埃国家还颁布了规定保护和发展各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政策与法令，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少数民族学校。
第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扫盲工作。为了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列宁于1919年12月签署了关于扫除文盲的相关法令。它规定：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凡年满8岁至50岁的居民都有识字的义务，可以享有选择学俄罗斯语或本族语的权利。[59]它吹响了全俄扫盲工作的号角。此后，俄共（布）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俄有文化的居民及包括妇女工作部门、工会、共青团、农村工作部门等基层组织积极参加扫盲运动。1920年7月，教育人民委员部专门成立了全俄扫除文盲委员会。
四、对待知识分子问题
在大力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才的同时，如何对待旧知识分子也是俄共（布）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议题。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急需方方面面的专家，而工农文化水平不高，苏俄政权需要起用旧社会的专家。因此，如何对待旧知识分子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十月革命前以及革命胜利后的短暂时间内，俄共（布）曾经对旧知识分子基本上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的，从事的劳动也是非生产性的劳动。因此，知识分子应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列宁认为，那些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依附于一个阶级，他们就等于零”。资本主义社会，知识分子“比较能够反映整个资产阶级的广义的根本利益”[60]。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行动也似乎印证了俄共（布）的上述判断。不仅资产阶级派别的理论主张与布尔什维克党有很大差距，社会主义者内部也有许多人反对暴力革命，而支持布尔什维克党的知识分子只是少数。十月革命后，大部分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政权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批评俄共（布）的内外政策，甚至反对苏维埃的一切决定。国外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后，一些知识分子甚至站到了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
然而，落后的国情让俄共（布）很快认识到，国家管理和经济生产离不开旧知识分子，特别是有着各种技能的知识分子。因此，俄共（布）改变了全面否定知识分子的政策。列宁从1918年开始便不断强调利用旧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国家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但是，俄共（布）并不是对所有知识分子都转变了态度，它所起用的旧知识分子主要是那些拥有各种实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专家，特别是经济和生产领域内不可或缺的专门人才。对于采取怠工活动和破坏政权活动的旧知识分子，布尔什维克党依旧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武力镇压。即便对于专门人才，俄共（布）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部分知识分子当中，有少数人在十月革命后立即站到革命一边，“懂得十月革命给祖国的命运带来了何等进步的转变，因而接受革命，并且提供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但是，多数人“一下子弄不清楚发生的事件，采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宣称自己不参与政治。很多人仍旧在企业和机关里工作，却不大相信工农能够治理好国家”[61]。俄共（布）对于支持革命的知识分子自然欢迎，对于持观望态度的知识分子则谨慎“利用”。但总的说来，俄共（布）的政策是刚柔并济。一方面，强调旧专家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并且还注重改善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待遇，增强他们对苏维埃政权的好感。[62]另一方面，依旧把他们看成是需要改造的对象。“当政权已经掌握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手中的时候，当政权在这些群众的拥护下提出自己任务的时候，我们要在资产阶级专家的帮助下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些专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受的教育，他们没有见过另外的环境，也不能想象另外的社会环境，因此，就是在他们非常真诚和忠于自己工作的情况下，他们也是满脑袋资产阶级偏见，同垂死的、腐朽的、因而进行疯狂反抗的资产阶级社会有着他们觉察不到的千丝万缕的联系。”[63]因此，旧知识分子始终属于被改造甚至被镇压的对象，必须在无产阶级的管理和监督下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应该要尽可能快地被工农出身的专家取代。1919年12月，在全俄罗斯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新时期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最短期间培养工农出身的各方面专家，“以便代替旧的专家”[64]。
苏俄时期俄共（布）在文化领域的探索是奠基性的，对苏联文化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苏俄时期的文化制度并不完备，但是，俄共（布）已经牢牢掌握了文化的领导权，为文化更为集中化的管理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