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列宁去世后联共（布）的党内斗争
一、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享年仅54岁。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自身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理论先行，由理论指导实践，而理论的提出者往往是党的最高领袖。从这两个方面说，此时的苏联都处于关键时期。就前者而言，苏联这样一个落后而又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国家，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如果可以建成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应当怎么搞？这些都是没有现成答案的疑问。就后者而言，列宁身后没有一个可与他的政治地位和理论水平相提并论的接班人，而有若干个各有所长的领导集体，即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李可夫。谁能接替列宁，成为苏联党和国家新的最高领导人，同样是没有现成答案的疑问。这两个方面的疑问合在一起，列宁去世后苏联党内就发生了以理论争论为载体的领导权之争。
围绕苏联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发生在1924—1927年，争论的一方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的斯大林；另一方先后是以中央政治局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劳动和国防会议主席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联合反对派。
这次争论是由托洛茨基挑起来的。托洛茨基认为，单靠一国的力量，苏联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之所以如此，托洛茨基提出的根据有两个。第一，“工农敌对冲突论”。他认为，俄国有2500万小农户，它们是资本主义势力的根源。执掌政权之后，俄国无产阶级掌权后不仅会同资产阶级发生敌对冲突，“而且会和那些协助过它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落后国家内，工人政府所处地位的矛盾，只有在国际范围内即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舞台上，才能求得解决”[27]。第二，“世界经济分工论”。托洛茨基认为，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经济已形成一个整体，生产力已“冲破了民族国家的界限”[28]。社会主义生产力水平应该高于资本主义。但是，经济技术十分落后的俄国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高速发展经济，为此就要加强同外界的联系。这就“意味着增加我们对世界市场、对资本主义、对它的技术和经济的依赖”[29]。“如果我们企图忽视世界经济中的分工”，搞“社会主义的‘门罗主义’”，又“必然会大大减低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30]所以，“实际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始终（直接或间接地）处于世界市场的相对控制之下”[31]。基于上述观点，托洛茨基认为：“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是可能的。”[32]
托洛茨基认为，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不断革命论”。他认为，解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面临的上述内外矛盾的出路就是把革命推向欧洲。只有西方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后对俄国实行“直接的国家援助”，苏联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当然，“这决不是说，我们的建设是非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和不应当全力以赴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33]。托洛茨基虽然反对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但是认为一国能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那么，如何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呢？托洛茨基主张实行“超工业化”政策，即用超经济的手段——以行政的、强制的手段，而非通过正常的市场关系为工业化积累资金。具体地说，就是用提高工业品价格、降低农产品价格、以高额赋税剥夺农民的办法，把资金从农业抽到工业方面以保证工业的高速度发展。这种理论是托洛茨基派主要理论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即把小生产当成社会主义工业的“殖民地”，用剥削非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是小生产）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认为，这是经济上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规律。[34]
当托洛茨基声称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候，斯大林奋起反击，阐述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这一场争论的背后，实际上是权力斗争。
斯大林认为，苏联具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内部条件，因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意味着苏联用自身的力量战胜本国的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奠定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35]在斯大林看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把农业和社会主义工业结合成一个整体经济，使农业服从社会主义工业的领导，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苏联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这一点。[36]在工业和农业的关系（也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问题上，斯大林坚决反对“工农敌对冲突”论，认为农民经济是站在十字路口的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道路使绝大多数农民贫困破产，而社会主义道路则使劳动农民生活能够不断提高。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国民经济命脉，因而能够吸引劳动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样就使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有了重要的内部条件和保证。至于工业化的资金问题，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提出的“超工业化”政策，认为不能把农民当成“殖民地”和“剥削”的对象，而要靠国有化的土地、工业、运输、信贷、贸易等为工业化积累资金。[37]
同时，斯大林还认为苏联也拥有建成社会主义的外部条件。斯大林提出，从当时的国际环境看，世界上的各种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和殖民地、附属国的解放运动，各国无产阶级以各种形式对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这些使苏联取得“喘息”时机，可以在帝国主义包围之中获得建成社会主义的国际条件。[38]关于苏联经济同世界经济的关系，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都需要互通有无，这种依赖是相互的，同各国经济独立是两回事。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主张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分开。前者是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问题，后者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保证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复辟的问题。后者只有在国际范围内，通过若干国家的无产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做到。[39]
继承列宁的遗志，对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充满信心，仅凭这些斯大林就在同托洛茨基的争论中占了优势。1925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支持了斯大林的主张，决定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苏联取得胜利作为党的指导方针，谴责了托洛茨基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会后不久，联共（布）党内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为首的新反对派，他们虽然认为在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是有保证的，可能性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但实际上是重复了托洛茨基的主张，即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在同年年底召开的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同新反对派展开激烈的争论。这次大会认定斯大林关于苏联一国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建成社会主义是党的基本任务，而完成这一任务的前提就是，“反对那种不相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40]。
为了共同对抗斯大林，1926年7月，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新反对派结盟，成立了联合反对派。他们坚持认为，苏联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苏联的国民经济不仅要依赖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且会越来越处于世界经济之下。斯大林则提出，苏联经济虽然要依靠资本主义经济，但资本主义经济也依靠苏联。这种相互依赖不意味着各国经济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更不会阻止苏联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站在今天的高度回过头看，联合反对派讲的有一定道理，苏联崩溃的原因之一就是自外于世界。但是，斯大林打着捍卫列宁思想的旗号，所讲的内容更能赢得人心。
结果，这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就以斯大林的胜利而告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不仅失去了党政领导职务，而且还在1927年年底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一些拥护斯大林的人补充到中央政治局。斯大林的地位不断得到巩固，总书记的职能开始由负责日常事务性工作向垄断权力方向转变。
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表面上看是一次重大理论争论，但在更深层次上是激烈的权力之争，因而使争论的问题更加复杂化、尖锐化。由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本身想象的成分极大，而争论双方的标准又不尽相同。托洛茨基坚持的是，“消灭阶级，然后就是国家消亡”[41]。斯大林则把标准降为“战胜国内资产阶级”，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标准不同，各说各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可能一样。但是，斯大林的结论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他获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苏联能够建成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对向往美好未来、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党和工人阶级来说，对一个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救世主义的民族来说，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能够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所接受。
二、关于一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
在苏联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开始按自己的设想领导苏联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这种背景下，联共（布）党内又出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争论。如果说前一场争论带有很强的权力斗争色彩，那么，这场争论则围绕着在苏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展开，其实质是如何对待列宁倡导的新经济政策。
当然，斯大林也举着新经济政策的旗帜。1926年，他在做《关于苏联经济状况和党的政策》报告时提出，新经济政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1921年开始，其特点是从农业开始并且主要依靠农业。从1925年开始，新经济政策进入第二个时期。在这个时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工业为重点，要依靠工业的直接扩展。之所以如此，斯大林指出，由于苏联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并且工业技术也比较落后，苏联必须实现工业化，而这个工业化的重点是发展重工业，这样才能保证苏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独立。不仅如此，苏联还要高速度地实现工业化。斯大林说：“高速度发展工业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尽量增加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42]如果快速地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从何处筹集呢？斯大林主张要依靠苏联的国内积累，主要依靠向农民征收“贡税”。具体的做法是，农民在购买工业品时要因价格高而多付一些钱，在出卖农产品时则因价格低而少得一些钱。斯大林主导的苏联工业化就是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得资金。
就其实质而言，斯大林主张和实行的剥夺农民以积累资金来快速地实现工业化的政策，是废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托洛茨基等人主张的“超工业化”非常相似。对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布哈林提出了不同看法。
在一国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中，布哈林是斯大林的同盟者。但需要指出的是，与斯大林不同，布哈林在同托洛茨基的争论中着力阐发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坚持执行新经济政策的主线。根据战时共产主义实践的教训和俄国的国情，布哈林指出：“我国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它在其发展的长时期内将是一种落后的社会主义”，但“它将毕竟是社会主义”。[43]这种社会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过渡时期长，“发展将非常缓慢，我们将以乌龟速度爬行，但我们终究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我们定将建成它”[44]。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市场关系的存在是政策中的决定性因素，必须使“市场常态化”。在市场关系中，使各种经济成分相互促进，共同繁荣，[45]通过“进化”和“改良”的办法，和平步入社会主义。这里有合作，也有阶级斗争，有时阶级斗争甚至很尖锐。用竞争、经济斗争的办法，来排挤、改造和战胜私人资本，“这就是我们现时情况下的阶级斗争”。[46]布哈林认为，农民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反对在农村进行“第三次革命”，主张通过合作社使家法式的农民经济（包括富农经济）和小商品经济长入社会主义。[47]不仅如此，布哈林还特别强调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必须平衡发展的理论。在工农业关系的问题上，他反对“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论”和“贡税论”，不同意通过剥夺农民而积累资金来高速发展工业的方针，认为这是杀鸡取卵的目光短浅的、愚蠢的政策，布哈林主张通过不断扩大农村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工业化资金积累的问题，而只有农民富起来，农村市场才能扩大。
但是，此时已经重权在握的斯大林听不进布哈林的意见，更容不得后者挑战自己的权威，认为布哈林的主张是党内的“右倾危险”。1929年4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专门做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报告，首次公开点名批判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倾反对派”。在这次会议上，布哈林被撤销了《真理报》主编的职务，不久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也被撤销。斯大林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彻底终止。12月27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上称：“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