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马克思、恩格斯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不但需要客观条件，而且还需要主观条件，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志同道合亲密战友的协力奋斗和密切配合。新理论、新思潮总要有杰出人物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提出。
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首先是适应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而产生的，可是它为什么是由两个按照社会地位来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人物制定的？为什么工人或工人当中的知识分子制定不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又很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庭出身，查三代都不是无产阶级。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市，属犹太族。祖父是犹太教拉比（即教师），当过教团的领导人。父亲是律师，后来任律师公会主席、司法参事。家庭是富裕的，不是革命的。马克思的岳父属贵族身份，是普鲁士政府高级官员（州长、枢密官），内兄（大舅子）是反动官僚，曾任内务大臣。可见他的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个虔信基督教的家庭。恩格斯的家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祖父、父亲都是资本家。他父亲除了在本市经营他祖父留下的工厂外，还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市与别人合办一个纺纱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以前，即在他们24岁、22岁以前，在个人身份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哲学上都是唯心主义者，在政治上都是民主主义者。德国长期以来盛行君主专制、宗教神学统治和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恩格斯的家庭又都是宗教徒。恩格斯从小受宗教影响比马克思更深，可以说他们小时候是准宗教徒。在中学时期他们都是接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教育；但是在政治上受家庭、学校和社会影响，却是民主主义者，而不是君主主义者。在家庭中，他们的父母都比较开明，对封建专制的统治不满；在学校里，他们受到一些进步老师的启蒙；在社会上，由于莱茵省靠近法国，深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风气的熏陶，周围广大劳苦工农的艰难困苦在他们的心里打下了很深的烙印。马克思在童年时每天上学都要路过贫苦农民拥挤不堪的中心广场，都要目睹沿途贫民区的惨状。恩格斯从小也亲眼看到家乡乌培河谷工人的悲惨生活，他们“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18]；他上中学时更是经常耳闻街巷不断传来的纺纱工人的呻吟和饮酒解愁的喧闹声。强烈的同情人民大众的民主主义思想驱使他们与蒙昧的宗教信仰和虚幻的唯心主义决裂。当时他们属主要从黑格尔哲学中做出无神论结论的黑格尔左派，他们要脚踏实地走到人民中去体验他们的疾苦。
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制定出崭新的科学世界观和严整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呢？为了便于读者掌握要点，我也简明概括为五个“三”，即参加三类社会实践，实现三种根本转变，批判三个思想来源，进行三场理论斗争，构建科学三大组成部分。
一、参加三类社会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参加的社会实践可以细分为：政治斗争、工人运动、科学研究三类社会实践。
首先是参加政治斗争。马克思在学生时期就开始参加校内的民主运动，毕业后即参加民主派的报刊活动。1835年他从特利尔中学毕业进入波恩大学法律系。不久就成为进步学生组成的团体“花环社”的一名重要成员，与同学们一起热烈探求真理，关心社会问题；随后又被选为特利尔学生同乡会的主席，与贵族纨绔子弟的横行霸道进行坚决的斗争，在一次决斗中他还险些受伤。1836年秋他转到柏林大学后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学校中一批崇信黑格尔哲学的激进青年形成青年黑格尔派，还组成了一个博士俱乐部。他们以黑格尔的辩证法为武器批判宗教，并试图得出无神论和革命的结论。马克思是这个俱乐部中年纪最轻（19岁）且思想最丰富、最激进的人，被誉为“思想宝库”和“思想工厂”。他于1841年春完稿的博士论文表明他已站在民主主义立场，决心为人民的幸福而献身。大学毕业后他即投身民主派的报刊活动。从1842年1月起，马克思先后给民主派的报刊《德国年鉴》《莱茵报》写稿，带头把哲学同现实政治结合起来，开始戟指封建专制制度，初试锋芒，峥嵘出众；他在报刊上猛烈抨击普鲁士专制政府，捍卫人民的切身经济利益和政治民主权利。现在收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的第1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就是他撰写的第一篇抨击普鲁士专制政府力图扼杀人民言论自由的政论雄文。他在这篇1.8万余字文章的文末提出中肯的意见：“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19]从1842年10月至1843年3月他进而被聘请担任《莱茵报》主编。从此该报上发表的文章就更为激进，甚至在报纸上开展关于共产主义的争论。在马克思主编报纸一个月后，他就遭到政府以禁止出版相威胁。经过半年时间针锋相对而又迂回曲折的斗争，报纸终于在1843年3月底被查封。他在办报期间第一次受到现实政治斗争的锻炼，使他对专制政府的凶恶暴虐和自由资产阶级的虚伪软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同时，办报的实践又向他提出了工农经济利益问题和社会上正在热烈讨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要求他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并做出科学的解释。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市一所中学还差一年毕业就被迫到他父亲在巴门办的公司和不来梅商行里当助手。他业余经常出入于一个同大学生联合会有密切联系的青年团体，参与讨论反专制主义的政治问题。他认为几乎每一个王侯都应根据其罪恶判处死刑。刚满18岁，他就在1839年3—4月的汉堡《德意志电讯》报上发表《乌培河谷来信》，控诉资本家对乌培河谷工厂工人的残酷剥削：肺部疾病到处蔓延，用廉价童工取代成年工人，刚满五岁的孩子就要当童工，劳动时间长达14-16小时。青年恩格斯极度愤懑于资本主义私有制，1841年他到柏林服义务兵役期间曾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积极参加学校里青年黑格尔派的进步活动，站在哲学反对派左翼的前列。从1839年19岁起，他就在《德意志电讯》《德国年鉴》《莱茵报》等报刊上发表多篇文章，并在与亲友的交谈和通信中，表示深切同情工农大众“普遍处于可怕的贫困境地”，主张“用刀剑来扫除”暴政，勇于清算自己深受影响的宗教神灵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坚决批判封建秩序和封建特权。这些参加“当代运动”的初步“尝试”，使他深深感到必须加强学习，深入研究。他于1842年7月26日致友人的信中写道：“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20]
其次是他们参加工人运动的实践，走与工人结合的道路。当时德国的工业比英、法落后，主要是手工业工人。马克思、恩格斯出国前与工人接触较少，出国后经常到现代产业工人中去调查研究，同工人多交往、勤交谈，使他们大开眼界。恩格斯于1842年12月到曼彻斯特（英国纺织工业中心，宪章运动的中心）。马克思1843年10月到法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巴黎。马克思到法国后才成为共产主义者，恩格斯是到英国后才成为共产主义者。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到法国、英国以后参加了工人运动，在与工人结合的过程中，才完成了自己阶级立场、世界观和政治观的根本转变。
马克思于1843年6月与思想开放、进步、订婚已近八年的燕妮结婚。离开普鲁士前，反动政府曾企图收买马克思，通过他父亲的老友、枢密官艾塞尔向他保证，可以在政府任职，享有高官厚禄。但是这对年轻的夫妇断然严词拒绝，他们毅然决然要到巴黎去参加革命活动。1843年10月底到巴黎后，他们住在西南郊日耳曼区田凫路，这里是贫苦人的住宅区，有不少德国流亡者住在该处。他们对豪华的闹市、美丽的公园、堂皇的剧场、舒适的沙龙等，一概不感兴趣，而是经常到狭窄、弯曲的工人集中居住的小巷访贫问苦，深入了解他们的劳动、生活和思想情况，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他们一到巴黎就和法国革命工人们认识，与他们建立友谊，还经常参加在工人咖啡馆里和在其他场所里召开的各种集会。到他们住处来访问的也大都是工人。马克思和工人们消磨了许多夜晚，他们总是谈到深夜。工人们向他倾诉了资本家的残忍和自己的悲惨境遇，叙述了以往的斗争、密探的搜捕和铁窗的磨炼，还表示了战斗的决心、团结的愿望和未来的理想。在巴黎居住的一年零三个月是他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到1845年2月他因参加工人革命运动而被普鲁士政府及其法国帮凶驱逐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
马克思和工人结合后，思想感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从1844年8月11日他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可以明显看出。信中除了对这位“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的唯物论大师表示“崇高敬意和爱戴”之外，还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热切要求费尔巴哈：“您要是能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就好了，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劳累不堪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21]马克思在《神圣家族》的准备材料中还写道：“在他们（指巴黎工人）口里友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真理，在他们的经过劳动而变得粗糙的脸上反映出人类天性的一切美态。”[22]马克思能够透过工人肮脏而黝黑的外表洞察到其内心纯洁高尚，能够从工人粗糙的脸上看出其真正的人性美，这说明他已经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即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恩格斯和马克思不约而同，经历了与工人结合的过程。他一到曼彻斯特就和英国工人认识，交上朋友。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违背了资本家父亲要他精心经商、经营工厂的嘱托，放弃了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和宴会，抛弃了香槟美酒和美味佳肴，把他的空闲时间几乎都用来和普通工人交往，对此他不但毫不惋惜，而且“感到高兴和骄傲”。他在工人中进行了一年又九个月（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的调查研究，并且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于1845年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书前有他执笔写的《致大不列颠工人阶级》公开信。这封信与上述马克思致费尔巴哈的信异曲同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封信值得我们认真细读，潜心体会。信中谈道：由于同英国工人直接交往，“我感到既高兴又骄傲。感到高兴，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在了解你们的实际生活时度过了许多愉快时光，否则这些时间也只是在上流社会的闲谈和令人厌烦的礼节中浪费掉；感到骄傲，是因为这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对这个受压迫遭诽谤的阶级给以公正的评价，他们尽管有种种缺点并且处境极为不利，仍博得每个人的尊敬，只有英国的锱铢必较的商人除外”，“我确信，你们不仅仅是英国人，不仅仅是单个的、孤立的民族的成员；我确信，你们是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伟大的人类大家庭的成员”[23]。恩格斯在工厂调查中还认识了爱尔兰女工玛丽·白恩士，由她当向导，使初来欧洲大陆以外的岛国还不大熟谙英文的这位年轻的德国人，能够详细了解英国工人的劳动和生活。后来这个女工就成为恩格斯的终身伴侣。一个资产阶级公子同一个普通女工结为伉俪，这也说明恩格斯彻底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彻底与工人结合了。
马克思、恩格斯与工人结合的实践使他们在思想认识和感情上发生了质的飞跃，使他们认识到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组织纪律性，认识到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有前途的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共产主义的创建人。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却不能认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只是单纯把工人看作贫苦的人，看作社会的溃疡。他们只是同情怜悯工人，以救世主姿态来拯救工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与他们的根本区别。只有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就能一通百通，对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许多原理都通了，否则就会一窍不通。看来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要变成无产阶级革命家，都要经历一个与工人结合的过程，才能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决心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并为工人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事业奋斗终生。
最后是他们参加科学研究的实践。自发的工人运动只会产生改良主义或者冒险主义的理论，只有对参加政治斗争与工人运动中提出的问题进行艰苦的科学研究，在通晓整个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时着重研究哲学，到外国后着重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1842—1843年，他们受费尔巴哈的影响转变为唯物主义者，同时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初步形成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
到巴黎后，马克思研读了许多关于法国阶级斗争史和乌托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著作。卢格于1844年5月15日写信告诉费尔巴哈说：“马克思读书很多，他用功非常厉害”，“他用功以至于生病，并且一连三四夜不上床睡觉”。[24]马克思于1843年写成了第一次提出唯物史观的科学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同时还保留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重要文稿。这是他第一次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进行批判性考察，并且对自己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科学世界观做出综合性的论述。1845年春他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认为这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25]。恩格斯于1843年12月至1848年1月写成《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这是他第一次以科学共产主义立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著作。此文与马克思第一篇宣示新世界观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同时一起发表在1844年2月底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上。这两位科学世界观创立者的英名第一次并列在一起。所以1844年2月理应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科学诞生的标志性时间。马克思当时就对恩格斯的力作做了摘要，后来还称赞它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26]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除了经常通信外，1844年8月底恩格斯从英国返回德国时特地路过巴黎与马克思聚会（1842年11月下旬恩格斯赴英国途中路过科伦，到《莱茵报》编辑部与马克思初次匆匆见过一面）。两位年轻人相聚恨晚，朝夕共处，推心置腹，促膝交谈十天，情投意合，同心同德，观点完全一致，从此开始了毕生几十年的合作。他们既在实际工作中亲密配合，又共同进行科学研究。在新的科学世界观形成时期两位密友就合写了《神圣家族》（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共产党宣言》（1847年）等著作。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终生深厚的革命友谊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总之，三类社会实践有机统一，不可偏废。马克思、恩格斯正因为参加了三类社会实践，才实现了三种根本转变。
二、实现三种根本转变
这三种根本转变，指的是阶级立场的转变、哲学观点的转变和政治观点的转变。如前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家庭出身都不是无产阶级，他们本人按原来的社会地位和思想状况来说应该算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马克思于1841年3月毕业于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本想到大学执教。恩格斯于1837年未读完中学最后一年就被父亲逼迫到商行实习经商近四年，被执意要求继承父业，成为资本家接班人。可是他们都背离初衷。1841年马克思23岁、恩格斯21岁，这时他们按其哲学观点来说都是唯心主义者，按其政治观点来说都是民主主义者。1842—1844年是他们实现三种根本转变的关键的三年。他们勇于自我清理、批判，又善于学习、吸收新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由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宗教观由准教徒到无神论者的转变是在国内就基本完成了。他们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的转变，主要是在出国后，在同法国、英国工人结合的过程中，在科学研究的实践中最后完成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英、法等国“社会主义”一词在知识界广为流传，指的是主张通过和平改良途径改善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潮；而“共产主义”一词则主要在广大工人中盛行，指的是主张用革命手段根本改变资本家私有制，实现公有制的社会思潮。
马克思、恩格斯在与法、英工人运动的结合中，自觉接受、认同了共产主义，拒绝、摒弃了社会主义。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这样说：“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当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27]正是由于他们参加了三类社会实践，才最终完成了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由唯心主义者到唯物主义者、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三种根本转变之间也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他们是首先转变为唯物主义者，这样才能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实际；进而在与工人群众结合中才转变阶级立场，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同时又在科学研究中对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共产主义进行了周密的科学论证。这样才创立了新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指明了只有实现共产主义才能取得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达到每个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三、批判三个思想来源
批判三个思想来源，指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等国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既不采取全盘肯定的复古主义的态度，又不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批判地继承，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1843年起他们分别撰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论犹太人问题》《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还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论著，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了其维护普鲁士王朝的反动实质，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历史观。马克思指出：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28]他还说：费尔巴哈“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做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29]。恩格斯后来也指出：费尔巴哈“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与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比，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以外，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30]。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和阶级说成是永恒存在的谬论；批判了他们不懂商品及其价值是历史的产物，把价值说成是资本家和工人共同创造的偏见；批判了他们否定剩余价值剥削，认为工人的劳动都已得到报酬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在1844年就提出：“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31]马克思在1847年也说：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只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32]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理性发展的少数知识分子恩赐产物的唯心史观；批判了他们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主张通过阶级调和来实现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观点；批判了他们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依靠无产阶级而幻想说服资产阶级放弃剥削的超阶级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1948年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思想体系“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33]。这在当时只能是纯粹的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也批判空想共产主义者缺乏科学理论和切实的行动方案，反对他们的密谋冒险行动和否定文化艺术遗产的过左主张。恩格斯在1843年发表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指出：巴贝夫的平等派“是一些相当‘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果”[34]。恩格斯后来还说布朗基“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也没有改造社会的确定的实际的建议”。他想依靠少数人密谋起义，突袭夺取政权，建立“少数人的专政，而这些人事先又被组织起来，服从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专政”[35]。所以布朗基一生屡次起义失败，坐牢长达37年之久，革命终未成功，他只赢得“监狱革命家”的美名。
四、进行三场理论斗争
真理是在同谬误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做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在德、法等国思想界和工人运动中较有影响的流派很多。在马克思主义创立阶段，主要在1844—1847年进行了三场理论斗争，即同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社会主义”派以及蒲鲁东派的斗争。
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为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合写了《神圣家族》。这是他们俩开始合作后的第一部大著作。为什么要取这么一个书名呢？“神圣家族“原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曼泰尼雅一幅名画的标题，画面是圣母马利亚抱着圣婴耶稣，旁边围着一群天使和神甫。马克思、恩格斯把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布·鲍威尔比作耶稣，把其同伙一帮人比作他的门徒。原来的青年黑格尔派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发生了分化，马克思、恩格斯等少数人已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而鲍威尔等一大帮依然固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继续鼓吹黑格尔唯心主义，妄自尊大，自命为“绝对精神”的化身，自比为像耶稣一样的救世主，凌驾于群众之上，对一切群众运动、贫困现象和社会主义都一笔抹杀。他们空谈革命，诬蔑“工人什么东西也没有制造，所以他们也就一无所有”。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中论证了共产主义是唯物主义哲学的逻辑结论；在历史发展中能够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而不是鲍威尔等人所宣扬的“自我意识”，“私人财产在自己的国民经济运动中自己使自己走向瓦解”，无产阶级的雇佣劳动为别人生产财富、为自己生产贫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私有制，解放全人类；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这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就是在这场论战中提出的。
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派的过程中，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以及格律恩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全书分为两卷，第一卷批判他们三人所代表的哲学；第二卷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指出这些自命为真正社会主义的人实际上是假社会主义者，他们是以抽象的爱为基础，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建立个人小私有制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书中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自命为“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不过是显示了自己“高超的臆测能力”，不符合客观实际，不可能是科学。“声称以‘科学’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身首先就是一种秘传的科学’”[36]。实际上很不科学。书中还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互相制约的基本原理，第一次论证了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描绘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他们指出：到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自觉地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从而有力地支配生产和交换、支配自己的社会关系，从而每个人的才能都会得到充分利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题就是共产主义会使每个人得到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
1846—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派做斗争，恩格斯偏重于在群众组织中和在集会上批驳蒲鲁东派，马克思侧重在理论上批判蒲鲁东主义。比埃尔·蒲鲁东（1809—1865）是法国排字工人，他还自豪家庭出身十四代都是劳动农民，通过自学成才接受过黑格尔唯心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不良影响。他学识渊博，勤奋著述。他于1846年出版了《贫困的哲学》一书，以哲学家和救世主自居，妄想说明工人经济上贫困的根源，并要解决贫困问题。可是他用黑格尔的唯心论来解决，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变为诡辩论；他认为一切事物都可分为好坏两方面，声言要保留资本主义促使人们竞争这好的一面，要克服其造成分配不均这坏的一面；他否定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鼓吹改良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他幻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从工人中筹集零散资金，开设“人民银行”，对工人发放无利贷款，协助工人开设合作社和小工厂，就可以使工人摆脱剥削，不要任何形式的政府和政权。马克思于1844年夏天在巴黎就结识蒲鲁东，常与他交往，甚至彻夜长谈。可是他自认为出身好，最懂得工人疾苦与出路。他比马克思大九岁，自恃阅历更深，见多识广，拒不接受马克思这个有“博士”头衔知识分子的偏见。马克思只好于1847年针锋相对地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一书，指明蒲鲁东关于贫困的哲学实际上暴露了他哲学的贫困。
蒲鲁东的哲学实际上是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理性自我实现的表现，资本主义的弊病可以在理性公式的支配下得到改变。这无异于痴心妄想。从蒲鲁东的错误中我们可以体认到：即便拥有印刷工人成分的工人理论家蒲鲁东，由于他顽固坚持一己愚见，拒不接受马克思这样科学家的高见，他凭借着工人成分，更会对工人运动造成更大危害，把部分工人引入迷途。正是在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新科学世界观，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在《哲学的贫困》对新世界观“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37]。此书第一次公开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论述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第一次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终将使资本主义社会为没有阶级对抗的新社会所取代；第一次说明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指出了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这三场理论斗争基本上驳倒了在西欧思想界有较大影响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三个流派，为新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奠定了巩固的基础。
五、构建科学三大组成部分
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参加三类社会实践、实现三种根本转变、批判三个思想来源、进行三场理论斗争的过程中，构建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三大主要组成部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学。1843—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多篇、多本著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就这三大主要组成部分所提出的一系列崭新的理论观点。他们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继承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合成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他们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论、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以及这二人的唯心史观，把辩证唯物主义引进到人类历史深处，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这种科学世界观、历史观指明人类生命、生存、生活的根基在于物质生产，人类在生产劳动中与自然界和社会界发生密切联系，形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构成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社会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政权、科学、文化、意识形态等，社会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阶级的存在与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社会化大生产的高度发展终将淘汰私有制、过渡到社会公有制、没有阶级对抗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些基本观点对于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有头等重大的意义。1843年年底写成、1844年2月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文献《〈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鲜明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38]同时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这篇要论，依我体会，提出了人的解放包括冲破宗教虔诚主义的思想解放、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解放和摆脱私人资本主义的社会解放这样三个层次、三个内容。总而言之，无产阶级的解放、每个人的解放必须要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那么哲学该怎样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每个人的解放相结合呢？马克思不仅把他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引进历史深处，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而且还把这种哲学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探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39]，资本的利润来源于占有雇佣劳动者的劳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在工人“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给工人带来了贫困和灾难。到19世纪五十六年代马克思才进一步完成了资本家剥削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学说。因此，无产阶级只有采取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才能粉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枷锁，使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获得解放，使每个人获得真实的自由民主和全面发展。书中特别对共产主义消除了私有制社会客观矛盾之后将会使世界发生什么根本的变化这个“历史之谜”，第一次做出了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精辟、精彩回答：“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40]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与自然主义、人道主义三位一体，意即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人与人和谐共处。人们以往常从阶级性来理解共产主义，所以总认为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是不相容的。实际上马克思早已从人性的复归来论证共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一致性。恩格斯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各自践行，异口同词。他在1844年同一年发表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人堕落到何等严重的地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内在的矛盾“必定引起一场社会革命”，深信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根除资本主义固有的社会舆论不具有人道精神和商业本身的无人性等弊病。
马克思后来在1859年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回忆往事时写道：“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41]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年轻思想家殊途同归，同功一体，从1845年春天起，他们志同道合、心心相印、亲密合作、并肩战斗了38年之久，共同为发展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开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献身。1883年马克思还不满65周岁突发的心脏病夺去生命后，恩格斯还独肩重担，继续奋斗12年，到1895年75岁高龄殁于喉癌。
在1843—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挚友只是初步构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或共产主义学这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他们在以后岁月的继续研究中进一步丰富、完善了这三个组成部分。从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是研究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或人的解放学；从三大组成部分分别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作为社会基础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动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或共产主义学，亦即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共产主义，它是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更具体地说，它是研究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构成严密的统一整体，不可分割，不可偏废。马克思主义科学博大精深，除了这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之外，还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军事学、法学、历史学、文化学、教育学、人类学等十多门科学。人的解放这个主题是需要几百门、几千门科学为之出力的。我们不仅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通晓马克思、恩格斯得出这些结论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晚年所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42]
要制定出马克思主义这样严整的理论体系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只凭坚定的阶级立场、朴素的阶级感情和一知半解的片断知识，而是需要极其渊博的学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广大工人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所以工人们不能自己创造出首先代表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这个科学理论是由两位并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博士制定出来的。马克思是1841年耶拿大学正式的哲学博士，恩格斯则是自学成才、群众公认的“博士”。[4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成千上万的博士，他们不参加阶级斗争、不与工人相结合、不注意思想改造，也制定不出代表无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体系。例如，费尔巴哈曾经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可是他长期独居农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所以“火流”（“费尔巴哈”一词德文原意为火流）也几乎熄灭。他到晚年读到《资本论》时赞叹不已，表示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但已是风烛残年，未能起多大作用，死于1872年。有一些工人成分的知识分子，例如，蒲鲁东以救世主自居，接受了很多资产阶级理论的糟粕，虽然生活在工人当中，却不懂得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和历史使命，只能制定出改良主义的理论，而且他到1865年至死也拒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科学。
写到这里还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虽然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就昭然出世，应运诞生，但是“马克思主义”一词是到1883年马克思过世之后才开始由敬慕他的人格、人品，热爱他首创的科学世界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先进工人和先进知识分子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首先从正面褒义上使用，并且逐步广为普及传播。[44]马克思、恩格斯都反对个人崇拜，从不突出自己个人。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有俄国无政府主义派首领巴枯宁从贬义、反面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来攻击马克思；法国也有自命为“马克思派”的人从褒义、正面使用“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些人时常误解甚至曲解马克思主义。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常说：“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5]马克思、恩格斯都只是把自己的科学理论称为“新世界观”“实践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到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一词开始流行时，恩格斯也只用过“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到1885年以后恩格斯才偶尔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恩格斯都做出了独立的贡献。所以1985年我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时曾经亲自撰写了“恩格斯主义”这个词条，概述了恩格斯个人的独立见解。[46]
现在看来，我还要再杜撰一个新词汇：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就其创立者而言，马克思主义是单数，只体现了马克思一个人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是复数，才显示出两个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独战的成果，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神交知友终生同心同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窗共研、通力合作、同舟共济完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两部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是他们两个人合力完成的（《资本论》第2、3卷如果没有恩格斯花费多年时间加工整理，根本无法出版）。马克思主义只表明马克思一个人一枝独秀，一柱擎天，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却展现出前呼后应，益彰真理，珠联璧合，臻于至善，二人合奏[47]，更加优美。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可谓真善美的有机统一，可比喻为科学太空长久光芒四射的双子星座，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可谓双罗合璧，倍增光辉。马克思主义已经风靡世界，深入人心，我们不是要用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来取代马克思主义，而是提示人们要全面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的思想结晶，而且要特别重视马克思辞世之后的12年间（即1883—1895年），恩格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新贡献。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简称，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全称，恩格斯主义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别称。当今东西方，甚至在我国，都有人写文著书硬说：恩格斯晚年已经“背叛”马克思主义，甚至说“恩格斯是修正主义的鼻祖”。为此，我们更要强调“马克思恩格斯主义”的统一性、一致性和完整性。我们现在常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这两个主义之间加上一个连字符的组合词（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决议要求各支部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译文把这两个主义的组合词简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48]；而“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却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共同创立一个主义的完整的单一词。这是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思想智慧的宝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指航明灯。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认识清楚，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三大主要组成部分中何者是核心。马克思早在1845年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9]马克思、恩格斯既然已经用他们的科学世界观解释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转的一般规律，那么该怎样去改变世界呢？关键就在于创建先进政党领导工人和广大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去实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见马克思主义三大主要部分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列宁讲过：“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马克思主义”[50]，邓小平也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51]这都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然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在西欧多国乌托邦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共产主义已有300多年的演变历史。“社会主义”一词源于古拉丁文socialis，意为“同伴”“善于社交”等。1753年德国传教士安·德辛在与别人辩论时把承认人具有社会性的人称为社会主义者。到1825年后不久，在英文和法文书刊中才有欧文派和圣西门派人士把社会主义作为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更高社会形态来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也源于古拉丁文communis，意为公共、公有。近代英文、法文“共产主义”一词（communism，communisme）也是到19世纪二三十年代才在书刊和工人中广为流传。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简而言之，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强调共产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科学，如前所述，因为这时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运动；19世纪60—80年代由于广大工人大都认同社会主义，他们就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甚至自称“科学社会主义”；到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已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是比社会主义更为久远的愿景。到20世纪初，卢森堡、列宁等人进而明确把社会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有了20世纪新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之后，当今我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更应该有新的认识、理解和表述，这样也有助于我们深入领会一百多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历程。“社会主义”一词是由日本自由派政论家福地源一郎于1878年用汉字从西文译为日文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出现的，随后又有日本人把“共产主义”一词也用汉字译为日文在日本报刊上出现。到20世纪初，中文书刊才把日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二词移植过来，在中国广为流传。当今我认为可以各用21个字给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下定义。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是以私人资本为基础、由资本家阶级统治的社会形态。
2014年6月我应约为中国工人出版社主编一套《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20本丛书，在序言中我又提出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是指在减免资产主义强制压迫、争取劳动人民福利权益、实现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思潮、社会运动，当今制度和社会形态。我国199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出一个新看法。社会主义顾名思义要以社会为主义，为社会而主义，由社会出主义，靠社会显主义。这四句话点明了社会主义治理的对象、目标、力量源泉和绩效体现。换言之，社会主义不能只以一党为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由领袖出主义，只靠宣传显主义。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正是由于只以党而主义，只为国家而主义，只靠领袖出主义，只靠宣传显主义，才没有建设好社会。苏联模式缺少社会的社会主义，所以终于垮台。我们一定要汲取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我自1999年在书刊中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真谛的这四句要言之后，得到越来越多人士的认同和赞赏。大家都说：如果真能做到这四个要点，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一定能充分显示出来。关于日文翻译的共产主义一词，现在看来并不完全符合其原拉丁文和后来西方文字的本意。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中央宣传部曾经要我们提供共产主义一词来源和含义的有关资料。我当时查阅旧书刊，发现1927年9月4日上海出版的自由派刊物《国闻周报》第4卷第34期刊登有署名厚照的《嘉尔·马克思传略》一文，文中把共产党、共产主义都写为公共党、公共主义。从全文来看，作者水平较高，中外文修养较好，显然他当时是不同意共产党、共产主义的日文译法而这样改写的。
当今看来，把共产主义译为公共主义的确更符合西文原意。因为共产主义容易被理解为只是主张把私有财产归公共所有。而公共主义含义更为宽广丰富，它表明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不仅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更要善于管好公共资产、增加公共产品、力谋公共福祉、发展公共事业、扩大公共服务、完善公共选举、厉行公共决策、加强公共治理、严密公共监督、维护公共利益、提高公共理性、弘扬公共精神，等等，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造福公共大众。我于2002年还著文提出：在外文如英文中，共产主义（communism）和社区（community）是同一个词根，前者是抽象名词，后者是实体名词。马克思早就指出：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建立“自由人联合体”，实际上就是建立“自由人社区”，实行社区自治。可见，共产主义也可以另译为社区主义。我们现在的社区建设也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这个方向。从2004年出版由我牵头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教材第4版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已于2014年1月出版第6版），我写进了这些新见解，广受读者欢迎。大家认为如果从公共主义来理解共产主义，这样就确切、贴切、亲切得多了，这样就能大为增强我们的共产主义信念、信仰和信心。从公共主义来看待一百多年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自然也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昭然出世，应运诞生，犹如旭日东升，罗盘指引，给在漫漫长夜中摸索徘徊的工人运动照亮了解放斗争的前程，指明了驶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公共主义幸福彼岸的航线。马克思主义同西欧工人运动的结合，开创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时代，即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每一个人自由解放的新时代。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3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5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这里提到的巴尔贝斯等三人都是法国1848年革命中的革命家。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5] 《列宁全集》，第38卷，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483页。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3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4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4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83～4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495、4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4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1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3卷，661页。转引自[法]让·勃吕阿、玛尔克·皮奥洛：《法国总工会简史》，卫芒译，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382、3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4] 转引自李季：《马克思传》，上册，113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32。
[2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6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499页。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8、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615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6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5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29页。
[4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5～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6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3] 恩格斯虽然中学尚未毕业就参加工作，但是后来也在柏林大学旁听近一年。他长期刻苦自学，知识非常渊博，又很善于写作。他比马克思小两岁，却早于马克思三年就在报刊上发表引起轰动的《乌培河谷来信》。恩格斯刚开始用化名在报刊发表文章，连他的早年朋友卢格都以为这样的文章一定是出于一位博士的手笔，赞叹不已。马克思于1853年10月中旬致阿·克路斯的信中曾赞誉恩格斯“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6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44] 参见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载《学习时报》，2001-01-08；全文发表于《文史哲》，2001（3），载《新华文摘》，2001（10），见《高放文集》之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2012年增订版。
[4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5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6] 参见《恩格斯主义》，见《高放文集》之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47] 比之马克思，恩格斯常说：“我是第二提琴手。”
[48] 参见高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提法的来龙去脉》，见《高放文集》之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和2012年增订版。
[4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5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0] 《列宁全集》，第6卷，2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1] 《邓小平文选》，第3卷，1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