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

一、改革势在必行

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初是在苏联模式的直接影响下走过来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和定型于斯大林时期，因此也被称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之后苏联共产党对这一模式的改革始终未能成功，因此用“苏联模式”一词表达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特征既简洁又充分。对苏联模式特征的最一般和广被接受的描述是“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1]，最具学术意味的描述是“同质同构”的体制^[2]。不论如何描述，公认的苏联模式的特征表现为政治统领下的“同质”社会，政治体系固有的等级制特性使得处于政治金字塔最高层的极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决定着政治社会的方向，并且，因为作为整体社会构成部分的政治社会决定着整体社会的结构和性质，所以，少数的政治最高层也决定着整体社会的结构和性质，这就形成了所谓“同质同构”社会。简言之，苏联模式是指在政治统领下的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各领域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

对苏联模式具体特征进行描述的文献已经非常丰富，在此只是最简略地概括一下，以便进行后面的论述：在政治上，是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层到最基层政权进行垂直领导的严密官僚体系；在经济上是以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自上而下的严密计划经济体系；在思想上则是以领袖崇拜为核心的严格统一的意识形态。在苏联模式下，整个社会的所有领域均被统领起来，社会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和同一体。概括起来，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就是一种过度集权的模式。

但是，社会向来是丰富多彩的，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每个社会组织都具有积极的主观能动性；尤其是随着工业化程度的加深，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不可避免，越来越多的不同社会构成要素的要求也千差万别。于是，在苏联模式下，社会中就经常地出现针对“同质”的异化力量。在追求“同质”化时如何对待这些异化力量，苏联模式是以斗争的方式解决这种“异化”问题的，即主要以“阶级斗争”为手段消灭不断出现的异化力量，从而实现构筑“同质”社会的目标，为此，斯大林提出了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理论：“阶级的消灭不是经过阶级斗争熄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3]纵观整个斯大林执政时期，始终贯穿着以“阶级斗争”构筑这种“同质”化社会的过程。

苏联模式下这种“同质同构”社会的最主要优势在于具有超强的社会动员能力，主导社会的政治最高层能够在短时间内将所有社会力量集中起来，向着既定目标前进。苏联实现快速工业化和获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是苏联模式发挥作用的典范，这种典范的感召力也是社会主义由一国发展为多国的重要诱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都或多或少地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相关，并且这些国家也都是效仿苏联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

苏联模式存在着不少缺陷，最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这种“同质同构”的同一性上。在这种模式下，政治统领一切，社会被淹没在国家之下，即所谓“有国家而无社会”。但是，就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为主义、以社会为本位的，历史的经验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以人为本、以社会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苏联模式恰恰是淹没社会于国家之下的模式，因此，它并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正常模式。在苏联模式下，当国家与社会的目标一致时，这种模式会显示出巨大的能量，国家和社会的合力达到目标；但是前有所言，社会总是丰富多彩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政治化国家的目标都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社会要求，于是就总存在着社会要求与国家目标之间的不协调甚至矛盾冲突现象。苏联模式主要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这种不协调和矛盾冲突，虽然形成了暂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但也必然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并且，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结构的日趋复杂，政治化国家对复杂化社会的同一化苛求也日益变得不现实和不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处在资本主义汪洋中的苏联社会主义孤岛境况险恶，国家民族经常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处于这样的时期，御敌保国是国家和社会的一致目标，苏联模式就能够充分发挥其优势。但在和平与发展的时期，社会的安宁、人民的自由和幸福就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首要目标。苏联模式中政治统领一切的特征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这时如果再像以前一样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来消灭社会中“异化”于政治的力量，就必然导致国家与社会的矛盾与冲突。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时代的主题时，改革苏联模式就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务之急，这时延误和拒绝改革的后果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严重。

苏联模式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苏联形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充分显示了它在保家卫国中的巨大威力。与苏联在战争中的胜利所形成的感召力直接相关，在苏联的推动和影响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开始，东欧八国和亚洲的中国、蒙古、朝鲜、越南、老挝、柬埔寨以及拉美的古巴，共有十五国纷纷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由此，苏联模式从一国范畴扩展到世界多国，形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

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四个年头才终于建立，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联系由来已久。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从建立时起就得到苏联共产党[当时称俄共（布）]领导的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一直和苏联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受到了苏联共产党（或简称“苏共”）的巨大影响。中共和苏共同属于共产主义类型的政党，两个政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有许多相同和相近之处，因此，中共对已经有了多年实践经验的苏联式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有了更多的认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即表示：“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4]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的影响下，中国实行了“一边倒”，即倒向苏联的外交路线，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署表明了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倾向性，之后中国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效仿苏联模式而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不容忽视，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就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当然，中国不会也不可能完全照搬苏联模式，正像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5]。其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正确路线和毛泽东对国内矛盾及处理方式的认识和思考，是冲破苏联模式的最为有益的尝试。非常可惜的是，这种尝试很快就在1957年6月被反右斗争终止了，“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6]。

邓小平在总结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时指出：“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7]总体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30年的建设轨迹主要是以苏联模式为效仿对象的，包括工业化道路、农业集体化、反右斗争，乃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如此等等，都可以明显看到苏联模式的影子，也可以说是苏联模式的“中国版”，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更是类似于苏联模式中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理论。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段时间的错误症结：“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8]在此期间，中国和苏联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关系由“蜜月”到冷淡、争吵，甚至一度恶化到发生局部战争，但都没有影响到在中国确立类似于苏联模式的建设道路，这30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核心是建立了一套过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

苏联模式的缺陷也在中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和损失是其最典型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受苏联模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左”的思想的影响，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国情的判断出现了失误，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试图以阶级斗争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重大曲折。因为“左”的错误不断升级，终于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几近崩溃，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文化大革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鲜活的反面教材。忽视生产力发展、违背生产力发展规律而片面改造生产关系、“以阶级斗争为纲”、关起门来搞建设，这将导致落后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步伐。必须摒弃原来的发展模式，走改革开放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希望。

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有魄力又有能力破除僵化思想的人是邓小平。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在此之后，邓小平以雄伟的气概和惊人的胆识，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邓小平1904年8月出生于四川广安，早年曾赴欧洲勤工俭学，回国后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从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先后担任党和军队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从西南调到北京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党中央秘书长和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被剥夺一切职务。1975年复出，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国家和军队的日常工作。他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所造成的严重混乱局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结果再次遭受迫害，1976年4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10月，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下，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原来担任的职务，这为他建立丰功伟绩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在决定恢复他职务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这样讲道：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邓小平的表态表明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广阔胸襟，这时他的两个重要观点非常明确：一是发展生产力，让人民群众的生活富裕起来；二是反对把自力更生变为盲目排外，主张实行对外开放，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他认为，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思想极其愚蠢，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必须积极引进为我所用，并在此基础上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断开拓和创新。

无论做什么工作，人才都是第一位的。邓小平首先在引进和培养人才上下功夫，他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在西方先进国家工作的科学家，这些人绝大多数都心向祖国，如果国家能够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他们就乐于回国工作，带回先进的思想、经验和技术。再者就是培养先进人才，提高全国人民的智力水平。方法一是把优秀人才送到先进国家学习深造；二是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育水平，有效选拔优秀人才。邓小平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9]他恢复工作后主动请缨主管科技和教育，在1977年8月初，恢复工作不到一个月就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邀请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在会上，邓小平大力支持恢复高考，由此就有了1977年11月的高考，新中国的高考制度正式恢复。高考制度的恢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选拔了大批的优秀人才。

1978年6月，邓小平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要成千上万地派遣留学生，他把大量派遣留学生作为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此后，中国向外派遣留学生的数量大幅度增加，留学归来的学子们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要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首先冲破思想樊篱，实现思想解放。对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思想解放是实践活动的先导，如果思想还在原地踏步，以往的一切均被视为不可触碰的思想禁区，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行动上的突破。在苏联，斯大林执政时，苏联模式是神圣的；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曾经出现了思想上的“解冻”，但苏联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并不深刻和彻底，从而使得苏联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改革半途而废，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甚至视改革为禁区，以至于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仍然面对着苏联模式的严重羁绊，“两个凡是”就是这种羁绊的典型表现。冲破思想束缚，为改革进行思想舆论的准备，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重要任务。

1978年发生在中华大地的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该文直指教条主义的“死穴”，拉开了冲破“两个凡是”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其重要意义有三点。第一，它破除了“个人崇拜”，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扫除了思想障碍。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怪胎，斯大林通过长期执政培植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在中国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一些人也形成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两个凡是”就是个人崇拜的集中体现。如果深陷于“两个凡是”的泥淖，就永远不可能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从而为思想的不断解放创造了前提条件。第二，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思想准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思想理论界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形成了思想理论的共识，归根结底也就是冲破各种思想理论上的条条框框，打破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让实践来检验认识，实践证明的、一切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都可以上升到社会主义理论的真理层次。第三，事实证明，1978年的思想解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起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最重要节点。

邓小平强调的实事求是才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他批评“两个凡是”说：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所以“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0]。邓小平表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篇好文章，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基础上，1978年11月10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这次长达36天的中央会议气氛热烈，广泛讨论了中国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强调解放思想的重要性。邓小平指出，在“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当中，首要的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从层层禁锢中走出来，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种种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假马克思主义之中，必须冲破禁区，打破迷信，才能为改革开辟道路。必须明确，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

第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强调必须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他指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了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具体到经济民主，邓小平认为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损害了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要改革经济管理体制，让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都发挥出来。目前最迫切的是给予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以发挥其主动创造精神。

第三，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但处理遗留问题也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解决过去历史遗留问题，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因此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要从大处着眼，宜粗不宜细，必须从大局出发，从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出发。关于“文化大革命”，应该科学地历史地看待。

第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指出，为了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当前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个方面的问题。他告诫全党，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个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邓小平还提出要大胆地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主张。

邓小平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振聋发聩的忠告：“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1]

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为核心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中央工作会议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全面、充分的准备。

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解决了许多重大的问题，新召开的中央全会的任务就比较轻松，会议延续的时间并不长。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这短短五天的时间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会议经过充分酝酿和讨论，12月22日晚举行的闭幕会上，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原则同意“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并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局面，在总体上还没有确定前进的方向，工作处在徘徊不前的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这种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实现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首要成果。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正是因为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被抛弃了。必须解放思想，重新确立这一思想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求全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第二，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工作重心转移的任务，但在多种因素的干扰下，这一转变一直未能完成。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从而完成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大转变。

第三，重新恢复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在组织路线上，“文化大革命”时期出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左”路线。全会在组织路线上进行拨乱反正，恢复党在解决党内组织问题上的优良传统，决定实行党的集体领导，健全党规党纪；全会决定健全党的领导机构，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以保证党的领导和党的决定的正确执行；全会还要求在宣传上多歌颂普通群众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的业绩。

第四，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过去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集中太多，民主太少，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和法律化，法律必须要稳定、连续和具有权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

第五，初步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重点是经济体制改革，确定改革的主要内容和方向是：给予地方和企业以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大力精简各级经济行政机构；克服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实行分级分工分人负责，健全考核、奖惩、升降等制度；重新确定按劳分配的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求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积极采用世界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为实现现代化，必须大力加强科学文化教育工作。

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党的工作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党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结束了1976年10月以来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随后，中国共产党又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开始形成。这次全会，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这次全会，邓小平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