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两次大会与两国革新开放的开启

一、两国如何开启革新开放之路

1986年11月，老挝人民革命党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12月，越南共产党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两次大会在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两个国家走上革新开放之路的标志。

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是革新道路的起点。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都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进行了审视和思考，总结了自己的党和国家走过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认识到了以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坦白承认党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错误。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两党制定了社会主义的革新战略。

越南共产党和老挝人民革命党都认为两国以往的体制存在官僚主义弊端，认为其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于权力集中和统包统管，这种体制违背了经济规律，使企业和个体经济单位缺乏经营自主权，压制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越南共产党认为，必须尊重经济规律，把商品货币关系引入经济计划之中。

两个政党对自己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定位。两党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趋于客观，认为过去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对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故而采取了由原来的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措施。实际上，现在国家仍然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对国民经济的落后状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制定符合实际的行动路线。他们的一个共同认识是：这个过渡时期应该是长期的，并且是充满困难的。越南共产党认为自己的国家只是处在这个过渡时期的初期阶段，认为初期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为大规模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前提，今后若干年的总任务和目标是——稳定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形势，继续为今后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必要的前提，具体内容有五点：第一，生产能满足消费并创造积累，竭尽全力以满足社会迫切的起码需求，逐步稳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并使之改善；第二，初步形成旨在发展生产的一种合理的经济结构；第三，进一步建立并完善符合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新生产关系；第四，促进社会向好的方向转变；第五，保证巩固国防和安宁的需要。越南共产党六大确认实行全面革新的路线，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将过度集中、苏联式的体制转变成允许私人企业和市场定价的体制。

老挝人民革命党同样认为国家处于社会主义漫长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并据此提出了更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第一，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第三，扩大工人阶级队伍，提高其素质，使社会主义集体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逐步形成；第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的政治和思想统一；第五，进行旨在逐步建立新文化和造就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的文化革命；第六，明显地改善各民族劳动人民的生活，妥善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第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建立新的管理体制。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具体提出了国家的“二五”计划（1986—1990年）和到200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

细致比较两国代表大会制定的方向和目标，其前进方向基本一致，但从对生产力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上来看，显然越南共产党的认识要更深刻，而老挝人民革命党则更偏重于生产关系的改造。

越南共产党六大对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调整。大会接受了党内元老长征、范文同、黎德寿的辞职要求，选举具有改革意识的阮文灵担任党的总书记，中央政治局的13名委员和一名候补委员中，有5人是新进入的，武文杰是连任三届的政治局委员。新的中央委员会共173名委员，其中82人是新当选的，约占47%。越南共产党六大实现的思想转变和对中央机构的调整，使主张改革的务实派占了优势，为越南的社会主义革新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

二、两国开明的政治家如何为革新开路

在越南走向革新开放的道路上，两位具有开拓精神的政治家功不可没。

第一位就是在越南共产党六大上当选总书记的阮文灵。他1915年2月出生于越南海兴省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被法国殖民当局逮捕流放，1936年获释后随即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之后一直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41年在荣市再次被捕关押，一直到1945年8月革命胜利后获释，此后又投入越南南方的反法、抗美武装斗争。1960年起，阮文灵一直担任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在1976年的越南共产党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81年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阮文灵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有问题，苏联、东欧地区国家的经济建设没有搞好，党在理论、组织、思想建设上都存在着不少问题，脱离了群众，所以，他力主对越南的苏联模式进行革新，并成为越南共产党内革新派的代表。在1982年越南共产党五大上，革新派受到批判，阮文灵被免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两职，只保留中央委员。但是，越南经济社会遇到的严重困难使改革成为大势所趋，阮文灵也因此在政治上获得重生的机会。1985年，阮文灵重返政治局；1986年，随着保守的越南共产党领导人黎笋的去世和新任总书记长征的肯定，阮文灵再次出任书记处书记；1986年9月升任常务书记，12月在越南共产党六大上当选为总书记。阮文灵在六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越南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首要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严重错误，造成越南在各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而“只有改革才能促使形势的转变，只有改革才有出路”。阮文灵在时任部长会议常务副主席武文杰的支持下，主持领导着越南共产党终于走上了革新开放的道路。1991年6月越南共产党七大时，阮文灵卸下了主要领导职务，改任越南共产党中央顾问。阮文灵领导的越南共产党十分欣赏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刚担任总书记时就认为，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是越南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力主改善对华关系。1992年5月3日至19日，担任越南共产党中央顾问的阮文灵及随行人员一行15人到北京、南京、苏州、上海、广州、深圳、南宁等地进行了参观访问，他发表参观感想时说：“中国搞改革开放比越南起步早，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取得巨大胜利。越南也在搞改革开放，建设符合越南国情的社会主义，也已取得初步胜利。实践证明，我们两党两国执行的路线都是十分正确的。中国在办特区、发展乡镇企业、吸引外资等方面都取得成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越南从中受到很大启发。你们办经济特区的经验对我们很有启发。”^[4]1998年4月27日，阮文灵在胡志明市病逝。

另一位对革新开放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武文杰。

1922年11月23日，武文杰生于越南南部永隆省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参加抗法民族运动，16岁时成为越南共产党党员。1954年抗法斗争胜利后，武文杰担任前南越首都西贡（后被改名为胡志明市）的地下党委书记和越南共产党游击队运动的政治领导人。1975年越南共产党军队占领西贡后，他先后担任了该市的一系列重要领导职位。在这个城市里，武文杰没有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尝试以渐进主义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有限度地允许私有行业生存和繁荣。到1978年，武文杰和其他南部官员被视为自由派而遭到强烈批评。强硬派人士、当时的副总理杜梅被派来关闭南部的私有行业并建立国有商店和工业。1982年，武文杰被调往河内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此后，他与阮文灵形成越南共产党中央改革力量的中坚。1991年到1997年担任总理期间，武文杰在许多方面设计了改革方案，在政治上精简机构、裁减冗员、提高行政效率，尝试减少越南共产党对行政和经济事务的干预；在经济上向市场经济方向发展，鼓励投资，简化投资程序，采取措施吸引外资；在法律上建立统一的现代法律体制以规范公民的政治经济活动，惩治腐败，消除特权；在对外关系上，主张拓展越南的外交，尤其是发展同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他坚定地支持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以便国家更顺利地走向对外开放。1995年，越美两国终于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大力发展经济的措施促进下，武文杰任总理期间，越南经济年增长率超过8%，国家吸引了多达数十亿美元的外来投资，对外贸易额大幅增长。武文杰也是破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带头人，1997年，74岁的武文杰认为越南急需将权力转交给年轻领导人，他将权力转交给了自己的前副手潘文凯。他在卸任时说，越南已经摆脱了危机，并真正开始了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难能可贵的是，在卸下领导职位后，武文杰不断地为越南党和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他认为建设超级大城市的模式在世界上已经过时，所以竭力反对扩展河内的计划；他对成立大型企业集团的举措表示怀疑，担心越南共产党的一些经济政策有可能导致严重后果，2007年向越南总理阮晋勇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指出，越南目前正在犯错误，和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马来西亚等国所犯的错误一模一样，这个预言不幸地被部分验证。2008年6月11日，85岁的武文杰因中风病逝。越南共产党总书记农德孟给予武文杰极高的评价：“武文杰是越南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在70年的革命事业中，武文杰和其他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新开放事业，使国家摆脱了社会经济危机，为国家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就在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却出现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非常难能可贵的是，越南的革新开放事业没有因为这一事件而中断，而是继续推进。

在1991年越南共产党七大上，虽然稳健而偏于保守的杜梅接替了阮文灵的总书记职务，但锐意改革的武文杰留任政治局委员并随后出任政府总理，他把革新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这次会议还在党的高层领导体制上做出改革，取消了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候补委员职务，减少了高级领导的职位层次，有利于领导效率的提升。早在1989年，在苏联、东欧地区局势日益混乱的背景下，越南共产党内部就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分歧，社会也出现了一定的动荡，一些地方出现了示威游行。为凝聚党心民心，1989年8月，越南共产党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在对苏联、东欧局势和国内形势进行充分讨论后，重申了越南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明确表示反对“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表示坚决不走“苏联东欧式”的道路。1990年3月，越南共产党解除了主张搞多元政治和多党制的政治局委员陈春柏的职务，使党内和国内局势稳定下来。1991年的越南共产党七大更是明确了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革新的方向，指出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历全面革新的许多阶段；会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方向、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无产阶级专政、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五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政治多元化”。这次大会第一次将“高举胡志明思想的旗帜”，同“坚持马列主义”并提，指出“胡志明思想正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创造性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胡志明思想实际上已成为党和全民族宝贵的精神财产。越南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同越南人民的工人运动和爱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胡志明主席是这种结合的最完美的化身，是阶级、民族和国际、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光辉象征”。这充分体现了越南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意向。1992年4月15日，越南第八届国会第11次会议上通过越南新宪法，体现了越南共产党七大提出的社会主义目标与国家全面革新的路线。宪法规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政权属于人民，越南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胡志明思想为指导思想。由此，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形势下，越南共产党保证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革新开放的道路。到1994年，越南共产党在召开七届中期会议时提醒全党要注意克服四大危机：一是存在与本地区和世界许多国家相比经济落后的危机；二是存在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危机；三是存在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的危机；四是存在敌对势力实行“和平演变”的危机。1996年6月的越南共产党八大指出越南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步入实施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阶段，从而推动革新开放不断向前发展。这次大会明确了越南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理论，指出从1975年到1996年，是越南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从1996年开始，越南将进入推行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新阶段，这一阶段将直至2020年，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程度，到2020年使越南成为现代工业国。

在老挝革新开放事业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凯山·丰威汉。他的父亲是越南人，1920年12月他出生于老挝沙湾拿吉省，早年在越南河内大学学习，1946年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并成为旅越老挝侨民的反法运动领导人之一。1950年任老挝抗战政府国防部长。1953年任老挝战斗部队总司令。1955年3月任老挝人民党（后称人民革命党）总书记。1975年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成立，凯山·丰威汉出任政府总理，这时他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就有一定的认识。在1986年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作为党的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做了深刻检讨，对以往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针路线进行深刻反思并予以纠正，带领老挝走上了革新开放的道路。具有传奇色彩的是，凯山·丰威汉不仅主动恢复了与中国的友好关系，而且还充当了中国与越南关系正常化的中间人。1989年10月，凯山·丰威汉访问中国，他执意要求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见面。在会谈时，凯山承认过去10多年老挝和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不正常是受了“外部的影响”，老中两国应恢复友谊关系。邓小平欣然同意。由此，他的访问结束了老挝和中国两国、两党关系的不正常状态。不仅如此，凯山此行还完成了另外一个历史使命，他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问候，转达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他还转达了阮文灵的一个愿望，即希望中国方面能邀请他访问中国。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结束访问后的回国途中，凯山·丰威汉在越南做了短暂停留，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这样，在促成中越成都会晤和恢复中越关系正常化上，凯山·丰威汉立下了大功，他的努力也成就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上的一段历史佳话。1991年，由于健康原因，凯山·丰威汉不再担任政府总理职务。1992年11月21日，凯山·丰威汉病逝。

对于由于经济政治文化落后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来说，指导思想上的转变尤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凯山·丰威汉的领导下，老挝人民革命党在四大上确立了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正确思想之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也越来越符合老挝的实际。1991年8月，老挝又修改了宪法，将国徽上象征社会主义的五星、斧头、镰刀改成了塔銮佛塔，这是老挝民族的象征，这也是其将社会主义民族化的重要标志。此后，老挝人民革命党一直将自己的国家定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阶段，现阶段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老挝采取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革新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