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掠夺、杀戮和淫奸

对于12月16日以后的事情，他在日记中这样写到：

“12月17日，星期五。劫掠、屠杀和奸淫的事情愈演愈烈。昨日白天和夜间，至少有1000名妇女被强奸。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37次，一个兽兵在强奸时，因为五个月大的婴孩不断哭泣，就把他活活闷死。受难者挤满了医院。我们唯一的外科医生威尔逊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日军不但抢掠珍贵的东西，连黄包车、牛、猪和驴也不放过。由于日军到我们的厨房和米店捣乱，我们的米店被迫停业。”

“因为我们要分班轮流值夜，所以黄昏后我分别送裴志博士（M. S. Bates）到金陵大学，麦加伦牧师（James Mcgallum）到鼓楼医院，密尔士牧师和史密斯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我们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门口被日军搜索队拦截。日军用刺刀逼迫我们下车，搜索我们是否藏有武器，扔掉我们的帽子，用电筒照耀着我们的眼睛，并查究我们的通行证和夜行的目的地。魏特琳女士、德威南夫人和陈夫人站在我们的对面，20多个妇女跪在地上，那个下级军官说着不太标准的法语，坚称学校里藏匿着中国士兵。我说除了50个仆人和少数职员外，没有其他男性。但他不相信，并且说如果查出来超过这个数目，就将被枪决。他让我们全部离开。魏特琳女士表示反对，被他硬拖到汽车上。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说女的可以留下，男的必须离开。我们要求留下一个男人，但他没有答应。我们先后被扣留了一个多小时才恢复自由。第二天，我们才知道有12个姑娘被那群日军抢去了。”

“12月18日，星期六。早餐时，李格斯说住在他家里的2个女人，昨天晚上被强奸了，其中一个是青年会某秘书的表妹。威尔逊说一个5岁的女孩子送到医院时，她被日本兵刺了五刀，有一刀刺在小腹上；一个男人的身上有十八处刺刀的伤痕；一个女人的面部和腿部，也被刺了十七刀。下午，有四五百个惊恐无比的妇女涌进我们的办公处希望得到保护。”

“12月19日，星期日。已经完全陷入无政府状态。日本兵到处放火，火势猛烈，据说还有几处也要被烧。许多地方的美国旗都被撕毁了。挂在美国学堂上的国旗，也被他们扔在地上践踏。看屋的人还被他们警告，如果再敢挂上去，就要他的命。甚至连日本大使馆贴在外侨财产上的布告也被侮辱。一天以内，日本兵闯进许多外侨的住宅的次数就达到了五次到十次之多。那些住宅内的难民都被搜劫，妇女则被他们强奸。有些人无缘无故地就被他们残忍杀害了。7个难民区清洁队的队员，6人被杀，一人受伤逃了回来。黄昏后，我们派了2个人到鼓楼医院代理院长白雷特博士（Richard F. Brady）的家里，驱赶4个又想来强奸的暴徒，并将所有的妇女都转移到金陵大学。史波林一天到晚忙着驱赶暴徒。我赶往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金庚斯（Douglas Jenkins）的住宅的时候，美国旗依然飘扬，但是室内凌乱不堪，2个仆人都被杀死了，一具尸体在汽车间，另一具尸体在床铺下，都有虐杀的痕迹。街道上的尸体非常多，都是平民。红十字会想掩埋尸体，但是没有卡车和棺材。卡车被日本兵偷走了，棺材被劈成木柴放火烧掉了，连红十字会的来做掩埋的工人也被赶走。”

“我同史密斯君一起去访问日本大使馆，提出了五十五种日军暴行的证据，并且告诉田中参赞和驻京总领福井，今天的情形更加恶劣了。他们明确表示将‘尽力设法’，局势很快就会‘好转’。但是很明显，他们没有办法控制军人，军人也没有办法控制士兵。据说有17个宪兵已经到达南京，他们将协助恢复秩序。用17个宪兵控制5万军队，简直是笑话！也许我们并不是很反感日使馆里的几位先生，他们或许真的已经尽了他们的力量。可是他们反而跟我商量借车子和一个机匠，我又觉得非常好笑。车子我们有许多辆，早都被日本兵偷走了，我倒很想请他们去向日本军人商量商量。但最后我还是领着他们到美国大使馆，给他们借了三辆车子，其中一辆是大使的，另一个俄国机匠的。”

“12月20日，星期一。暴行仍然在继续。全城大火蔓延。下午17时，我同史密斯君一起坐车出外，太平路一带火光冲天，这是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啊。继续向南走，我们看见日本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往南，我们看见日本兵在忙着用军用卡车装东西。青年会所在地也着火了，但还没有波及到附近的房屋，显然起火的时间不长。我们匆匆前进没有心思认真观察。夜里我从窗口向外望去，看见有十四处火焰直冲天际。”

“我们拟了一个文稿给上海美国总领事，请求立即派遣代表团来南京，刻不容缓，并恳求日本大使馆设法由海军无线电发出。毫无疑问，这封电报永远发不出去。”

“12月21日，星期二。下午2点30，我们14人带着一份由22个外侨签名的抗议书（参看附录四）访问田中参赞，要求终止纵火骚扰的不幸事态，他又满口答应。拉贝非常忧虑，因为他住宅的对面已经起火。他的花园里还有400余名难民，吃的问题日趋严重。煤也很快就要用完了。金陵大学里的一些难民，因为挨饿而发生了骚动。李格斯还在向各处搜寻。因为日军将城内所有的米和煤都封存起来了。今天日本兵趁我们出去的时候爬墙进入我们院子，想将我们的车辆偷走。还有一次差点儿真让他们把桑纳的卡车偷走。德国大使馆的罗森博士（Rosen）乘蜜蜂号英舰到下关，但日军不准他上岸。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询问德侨财产的情形，并托田中参赞转交给拉贝。拉贝是这样回复的：‘50余所德侨住宅，只有两所没有被抢劫，只有大使和罗森博士的汽车没有被征用。’”

“12月22日，星期三。早晨5时，日军又开始了射击，我们清晰地听到一百响以上的枪声。夜里，日本兵又两次用刺刀威胁门警，冲破大门闯入院里，而那些值班的日本宪兵无动于衷。日本宪兵派来代表告诉我们，秩序在1月1日就可以恢复了。他们还向我们借汽车和卡车。我同史波林君一起走过离办公的地方很近的一个池塘，看见了50个被反绑着手的平民的尸体，其中一个人被削去半个脑袋，应该是死在日本的军刀下吧？回来吃早餐的路上又遇见一个酒醉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一个青年会作家的父亲，在一旁的他的老太太简直惊恐得就要发疯了，我们不得不替他解了围。我们到家后还没来得及坐下，就又赶往金陵大学建筑师季君（C. T. Gee）和鼓楼医院院长邓尼尔博士（J. W. Daniels）的住宅，看到日本兵正想强奸那里的女人，让我们好笑又好气的是那些无耻的日本兵看到我们竟然越过铁丝网逃走了。”

“裴志和李格斯两个人还没来得及吃完早餐，就匆匆赶往金陵大学蚕桑系校址去驱逐几个喝醉了的日本兵。我回到办公处后，又接到史波林、德商礼和洋行代表克鲁治（Christian Kroeger）2个人的紧急报告，他们正面临生命危险，因为一个酒醉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他们。幸运的是田中参赞和一个日军高级将官同时到达。那个醉兵被将官打了几下嘴巴，除此之外估计也不会再有其他惩罚。我们从未听说日本军队整饬纪律。长官对那些不守纪律的士兵，往往只是很客气地劝他下次不要再这样了。黄昏时我和李格斯君步行回家，日本兵闯进了李格斯住宅强奸了一个54岁的老妇人。虽然我们也不忍心看着妇女被日军蹂躏，但是我们也不能整天一步不离的看着她们啊。”

“吴君是下关电灯厂的一个工程师，他向我们讲述了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情。该厂共有54个职工，工作都很努力，他们一直工作到南京失陷前的最后一天，然后进入在江边的英商和记洋行避难。日军把电灯厂里43个人拖出去枪毙，理由是这个电灯厂属于国营（其实是民营的）。日方每天都派人到我的办公室来骚扰，让我寻找那些职工去恢复电力的供给。我听了吴君的消息后，可以这样告诉日方，该厂的大多数职工已经被他们的军人杀死了，没有人去恢复电力。我觉得这样的答复至少会让我感觉舒服一点。”

“12月23日，星期四。桑纳君今天受到了日军的虐待。他到南京神学院斯密士博士（Stanley Smith）的寓所里去，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士兵正在撕掉寓所上的美国旗和日使馆的布告。他们强迫那些难民转移走，说要在那里设立一个登记难民的机关。桑纳君被迫签署了凭据，答应将这房屋借给日军两个星期。他当时的处境一定非常艰难，心情一定非常痛苦。可是桑纳君并不是那么容易屈服的人，他向大使馆提出了抗议，终于把日本兵赶出去了。”

“农村师资训练学校收容所内，又有70个难民被拉出去枪毙。日本士兵根本没有任何纪律，他们随意乱抓中国平民。任何人的手上只要发现有硬茧，就必死无疑，因为这常常被当成握枪的证据。黄包车夫、木匠和其他工人就因为这样常常被抓走。”

“中午，办公处来了一个人，简直惨不忍睹。他的头部被烧焦了，眼睛和耳朵被割掉了，鼻子也只剩下一半。我把他送到医院，几个小时以后他就死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日军把几百个人绑在一起，浇上汽油，用火烧他们。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但他被绑在最里面，有许多人挡在他外面，所以汽油只是浇过了他的头部。没有多久，医院里又收到同样的病人，也是被火烧的，伤得更严重。当然，这个人也死了。日军好像曾用机关枪扫射，但也有人幸免于难。第一人没有子弹的伤痕，第二人就有。我住在鼓楼的对面，看见另一个死人躺在马路的转角，头部和臂膀受着同样的火伤。显然，他在临死之前挣扎了那么远的一段距离。这真是让人难以相信的兽行。”

“12月24日，星期五。据美国大使馆华人某君报告，昨天夜里所有住在使馆内的中国职员和他们的亲属都遭到日军的搜索抢劫。日军用刺刀砍破了巴克斯登君办公室的大门，偷走了院子里的3辆汽车。今天早晨又有2辆汽车被日军偷走，其中一辆是孟根君的。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田中参赞，因为昨天我答应将那辆汽车借给他。”

“登记工作从今天开始了。日军当局认为至少还有2万名中国兵躲藏在难民区内，他们一直想要除掉这些人。我跟他们说，估计也就剩下不到100名中国兵。但无论如何都会有许多无辜的难民要遭到劫难，他们都非常恐慌不安。经由中参赞的出面邀请，中国人组织的自治委员会昨天成立了，也许能够帮上一些忙。但是已有的奸细开始活动了。难民区中就抓到了一个奸细，难民一起将他围住痛打。我将他救了出来，锁在我们办公处的地下室，然后将他交给了中国警察。中国警察会怎样处置他呢？我想也许会绞死他吧，但我嘱咐他们要留念。”

“今天一直有日军来骚扰，又有几个清洁队队员失踪了，金陵大学看门的警察也被日本兵抓走了。那些日本兵还是想偷我们的卡车。他们封锁了我们的一个煤栈，经过李格斯君的努力交涉才重新开放。”

“圣诞节前夕，克鲁治、史波林和德利谟博士（C. S. Trimmer）3个人来同我们一起吃饭，炸牛排、甜番薯味道非常不错。日本兵每天要翻墙闯进来许多次，所以拉贝不敢离开他的住宅。那些日本兵既然翻墙进来，拉贝便不许他们走大门，让他们翻墙出去，如果那些日本兵不愿意，他就向他们挥动他的国社党臂带，并指着他的国社党最高勋章，问他们是不是明白那勋章的意义。这方法挺管用的，屡试不爽。晚上，他走过来送给每人一本精致的皮装西门子日记簿。威尔逊弹起了钢琴，大家一起唱圣诞歌。”

“圣诞节这天。天气非常好，环境似乎也变得好了一些。街上的行人慢慢多起来，许多临时的货摊出现了。我们邀请魏特琳女士、鼓楼医院鲍育女士（Grace Bauer）和金陵大学生物学系教员吴女士（BlanceWu）、白路莱夫妇（Charles Bromley）的养女吴女士（Pearl BromleyWu）等人一起共进午餐。我们正围坐在一起品尝烤鹅的鲜美味道的时候，却接到了三个紧急报告。于是我们不得不立刻到金陵大学教授方恩博士（WM. H. Fenn）的住宅、中国教职员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三个地方去驱逐日本兵。”

“今天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旗被日本兵扯掉了。昨天今天两夜，7个日本兵一直占据着圣经师资训练学校，并且强奸那里的妇女。在我们的办公处附近，3个日本兵强奸了一个12岁和一个13岁的小姑娘，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还有很多人被日本兵刺伤。据威尔逊医师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后，医院共收治了240人，其中四分之三都是日军暴行造成的。”

“金陵大学内，登记的手续开始了。日方宣称如果那些中国兵出来自首就可以活命，只是罚做夫役。真的出来自首的大概有240人，但是他们却全部被绑走了。到医院寻求医治的人就有其中的两三个人，他们是受伤后装死才找机会逃脱的。听他们说，那些自首的中国兵一部分被日军用机关枪扫射死了，另一部分被当成了日军练习刺刀的活靶子。还有一些设法潜逃到医院或者朋友家的人。他们都是在日军的刽子手行刑的时候只受了一些不致命的伤，然后被同伴们的尸体压着躺了整整一天，夜里才设法逃走的。我们经常遇到这类情形的很多。

“12月27日，星期一。今天已经是日军占领南京的第三个星期了。一艘日清汽船会社的轮船从上海开来。该公司派了4名代表来访，称不久之后长江就可能会正式恢复通航。还有许多日本妇女也随该船一起来观光全城。她们向一些小孩散发糖果，一副很得意的样子，似乎为日本取得的胜利而高兴。事实上，她们对那些事情的真相一点儿都不知道。不过我想，也许全世界对此也都是一点儿都不清楚。”

“士兵仍然肆意妄为，使馆和军队间至今仍没有达成共识。使馆所发动主持的自治委员会甚至被军队方面拒绝承认，自治委员会的委员也遭到军队故意蔑视。军队方面表示，中国人是被征服的人民，不要奢望得到什么优待。骚扰和暴行的事件一天比一天增多，那些我们没有听到的或看见的，更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了。”

“今天接到的报告中有以下几件事情：一个13岁的男孩在大约两星期前被日军抓走，因为他的工作没有做得令日军满意，就遭到日军用铁棍的毒打，然后又遭到日军用刺刀刺伤。昨夜1个日本军官和2个小兵开车闯进了金陵大学，3个妇女被他们当场强奸，还有1个妇女被抓走了。圣经师资训练学校也遭日本兵多次闯入，他们到处搜劫难民，还强奸了20个妇女。鼓楼医院的夜班管理员被日军抓走，鲍育女士向日军提出抗议但是没有奏效，日军四处放火的行为还在继续。今天，两个位于南城的基督教教会学校被大火烧成灰烬，德商起士林糖果店（Kiessling And Bader’s）也着火了。日使馆的警察长高谷却来到我们这里向我们表示，所有外侨的房屋从今往后都将受到保护，并带着史波林君去查看德侨的财产。我们个人觉得这只是他的口头支票罢了，至于实现却是非常困难了。日本军队差不多将所有南京外侨的财产都掳掠光了，再向外侨提出什么要求，实在没有必要了。连外侨的汽车也都被他们偷走了。我差点儿忘了说一件事情，昨天我跟史密斯君一起去访问难民区外的英国大使馆。日本兵偷走了他们11辆汽车和2辆卡车，幸运的是那些仆人还都没有什么事。几乎每一条街口都能看到被丢弃的汽车、电池和一些其他东西，到处都是一片凌乱，丝毫没有珍惜。”

“今天有一件让人非常高兴的事情，邝富灼博士托日清公司轮船带来的一封信，由日使馆转交到了我的手里，这是最近三四个星期里我们这些人中接到的第一封信。邝君在信中问我们难民的救济工作是不是需要现金，还准备将收到的捐款划出一部分给我们。这些款项都是各方影响国际扶轮会代我们发出的呼吁而慷慨援助的。邝君的支持真是及时雨！我们的确需要钱，很多很多的钱。甚至每当我想到不久需要的钱的时候，心头总会有一个阴影，要怎样才能弄到钱呢？”

“12月28日，星期二。天气很坏，先是下起了小雨，然后又飘起了大雪，这是我们一直担心的。那些可怜的难民都在草棚里，他们的状况将更悲惨，因为大多数的草棚无法挡雨，有些草棚简直就像狗窝，到处都是泥泞一片，连站立的地方都没有。不过所幸这许多天的天气，一直都算还好。”

“我今天到几处收容所去查看。大部分收容所都很拥挤，当然里面也不干净。收容所的干事和助理员虽然都是义务工作，但是他们的工作都非常完美，尽力维持难民的秩序，保障难民的膳食，对其他事物的安置也都非常妥当整齐。但这些收容所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哪怕一部分的难民的房屋仍然还在，但是他们何时才能够回去呢？秩序的恢复又要到什么时候呢？”

“今天，我第一次离开我的住宅，到不远的学校去。学校里面被折腾得乱七八糟不像样子。物理实验室里所有的仪器都被故意毁坏了，运动场上的一头死牛，被野狗吃掉了一半。学校大门上的大使馆的布告也没了踪影。”

“12月29日，星期三。天气还算好，登记工作还在继续进行着，但效率不高。因为难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去登记，又要到哪里去登记。日军又抓走了疑似中国兵的难民。女人和老人一边哭着一边向我们磕头，恳求我们想办法找到他们的亲人。我们的努力有几次是成功了，但日本军人对我们的任何干涉都非常不满。中国红十字会的代表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下关方面的情形，江边大约还有2万名难民。在日军进城之前，我们给他们的粮食也都快吃光了，他们什么办法都没有，非常凄惨，要求也到难民区来。但是难民区已经实在是太拥挤了，事实上日军不会允许他们到难民区来，也不会允许他们得到我们的帮助。他们暂时只能自己忍受着这一切。”

“日本卫兵终于出现在了各国使馆门前。但是两个星期前为什么不出现呢？我们的住宅仍然没人保护；有几处收容所的卫兵不知道是来帮忙的还是来添乱的，因为他们不但要取暖的火、要吃的、要睡觉的床，还向难民要其他的东西。”

“12月30日，星期四。我把某教会机关的18个仆人召集起来，支付了他们一直到下月15日的工资，然后告诉他们以后要另想办法了。这实在是非常为难，因为其中几个人已经服务很多年了，非常忠厚老实善良。我和W君希望等到整个秩序恢复以后，也许可以利用旧的校舍做一些小事情。可是，我们留在南京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并且根据南京目前的物质环境，要建立起一个新的集团真的非常困难。W君是设计住宅的，也是一名优秀的助理委员，C君是收容所的一名优秀的管理员，我们的仆人也都能发挥各自的才能，工作都很称职。”

“下午我访问了日本大使馆，大约有60个中国人（多数是难民区收容所的干事）正被使馆人员训话，指示他们应该如何庆祝新年。一律改用五色旗，青天白日旗不许再用。让他们去做1000面五色旗和1000面日本旗。同时要求，难民在1000人以上的收容所，派20名代表，较小的收容所，则派10人。元旦当天下午1点钟，鼓楼上必须悬挂着五色旗。预先安排的节目有‘合适’的讲话和音乐，还有那些自然摇旗欢迎新政府的民众，到时候都会被拍到境头里。城内的大火还在燃烧，又连续发生了三起十二三岁小姑娘被强奸或强抢的事件。史波林忙着赶走那些在办公处附近房屋里的日本兵。日本兵又在金大蚕桑系校舍四周布置哨兵线，到处抓人。”

“12月31日，星期五。今天比较平静。晚上没有暴行的报告，这是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第一次。日方这两天放假，忙着准备庆祝新年。我们反而更担心，因为也许会有更多的日本兵喝得大醉。我们叮嘱难民不要出门。晚餐后，我们全体应拉贝邀请，到他家里燃起圣诞树，我们每人都收到一份贺年卡，上面有我们22人的全体签字，并刻着难民区的黑圈红十字徽章。拉贝讲起了在南非洲时的一些冒险的故事，来为大家助兴，墙上挂着几种庄严伟大的纪念品。”

“大除夕了，不禁有些想家，想到亲爱的家人，谁都想尽办法希望能够换取一封家信。日本使馆人员告诉我们，可能还需要几个星期才能恢复通航，所以我们显然还需要继续忍耐很长时间。他们还说留在南京的任何外侨至少要在一个月以后才能到达上海，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已经成了俘虏。”

“再继续讲述这个故事，继续讲述新年以后所发生的恐怖行为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今天是1月11日了。情形虽然有了些许改善，但每天仍有暴行发生，而且有几件事件的性质非常恶劣。3名美国大使馆代表，在6日抵达南京，9日英德两使馆也各有3名代表一同抵达，我们觉得情形也许能够因此而得到进一步改善。但是我昨夜驾车外出的时候，还是看到了四处火灾，并目睹了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里放火。从12月19日到现在，日本兵每天都会到处放火。前天，克鲁治君曾想办法偷偷溜出东门，他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他经过了大约二十哩的范围内，所有的房屋都被大火烧毁了，到处一个人都没有，连家畜都没有看见。”

“我们终于可以用无线电与外界沟通了，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上星期日，我就把各人住宅的电线接好了，现在我们也有了电灯光了。我们的办公处在几天前就有了电灯，但因为担心他们只许日本人有电灯，所以我们并不敢声张。我们看到了上海的日文报纸，还有两份东京日日新闻，报上说早在12月28日，商店已恢复常态，纷纷开门营业，日军还协助外侨救济可怜的难民，城里的中国匪徒已被消灭，南京已经恢复了安宁。如果眼前的现实不是太过悲惨的话，看到这种谎言我们都忍不住要捧腹大笑了！”

“上面的叙述并不是仅仅出于情绪化的仇恨的。我明白战争本身的残酷，尤其是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的侵略战争更是如此。据我从这一次战争的经验和1932年淞沪会战的经验比较来看，日本军队缺乏基督教精神，是一种野蛮的破坏性的力量。他们不仅仅危害着东方，将来也许会对西方造成威胁，所以全世界应该清楚事实的真相。至于这个局势该如何收拾，我不想多说，就让那些贤明的人士去考虑吧。”

“当然，我们也不应忽视光明的一面。中外友人都表现出惊人的奉献精神，我们在共同工作中也建立了真挚的友谊。我们常常振奋于难民每一次对我们所做的或想做的事情所流露出的感激之情。跟他们所承受的痛苦比起来，我们所遭遇的损失和困难，显得有点微不足道。我们要对3位德侨委员表示我们的敬意和感谢，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渡过难关，他们真像是一座坚固的堡垒！”

“将来会怎样？最近的将来可能看不到丝毫光明。但公理与正义最后一定会胜利。中国人在其他美德之外，还有着忍受苦难的伟大力量。总之，我个人永远都愿意与中国人一起共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