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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立的国体
——鼎在国家观念中的胜利

围绕“社稷”开展的群众性的集会活动，形成了“社会”。

“社会”，是在分配土地和粮食的群众性的祭祀活动中形成的。

土神与谷神的结合，具有农耕文明的属性，由此而形成的“社会”，当然就是个乡村“社会”，带有“公社”性质，与西方城市文明的市民社会的属性有所不同。

由此看来，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是个“吃饭”的问题，而西方“社会”的核心问题，则是个“契约”的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似乎都大到与古代国家起源相关，中国古代的国家起源，看来与“吃饭”有关，西方的国家起源，则与“契约”有关，解决“吃饭”问题要靠农业，而人与人的“契约”是因为商业。这里就有个古代国家本位的问题，靠农业的，当然是国以农为本，靠商业的，就发展出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那一套。

这样的差别，也可以说是追求统一的文化和趋于分化的文化导致的。

一般来说，追求统一的国家，国家规模都比较大，多半能够自给自足地解决“吃饭”问题。而趋于分化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城邦类型的小国，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贸易中的“契约”原则，遂为立国之本，也是国际法。

在中国，解决“吃饭”问题的国之利器，有它的象征物，便是那只“鼎”。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我们看到一只陶鼎，它是良渚文化的一个样本。诗曰：

岿然一只良渚鼎，几番北上到京城。

曾经中原凭人问，犹记当年有尧舜。

这鼎，从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对此，人们会联想到一个成语：问鼎中原。

何以要“问鼎中原”？回答这个“鼎”的问题，就与“中国”的来历有关了。

“中国”，本是个人文地理的概念，通常，在“中原”立国，即为“中国”——“中原之国”。但“中原”，并非地理位置的中央，而是四通八达，人文活动集中的地方。

同时，“中国”还反映了国家制度观念，表达了追求国家统一性的理想，当王制确立后，王权所在的“中央之国”，便是“中国”。此外，“中国”还有其属于政治文化的道统那一面，也就是王权主义，一旦形成，又会出现一个道统“中国”——“中道之国”。

可“问鼎中原”，除了“中原”，还有“鼎”，何以要问“鼎”而不问别的？

而且还要跑到“中原”来问，何以不问别处？“鼎”与“中原”因何缘起？

我们知道，最早的“鼎”，从“中原”裴李岗文化出土，可接下来，仰韶文化弃“鼎”用“鬲”，划出史前文化中国的分水岭，分了“用鼎文化区”和“用鬲文化区”。

苏秉琦在《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一文中指出，我国历史地理，大体可分为两大部分：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部地区。

他还特别强调了“东南”这一部分在中国史前文明进程中的先导作用，说：“流行于全国广大地区的以‘鼎、豆、壶’组合而成的礼器、祭器的渊源就是这一地区。”

按照严文明的说法，“东南”部“用鼎文化区”，是从长江中下游到黄河下游的两河流域之间的半月形地带，也就是从江湖——“长江—太湖”——到海岱的江浙和山东地区。

这一带的考古学文化，按流域分布，从南往北，江南是良渚文化，江淮之间是薛家岗文化，黄淮之间的是龙山文化，它们所在的范围都是用鼎文化区，都以“鼎”立。

仰韶文化对“鼎”与“鬲”的选择，也许初不经意，但一路发展下来，就成了文化分别。本来，鼎与鬲，皆为炊器，且为炊器中之大器，“民以食为天”的那个“天”，就要通过这样的大器来呈现。其差别，在于下面的三足部分，鼎足实心，鬲足中空，宋沈括《梦溪笔谈》曰：“古鼎中有三足皆空，中可容物者，所谓鬲也。”其功能，在于盛煮食物。

先民聚族而居，惯以大器聚餐，分食者众，若无分配机制，势必乱套，所谓“人口”问题，即滥觞于此，而管理“人口”，其根本就在于分配食物，以此而有礼制文明。

因此，鼎与鬲的分别，主要就在分配食物的方式上，亦即对“人口”的管理上，对它们的选择，有可能体现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形制上的差异，或许被用来当作文化区系的标志，当“绝地天通”来临时，二者的差异性，又被赋予了古代国家起源的意义。

以“鼎”为例，若以天、地喻之，那么盛煮食物之容器为天，鼎足为地，这两部分是隔绝的，能反映出“绝地天通”的国家意志。而“鬲”则不然，地足中空，与天腹相通，一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架势，显然不能作为“绝地天通”的王权国家的喻体。

还有“问鼎”二字，究竟问“鼎”的什么？我们回到这两个字的出处，来看《左传·宣公三年》怎么说：“成王定鼎……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由此可见，原来问的是“轻重”，论“轻重”，当然是“鬲轻鼎重”，因为，鬲足空虚，鼎足结实，由此一虚一实，而知孰轻孰重。且鼎、鬲二物，作为国之重器，径往形体增大和重量增加方面发展，鬲之空足，也就越来越给人以立足未稳的感觉，不适应向“重大方向”发展的需要了。故王权国家弃鬲用鼎，以鼎立国，摆出了一个民以食为天的架势。

“问鼎”何以还要问到“中原”来呢？这一方面反映了太史公所谓“事起于东南，而收成于西北”的中国历史运动大势，另一方面也是“鼎”回老家寻根，带来了有关正统的国家观念。当年，裴李岗鼎文化流失于西北，流落到东南，与东南鼎文化相遇后，又被良渚文化连同国家观念一起送回来了，回来时，相遇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

原始鼎，是在陶釜下面，立三个支座，虽然最早见于中原裴李岗文化，但江南河姆渡、马家浜文化也都有了。它们之间，未必有继承关系，这样简单的构造，纯属实用功能的自然延伸，在哪里都有可能发生。物理功能简单，文化功能难免复杂，关键在于人所赋予的观念。没有比人的观念更复杂的了，再简单的构造，一旦与人的观念相遇，也会变得复杂起来，有时越简单的构造，被赋予的观念反而越复杂。比如，一个简简单单的太极图，就被赋予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宇宙观念，同样，一只普普通通反映先民生活方式和族居习惯的鼎，也变成了贯通天、地、人的王权主义的国家观念的鼎。

“鼎”之本义，在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这样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显然，这是针对盛行于商、周的青铜鼎而言的，此前，陶鼎无耳，由此可见，被赋予了国家观念的鼎，基本上都是青铜鼎。那个“鼎”字，究竟被赋予了哪些与国家有关的观念呢？首先，鼎被赋予了王权观念，问鼎、定鼎、鼎命、鼎业，都与帝王之位和帝王大业有关；其次，鼎被赋予了政权机构的行政职能观念，如以鼎台、鼎臣、鼎辅、鼎司来比喻三公、宰辅、重臣之位；最后，还有天命观念，如以鼎祚、鼎运、鼎革喻国祚、国运以及革命等。

而“鬲”字，不仅未能分享国家观念，反而被国家观念边缘化和异化。与国家有关的带“鬲”的词，只有一个，那就是“鬲国”，据说，是夏朝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方国，明显带有贬义。与“鬲国”有关的氏族，被称作“鬲氏”，后来，还有作为行政建制的“鬲县”，这些都提不到国家观念的台面。更有被称作“人鬲”者，如果不是作为人格低下的奴隶，那最起码也是“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一群”，这些都表明了鬲文化在国家观念里的失败。更有甚者，乃至于将“鬲”异化为“隔”，当作分隔、闭塞解。鬲本中空，足与腹相通，何“隔”之有？但是，在国家观念的支配下，“鬲”被做了新解释，那真是“叫你隔，不隔也隔”。

鬲让位于鼎，并非鬲文化区的整体失败，毋宁说是一种妥协。因为东南鼎文化区只是为鼎提供了形式因，还有质料因，也就是青铜，则由西北鬲文化区提供。西北鬲文化区在玉石时代落后于东南鼎文化区，但却占了青铜时代到来的先机，早在马家窑文化里就已出现了青铜刀。不管这文化是原生的，还是驮来的，总之，只要比东南鼎文化区率先进入青铜时代就够了。当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鼎文化区带着国家观念和国鼎样式进入西北鬲文化区的中原时，玉器可为国玺，陶鼎岂能立国？必以青铜立之！正如良渚文化提供了一整套玉的政治文化以及有关国家观念的文明样式，而中原仰韶文化提供了实质性的国土一样，正是“从东南往西北”的鼎鬲两大文化区的统一，使一个更为辽阔的中原地理王国出现了。

鼎与鬲，皆为炊具，在国家起源的关头，鼎成了国家观念的代表和国家形态的象征，而鬲则上不了国家观念的台面，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中，鬲进不了上层建筑，只好还在经济基础里待着。这反映了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以东南半壁为主体的用鼎文化区的胜利，而作为用鬲文化区代表的中原区系的仰韶文化，被作为用鼎文化区代表的龙山文化取代了。考古学家苏秉琦说：“运用考古学方法论，认识到鼎鬲不同源、商周不同源，这是我们绕过中华大一统观念，考古寻根的一次重要尝试。”他从“鬲”的形制不同推导，农耕族以食为天，鼎鬲逐渐成为人们寄托希望的载体，并获得了相同的礼器身份——鼎鬲合一。青铜时代鼎鬲分化，鼎荣升为国之重器，鬲则消失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正是春秋孔孟时代。据说弟子以瓦鬲献食孔子，孔子大赞，“如受太牢之馈”。当时瓦鬲已沦为陋器，孔子却有一种从前食礼的享受。可见，礼崩乐坏之世，孔子还在怀念瓦鬲之礼。

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似乎是个特例。它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特征不同，尤其在地层关系上，它被叠压在仰韶文化层之下，是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另类文化，据考古学家考证早于仰韶文化，距今约七千五百年至六千九百年，与河姆渡文化年代相近。石磨盘、石磨棒、锯齿石镰、圆刃长条形石铲，皆为耕种、收割、加工稻谷的先进石器，是其他遗址所不见的器型，还有陶塑羊头和猪头，表明畜养开始，而该遗址出土的乳丁纹陶鼎，为裴李岗文化更增添了特立独行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