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天体之国

上帝创造日月星辰，无意使它们主宰人类，而是要它们像其他物类那样，顺从人类，为人类效劳。

——帕拉塞尔苏斯：《论事物的性质》（约1541）

1 月亮的诱惑

从地球西北角的格陵兰到巴塔哥尼亚的最南端，人们无不为新月的出现而欢呼——这正是歌咏、祈祷、畅饮的好时光。爱斯基摩人摆开筵席，巫师们开始表演，他们熄灯灭火，互换女伴。非洲的布什人祈祷歌颂：“新生的月亮啊！……嗨，嗨，新生的月亮！”沐浴在这皎洁的月光下，人人都飘飘欲舞，而月亮的动人处又何止于此。大约两千年前，塔西佗曾说，古代的日耳曼人在新月初现或月盈如盘的时候要集会，因为“那是创业办事的吉时佳期”。

关于月亮，到处都有神话般的、带有神秘浪漫色彩的含义，从“发狂”（moonstruck）、“发疯”（lunatic，拉丁语luna意即月亮）、“胡思乱想”（moonshine）乃至情侣月下幽会的情境，都可见一斑。而意义更为深远的是，月亮与测量之间的原始关系。“月亮”一词在英语以及与之同源的其他语言中，其词根都是意为“测量”的me（例如希腊语的metron、英语的meter和measure），这就不禁使我们想起月亮是人类通用的第一种计时器。

虽然或者说正由于月亮是便于利用的计时方式，质朴的初民结果坠入陷阱之中。因为月亮的盈亏尽管是全世界任何人举首可见的循环现象，然而却诱使人们走进死胡同。猎人和农民最需要的是有关节气的历法——预测雨雪与寒暑的方法。芒种还有多久？霜降几时来临？雨水又在什么时候？

月亮对这些需求无能为力。诚然，月亮的周期与妇女的经期有神秘莫测的关系，因为一个恒星月，也就是月亮循环回到原来位置所需的时间，正好略少于二十八天，而孕妇得度过十个这样的太阴月才能临盆。至于一个太阳年——季节周而复始的正确计算单位——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月亮的循环周期是由于在月亮围绕地球运行的同时，地球也围绕太阳运转而形成。月亮运行的轨道是椭圆形的，它与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轨道大约距离一个五度的倾斜角。这说明了为什么不会每个月都出现日食。

月亮的周期与太阳的周期不相对应，这一令人困扰的事实却能发人深思。如果早有可能用月球周期的倍数来推算出一年及四季的循环，那么人类可以免去许多麻烦。不过，我们也就可能没有研究天体或成为数学家的动力了。

就我们所知，一年的四个季节是为地球围绕太阳的运转所支配。季节的每次循环标志着地球环行回到轨道中的原来位置，是从一个二分点（或称至点）到另一个二分点的运行。人类需要历法以便预测一年四季的节气。但是如何着手呢？

古代巴比伦人始终根据阴历计时。他们执意用月亮循环来制定历法，因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探索以月球周期的倍数来推算季节循环的方法，他们终于在大约公元前432年发现了以十九年为单位的所谓默冬周期（以天文学家默冬命名）。他们发现如果采用以十九年为一周期来安排，那么其中七年每年为十三个月，其余十二年则每年为十二个月，这样他们就可继续不断使用那个清晰易见的月亮变象作为他们历法的依据。他们用“置闰”即设置闰月以避免那个“错乱”年带来的麻烦，因为“错乱年”的季节与历法上的太阴月越差越远，以致没有简便的方法可以知晓哪一个月将进入新季节。这种以十九年为一期的默冬历在日常使用中确是太复杂了。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五世纪所写的一篇著名文章中记述了贤者梭伦如何回答巨富而粗暴的克罗伊斯询问他的一个问题，即谁是最幸福的。通过这个故事希罗多德阐述了其中的复杂性。梭伦为了使克罗伊斯对命运的颇不可测留下深刻印象，根据当时使用的希腊历法计算了七十年中的总共天数，因为他把七十岁看作是人的寿限。他说：“在这七十年中，如果不算闰月，共有二万五千二百天。如果每隔一年有一个闰月，那么季节恰好与历法吻合；这样，除了原先的七十年外，还有三十五个这种闰月，共计一千零五十天。也就是说，七十年总共有二万六千二百五十天。当然，在这些日子里，没有一天发生的事会和其他日子发生的事相同。因此人类的遭遇纯属偶然。就你而言，克罗伊斯，我知道你是巨富，是众国之君，但对于你所提的问题，恕我只能在知悉你已含笑归天之后，才能奉答。”

埃及人却不那么受月亮的诱惑。就我们所知，埃及人是首先发现太阳年的长度并以有用而又实际的方式给它下定义的人。正像对人类的其他许多重大成就那样，我们只知道“什么”，而总是不知道“为什么”、“怎么”，甚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最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第一个发现者会是埃及人。埃及人没有天文仪器，当时天文仪器还不是众所周知的东西。埃及人对数学也并不显得有特殊天才。他们的天文学知识与希腊及地中海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也是比较肤浅的，而且他们还受宗教仪式的约束。但看来约在公元前2500年，他们已经演算出如何预测日出或日落的时候，何时可以让阳光射到某座尖塔的塔顶，好为他们的礼拜和纪念仪式增添光彩。

巴比伦人的设想是遵循太阳周期并试图用“置闰”的方法来配合季节或太阳年，但这样做不方便。各地有各地的看法。在希腊，各城邦由于山脉、海湾的阻隔，并酷爱其山水风景，因而各自制定历法，任意对多余的月份用“置闰”的方法来符合当地的节日或配合政治的需要。结果是破坏了制定历法的初衷——定出一个可以促使人民团结一致、便于作出统筹安排的时间表，例如对播种或运货等取得一致同意的时间。

埃及人对数学甚至还不如希腊人那样有求知渴望，但他们却解决了实际问题。他们发明了一种为全国各地日常需要的历法。早在公元前3200年，整个尼罗河流域和尼罗河三角洲就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王国，历时三千年，直到克娄巴特拉时代。政治上的统一由于自然的力量而增强了。犹如宇宙间各天体那样，尼罗河展示出一种颇有规律的而更富戏剧性的自然节奏。尼罗河是非洲最长的河流，延伸四千英里，从遥远的上游使埃塞俄比亚高原和东北大陆的雨水和融雪汇成一大水道注入地中海。法老的领地也可恰当地称为尼罗帝国。古人根据希罗多德的意向，称埃及为“尼罗河的礼物”。探索尼罗河的源头，就像基督徒寻找圣杯一样，有其神秘的寓意。直到十九世纪，还有不顾生死的探险者跃跃欲试。

尼罗河使埃及能够种植谷物、发展商业和建筑。这条河不但是商业的通道，而且是为宏伟的庙宇和金字塔运输建筑材料的要道。人们可以在阿斯旺挖掘出一块重达三千吨的花岗岩方尖形的碑，然后顺流而下，经二百英里到达下游底比斯。尼罗河也为其两岸群城提供生活资料。无怪埃及人称尼罗河为“海”，而在圣经中则称之为“河”。

尼罗河的节奏也就是埃及人的生活节奏。尼罗河一年一度的水位上升给埃及播种及收割的日程制定了三个季节：泛滥、生长和收获。从6月底开始到10月下旬，尼罗河的泛滥带来了肥沃的淤泥，于是在这沃土上播种谷物，其后从10月末到来年2月末是生长期，从2月末开始一直到6月底可以进行收割。尼罗河的泛滥如同太阳升起那样，同样有规律，对生活同样重要，它标志着尼罗河年的特征。最早的埃及历法，很自然是一种“尼罗河测定水位计”——一种简单垂直的标尺，记录每年汛期的水位。人们甚至只要对尼罗河年观察数年，就可说明它与月亮盈亏变象的步调并不一致。但在很早时候，埃及人就发现，如果将另外的五天加在每月三十天的十二个月的年底，一年就是三百六十五天，这样就能提供一种很有用的历法。这就是早在公元前4241年埃及人就开始使用的“日历年”，或称“尼罗年”。

埃及人放弃了那种令人迷惑的方便的月球循环周，找到了另一种标志其年份的迹象，那就是天空中最明亮的天狼星。每年一次天狼星在早上升起时与初升的太阳成一直线。在每年尼罗河泛滥季节中发生的天狼星“与太阳同升”的时候，那就成为埃及人的一年之始。埃及人将这不计在月份之内的五天作为“闰余节日”，依次庆贺尼罗河神俄赛里斯、他的儿子何露斯、他的仇敌塞特、他的妹妹及妻子伊希斯以及塞特的妻子纳普瑟斯等神的生辰。

由于太阳年一年当然不会恰好是三百六十五天，因此以一年为三百六十五天计的埃及年在几百年以后就不免累积成为一个“错乱年”；每个已被定名的月份就逐渐在不同的季节里遇到。不过，每一年的差异甚微，要过很多年，比任何人的寿命要长得多的年数才会打乱人类的日常生活。每个月份经过1460年轮遍各个季节，但埃及历法终究还比当时任何其他历法行之有效，因而被恺撒大帝用以制定罗马儒略历。它被沿用到中世纪以后，甚至一直到十六世纪哥白尼在行星表中还以此为根据。

埃及人日常使用的历法已经摆脱了月亮的牵制，而月亮却依然有其自古以来的魅力。许多民族，包括埃及人在内，还保留月亮的循环周期来进行庆祝宗教节日和神话故事中的纪念日。甚至在今天，受宗教支配的人仍受月亮循环的约束。太阴历给日常生活所带来的诸多不便成为笃信宗教的常见之事。

以犹太人为例，他们保存太阴历，犹太月份仍是以新月出现作为月初。犹太人为了保持太阴历与季节年的吻合，已给每一闰年另加一月，犹太历已成为奥秘的希伯来学问的中心点。犹太年包括十二个月，每个月为二十九天或三十天，总共约三百五十四天。但为了与阳历相符，犹太闰年——按照巴比伦的默冬周期——在十九年期间为第三年、第六年、第八年、第十一年、第十四年、第十七年和第十九年各加一个闰月。有时还须作其他调整以使节日在其适当的季节出现，例如保证让逾越节，即春节，在春分以后才来到。在圣经记载中，大多数月份都保持巴比伦的名称而不是希伯来的名称。

基督教和太阴历一直保持着关系，因为基督教的大多数宗教纪念日都遵循犹太教。教会中“日期随年而变的节日”，为了与月亮的循环保持一致，在阳历中是浮动的。这些节日仍使我们憧憬夜空中最迷人的亮光的远古魅力。基督教中最重要的那些随月亮而定的节日当然是庆祝耶稣复活的复活节了。英国教会祈祷书规定“复活节永远是在3月21日或在是日以后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正逢星期日，那么复活节就在后面一个星期日”。其他至少还有十二个宗教节日是参照复活节及其阴历日期而定的。结果是复活节在基督教历法中对大约十七个星期起了支配作用。复活节这一日期的选定——换言之，就是历法——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和标志。由于《新约全书》载明，耶稣基督是在逾越节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因而每年的复活节显然要受犹太历的约束了。其必然的结果是复活节那天是要凭复杂的阴历算出来，而犹太人的最高立法、司法机构犹太教公会也是根据这种算法来定下逾越节的。

古代的许多基督教徒按照他们自己对圣经的字面释义将耶稣的死期定在星期五，而复活节则定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日。然而这一节日如按犹太人的阴历推算，那就无法肯定复活节必然是在星期日。对于历法的激烈争辩是导致东正教与罗马教会之间最早的分裂之一。信奉东正教的基督徒坚信阴历，继续在阴历月的第十四天过复活节，不管那天是星期几。基督教会于325年在小亚细亚尼西亚召开了最早一次全球性宗教会议，会上需要解决的全球统一的议题之一就是决定复活节的日期。意见一致的日期是这样定出来的：既符合传统的阴历，又必须肯定庆祝复活节总是在星期日。

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为了共同的计划，还得有人预测月亮盈亏的变象并在阳历换算。尼西亚会议将此项任务交给了亚力山大港的主教，要他在那个古老的天文学研究中心为将来的所有年份预报月球的变象情况。但是由于对预测这些循环周期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教会间又出现分歧；其结果是世界上不同地区依旧在不同的星期日庆祝复活节。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的历法改革之所以有其必要，那是因为恺撒大帝取法埃及人的年历，从那时起一直支配着欧洲文明，但对测算太阳的循环周期不够准确。真正的太阳年——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轨道一周所需的时间——是三百六十五天五小时四十八分又四十六秒。这比埃及年规定的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约少十一分十四秒。结果，历法上的日期渐渐失去人们原想预计的它与太阳周期以及与季节之间的关系。据以推算复活节日期的关键性一天是春分，尼西亚第一次会议把它定在3月21日。但是罗马儒略历日积月累造成的误差，意味着到1582年春分那天正好是3月11日。

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由于巴黎在圣巴托罗缪节日（1572）发生对新教徒的惨无人道大屠杀，而他却在那天当众谢恩祈祷，因此声名狼藉，但在某些方面他仍不失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改革者。他果断地决定改革历法。已经进行了至少有一个世纪的历法改革活动达到了高潮，教皇格列高利于1582年规定那年10月4日的次日为10月15日。这也就是说，来年的春分正好符合阳历的节气，即3月21日。这样，一年的节气又恢复到325年时的情况。旧罗马儒略历的闰年也作了调整。为了防止再次出现每年相差十一分钟而积累起来的误差，格列高利历取消满百数而非四百所能除尽的年份置闰。迄今西方沿用的现代历法就此产生了。

正因为改革来自罗马，新教徒的英国和新教徒的美洲殖民地执意不肯遵从。直到1752年，他们才被说服改变主意。直到那时，他们所用的旧历年是以3月25日作为一年的开始，而新历年则以1月1日作为元旦。当那必须计算进去的十一天加入后，乔治·华盛顿的生日就由旧历的1751年2月11日改为新历的1752年2月22日。

回溯到1582年，那时教皇格列高利规定从历法中减去十天，人们怨声载道，惶惶不安。仆人在删去那日的月份里也要求主人发给全部工资，而主人则拒绝付给。人们反对由于教皇的命令而缩短了寿命。但当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终于被说服作出改变时，四十六岁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尽管寿命减少十天，却一如既往以其智慧欣然命笔，给读者写下了《可怜的理查历书》，那是值得令人感激的：

亲爱的读者，不必为减少几天而惊慌，也不必睥睨视之，更不必为损失这么多时间而悲伤，劝君以此自慰，因为开支可以省些，心胸更可宽些。对于那些喜欢在这一个月的第二天纳头便睡的人，也许一觉就睡到第十四天清晨，那真是莫大的享受啊！

格列高利改革一直没有为全世界所接受。东正教教会始终坚持用罗马儒略历来算出复活节是在哪一天，随时提防自己屈从任何天主教的法规。而据说，由一位和平的先知召唤在一起的基督教世界，甚至对庆祝救世主复活的日期也无法一致同意。

再说，对于日常世俗事务，整个基督教世界的人都采用对农民和商人方便的阳历。但伊斯兰教则坚持遵从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和《古兰经》的指示，继续按月球循环安排其生活。

人们可以在伊斯兰教国家的旗帜上看到弯月，那是新月的记号。虽然弯月这个标记的起源在学术界存在着论争，但毫无疑问，它对于那些服从神的意愿以观测月亮来安排生活的人，那是十分合适的。更有意思的是，这在穆斯林禁用自然物体作为标志的问题上却是个明显的例外。至少早在十三世纪时，弯月就成为奥斯曼突厥人的军事和宗教标记。我们有理由相信，它被采用为伊斯兰教的标志并沿用下来，是出于新月的支配，因而新月不但是长达一个月之久的穆斯林斋月起讫的信号，也是整个历法规律的记号。

《古兰经》说，新月“是为人民和朝圣所安排的固定时间”。穆斯林世界以其正统审慎态度，试图按新月安排生活。正如恺撒大帝曾断然想利用太阳年的方便，以月份作为季节的标志那样，穆罕默德则利用月亮的周期来处理日常事务。月球的周期会引导信徒为重要的宗教礼节——麦加朝圣和斋月禁食——度过神定圣日。穆斯林历每年有十二个太阴月，每月轮流为二十九天或三十天。为使月份与月球循环同步行进，每年第十二月的长短须作调整以纠正微差。三十个穆斯林年被定为一个周期，其中十九年的最后一个月是二十九天，其余最后一个月都是三十天。

由于穆斯林历中一年只有三百五十四天或三百五十五天，因此月份与季节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关系。斋月，即穆斯林历的第九个月——遵从禁食月是真正穆斯林的标志——以及腊月，即十二月，在是月的头两个星期中，信徒们要到麦加朝圣。这两个月可能会在夏天或冬天出现。每一年的斋月和朝圣节会比前一年早十天或十一天。这种历法给日常生活带来的不便只能说明穆斯林信奉真主安拉的另一个方面。就历法本身而言，对其他人来说不过是处理世俗事务的时间表，而对穆斯林来说却是信仰的实证。

穆斯林忠诚信奉月亮的循环周期曾产生一些有趣的后果。在真主赐予的肉眼能见的月亮变化的各个阶段安排生活（不是根据人们对新月出现时间的推算）当然意味着庆祝节日必须等到真正看到月亮的时刻才能举行仪式。多数穆斯林坚持这种看法，听从一直被公认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指示：“你要看到新月才禁食，不看到新月别开斋；但当新月被（云或雾）遮蔽时，那就要尽力观察。”如果在某些村庄里云雾使新月不能为人所见，那么这些村子里的斋月始末就与邻村不同。

在伊斯兰教中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之一是可否“按计算”而不根据观察所得来定节日的始末。伊斯玛仪派的信徒，就是因为没有能说服其他坚持用观察，也就是要亲眼目睹新月出现以定节日的大多数穆斯林教友，于是分离出来。是否严格遵守太阴历，已成为是否忠于传统伊斯兰教的试金石。“按计算法”——即喜欢按太阳年的复杂计算方法而不喜欢用简易可见的月球周期——已经显示出新派对传统的背叛。1926年，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宣布土耳其的苏丹制告终，制定新法典，使文明结婚成为强制行为，取消男子戴土耳其圆筒帽，禁止女子戴面纱，以使国家“现代化”。他也取消了伊斯兰教的阴历而采用西方的阳历。

历法在西方国家的许多人眼里也许还不过是按年记载的一种体系，然而事实证明它早就是人类最为精确的制度之一。那种精确性，部分来自日月所特有的神秘灵光，部分来自固定不变的季节时限。改革者常常想重订历法，但他们的成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法国革命期间的国民公会成立了历法改革委员会，由一些数学家、一位教育家、一位诗人和伟大的天文学家拉普拉斯组成——制定了有趣而合理的对称的新历法。1792年，他们的十进位制历法以十天代替七天，称之为“旬”，每一天都以拉丁数字作为名称，三旬为一月。每天又被分为十小时，每小时一百分钟，每分钟一百秒。在这十二个月份构成的三百六十天之外多余的五六天就给以具有训诲性的名称：德行、才智、工作、见解、报答，还有一个闰日叫做过激分子，这些都是人们的假日和运动日。这种历法旨在放松教会对日常生活和思想的管束，但只勉强维持了十三年。拿破仑在法国称帝后就恢复使用格列高利历以及传统的宗教节日和假日，为此拿破仑得到了教皇的祝福。

辛亥革命导致中国进行改革，引进了西方的历法，使它与传统的中国历法并用。

1929年，苏联想废除基督教年，以革命的历法取代了格列高利历。一星期为五天，四天工作，第五天休息，每月有六个星期。每年用以补足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的其余几天作为假日。他们也保留格列高利月份的名称，而星期几干脆用数字来代表。到1940年，苏联恢复了众所周知的格列高利历。

2 星期：通向科学之门

如果人类只以大自然的循环周期——四季轮转、月圆月缺——作为生活的标志，那他们始终要为大自然所控制。如果人们自行其是，并要使人类的新奇事物充满世界，那就得制定自己的计时制度。而人类创造的循环将会出现令人惊讶的变化。

星期——或与之十分相似的某种名称——也许是人为的时间单位中最早的一种。英语中的“星期”一词似乎来源于古代高地德语，意为变化或转向（犹如英语的vicar和德语的Wechsel）。但星期一词并非西方首创，也并非在任何地方都指七天。世界各地的人对每星期的计算至少有十五种不同方法，从五天到十天不等。全球性关注的问题倒不是什么特定的日期组合，而是确有必要也有愿望要把日期组合起来。人类已经显示出一种强烈而迫切的愿望来控制时间，要比大自然更能充分地利用时间。

我们西方国家规定七天为一周，这是我们制度中最武断的一种，但它是出于大众需要而自发形成的一种约定，并不是由法律或任何政府的命令所决定。它是怎样发生的呢？原因何在？何时发生？

为什么一星期有七天？

古希腊人似乎是不讲什么星期的。罗马人定一星期为八天。农人下地干活七天，到第八天进城，称为赶集日（即古罗马的市集日）。这是休息日、欢宴日、学校放假日，偶尔也是当众作宣布或款待朋友的日子。罗马人什么时候把一星期定为八天，为什么定为八天，后来又为什么改为七天，那就无法弄清楚了。“七”这个数字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有其特殊魅力。日本人认为有七位幸福之神，罗马城建立在七丘之上，古人计算世上有七大奇观，而中世纪的基督教徒则列举了七大罪恶。罗马人将一周八天改为七天，看来不是出于官方法令。到三世纪初，罗马人就以七天为一星期了。

当时一定会流传一些深得人心的新主意。其中之一似乎是通过犹太人传到罗马的基督教安息日。圣经十诫中的第二诫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作。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旧约·出埃及记》，20:8—11）神的儿女每星期重温一次神的创世过程。犹太人也将星期作为他们从奴隶获得解放的纪念。“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也作过奴仆。耶和华你上帝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守安息日。”（《旧约·申命记》，5:15）犹太人遵守安息日，同时也生动地说出了世事反复的性质。

一星期七天的形成，也还有略逊于神学力量的其他影响，例如人类有恢复精神和补充体力的需要。安息日这一名称出自巴比伦语Sabattu，把第七天作为休息日似乎是从犹太人被巴比伦人囚禁的那些年代留存下来的。巴比伦人遵从某些日子——每月第七天、第十四天、第十九天、第二十一天和第二十八天，在这些日子里，连他们的国君也不得参加某些特定的活动。

犹太人、罗马人和其后一些人以星期六为安息日，于是我们发现了另一个线索。在罗马人的心目中，土曜日，或称星期六，是个诸事不宜之日，不宜战争，也不宜出门行旅。谨慎小心的人，谁也不想冒土星可能带来灾祸的风险。据塔西佗的看法，遵守安息日是向土星致敬，因为“在统治人类万事的七颗星中，土星地位最高，权力最大”。

到了三世纪时，整个罗马帝国在日常生活中已普遍采用一星期七天制。每天献给七颗行星之一。这七颗行星，根据当时流行的天文学，包括太阳和月球，但不包括地球。掌管一星期内七天的星球次序如下：太阳、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和土星。这个排列次序并不是按那时所假设的这些星球离地球距离的远近而定，如但丁后来描述了这种空际区域的“正常”排列，而直到哥白尼时代，它们是学校里背诵行星名字的次序。

我们所熟知的一星期七天的排列法来自罗马人认为按“掌管”每天第一个小时的那些星球的这种排列次序。当时的占星家确是按照他们所推测的星球离地球的距离远近来利用这种“次序”以推算每个星球对世事的“影响”。他们相信每个星球掌管一个小时，到了下一个钟点，就要让位于其次一颗离地球较近的星球去施加影响。就这样，七大行星轮转一周为一个循环。经过七小时的一个循环后，七颗行星又按同样次序重新轮转，周而复始。每天“掌管”行星就是控制那天第一个钟点的行星。一星期中的每一天就以控制第一个钟点的行星命名。现在大家熟悉的一星期七天的名称次序就是这样计算的结果。

我们对每星期七天的名称，仍然是古代占星学巨大力量的活生生的证明。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个星期的七天实际上是从“行星”命名的，而在两千年前的罗马，这却是众所周知的。在欧洲的各种语言中，一星期的七天仍以行星的名字命名。在英语以外的各种语言中，其沿用甚至更为明显。这里对一些主要行星举一些例子：

人们每当试图消除古代盲目崇拜时，就用简单的数字替代行星的名字。教友派信徒把这些日子称作第一天、第二天……直到第七天。他们举行宗教仪式不是在星期日而是在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在以色列，一星期的七天也以顺序的数词命名。

行星这个概念的力量更令人难以想象，其实例之一是基督徒将安息日从星期六或土曜日改到了星期日或日曜日。当基督教开始在罗马帝国扎根时，虔诚的神父们对基督教星期中七天的行星名称仍保留异教神名深感不安。东正教在消除异教影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一周中每天的名称，不管是现代希腊语或者是俄语，都不再用行星名称。西方的基督教徒却更愿使罗马的信仰和偏见符合他们自己的宗旨。神父查斯丁（殉教士）（约100—约165）对罗马皇帝安东尼·庇护及其儿子（约150）机敏地解释基督教徒为什么选定一天诵读福音书和共享圣餐：“就在人们称之为日曜日的那天，所有城乡居民聚集在一起。……我们之所以在日曜日聚会，是因为它是头一天，上帝在这一天把光亮和黑暗分开并创造了世界，救世主耶稣基督也死而复生。在土曜日的前一天，他们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在土曜日的后一天，即在日曜日那天，耶稣出现在天使和门徒面前，并且教导他们。”

尽管在传统上土曜日是个不祥之日，犹太人认为不在这天安排工作是明智的，但这一天似乎仍处于关键地位，环绕这一中心点，每星期的吉祥日期得以周而复始。这方面当然也有其他种种影响。密特拉教徒是崇拜太阳神密特拉的波斯秘密宗教的信徒——罗马帝国时与基督教会竞争的最强对手之一。他们采用每星期七天的制度，而且很自然地认为应该特别崇敬当时通称的日曜日。

基督教徒把这一天定为主日，于是每个星期就轮换出现耶稣基督的一连串紧张有趣的事。每个基督教徒通过领圣餐的仪式就成为“最后的晚餐”桌上的门徒之一。这种神秘的戏剧性事件的文本当然就是群众的祈祷文。就像其他圣事一样，圣餐成了教会历史上一再重复的极为重要的一件象征性大事。日曜日已是众所周知的欢乐和更新之日，那是多么幸运的巧合！意大利都灵城马克西穆斯神父在五世纪时解释说：“我们尊崇主日，那是因为在主日这一天，救世主像旭日上升，驱散了地狱的黑暗，照耀着复活的光亮，为此世人将这一天称为日曜日，因为正义的太阳——耶稣基督把它照亮了。”日曜日像以色列第一位国王大卫那样，预示着真正的救世主所散发出来的灿烂之光。神父们还进一步将这种巧合作为见证，宣称世人早就为救世主的降临作好准备。

对星期的制定，使人类在探索世界方面又向科学迈出了一大步。星期是人类按自己的意愿而定，并非由明显的大自然力量所赐予，因为行星的影响是看不到的。从探测星体的规律，从想象远处有股力量定期出现，而那种只能从其效应才能估量的力量，也许主宰着世界，人类正在准备建立一个新的思想武库，试图从周而复始的禁锢中解脱出来。行星不是人间的力量，但它们会把人类引进有史的世界。

按行星而定的星期是通向占星学之路。而占星学又是迈向以新的方式作出预言的一步。早些时候的预言方式能让我们对为何占星学是进入科学世界迈出的一大步略有所知。古代的宗教仪式用奉献者所献牲畜身上的某些部位来预言奉献者的未来，随着仪式也带来了复杂的“科学”。举例来说，骨相术就是研究献祭牲畜的骨骼来预卜吉凶。十九世纪中叶，理查德·伯顿爵士从印度河流域的辛特报告说，献祭羊的肩胛骨仍被广泛地用作一种复杂的预言技术。骨相术士将骨骼分成十二个区域或称“宫”，每个“宫”可为未来解释一个问题。如果第一“宫”的骨骼洁净光滑，那就是吉兆，证明问卜者是个善人。第二“宫”属于兽群，如果骨骼洁净，那么兽群必将繁盛兴旺，但骨骼上如有层层红白条纹，那么盗贼必将来临。

推而广之，解剖肝的占卜术是亚述和巴比伦人最早盛行的预言技巧之一，那是凭察看祭品的肝脏来预卜未来。中国早在铜器时代似乎就已采用此术。后来罗马人和其他许多人继续使用这种做法。肝脏以其体积大、形状有趣而又充满着血，使占星术者深感兴趣。意大利的皮亚琴察现尚留存一具精心制作的铜质羊肝模型，其上刻满铭文，说明各部分的状况所预示的未来。每一项可以设想的人类活动或经历——从结绳到解梦——都成为神的启示，证明人类渴望知晓自己的未来。

与其他各式各样的预言方式相比，占星学还算是进步的。占星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方式是因为它主张远方有一股连续不断的而有规律的力量。天体对世事的影响按占星学的描述是定期的、反复的、不可见的，就像支配科学思想的那些力量一样。

远古人类对穹苍有敬畏之心，并为星辰所诱惑，那是不足为奇的。那些第一次启迪古代巴比伦帝国教士的星辰之光也激起了民众的幻想。人间生活节奏的一成不变，与移动的天上闪闪群星相映成趣。星辰的来去、升落以及它们在天空中的移动，成为天神之间的龃龉和历险。

如果日出和日落在世上造成如此重大的差别，那么其他星体的运行难道不会有其影响么？巴比伦帝国的人使整个穹苍成为他们的神话般想象的领域。苍天和大自然的其余部分一样，也是生命戏剧的舞台。像祭祀品的内脏一样，天庭也分成不同区域，各区都有光怪陆离的怪物。太白星——后来被称作金星，是天空中仅次于太阳与月亮的最亮的星——被描绘成为一头发光的、在天空中从东到西徘徊的狮子。伟大的主神厄勒对如此明亮而又高悬天空的发光体产生忌妒，所以每到黎明就将狮子处死。《圣经·旧约》将金星因傲慢而被毁的情景作了这样的幻想:“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旧约·以赛亚书》，14:12—14）每日的行凶刺杀是由厄勒的使者迈克尔（意思是“谁像厄勒？”）所干。天上众神打仗，调情，结盟，也有暗斗。如果说天上的这些大事不会影响人间生活，那真是不可思议。每个农民都知道，天空中的云朵、太阳的温暖，以及天国所赐的甘霖，决定收成的丰歉，也确实决定自己的命运。当然，更为微妙的、更为模糊不明的天上大事还有待于教士作出正确的释义。

天空的诱惑形成了有关天空的许多传说。阳光和雨露的力量、天上与人间所发生事件之间的相互对应推动人们探索其他方面的对应。巴比伦人是最早精心制作这些普遍对应的神话结构者之一。他们活跃的想象力将为其后数世纪的希腊人、犹太人、罗马人和其他人不断地发扬光大。

对应的理论发展成为占星学，而占星学又谋求找出空间与时间、物体运动与人类经历之间的新联系。科学的发展有赖于人类愿意相信似不可信之事，还要超脱一般常识的摆布。通过占星学，人类开始对来自最遥远的、天空深处的种种看不见的力量怎样左右日常琐事，在科学描述方面迈进了一大步。因此，天空是人类科学的第一个实验室，正如人体的内脏，人的意识的内在世界，以及原子中的“黑大陆”，将成为研究最新科学的场所。人类企图利用他们在永无休止的斗争中所反复出现的经验模式中取得的不断增长的知识，以此来打破“重复”这个铁环。

社会或整体性的预卜在巴比伦盛行一时。它预测许多大事——战争、干旱、瘟疫、收成——所有这些都影响整个社会。数百年来，这种占星学一直是一种口头传说而不是学说。希腊人使之成为科学。一个人从其出生时的星辰位置就可预卜其命运的个人占星学——“判断式”占星学或生辰星位学——发展得比较缓慢。人被称为“有生命者”，因而对其祸福凶吉的预言就被称为“命”，也叫做天宫图。

希腊人也是处于既想知道好运却又怕听到不吉的矛盾思想状态中。他们的医卜家将整个天宫按黄道十二宫来划分，然后分别给人体各部位指定一个星作为支配者。但反对占星术的希腊人攻击整个星体力量说，他们的论据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反对占星术的人认为，星体的定名纯出偶然。为什么这颗行星该称火星，而那颗行星却称作土星或金星？又为什么占星学家将他们的天宫图仅仅限用于预卜人类的命运？同样由星辰决定的命运为什么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动物？占星学家又怎样来解释双胞胎的不同命运？享乐主义者的哲学是以相信每个人有掌握自己命运的自由为依据的，他们斥责占星术是一种使人把自己仅看做是星宿的奴隶那种方法。

占星术在古罗马的深远影响是后来多少世纪都不可比的。占星学家由于这门科学起源于迦勒底和巴比伦而被称作“迦勒底人”，或由于他们从事天文计算而被叫做“数学家”。它是一种被公认的职业，其声誉则随着动荡的时代而异。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占星家权势超人，却又是那么不得人心，因此到公元前139年，他们不但被逐出罗马城，而且也被逐出意大利的所有地方。后来，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由于占星学家作出危言耸听的预言，有些人以叛逆罪论处，一再地被驱逐出境。然而就是这位皇帝，既驱逐出一些作出不吉预言的占星家，却又雇用另外一些占星家来指导他的宫廷内务。有些地区被宣布为禁区。到帝国末期，即使在占星家得到宽容或受到鼓励时，他们还是不得算皇帝的命。

笃信基督教的帝皇们力图设法阻止占星术的发展但未成功。四世纪末，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马尔塞林努斯在君士坦丁大帝正式使帝国皈依基督教后记述说：“很多人在没有按照占星术的规则仔细观察水星的位置和月亮的方位之前，不敢沐浴、进餐或出现在公共场所。十分奇怪的是，人们常常可以发现这种轻信盲从之徒就是那些怀疑并否认神力存在的渎圣不恭之人。”那时，七大行星的力量由于每星期八天悄悄地转为每星期七天而得到证实，这七天每天由七个行星之一分别掌管。罗马人一到皇家竞技场，便能处处看到星辰力量的存在。在十二辆赛车起跑的每个畜栏上可以看到黄道十二宫的一个标志。竞赛场上的七条跑道旨在代表七大行星在天上的环行轨道。

3 上帝与占星家

占星术曾与后来几个世纪中分裂成为科学与宗教的人类所需紧密结合在一起。古罗马时代的占星术是否像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那样，只是迷信的宿命论，只是非理性占了上风？无可否认，敬畏星辰——那些“肉眼看得见的神”——促使人们畏惧占星学家。“他就是众神亲自对他透露世界未来的人”，奥古斯都时代赫赫有名的修辞学家艾里利厄斯·富斯克斯说，“他甚至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各国的君主与民众，他不可能在孕育我们无知凡人的同一胎中形成。他超凡脱俗，他深信众神，他本身也具有神性。……让我们凭借向我们展示未来的科学鼓起精神，在有生之年领略上天保佑的喜悦。”

但是，星宿宗教与星宿科学是不可分割的。那些著名科学家认为星宿必然会影响人生大事。惟一不能统一之点是星宿如何施展其影响。普林尼的《自然史》是当时一部巨大的科学百科全书，详述星宿所产生的影响到处存在，从而阐述占星学的基本原理。塞涅卡只是抱怨占星学家的知识还不够广博。“什么？难道你认为成千上万颗星星莫名其妙地闪烁着吗？再说，实在的，难道它使熟知天宫图的人走入歧途，不让他们将我们归属于一些星辰吗？而我们仰望到的那些星却有权掌管我们的命运。……但即使是那些静止的星星或是那些由于它们与宇宙间其他东西同步运行而似乎不在行动的星，对我们也不是没有支配和统治力量的。”

古罗马的所有科学家中最有影响的始终是最经得起考验的占星学权威。托勒密（亚力山大港的克劳迪厄斯·托勒密）提供了有力的论说，它在后来几千年使这门科学具有实质性内容并受到尊重。但却由于他的理论中有两处严重谬误被过分夸大而声誉受损。其实这两条在当时都是得到发展和为人信服的，也是在他的著作中不朽永存的。地心论，或称天动说，系属谬见而贻为现代天文学的笑柄。同样，托勒密的陆地居于支配地位的观点，即地球表层大部分由陆地组成的观点，也成为地理学上的笑柄。这两条为人所熟知的错误观念必然会使托勒密的巨大成就黯然失色。但是，托勒密是第一个给一个时代的所有科学知识提供如此包罗万象的概论的人。

然而这位学识渊博的奇才的生平至今还是个谜。或许，托勒密是希腊移民的后裔，当罗马皇帝哈德良和马可·奥勒留统治时期，他居住在埃及。他寓居所在的亚历山大港，尽管城内的著名图书馆早于公元前48年被恺撒大帝焚毁，仍是个重要的学术中心。

托勒密学说在整个中世纪控制了民间和文人对宇宙的观念。像但丁在其所著《神曲》中描绘的世界，正是直接取材于托勒密的《天文学综论》。在很多方面托勒密的言论像先知一般。为了发展科学，他扩大了数学的运用。当他继续利用前人所完成的最佳观察记录时，他强调必须不断重复，作更为精密的观察。事实上，托勒密是科学精神的先驱，是提倡实验方法的鼻祖而未为人所歌颂。以三角学为例，人们发现他提出的弦表，其精确度高达五位小数。在球面几何学方面，他为解决日晷的问题提出了极好的办法，这在机械钟表尚未发明的时代更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自然科学方面，他无不通盘考虑并重新组成有用的模式。地理、天文、光学和声学——他逐一发展成为一个体系。其中，他的天文学的论文《天文学综论》更是闻名于世。他的《地理学指南》旨在绘制整个已知世界的地图，也在用纬度、经度有系统地列表指明各地方面开拓了道路。他还为球体表面投影于平面地图上提出了自己的改良方法。在当时缺乏对他有用的事实报告的情况下，托勒密的“已知世界”图，即罗马帝国的地图，确是一种不平凡的成就。他显示出极为重要的科学天才——使理论适合于现存的事实并以新的事实来检验老的理论。

阿拉伯人重视托勒密的宏伟工作，使他名扬西方。他的天文学著作合该有个阿拉伯名称（Almagest一名出自阿拉伯语al majisti，意即“最伟大的编纂”），而他的《地理学指南》也早在九世纪初就被译成阿拉伯文。托勒密视为《天文学综论》姊妹篇的四卷有关占星学的《占星四书》也是通过阿拉伯文传到西方的。

托勒密写道：“像我这样不免一死的人，我知道生即是死，但当我随着繁星环绕运行时，我的双脚不禁腾空而起；我登上天堂见到主神宙斯，他亲自以神的食物款待我。”托勒密帮助他人寻找到超脱尘世的四季循环而进入奥秘的天国，免灾免难。托勒密的《占星四书》成了占星学的主要课本，那是中世纪最好的科学指南之一。托勒密的《天文学综论》预测天体变化的方位，而他的占星书籍则预测天体对世事的影响。日月的循环不是明显地影响着人间的一切事物吗？那么，较小的天体为什么不也有影响世事的作用呢？如果目不识丁的水手能观察天空以预报天气，那么博学多才的占星家难道不能利用天空的数据来预测未来吗？托勒密把星宿的影响看作纯粹的自然力量，仅是许许多多力量之一。他承认，占星术当然并不比任何其他科学更为简单易懂。但也没有理由说，仔细观察世事与天文之间的对应，就不会产生一些有用的预言，尽管不能像数学那样正确无误。

托勒密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为经久不衰的奥秘科学奠定了基础。关于他的《占星四书》，第一册和第二册是“占星地理学”和气象预报，包括天体对尘世间自然现象的影响，后两册则包括天体与人类有关之事。托勒密阐释了算命天宫图这门科学，即以一个人出生时的星座位置来预卜他的未来命运。尽管几千年来托勒密的著作确实成为占星学的主要课本，但由于他忽略了“问答法”，即在提出问题时如何按照天体的位置来答复以告知未来祸福的有效方法。他的著作仍没有能完全满足占星术士的需要。

托勒密对占星学玄妙世界的探索甚至比他在现代科学中更为熟悉的范畴内的权威论著更有生命力。哥白尼改变太阳中心点的划时代名著《天体运行论》（1543）在其形式及许多内容方面，依然证明托勒密的《天文学综论》有显著影响。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第谷·布拉赫的《天体力学的复兴》（1598）完全依据独立的观测，以一种新的排列取代了托勒密的旧数据，这时托勒密的理论及数据终于成为过时的东西。1406年，在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而进入西欧的时候，他对“未知地带”及远离欧洲的世界其他地方的地理推算已经开始不合时宜。不过，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在欧洲仍长期被认为是“已知世界”的最佳指南。十五六世纪出版的地图，包括墨卡托在1554年问世的著名欧洲地图在内，一般也是以托勒密的地图为根据的，因为托勒密的地图投影法在整个十六世纪不断地激励改进绘图法。同时，托勒密的《占星四书》一直是占星学中的经典著作。这本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再版两次——一次在英国，一次在德国，并且仍被人们认为有用。

占星学在陆上交通时代就表达了人类感情至关重要的转变。欧里庇得斯在他的《酒神的伴侣》一书中描绘的酒后极度兴奋那种老说法，与星宿激起兴奋的新说法，即新的星宿神秘主义，是有天壤之别的。如今，正如宗教历史学家弗朗斯·居蒙所说，“有了纯洁的光，理性才会满足探求真理的渴望；让引向星宿世界的‘适度的兴奋’除激起对超凡知识的企求外，别无其他热情。神秘主义的渊源已从尘世转向天上”。

异教占星学家提出的深得人心的主张使早期的基督教预言家们感到不安。神父们声称自己有能力预测每一个人的来世命运，却对于那些佯称知晓世人定数之人的预言力量表示不满。假如占星学家所用的天宫图正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灵验，那么何处还有自由抉择的余地，何处还有弃恶从善，为耶稣基督而摒弃财神马蒙和暴君恺撒的自由呢？

为了成为基督徒而作的真正斗争——为基督教的自由意志而放弃异教迷信——看来也就是反对占星术的斗争。圣奥古斯丁（354—430）在他的《忏悔录》中回忆说：“我曾毫不踌躇地向那些自称为数学家（占星学家）的骗子请教，因为他们似乎不用任何祭品，也不向神灵祈祷以求得先见。”他被占星学家的见解所诱惑：“他们犯罪，必然是由于天国的决定，是由金星、土星或火星所决定的；实在说，人是血肉之躯，他的骄横腐化也许是无罪的，而造物和天空及星宿的主宰者应对罪过负责。”

圣奥古斯丁极力反对“占星学家谎称的先知和邪恶的偏爱”。他的两位熟人提醒他说：“从来没听说过有那种未卜先知的本领，人的臆测仅是一种偶然性，那就是在他们所说的许许多多事情中，总有一些会得到证实，有时确实如此，话说多了，说者无心，却碰巧说中了。”

正在这神意安排的萌发疑虑的时刻，上帝“及时赐给我一位朋友，他既不是乱说乱道的占星问卜者，也不是精于此道的人，而是……一个好管闲事的咨询者，不过，他知道一些，他说他是从他父亲那里听来的。至于怎样才能使此道威信扫地则不得而知”。

年轻的奥古斯丁听到了这位朋友菲尔米努斯所讲的故事，就从异教信仰中猛醒过来。菲尔米努斯的父亲耽于占星学，探赜索隐，一直注意星座的方位，甚至“非常密切注意他的那些小狗的出生时刻”。菲尔米努斯的父亲得悉他的一个女仆与菲尔米努斯的母亲几乎将在同一时间分娩。“两妇同时生产，那么这两个婴儿理该有相同的星座，没有丝毫区别，一个是他的儿子的星座，另一个则是新生奴隶的星座。两名妇女开始阵痛，他们各自注意对方屋里的动静，还有人随时传递消息。当两个婴儿顺利产下时，各自马上向家里报信。双方的报信者碰头了，他断言从两个屋子里走出来距离相同，谁也不能说两个孩子的星座或其他细微之处有什么不同；然而菲尔米努斯生于富贵之家，社会地位高，一生过着豪华生活，既有盛名，又致巨富；而那个奴隶却总是服侍主人，丝毫没有减轻受人支配之苦。菲尔米努斯认识此人，他把此告诉我。”同时出生的人却有不同命运，使奥古斯丁感到惊异，因为这是反对占星学的最明显和最能吸引人的一个论据。

他不但在自传体的《忏悔录》中这样说，甚至在他的伟大神学著作《论上帝之城》中长篇大论地反对占星学家。他告诫说，罗马帝国和所有其他王国的命运，不是由星宿形成而是由上帝的意旨形成。他那无可置辩的论据是以圣经中的雅各和以扫为例——“一胎双胞几乎同时出生，第二个手抓住第一个的脚踝，但他们的命运、举止和行动却如此悬殊。正因为这种种差异使他们如同仇敌。”他还以其他双胞胎的例子详加说明。

基督教神父们对占星术深恶痛绝。诸如提比留皇帝等罗马人，曾被星宿决定命运诱惑而不愿去崇拜异教诸神。德尔图良（约160—约230）则对于占星术具有戒心，因为“人们如果认为自己是由星宿所作不可改变的裁定支配，那么他们就会想到不再需要上帝了”。

中世纪的明敏的基督教神学家竟能发现广泛流传的星宿力量的信仰有其神圣用途。大阿尔伯特和圣托马斯·阿奎那都承认星宿的强烈指导影响，但他们坚信，人类的自由就是他有力量来抵制这种影响。即使占星学家时常作出正确的预言，阿奎那还是解释说，这些预言往往是涉及许多人的大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众多人的情感会比少数人的明智更占优势，但个别基督教徒的自由意志则不曾产生作用。

中世纪的著名神学家们迫切希望获得当时盛行的占星术信仰的助力，以加强基督教的真理。他们乐于回忆占星学家关于耶稣基督为童贞女所生的预言。即使耶稣基督本身并不受星宿的支配，但星宿却预示了耶稣基督的降生。伯利恒之星又如何？难道那些智慧超群而能跟踪那颗明星的东方贤人不真像是博学多能的占星学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