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谣言：为城市造像的感慨

原本是全心全意的憧憬

在宜兰家乡的童年岁月，“台北”由一个抽象的地名变成我幼弱心灵上的憧憬，是起因于隔壁邻居的一位同伴——铁鲁。

铁鲁大我四五岁，小学毕业之后就到台北闯荡。几年不见，他的穿着打扮，甚至连气质都大大变了，再也不像我所熟悉的庄脚囝仔，说起话来连宜兰腔都听不出来了。

“台北真厉害”，那时我有着十分强烈的感受，觉得它可以把一个人彻彻底底地改头换面，一个本来土里土气的穷人家小孩，到那里打滚一番，就能像镀了金般脱胎换骨，变成有见识的时髦人。

逢年过节，我们总是会看到铁鲁体面地回老家打个转，那股衣锦荣归的喜气，总会在街坊间迅速弥散开来，把乡下子弟们对台北的向往之情，火辣辣地点燃。

“铁鲁”不是本名，那是日本名字“テル”的发音。当时受过“皇民教育”的人家，总喜欢替自己的孩子取个东洋名字，好像深深怀念着殖民时期的生活。由于大家都习惯以日本名字称呼他，我一直不知道铁鲁的真实姓名。

铁鲁有点刻意模仿石原裕次郎，讲话时嘴巴里像含着丸子，双手经常去掠一掠擦满发油的飞机头……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他很喜欢穿米色风衣，打着一条白围巾。天气热时，这种装扮显得格外突兀，像煞刚从电影银幕上走出来。那个年头，镇里唯一的小戏院成天放映日本电影，铁鲁使镇上的很多孩子，把对石原裕次郎的崇拜心理全转移到他身上了。

一度，我很急切地盼望着年节的到来，因为那是铁鲁出现的时刻。多年来，我收集了他每次回来所扔下的口香糖纸条、日本烟盒、歌厅票根、电影说明书、餐厅火柴盒……这些东西像是一片片七巧板，让我拼出一幕幕想象中的台北。我期待着铁鲁带回更多拼图，好让我那越来越炙热的憧憬得到慰藉。

等到铁鲁全家人都迁到台北之后，我的拼图游戏也不得不终止了。那时，我已从小学毕业进了初中，童子军帽一戴，皮腰带一扎，黑球鞋一穿，一时也觉得自己好不容易地长大了。

第二年的暑假，我终于来到台北。那是一时糊涂所决定的离家出走，我为前途所做的第一个抉择，竟然是放弃念书、背弃家人、离弃故乡，投入这个朝思暮想的城市。我觉得这是成为铁鲁的唯一途径。

然而，这次的大胆出走仅仅维持了三天，因为我在台北的职业介绍所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都缴了介绍费之后，依旧没有工作。

就在失神落魄地于街头流浪时，我被一辆摩托车由身后撞个正着，整个人连翻带滚，被抛到十字路口的另一头。摩托车停也不停地加速溜了；全身疼痛的我已经一天未曾进食，没有半点力量支撑自己，瘫在马路上。

一位中年妇人将我扶起，知道我是乡下来的，问我在台北有没有亲戚。我掏出口袋里的那张纸条，上面是铁鲁的地址。好心的妇人拦了一辆三轮车（那时台北还没有出租车），把纸条连同车资交给车夫，送我上路。

记得三轮车由中华路拐进和平西路之后，就在小巷弄里穿梭。绕着绕着，两旁的房子越来越破旧，最后到了黑黑漆漆、歪歪斜斜、挤成一堆的违章建筑区。这幕景象和三天来所见的高楼大厦、霓虹灯闪烁的繁华市容截然不同，让我大为吃惊——台北市竟然有比乡下穷人瓦屋还要破烂的住所！

三轮车停在一家用木箱板材钉成的矮房前，车夫回过头说：“到了，你要找的就是这一家！”我心里发慌，只觉得完了，一定是抄错了地址；这下子，就连要回家也找不到人帮忙了！

没想到，铁鲁还真的住在里头。他打着赤膊、穿条短裤，邋邋遢遢地出现在我眼前，脸上的表情比我还要惊慌。小小的房间里挤着床榻、厨具和一张小饭桌。他们一家五口全窝在这间既是卧房又是客厅、厨房的斗室；两架双层睡铺之间只用垂挂的印花布帘隔开；铁鲁那件米色风衣挂在墙上的月历旁。

我对台北的梦想粉碎无余。

如今为脏乱假的都市丛林

从高中毕业到现在，我在台北谋生的日子，已经快超过在故乡成长的岁月。而打从开始拿相机，这个每天生活于其中的城市，自自然然就成为我经常拍摄的对象。十五年来，我替它留下来的影像远远超过为其他地方所做的记录。

尽管从观景窗不时摄取台北的各种变貌，但这个城市经常以令人想象不到的姿态耸立在我面前。每隔一阵子它就会让我冷不防地吃个大惊，仿佛又被作弄了。

台北变得太快太花枝招展了，以至于我的相机往往只能捕捉到它那魔术花招，而无法找出幻象的漏洞，一窥它的真实面目。

当年初抵台北时，仁爱路只通到四段头，沿路的平房现在都成了林立的大厦，而东区当时仍为绿畴一片呢。现在的八德路，彼时还叫中正路，并且由于忌讳而不分段，找个地址费事无比，而当时的敦化南北路只有一两幢不高的楼房；要去内湖一趟还得翻山越岭，在阡陌田埂间绕行……

才十来年的工夫，台北变成一个又脏又乱又假的都市丛林；空气之脏、交通之乱、建筑景观之假，正是一个都市发展脱轨脱序而失控的好例子。每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想从街上逃掉。但逃到哪里去呢？咖啡馆、电影院、MTV、弹子房、酒吧、百货公司……逃到这些消费场所里暂时麻痹自己、消耗时间、忘掉今日。

长久以来，台北病了，台北市民也病了。每天在街上看到的人仿佛不属于这个城市，只是从一个避难窝躲到另一个。我们对自己的城市一天比一天憎恨，对别人也越来越不关心。每个人都在城市中感到挫败，自顾疗伤都来不及了，哪顾得了别人？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每个人的心也越来越冷了。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拍出台北生病的样子，替它的病态找出症结。但病灶是在骨子里，并不显露于外表，就像一个生病的人，器官都已经溃烂了，还是可以打扮得看起来十分健康。

台北就是被包装得太好了，一幢幢越盖越气派的企业大厦、一间间令人眼花缭乱的豪华百货公司、餐厅及各种商业投资把它包装得非常繁华，非常有朝气。唉，我的相机只拍得到包装，掀不开假象，拍不到这城市日日坏破的骨子里。

虚幻或真实都是一则谣言

政治、经济这两大因素彻底主控着台湾的舵盘，尤其是解严之后，各种禁忌一下子都从四十年的约制下松散开来。群众意识觉醒，自力救济活动此起彼落，台湾的人民与政府正朝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局面迈进，人民与政府的摩擦不断产生，彼此学习着新的相处之道。

台湾的经济运作方式比以前更加凶猛，多年来靠牺牲农业而茁壮的各种工业已变成庞大的企业网，用广告策略、营销体系支配着民众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变成了消费动物，钞票就是通往各个国度的护照。

台北正是台湾现代化、国际化的样板，从一座座的农村吸吮人口、财富，当它愈来愈臃肿时，农村已愈来愈贫血萎缩。然而，有谁觉得现在的台北是美好的？有多少人会觉得“台北的明天会更好”？有多少人在这片现代丛林中看到希望之光？一切的繁华、朝气、健康，都只不过是谣言罢了。

最近整理十多年来所拍摄的台北，觉得自己为这座城市造像的工作，竟有点像小时候，靠着铁鲁给我的洋烟纸、火柴盒、电影票根拼着一幕虚幻的台北图。

虚幻的台北和真实的台北都是一则谣言。而我，和数不清的外来子弟一样，终于彻底成为另一个铁鲁，迷失在这个都市里，靠着谣言判断着未来的方向。

写于一九八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