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亚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地域特征
南亚民族主义文学，是亚洲大陆以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的殖民地民族主义潮流的一部分，具有东方民族主义文学的共同特征，同时又呈现出强烈的地域色彩。
一 在对抗中选择吸收
南亚民族主义文学对西方文化的对抗与选择吸收，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它是殖民与反殖民、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这种对抗与吸收涉及思想和语言艺术的各个方面。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英国殖民者就在印度大力兴办教育，进行文化入侵，目的是宣扬资产阶级文化，培养洋奴买办文人。但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地嘲弄了英国殖民者，他们输入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的民主自由思想，唤醒了大多数印度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反而成为颠覆殖民话语的武器。在被殖民的一方，面对西方殖民者在经济、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奴役和征服，面对本国的封建统治的落后状况，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立足于本民族传统，在与殖民文化的对抗中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中的进步成分，才能完成救亡与启蒙的双重任务。正如季羡林先生曾指出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两部分，一是传统，一是时代。西化属于时代的方面，而时代又总是依附于传统……只有传统的方面与时代的方面相结合，文化才能发达，这是一般的道理，自然也适合于印度。”[1]事实上从一开始起，南亚对殖民统治就既有抵抗，也有合作，两者始终并存。南亚民族主义文学的发展，一直处于这种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处于双向选择的境遇中：一方面要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另一方面又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传统文化要选择现代化道路，现代化要求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如何运用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如何通过现代化来发扬、改造传统文化，是南亚现代文学面临的重要任务。
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作家一直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境地，他们的自我表述是靠了宗主国的文化权威才使自己得到界定的。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生所指出的，民族主义在殖民主义的边缘虽然也会有它的开花期，但连同这些民族主义的理想本身——殖民地人民用以表明自己独立性的理想，其实最初也是从欧洲传过来的。[2]印度于19世纪就奠定了以英语为基础的教育体制，20世纪初，整个帝国的学生所接受的，则是所谓世界一流的英国文学。民族主义者在寻求自我表达的中介时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双重的联系——与欧洲既依附又脱离的关系。“许多的反抗形式，如甘地所提倡的‘不合作主义’，都是一些思想杂交的产物，既不是沿袭纯粹的现代模式，也不是纯粹的传统模式。这在文学中就更普遍了，本土的思想精英们往往利用其对手提供的套路去创造新的具有个性的风格。”[3]他们从殖民者那里借用来的文学程式和文学话语一般都被挪用、转用或调离中心，使文学为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服务。在这方面，泰戈尔是突出的代表。他生活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时代，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时代精神和印度关于“梵”的传统文化结构中，融入了西方民主、人道和博爱思想的进步文化因素。对阻碍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教派偏见和反对不合理的种姓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对唤醒民族觉悟、提高民族自信心和抗拒民族压迫具有积极的意义。他的作品既汲取了西方进步的文化思想和写作技巧，又保留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将东西方文化和谐地糅合在一起。伊克巴尔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主义诗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既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又融入了西方资产阶级人道精神和民主思想，是传统的宗教观念与近代思想的融合。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主张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和睦共处，他的超越宗教界限的圣爱观，适应了当时反帝反殖斗争的需要。安纳德是一个典型的将西方先进的文化思想运用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家。他辩证地处理西方社会文化与印度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拉卢三部曲》中塑造了一个受西方文明的影响成长起来的新农民的形象拉卢，拉卢把西方文化作为观察、反思印度落后现状的一个基准点，但他并不崇洋媚外，而是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责任感，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农民的解放斗争。克里山·钱达尔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进步文学思潮的影响，积极参加进步作协的活动，他关注现实的民族独立斗争，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还有一些作家如帕勒登杜、巴拉蒂、瓦拉托尔等，均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从事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探讨民族的命运和出路。
在艺术方面，欧洲文学对印度文学影响最大的，是文学体裁和形式。“最初是英国文学的影响占垄断地位。其后德、法、俄以及北欧文学也传入印度。印度19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以及戏剧和诗歌，从形式上来看，几与欧洲无异，同东方其他国家一样，是欧洲文学影响的一统天下了。”[4]印度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摆脱僵死的封建文学的束缚，运用西方文学中的新形式和新技巧，表达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新思想和新内容。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开创了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风气，他首次引进了西方的十四行诗、无韵体诗和话剧技巧，丰富了孟加拉语文学的体裁。他吸取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点，强调史诗的戏剧性。般吉姆的作品大多是传统的传奇故事与司各特式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的结合，用炽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宣传印度传统的历史文化，表现出司各特式的传奇性、通俗性和趣味性。泰戈尔的美学体系以东方和谐统一的美学理想为基础，吸收西方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形成了客观唯心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美学观。在创作中突出表现为由浪漫传奇小说转向社会问题小说，加大了文学的社会功用、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萨拉特在西方现实主义作家萨克雷、狄更斯的影响下和前辈作家的启发下，确立了孟加拉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使“具有艺术概括力的真实生动的描写，取代了传统的宗教浪漫主义的虚幻性和主观性”[5]。布达德卜·巴苏的诗歌创作，从总体上看是现实主义的，但也大胆地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派手法。以乌尔都语为主体的巴基斯坦文学，继承了南亚古老的文化遗产及波斯和伊斯兰文化的传统，同时又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诗人伊斯拉姆在民族诗歌的传统基础上，借鉴了外国文学大师们的艺术技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二 在传统回归中复兴
马克斯·韦伯说：“民族主义的基本价值在于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声望的关怀。”[6]在南亚长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南亚人民对西方殖民者的对抗不仅是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而且是精神文化上的。“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历程中，许多民族运动的领袖都把印度的传统思想作为一种精神武器，利用宗教在广大教徒心目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去发动民众、团结民众，激励民众投入到民族独立的斗争中，为祖国的解放而献身。”[7]在文化界，由于南亚知识分子长期生活在英国文化霸权的阴影下，他们获得的话语身份与殖民者相比总是处于一种不平等地位，因此他们深深感到了殖民主义对社会的重大危害，认识到研究本国人民的历史，恢复民族传统的重要性。近代印度复兴运动产生的民族文化复兴意识，振兴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文化遗产中探寻自尊和自信的本源。他们审视中西文化关系，思考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心理呈现为向传统文化的回归。但这种回归不是复古，而是对民族文化的复兴，是借复兴民族的宗教哲学、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驱除盲目崇英心理，提高民族自信心。为了抵制西方文化的侵略，弘扬民族文化，他们最初的对于西方无条件的崇拜开始被批判精神所代替，越来越生出民族自主、表达自我的愿望，很多作家举起文学的旗帜，以争取和捍卫本民族的利益。其中般吉姆、泰戈尔、伊克巴尔和普列姆昌德等作家是印度文化复兴的代表。
般吉姆虽然明显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但他对西方文化采取否定和怀疑的态度，认为只有严格遵守印度教传统，才能建立民族意识。他“承认理性主义、进步、个人主义等现代观念的重要性和不可缺少性。但从其民族主义立场出发，他声称，经过净化后再生的印度理想，作为一种理性的人生哲学，将远比西方的宗教或哲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要优越”[8]。他通过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来激励人民，唤醒人民起来斗争。20世纪初孟加拉秘密革命组织的成员把般吉姆看作导师，以《阿难陀寺院》中的秘密革命组织作为他们组织的原型，《阿难陀寺院》也因此成为他们的教科书。对于英国的文化殖民，当时的泰戈尔曾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他担心印度出现“荒唐的闹剧”：印度人从殖民教育中吸收的英国思想和语汇，“根本无法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有机地融为一体”。他竭力与这一影响作斗争，和其他孟加拉作家一起在诗歌和故事中赞美孟加拉的自然环境，将此作为原本真切的印度所在。[9]他在1928年同穆尔克·拉吉·阿南德的“谈话”中，对叶芝让作家们回到传说和神话的号召甚为赞同。他说：“我同意他关于继承过去的想法——如果能使过去与现在相关的话。”[10]他的《故事诗》取材于佛教和印度教的传说、民间故事和印度历史，歌颂民族英雄，宣扬爱国主义，赞美印度光荣的文化传统和古代各民族反抗异族侵略的斗争精神。这时期还有很多作家试图找回业已失去的精神传统，开始重构归属故事。帕勒登杜的创作着意美化印度的传统和过去，借以唤醒印度的民族意识，振兴民族精神。古伯德热情歌颂古代印度的繁荣和灿烂的文化，他的理想就是回复到光辉的古代印度。他的诗作一方面表现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带有复古主义和教派主义的色彩。伊克巴尔被认为是印度穆斯林复兴的象征。他认为西方文明主要是建立在物质和商业基础之上，与伊斯兰教的精神和道德是相违背的，因此他企图以伊斯兰教的精神主义对抗西方的物质文明。在《印度之歌》中，他把花园比作传统的形象，象征着祖国的丰饶与和平，人民只有栖身在这座美丽的花园，才能自由自在地生活，体现了诗人对传统的回归和祈求祖国英名永存的愿望。他的诗歌不仅散发着伊斯兰精神，而且保留着民族诗歌的传统格式，采用古典诗歌惯用的比喻、象征手法，以此唤起读者的民族感情。普列姆昌德继承了古印度文学真实地反映人民的思想和生活、语言朴素等优良传统，发扬了中古时期毫不畏惧地描写抵抗外族入侵，表达人民反对异族统治的文学品格。他站在民族文学的根基上，对殖民统治者的禁令毫不畏惧，从思想上摆脱了文化殖民的影响，使自己的创作具有了复归传统和复兴民族文化的意义。他受提拉克领导的民族运动、斯瓦密·达雅南达·索罗斯瓦蒂领导的印度教复兴运动和甘地主义的影响，将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与以乡村为特征的传统农业文明对立起来，对前者进行鞭挞，对后者加以赞扬。他的很多有影响的小说都具有这一典型特征，反映出他对传统农业文明理想化的倾向。如《舞台》中把农村人物苏尔达斯作为印度传统道德理想的化身加以赞扬；《恩赐》中通过两个女性的对比来否认西方文化，赞美印度的传统文化；《戈丹》以农民何利终生对印度教母亲神——母牛的崇拜和向往，表达了作者的民族文化情结和复兴传统文化的心态。
还有一些作家虽然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但反对全盘西化。如纳兹尔·艾赫默德、萨尔夏尔等作家，在作品中表现了对民族身份的关注，提出如何处理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当局关系的问题和追随现代思潮的时代问题。对于拉·克·纳拉扬和拉迦·拉奥的早期创作，可以看成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另一种形式。前者的小说表现了明显的印度自给自足的特点，虽然作家以英语作为叙述媒介，但却毫不含糊地用语言界定了一方非英国的文化空间。《斯瓦米和朋友们》用英国文学程式，表现印度南部城市马尔谷蒂的社会生活。《文学士》和《英语教师》中的主人公都有一段从学习英语和攻读英国文学中摆脱出来，转而奔向新生活的经历。他们表达了作者的一种思想：面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印度需要来一个文化心态的转变——从依赖到自主，到更加完整的自我再现。后者的创作表现出从民族的历史、种族和隐喻方式中，重新构筑被殖民统治所破坏的文化属性的愿望。《甘特普尔》中的老祖母讲述着甘特普尔村发生的千奇百怪的古老故事。表现了一种寻根、寻源、寻找原初的神话祖先及恢复历史的需求。为了暗示一种民族的内在凝聚力，作家使用了本土表述，采用了印度“往世书”连贯的、不间断的、流水似的叙述风格和游移、回荡重复的手法。带有明显的文化复兴的特点。
三 强烈的母语情结
在传统文化面临着挑战、冲击和考验的情况下，南亚人民首先面临的是语言上的被殖民。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南亚，英语是官方语言，一百多年的英语教育，形成了英语与民族语言的对峙。在语言和民族文学创作的关系上，很多作家非常重视发扬民族文化传统，表现出强烈的母语情结，认为只有用民族语言才能创作出杰出的反映人民生活和感情的作品。他们使用本地方言的叙述声音，来反映人民真实的生活，在民间大受欢迎。其中孟加拉语、印地语、乌尔都语文学的成就最大，其他民族语言和地方语言文学也有很大发展。
孟加拉语诗人古普特的诗歌为孟加拉讽刺文学奠定了基础。般吉姆被誉为现代孟加拉语文学的先驱，他与泰戈尔、萨拉特、普列姆昌德等作家的创作对印度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戏剧家迪纳本图·米特拉和吉里希金德尔·考什是孟加拉戏剧的创始人，为孟加拉戏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代印地语文学之父帕勒登杜创办的文学刊物《诗之甘霖》，后发展为著名的印地语文学杂志《文艺女神》，他的文学创作开拓了近代印地语戏剧、散文和诗歌的新天地。另一位颇有影响的印地语诗人古伯德被甘地称为“民族主义诗人”，他的诗作采用日常口语，热情歌颂古代印度的繁荣和灿烂的文化，他的理想就是回复到光辉的古代印度。迦利布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创作，被誉为乌尔都语现代散文的开拓者。伊克巴尔是近代乌尔都语诗歌的开拓者，他认为只有熟悉民族的脉搏，并以自己的艺术医治民族病症的人，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家。纳兹尔·艾赫默德是乌尔都语小说的开创者，萨尔夏尔为乌尔都语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密尔·穆罕默德·特基·密尔的诗包括了乌尔都语所有的诗体和诗韵，至今被作为乌尔都语的诗谱。在泰米尔语文学中，巴拉蒂以朴素易懂的口语和传统民歌曲调写诗，开创了泰米尔的新诗体。此外还有马拉雅拉姆语诗人瓦拉托尔、阿萨姆语诗人A.拉乔杜里、马拉提语作家赫利·纳拉扬·阿伯代、印地语作家高西格、苏德尔辛、孟加拉语作家毗菩蒂·菩山·班纳吉，泰米尔语作家卡尔基等，都以自己的创作为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普列姆昌德作为地地道道的民族作家，被称为印度第一位与“土地更加亲近”的作家。他一生都为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学的发展奔波操劳，认为印度作家有发展本民族语言的责任。他用乌尔都语和印地语写作，作品大多采用活生生的民间语言，特别是农民日常口语的运用，简洁朴实，很好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土生土长的现实主义风格。甘地非常重视民族语言的价值，“在他的讲演及著述中，为了使成千上万的印度人了解他的主张和思想，他尽量使自己的语言质朴，形成朴实而生动的语言风格”[11]。这对很多作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使作品的语言进一步生活化、口语化。
语言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对民族的存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印度多数作家一直使用民族地方语言进行创作，一些原先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也先后改用母语进行创作。般吉姆和米歇尔·莫图苏丹·都特都是以英语开始自己的创作的，后来都转向用孟加拉语写作。罗梅什·昌德·都特最初也用英语写作，受般吉姆的影响也改用孟加拉语。虽然泰戈尔获诺贝尔文学奖是“凭借着他那娴熟的技巧和他的英文，使得他那充满诗意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一部分”，然而他却一再强调，不用自己的母语写不出任何伟大的作品。他为了进行民族传统教育，到圣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自然学院。他亲自用民族语言授课，教导青年一代要珍视和了解印度的民族文化。
印度独立后，各种文学流派都充分发挥民间语言的功用，在语言上大量采用方言土语、俚语，追求朴实、形象的民间语言风格，富于浓郁的地方色彩。
“‘民族’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12]印度独立前，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宗教分歧属于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和冲突，民族主义文学面临的不可推卸的历史任务是：救亡与启蒙双向选择，在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中确立自我形象。“穿着借来的袍子而要成为真正的自我，这就是殖民地民族主义者两难处境的核心……民族主义的精英分子从他们诞生的一刻起，就已经被笼罩于一个‘分裂的感知’或‘双重的视界’之中。他们操双语，有两种文化背景，如同门神有两张面孔，既能进入都市文化，亦能进入地方文化，却又游离于两者之外。”[13]他们面对边缘地位或附属身份，终归会诉诸或许能称为自己的经验的那些东西，回归传统，找到自己的地位，进行自我再造和更新。印度独立后，宗教分歧成为国家民族内部建设中的主要矛盾，民族主义文学同样面临着文学的相互渗透与交融、重构与复兴的问题，而回归和更新即使在后殖民作品中仍是重要的模式。南亚民族主义文学所面临的这种文化困境，也是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