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在片面追求刑法典稳定性和形式统一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刑法修正案成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方式。但是，刑法修正案所要求的法律法典化程度高、稳定性强的前提，目前刑法典并不具备。这种不协调导致刑法修正案不得不超越立法权限，产生了诸多立法弊端。由于刑法渊源与刑法修改方式的特殊关系，特定刑法修改方式产生特定刑法渊源，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不得已退出了刑法渊源的行列。一些学者对刑法渊源与刑法修改方式的混淆，也加剧了单一刑法渊源立法模式的形成，造成刑法典的立法负担过重。本章的基本观点是：目前，我国刑法法典化的成熟度、稳定性都不高，不宜将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的刑法修改方式，不宜将刑法典作为唯一的刑法渊源，而应当重新重视和采用多样化刑法渊源立法模式。
[1]本章为笔者与林需需合作撰写，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2]姚建龙主编：《刑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3]李正斌：《“修正案”“修订”与“修改决定”应用之辨》，载《检察日报》2012年6月11日。
[4]李正斌：《“修正案”“修订”与“修改决定”应用之辨》，载《检察日报》2012年6月11日。
[5]虽然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决定方式发布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这一单行刑法，但是其颁布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性质具有过渡性，内容具有单一性，适用也非常有限，因而本质上并未改变我国刑法立法采取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修法方式的模式。参见赵秉志：《中国刑法立法晚近20年之回眸与前瞻》，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5期。
[6]参见于志刚：《刑法修改何时休》，载《法学》2011年第4期。
[7]转引自张志钢：《转型期的中国刑法立法：回顾与展望——“历次刑法修正评估与刑法立法科学化理论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8日。
[8]转引自张志钢：《转型期的中国刑法立法：回顾与展望——“历次刑法修正评估与刑法立法科学化理论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法院报》2017年11月8日。
[9]参见刘志强、蒋华林：《刑法修正权限的合宪性审视》，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0]参见刘志强、蒋华林：《刑法修正权限的合宪性审视》，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11]于志刚：《刑法修改何时休》，载《法学》2011年第4期。
[12]姚建龙主编：《刑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13]田宏杰、温长军：《理解制度变迁：我国〈刑法〉的修订及其适用》，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9期。
[14]黄明儒：《论刑法的修改形式》，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3期。
[15]曹坚：《刑法修正案立法体例有待完善》，载《检察日报》2007年7月27日。
[16]转引自雷磊：《法律方法、法的安定性与法治》，载《法学家》2015年第4期。
[17]参见王肃之：《人工智能犯罪的理论与立法问题初探》，载《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8]牛克乾：《刑法渊源、规范性刑法解释与刑事判例》，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5期。
[19]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页。
[20]姚建龙主编：《刑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21]参见陈兴良：《本体刑法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页。
[22]参见陈兴良：《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方式考察》，载《法商研究》2016年第3期。
[23]七个罪名分别是：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帮助恐怖活动罪，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制穿戴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
[24]参见张明楷：《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4期。
[25]姚建龙主编：《刑法学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
[26]〔秘鲁〕玛丽亚·路易莎·穆里约：《大陆法系法典编纂的演变：迈向解法典化与法典的重构》，许中缘、周林刚译，载许章润主编：《清华法学·第八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27]〔英〕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页。
[28]参见王世洲：《各国刑法立法模式简况》，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
[29]解法典化、反法典化、非法典化是三个外形相似而内涵不一致的概念。解法典化不是要对法典完全加以否定，更不是为了消灭法典，而是基于法典化问题，试图找出重构法典的方法；反法典化、非法典化则是对法典化的彻底颠覆，完全抛弃立法理想主义，彻底否定人类的科学理性，结果只能产生庸俗、粗糙的法律。参见童德华：《我国刑法立法模式反思》，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
[30]童德华：《我国刑法立法模式反思》，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6期。
[31]张明楷：《刑法学》（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