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书”的意指范围在汉语中格外广阔。

作为装订成册的文字读物，各种语言中都有相同的词汇。但是作为一个词根，汉语中“书”的原始语义是写的意思。从结绳记事开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仓颉造字的时候，传说“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可见发明文字与书写，具有人类宇宙性的大震动。书写的历史是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至此人类才有了辅助记忆的方法，有了抽象思维的能力。区别于以标注声音为主的曲折语，汉字象形的特征使文化的精神首先在形式上独具特色。比较起来，应该承认，无论是楔形文字，还是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都比汉语的抽象程度高。但是汉字由“图画—象形—标记”发展出来的各种字体，本身具有广阔的文化覆盖面。

这样，就派生出了“书”的第二层意思——不同形式的字体，并且由此发展成文化史的重要分支，就是书法的历史。这部历史与科技、工艺等密切相关，依赖于各种相关材料的生产。最早的文字是用刀刻在兽骨上，甲骨文一般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汉字；希腊人则写在简单处理过的苇纸上；最早的佛经写在贝多罗树上；西亚一带流通的楔形文字则是写在泥板上。但是，看西南少数民族的岩画，高度抽象的人物也很接近象形的文字。因此推测，在甲骨文之前，汉字还有一个更具体更烦琐的时代，也可能是刻在岩石一类纯粹天然的物质上。有学者推测西夏岩画是夏朝的文字，刻石以记载其历史。甲骨的应用仰仗渔猎文明的成果，刻写的工具则需要冶金技术的发明。它最主要的用途是为了占卜，和后世吐鲁番文书的世俗应用内容大不一样。这已经超出记事的范围，是巫术发明之后的产物，人类对于世界有了相当成熟的整体看法。换句话说，就是主客体分离，有了成熟的世界观。

帛书与竹木简册的出现，使分散的文字得以汇编，便于贮存，也使思想更加系统，得以复制传播。也是在这个层面上，“书”字的语用通于世界范围的语义。这是文明的又一次大的进步，人可以把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全面记录下来，尽管简要，但比起问卜来也丰富了许多。《论语》都是简短的语录与事件的汇编，却包括了从认知、个人修养到社会实践的丰富内容，以至于后世的帝王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老子》一书，只有五千言，但是却表达了对于世界人生的全部理解。在那个时代，五千言应该说篇幅不小了。体现着人的主体能力长足的发展，人不再向神讨主意，而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来调整对宇宙人生的基本伦理态度。

从帛到纸，由刀换成毛笔，工具的改变，在方便了书写的同时，也便于携带，使信息的传播更丰富，也更迅速。《诗经》中有不少相思之苦的记载，有“投我以木瓜，抱之以琼琚”的定情细节，却没有写情书的内容。且不说那时候书写方式的繁难，文字也不普及，认字的人是极少数。只有到了汉代，经历了全面的改革，书写工具的轻便、字体的简化与文化相对的普及，才有了民间性质的书写记录。《饮马长城窟行》中有：“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在说明书信质料的同时，也表达了世俗的情感内容：“上有加餐食，下有长相忆。”书由此从巫术的形式、官方的史书、圣人的经书，进一步发展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平凡人间的信札。这也是一次大的变革，书法的普及带来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几千年间渊源流布，至今仍然是中华艺术的绝技。而大量的书法作品，题材都是日常生活的音讯传递。“书圣”王羲之流传下来的作品，多数都是亲友之间的应酬文字，比如《奉橘帖》《孔侍中帖》《姨母帖》等。而荣列“四大发明”的造纸术与活字印刷，都与书籍的制作密切关联。在近两千年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中，从写、印、装订到出售、收藏，书籍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积淀着深厚的传统，辐射在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体系中。“文房四宝”是对于书写工具的神性崇拜，“敬惜字纸”是对于文字所象征的文化由衷的敬畏。而且各种书写工具，都有以品质出众而著名的产地、以工艺精致而著称的匠人。书香门第以纸墨气息的转喻，指涉文化家族的风范。书卷气更是对读书人精神气质的感性概括，而书呆子则是善意的嘲讽，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等级社会里，一般民众也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缓解文化特权造成的精神压抑。

“书”字这一实用性语义的发展，就是由字体到文体，渗透在我们所有社会生活的各种应用文中。越到近世，这种实用性越显明，文体的分类也就更加细致。政治领域中的宣言书，外交领域的白皮书、蓝皮书等，工作和学习领域的决心书，表达爱慕的情书……它与书法已经没有多少关系，特别是伴随着书写方式的又一次大革命。金属硬笔由于携带更加方便，取代了几千年毛笔的使用，成为汉字普及的重要条件。其他如粉笔、蜡笔、呢绒芯的水彩笔，都是随着科技进步涌现出来的新工具。到了电脑就更加彻底，连字体都是统一的。钢笔出现的时候，还有相应的硬笔书法兴起，到了电脑，连感觉都要在操作过程中被滤洗一遍，整齐的句式丧失了许多形式灵活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