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电影是现代文明最典型的艺术方式。它综合着各门艺术的形式，又依赖科技的昌明，具有产业化的生产方式，制作的过程需要许多人的合作。它把时间和空间浓缩在一块白布上，缝合现实与梦幻的边界，全面地调动观众的感官。欣赏它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是最为普罗的艺术。它迎合着市场的需求，是消费文化的重要形式。同时，它又以各种新奇的故事，激发着人们的欲望，影响着世界的秩序。因此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都可以用它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它简直就是歌德的《浮士德》中，那个在实验的魔瓶中诞生的精灵。

对于它的种种抵抗，也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一向很接受新事物的艺术家们，也对它束手无策。托尔斯泰是一个例子，他不是一个保守的人，自行车发明的时候，他已经七十三岁，居然也购得一辆学会了骑。但是，他对于电影的厌恶却格外地强烈，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说法，他大概是反感电影的“媚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的身后，各国的电影艺术家争相改编他的作品，几乎他所有的重要作品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安娜·卡列尼娜》还被改编成更加通俗的电视剧。如果托翁地下有知，不知道会做何感想。鲁迅也不以电影为然，他对萧红和萧军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看的，值得一看的是纪录片，可以得到一些知识，了解一些各地的民俗风情。在二萧的回忆中，鲁迅曾经请他们看的电影，有一部是《人猿泰山》，加演的是红场欢庆“十月革命”节的纪录片。而在他逝世的二十多年之后，他的小说《祝福》就被改编成了电影，这也是历史嘲讽的一种方式。即便在电影普及为主导艺术形式的二十世纪中，对于现代文明持批判态度的文学家，也都不肯随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克纳只有在经济困窘的时候，才为制片商编剧本，也就是说他参与电影是为了找饭辙，真正能表达他思想的艺术形式是小说。

与此同时，在电影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也在利用现代声光技术的同时，借助电影的方式表达自己，也就是用现代文明的技术表达对于现代文明的反抗，五十年代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与六十年代法国的新浪潮电影，都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们在不断探索电影表现的手法时，也努力把这门艺术从媚俗的处境中拯救出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的哲学思考。东西方一大批卓越的电影艺术家由此诞生，伯格曼、波兰斯基和黑泽明都是其中有影响的人物。电影的观众由此分流，以美国大片为代表的电影工业继续着它们的市场霸权，迎合着大众的趣味，而一些艺术的守灵人则继续自己孤独的探索，从国外到国内的电影奖，也都区分为观众与专家的不同评审标准。这是一种很民主的策略，使电影文化在更通俗的电视文化的冲击下，得以艰难地生存。

所有的艺术形式几乎都要经历这样的过程，一开始是大众的，随后迅速取代原有的主导艺术形式。一种艺术形式当更通俗的形式兴起的时候，则很快退到边缘，因深刻与高雅而失去了观众，成为少数人欣赏的艺术形式。而且越到晚近，这个周期越短，电影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从1895年12月28日下午，卢米埃尔兄弟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的地下室，售票公映《拆墙》等纪录片开始，仅仅一个多世纪，电影就走过了默片、有声片、彩色片、宽银幕、立体片等过程，目前最前卫的是3D电影。产业化的电影制作，适应着市场的各种类型的分类，和畅销书所差无几。艺术的探索片则仅限于学院里的文化精英们，坐在沙龙里观赏。当前卫的探索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的时候，商业电影也会很快地接受它的成就，丰富电影的文化含量，提高它的艺术水准。也就是说，当少数精英天才的个人想象，逐渐成为一个时代人们的普遍感受的时候，先锋艺术的价值也就具有了商业的效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也在造就着自己的观众。在电视文化和各种高科技的信息转播媒体阴影的笼罩之下，电影自身也在这两极的互动中，仍然不断地发展，拥有自己的大量观众。

对于1949年以后的中国人来说，看电影是一件很重要的文娱活动，也是比较普遍的大众文化娱乐活动。大城市就不必说了，再小的县城也都有一座电影院，有的是和剧院混合经营，称为影剧院。稍微大一点的单位，工会都有自己的放映员和放映器材，周末的电影放映是例会。除此之外，县一级有许多放映队，经常深入各公社巡回放映。就连最偏僻的穷乡僻壤，一年当中也会演几次电影。每当放映队来的时候，男女老少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群情之激动超过任何传统的节日。有些酷爱看电影的孩子，还会随了放映队跑，连饭都顾不上吃。放映员是传播现代文化的使者，自然也成为许多年轻姑娘崇拜的对象。乡村里的爱情传奇有许多都和电影放映员有关系，只是一直到现在很少被作家讲述。只有刘恒在《天知地知》里，涉及女广播员的风流韵事。而这种故事的流传，在当年的民间口头文学中是非常普遍的。

从小生长在乡镇，辗转走过很多地方，从最底层的农村到最繁华的城市，从一个禁欲的低消费时代到人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时代，半生中看电影的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各种不同的方式又会产生不同的故事，成为人生阅历中难以忘怀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