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不充分但非常有价值的传统

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已堪比火山喷发、地震、海啸等巨大的自然力。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基于人类对地质和生态的影响力于2000年提出，1950年可视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起点。（Zalasiewicz et al.，2010：2228—2231）在过去，对地质时代的描述借助于地层学，学者主要是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确定地质分期和地层时代之“宇界系统阶带/宙代纪世期时”要组建各个工作组。研究我们身处于其中的人类世的“人类世工作组”（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除了包括地质学家外，还需要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大气研究者和海洋科学家，哲学家和博物学家依然能够发挥作用。

地质年代的代（Ero）下分纪（Period），纪下分世（Epoch），世之下还要分期（Age），期下还可以分时（Chron）。从一个物种的崛起进程综合起来看，人类世其实在此之前3000年左右就已经启动，正式启动期应当从1760年左右的工业革命开始算，之前人类历史对应于人类世第一期（Anthropocene AgeⅠ，简称AAⅠ，原始自然期）。现在我们正处于人类世第二期（AAⅡ，理性算计下的狂飙期），预计到2060年。这之后将迎来人类世第三期（AAⅢ，调整磨合期），将持续到2560年。如果发展顺利，最后将进入人类世第四期（AAⅣ，复归自然期）。

博物学（natural history）将有助于人们展望上述图景。但处于“理性算计下的狂飙期”的人们并不欣赏博物学，主流正规教育均是反博物、反自然的。

在人类历史的99.9%的时间中，我们的祖先并非靠最近三百多年才发展起来的科技而过活，而是靠博物学和传统技艺。反思人们仍不断赞美的工业文明，憧憬、建设新的生态文明，有许多文化资源可用，博物学只是其一。学界先前对于博物学的这一功能重视不够，本书只是一种极初级的探索。此工作不求全面，但希望信息量较足，也立下若干靶子供人们批判。

人类在这个星球上如果还想持久延续，博物学依然是可以依赖的，根本的一点原因是，总体上看它是适应于自然环境的学问。理论上讲，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学，但近代以来的人类文明具有典型西方化的特征，并且以展现强力和征服为荣耀。按法国哲学家塞尔（Michel Serres）的说法，西方思想家绞尽脑汁奉献自己的伟大思想，目的竟然是让人离开“生地”，即远离土地，幻想逃离地球家园。本来可以寄予厚望的自然科学，“在使生地进一步客观化的同时，更是将它置于千里之外”，多种因素的合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可与地质力相比拼的“人类世”，人类以空前的力量破坏着自己的生存环境。（塞尔，2016：40）塞尔说的生地（biogée），指水、空气、火、土壤、生物等，合称生命与土地，类似于利奥波德（Aldo Leopold）讲的包括人及其环境在内的土地“共同体”。其实，无论“生地”还是“共同体”，原则上都没有费解之处，搞懂其含义不需要高深的数理基础和特别的哲学思辨。但是，近代以来恰是无数高智商的人理解不了它们，历史资料显示，仅有少量非主流的思想家（其中包括若干伟大的博物学家）和大量非主流民众，真正理解这类概念。这也是今日在各门学术均十分发达的状况下，依然需要进行哲学思考、需要重启古老博物学的一个理由。

现在主流学院派哲学已经不关心大地，博物学更是已从课程表中消失半个多世纪了。两者还能结合起来，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吗？更基本的，哲学是什么，博物学是什么，能够通俗、形象地解释一番吗？

哲学是爱智慧，但不是智慧本身。哲学家关注存在与演化、物质与精神，在乎人类向哪里去。论证、辩论是在做哲学，看花，也是在做哲学，是在体验张祥龙教授所说的“象的思维”。亦如诗人、博物学家克莱尔（John Clare），观察、赞美大自然，“爱在草地、田野、幽谷”，是为了重建人生理想。中西博物学的边界都是模糊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今日关注博物这样一个古老的文化传统，并不是想找到某种学科本质，而是试图以今人的视角、价值观重新建构它、延续它、发展它。

在1949年以前的近代中国，博物学名气很大，当时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十分清楚其含义。不过，也有夸大的时候。比如钱崇澍曾说：“根本的学术者，博物学是也。”而这与吴家煦（冰心）在《博物学杂志》（上海博物学研究会编）创刊号上说的“我敢大声疾呼以警告世人曰根本的学术者博物学是也”，几乎一个模式。事后看来，当时部分学人误把自然科学放在了博物学内部考虑。随着西方各门分科之学接连引入中华大地，几乎没人再把那“根本的学术”当真了。不过，1949年之前，高等学校中，博物部、博物系、博物地学部、博物地理系等建制还是有的。

1949年以后，“博物学”三字很少在图书、报刊上出现，各级教育系统中也不再有“博物学”字样的课程。主要原因是，科学技术向纵深发展，“肤浅”、无力的博物学难以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急需，博物学的其他功能当时不可能受到重视。

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中国高校每年颁发了全球数量最多的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华大地又遭遇了各种各样难以对付的环境问题，此时古老的博物学被重新发现。博物学与生态文明的关系，也在21世纪之初，进入学者的视野。现在，既有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也有关键性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

一、“博物学”中的探究（history）

英文的natural history明明是自然史、自然历史，为何叫博物学？说来话长，却并非讲不清楚。伦敦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的英文名中都包含natural history这个词组，但中文中无一带“历史”的字样。老一辈学者的做法当然是正确的。如果用啰唆的全称的话，它们应当叫某某自然探究博物馆。自然类博物馆的产生，当然也与博物活动有关。

英文词组natural history其实相当古老，来源于拉丁语historia naturalis，而这与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即Gaius Plinius Secundus）的巨著有关。而老普林尼的用法与古希腊学者的用法有关。关键的一点是，词组中的history（historia）与现在人们熟悉的“历史”没有直接关系，它的原义是探究、记录、描述的意思，对应于英文的inquiry。也就是说是指“时间”相对固定的情况下对一定范围事物的某种记录，相当于按下快门拍摄照片。在培根（Francis Bacon）那里，history两种用法（指探究和历史）都有，见于《广学论》（Advancement of Learning）（即《学术的进展》）、《新工具》（Novum Organum）和《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据新大西岛上外邦人宾馆负责人介绍，他们还保存着所罗门王撰写的《博物志》，“一部关于一切植物，从黎巴嫩的香柏木至生在墙上的苔藓，以及一切有生命、能活动的东西的著作”（培根，2012：20）。培根也特别用过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这样的表述，指的是博物探究和实验探究，而这两者是为他设想的自然哲学或新科学服务的。

到了近代，日本人面对英文词组natural history，创译出“博物学”三个字。中国古代有“博物”两字连用的情况，如张华的《博物志》以及习语“博物洽闻”之类，却无“博物学”三字连用的情况。日本人翻译得是否有道理呢？应当说比较有道理。英语世界中natural history覆盖的内容，与中国的博物志确实有相当多重合的地方，当然完全重合是不可能的。有人以“博物学”三字与日本关系太大而不建议使用，其实毫无道理，“科学”“社会”“经济”这样的高频词又何尝与日本没有关系。如果能坦然地不用“科学”“社会”“经济”这样的词，废弃“博物学”三字自然没得商量。

用辉格史[1]的观念翻译natural history是不合适的。有人根据后来，特别是布丰（Comte de Buffon，即Georges-Louis Leclerc）、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钱伯斯（Robert Chambers）、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的演化论出现之后，natural history所包含的内容，来重新解释natural history，硬说其中的history本来就包含“时间”的维度，因此正确或者唯一正确的译法是自然历史、自然史。难道很能体现natural history精神和旨趣的演化论（进化论）不讨论物种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吗？其实，这只是看似有道理，实际上不讲理。西文中natural history或historia naturalis是一个古老的固定词组，有约两千年的历史，它与history of nature不是一个概念。姑且不谈翻译的约定俗成原则，就实质内容而言，其中的history（historia）真的不包含“时间”内容，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希罗多德（Herodotus）、塞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老普林尼、格斯纳（Conrad Gessner）的著名作品篇名都有类似historia的字样，准确讲无一包含“时间”的含义。希罗多德是西方历史学之父，他的名著标题难道不是历史的意思？坦率地说，严格讲还真的不是历史的意思，那部作品相当于某某考察报告！希罗多德也是标准的博物学家，现摘录一段：

鳄鱼具有以下特征：在冬季的4个月里，它不吃任何东西；它是水陆两栖的四足动物。母鳄在岸上产卵和孵化，它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旱地上度过，但是夜间它们返回河里，因为夜间的河水比夜里的空气和露水要温暖些。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动物当中，这是一种能够由最小长到最大的动物。因为鳄鱼卵比鹅蛋大不了多少，而小鳄鱼和鳄鱼卵的大小相当。可是，它成年之后，这个动物身长常常可达17腕尺，甚至更长。鳄鱼的眼和猪眼相似，长着和它的体格成比例的尖牙利齿。鳄鱼和所有其他动物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舌头。它的下颚不能动，在这一点上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上颚动而下颚不动的动物。鳄鱼还长有强有力的爪子，背上有难以穿透的鳞甲。它在水里看不见东西，但是在陆地上它的视觉敏锐。既然它主要生活在水里，因此它的嘴里常常满是水蛭。其他的鸟兽看到鳄鱼都会逃避，但是它和一种叫作柳莺的小鸟和平相处，因为这种小鸟可以为它做事。原来，每当鳄鱼从水里来到岸上的时候，它总是习惯于面向西方张开大嘴躺在那里。这时，这种小鸟就到它的嘴里去啄食水蛭。鳄鱼喜欢柳莺对它的恩惠，因此它也注意不去伤害柳莺。（希罗多德，2013：138—139）

接着希罗多德说有些埃及人把鳄鱼尊为神兽，他生动讲述了如何饲养、装饰、厚葬鳄鱼，以及如何用猪脊骨肉作饵捕捉鳄鱼。他提到一个细节：把鳄鱼拖到岸上时，猎人要尽快用泥巴糊住其眼睛，这样就容易制服它了。希罗多德书中类似的例子有许多，显然他重视的是对鳄鱼的描述，而不是讨论鳄鱼如何演化而来。亚里士多德、塞奥弗拉斯特带historia字样的著作，也基本类似，那里不讨论时间演化的历史问题！因而他们的著作不能译成某某史。

那么怎么解释，西方世界后来的natural history研究中出现了十分重要的演化论这一事实呢？其实很容易。用上面提到的按快门拍照的比喻，各种natural history活动留下了大量瞬时照片，它们相当于真实历史的某种简单化的空间切片，数量很大。它们是不同时刻留下的，把它们联系起来考虑，相当于把不同的空间切片组合在一起，于是就建构起单向演进的时间这一维度。就某处某生物甲而言，naturalists（博物学家们）留下各个时刻、时间段的观察记录，积累起来综合考虑，就出现了生物甲的时间演化问题。达尔文的著作《物种起源》当然属于博物学成就，也讨论时间问题，这一点也不矛盾。简单说，空间切片积累多了，时间演化的问题自然就浮现出来了。但是，不能根据后者重新解释前者，那样就犯了辉格史的忌讳。在西方思想史上，“发现”单向的时间箭头，是相当晚的事情。

近代以来natural history与natural philosophy（自然哲学）形成相对照的两种认识方式或知识类型。既然后者可以硬译为自然哲学，为何前者不能译成自然历史？这依然貌似有理，实际上还是辉格史观在作怪。在希罗多德的年代两者并未形成分野，historia和philosophia两词含义一样，被伊奥尼亚人称为historia的，正是雅典人所说的philosophia。“二者均为探求真理的学问和活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旨在求真，从事‘发现’真理，后者本意为爱智（热爱智慧）。”（徐松岩，2013：v）牛顿（Issac Newton）的书名虽然可以勉强译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但那时的哲学与今日的哲学也不是一回事。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希腊人贡献了historia这个词，但从根本上却不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民族，他们在historia标题下所做的不是今天理解为历史的东西，historia 获得时间性的意义是在经过基督教洗礼之后的近代。（吴国盛，2016a：92）比如到了16世纪中叶，格斯纳的作品中historia的含义依然老样子，是“志”而不是“史”。因此，这两个词组相对准确的译法都是“对大自然的探究”，细分的话，前者是更重视经验的探究，后者是更重视推理的探究。而实际上在任何时候、在任何人那里，经验与推理都交织在一起，只是或多或少的问题。可以讲培根、洛克（John Locke）更重视前者，笛卡儿（René Descartes）、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更重视后者，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牛顿两者都重视。20世纪的主流科学史写作［比如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库恩（Thomas S. Kuhn）］，过分重视力学、天文学、物理学的发展，导致十分在乎historia的培根传统被严重忽略，哲学界更是觉得培根经验论哲学太简单而不值得深究。这是一种严重的偏见，妨碍了对近代西方科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解。

汉语跟西方语言一样，史与志是密切相关的，志积累多了，就为史的探究提供了基本素材。这非常好理解，就像对北京昌平每年都写下详细的县志（或区志），积累多了，就可以用它们来研究昌平的历史。“史”，记事者也。在中国古代，“历”与“史”两字只是偶然搭配在一起，例子也不够多。较常引用的有：“博览书传，历史籍，采奇异”（《三国志》）；“积代用之为美，历史不以云非”（《南齐书》）。在这里，“历史”是动宾词组，转变为一个名词的过程中，空间变换成时间。于是大致的经过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动宾词组，在日本人翻译西文的history时，具有了时间演化、经历的含义。之后，“出口转内销”，又传回了中国（王泉、陈婧，2013）。

不过，一切翻译和命名都是相对的、约定俗成的。道理尽可以讲，但不能太固执，学人更无权管制普通人的用法。最终词典是按实际存在的各种用法收集、归类语词的义项。博物学（natural history）也一样，只要知道中西文大致对应即可，普通人如何翻译、如何称谓自己关注的领域，属于个人的自由。因此，愿意把natural history译成自然史，也可以，只是别声称那是适用于任何语境的唯一可行的翻译即可。

二、博物学的活动空间：自然与社会的分形边界地带

博物学在与人这个物种的自然生存相匹配的时空范围行动。那么普通人在什么空间范围内博物呢？可下五洋捉鳖、可上九天揽月，对于博物而言显得夸张了。博物学的活动空间虽然无法画出明确的边界，但相对保守。也唯有如此，才适合于普通百姓。

第一，在宏观层面进行，这明显区别于还原论的做法。此方面已有诸多讨论。这是就纵向而言的空间。

第二，在自然与社会交叉的地带进行。这是就横向而言的空间。这个交叉地带作为一种空间，相对于理论上的整个空间非常小。理论上整个空间是由宇宙学和哲学来界定的，在那里已知与未知相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可以粗略地讲这种意义上的整个空间是无限大的。

博物学活动的空间不指向与人的活动有关的纯粹社会领域，也不指向与人完全无关的纯粹自然领域，而是指向两者有一定互动的分形交叉领域。分形交叉的含义是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界面并非原来意义上的欧氏几何线、面、体，而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织状况。即使在某个城市小区中，也有自然与社会交织的情况，也可以开展多种形式的博物活动。大自然并不在通常想象的某种边界之外，大自然就在身边，只是通常被忽略了。霉菌、青苔、绿树、野草、飞鸟，在人们生活中随处可见，在社会化的自然环境中观察自然、体验自然，是当今复兴博物学的重要目标指向。有条件者，可以稍向外围扩展，在人化、社会化程度稍低的环境中进行博物活动。对于极少数人，可以拓展得更远些，到通常未受人类干扰的大自然中探险、考察。

自然与社会的分形交叉地带是人类生活与认知发生的空间场所。博物学在这样的空间中讨论本土知识（在地知识）、外来种入侵问题、生态保护问题。博物学不是热衷于人迹罕至的荒蛮世界吗？其实探险家所谓的无人烟的荒蛮世界，仍然处于人类的关怀之下，而且并非很遥远。博物学家能够涉足的荒野深度与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特别是交通水平，有着直接的对应关系。通常，考察的上限是地球，极个别情况下要考虑太阳系或者更大宇宙空间的若干问题。

自然与社会的分形交叉地带恰好是环境问题、生态问题发生的空间。博物学活动在此空间行动，一方面关注自然对个体和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关注社会对自然的影响，包括长远可能的影响。

与空间相关的是时间，博物学关注的时间尺度依然是紧密围绕人这个物种来谈论的。就个体而言，人的自然寿命是0年至150年。突破上限，理论上并非不可能，但违背自然法则，与演化论所强调的适应原则矛盾。就群体而言，博物学在乎当下，也思虑长远，比如关注十年后、百年后、千年后人类的生存环境。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把握未来，二阶（the second order）博物学则关注历史上的博物学，想知道博物学传统给人哪些启示和教训。

相比于其他学术，在判断对大自然进行人工改造是否合理时，博物学基于更大的时空尺度，所给出的结论可能与来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行政决策的不一致。事后看，出错的也可能是来自博物学的结论，但是目前在进行可行性分析时，缺少博物学的维度则是不明智的。因为对大自然的感受并非只有专家说了算，普通人也有发言权。比如专家可能说PM2.5数值在多少以下空气质量就合格、“三聚氰胺奶”通过了多少次质检就算合格饮品，但是普通人根据自己的感受可能给出不同的看法，空气刺鼻、婴儿喝奶致病是宏观层面看得见的效果，虽然一时半会儿百姓搞不清机理。普通公众能够搞清楚的是，随便向大自然中排放工业废气、随便向牛奶中添加化学物质，不但是可疑的也是不道德的。

三、平行于自然科学的博物学

博物学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这毫无问题。问题是，如何对这一传统进行定位，这涉及当下及未来人们如何看待博物学，如何复兴博物学。

其中最为关键的一个子问题是，博物学与自然科学是什么关系？如今谈到环境治理、生态保护，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借自然科学的思想和技术来解决问题，这里有博物学什么份儿？博物学是科学的一部分，还是它只是科学的初级阶段、肤浅形式，即前科学、潜科学？论及肤浅形式，容易将博物学与“科普”挂钩，于是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博物学是地学、生命科学、经典天文学、环境科学的普及形式。

博物，涉及认知和知识积累，于是它与自然科学一定有联系，想斩断这个联系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学者通常也不想切断其联系，却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两者的相似性。

相似性是存在的，特别是从历史上看。现代课堂中讲授的自然科学成熟较晚，不过几百年，严格讲不到两百年。之前，现代自然科学所做的那些探究并不以“科学”之名统一地进行，比如牛顿的书还叫“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呢。回顾历史，人类所进行的各种探究，哪些算在科学题下，哪些不算，有相当大的弹性，这涉及科学编史学理论，与编史纲领密切相关。事实上，科学史的编史纲领一直在变动当中，学者对当下已有的科学通史并不满意，仍然依据新的理念不断重写科学的历史。有人指出自然科学的四大传统包含博物传统，还提了博物学编史纲领的大胆想法（刘华杰，2011c，2014a；张冀峰，2016），其着眼点并非只在于人类文化中科学这一子集。

强调在现代自然科学的历史进程中博物传统曾经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及即使是现在的自然科学当中博物的成分依然存在、对于科学本身也很重要，这也仅是一种思路，虽值得肯定，但还处于初期反思阶段，也有一厢情愿的味道。提出“博物学作为理性科学之外的另一大类科学类型”（吴国盛，2017：42），虽然有助于恢复多元科学观、为其他自然知识提供合法性，但是效果可能很有限。一方面，博物学能否提供人们大部分所需？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界是否买账？两者都难有完全肯定的回答。博物学真的是科学？在今日世界真的有必要将博物学打扮成科学？

在现代社会，科学具有相当的话语权，人们也习惯于“好的归科学”（田松博士发明的一个有趣的讽刺用语）。“好的归科学”，在操作意义上，展现了唯我独尊的霸权意识。划归了科学，便相当于宣布这东西是正确的，你们应当学习、遵守的。与未归入科学的东西相比，归队的就有了等级优势。对于博物学，情况如何呢？

博物学中显然有些内容可以经过筛选、提炼而转化为正规科学，进入荣誉殿堂，享受某种待遇。比如，可以对G. 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耳彭博物志》（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和梭罗（Henry D. Thoreau ）的作品仔细辨识，找出如今生态学所承认的某些个别论断，从而把他们追认为生态学先驱、生态学家。这样做有一定合理性，但是不能就此认为怀特和梭罗所做的只有这一点点可怜的意义。本来，怀特和梭罗也不以自然科学家自居，他们的作品中有多少科学成分未必是作者在乎的。英国1964年成立了生物记录中心（BRC），半个多世纪以来此“公民科学”（citizen science）组织在生物多样性调查、环境保护、自然教育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Pocock et al.，2015），补充了科学家研究的不足。BRC号称做的是公民科学，实际上并不纯粹，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严格讲它继承了英国悠久的博物学传统，他们开展的工作也大部分是博物性质的，仅有一小部分可以归属于科学。

相对于把博物学仅视为科学事业的从属部分，我们愿意在此提出更有吸引力的一种新的“平行论”定位：博物学平行于自然科学存在并发展。在这种新的定位中，博物学的价值、意义并不完全依据科学来评定。此定位有一个宏大的时代背景：在全球范围建设生态文明。

平行论有两方面的优势。第一，平行论更符合历史资料。历史上博物学家做了大量东西，出版了比现在认定的自然科学著作多得多的作品。博物学家的作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纳入科学的框架。从平行论的角度看问题，人们能够更公平地看待丰富的博物学史料。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通常提“博物学文化”，而不是简单地提“博物学”。这表明，我们更愿意从文化史、生活史的角度理解博物学，有意淡化博物学的认知方面。当然，这不等于说博物不涉及认知，只是不强调现代实验室科学意义上的认知而已，实际上博物过程涉及许多非常有趣的认知方面，如亲知、具身认知、个人知识等。第二，平行论有利于当下及将来复兴博物学。如果博物学只能借助于科学、科普而获得价值承认，那么没必要单独考虑博物学，趁它式微任凭它死掉好了。的确有人欢呼博物学的衰落，认为它就应该死掉。问题是，也有相当多的人不这样看问题。当今世界面临许多难题，古老的博物学恰好可以大显身手，比如生态环境问题、教育问题、幸福问题。值得补充的一点是，平行论并不完全否定学科、领域交叉。打个比方，从北京到河北石家庄有两条大致平行的高速公路：京港澳高速公路（G4）和京昆高速公路（G5）。从北京到石家庄，这两条路在起点及终点上可以相通，中途也有其他连接路线（比如G4501、G95、G9511、G18、S52等）。也就是说，它们整体平行又有多处连接。如果G4好比科学，则G5好比博物学。平行说强调的是G4与G5不重合，无法完全归并，并没有否认它们之间的多种联络。

不利于平行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博物学相对于自然科学中的还原论成果，不够深刻。换言之，博物学比较肤浅。比较好的回应策略是，首先，以退为进，先承认这一指责。接着，追问：那又如何？深刻又怎样，就有利于普通百姓幸福生存，就有利于生态文明？这就是关键所在。求深刻，求力，讲究对大自然和人类社会进行支配、控制的科学技术，并非每个因素、结果都是人们欢迎的。博物学纵然肤浅（姑且接受这一“美名”），它也有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博物实践，可以让广大参与者，特别是非科学家，更好地了解人们生存的环境，时刻明白人这个物种只是大自然中数以百万、千万物种中的一个，人的良好生存、持久生存离不开其他物种，离不开养育人们的土地及地球盖娅[2]。这种肤浅的实践，与严格的正规科研相比，各有优势，两者应当是互补关系。就情感和价值观培育而言，博物活动反而更具显著优势。

平行论并没有否定博物与科学交叉的事实。人类文化本来是一体的，命名活动不可避免地人为划分出若干领域、学科。许多博物学家是科学家，这容易理解。许多博物学家不是科学家，这个方面人们考虑得不多，稍思考一下也可以认定这是事实。有些博物学家事后被追认为科学家，这也是事实，但这样表述可能会被视为别有用心。其实别有用心是被逼出来的。某个博物学家多出个称号、头衔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之前他们本来的身份，将博物学的功劳据为己有。这还是“好的归科学”思想在作怪。

当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论生态学、共生、国家公园、保护生物学、化学品污染时，是否还记得怀特、达尔文、缪尔（John Muir）、利奥波德、卡森（Rachel L. Carson）这些伟大博物学家的名字？也许人们可以事后给他们安上某某科学家的桂冠，但他们无疑个个是典型的博物学家，这是他们天然的身份，如利奥波德所言“we naturalists”（我们［作为］博物学家）如此这般。强调他们的身份，这有意义吗？回答是：非常有意义。

四、世界图景：演化论基础上的共生哲学

哲学雕刻时代精神。理论上，哲学应当是一种宏观层面、综合性把握世界的学问，天然带有博物的色彩。但当今世界主流的学院派哲学是反博物的。

在缤纷的现代性大潮中，主流哲学遭遇了危机，越来越丧失对公共政策的话语资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博弈论对于决策和舆论引导显得更为有用。历史上某个时候决策者可能还要听听哲学家的意见，现在则可能转而请教经济学家、金融学家、社会学家、房地产商甚至同性恋问题专家。对于哲学（界）的现状，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甚至非常乐观，认为哲学从未如此繁荣，比如哲学论文、专著空前高产，各种级别的学术会议此起彼伏。不过，依然能够觉察到哲学的危机：①相当一部分哲学模仿或冒充科学，不断专业化、碎片化。②脱离“生活世界”，仿佛思想不借助经验、历史、数据就可凭论证、演绎而蒸馏出来。③过分看重人类中心论的理论算计，实际上是小尺度的短程算计，对大自然的演化适应考虑不够。表面十分理性，实则理性不足、视野狭隘。

大约两千年前的《道德经》《庄子》是优秀的哲学、博物学作品。如今，哲学是外表严谨的一堆东西的混杂（在中国它包含若干人为划分的、几乎不往来的二级学科和若干专业方向），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几近消亡，对霾、经济复苏、文明演进、天人共生等不再发声。哲学应当从博物传统的演化论汲取营养，重新获得对自然、社会的感受力和判断力。

从思想史的角度讲，现代世界观源于“从封闭世界向无限宇宙”的转变，此转变也伴随着从人格化的意义世界向客观化的无意义世界的转变。这样一场惊心动魄的观念革命与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有关，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等一系列思想家有关。这些故事已经被描述过无数次，细节、版本有所不同，但总的意思差不多。人类并没有止步于日心说，宇宙学在不断更新着宇宙的边界，实际上现在人们不知道宇宙有多大，也不承认宇宙有单一的中心。对生命的理解，也远超出19世纪地质学、分类学、演化论的结论，而进入了分子层面，科学家正对基因编辑、转基因投入极大的精力，生命科学似乎在暗示遗传密码便是一切。

不过，这只是一种过时的习惯。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研究成果或许要取代哥白尼，再次对人们的世界观发生影响。但因为马古利斯的观念太反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的观念不可能得到普遍认可，虽然就自然科学层面来说，她的理论经历许多曲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已经写进了中学教科书。

马古利斯不只是一名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或者有足够创新能力的科学家，她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她远不如其前夫萨根（Carl E. Sagan）出名，但就科学成就、思想成就而论，明星人物萨根完全无法与她相提并论。他们夫妻的离婚正好也象征了两种科学、两类思维方式、两种世界观的分离。哥白尼关注的是天体如何运动，马古利斯关注的是生命如何演化。一个是简单系统，一个是复杂系统。

达尔文对思想史的贡献也不亚于哥白尼，事实上他与哥白尼属于同一类型，他们的工作共同推进了现代性世界观的建立和流行。达尔文的工作属于博物传统，本来包含精致的内容，其成就亦可作多种解读，但着急的现代人迫不及待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理解达尔文思想的全部。达尔文伟大的工作几乎都被作了相反的解读。比如，他的理论本来蕴涵着非人类中心论，即人只是演化树上一个普通物种，但达尔文之后，人类中心论变得愈加强势。他的理论认为演化是没有方向的，只不过是局部适应，但其信徒和传播者把它曲解为“演化即进步”，一切向着或终将向着某些人认为好的方向发展。回头看，处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及全球扩张变得十分流行的特定时代，达尔文的思想不被曲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在全世界都被无意或有意地曲解，包括在中国。

因此，达尔文在思想史上虽然重要，但他只能扮演承前启后的角色。达尔文把现代性世界观由无机界推广到有机界，最终推动了竞争范式或者斗争范式的建立。对于即将到来的新革命，他的工作处于准备阶段，而新革命的主角是提出连续内共生理论（SET）的马古利斯。马古利斯遭受的非议、受到的阻挠，事后看都非常自然，因为她的理论是反现代性的，完全更新了演化论。她的工作否定了一种旧的世界观，最终将促成“现代性”观念的变革。

马古利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构造了生命演化的连续内共生理论。简单点说，她认为生命的重要基础细胞是“化敌为友”共生演化的结果。比如细胞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原来是“敌人”，但在长期相处过程中，最终“敌人”由外到内、成为自己的一部分。竞争中的两个主体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实现了“化二为一”，在新的平台上原来两个主体彼此合作，在新主体下扮演各自的角色。这样的过程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在漫长的生命演化过程中，反复进行，形成了连续多次的共生，于是称连续内共生理论。此种内化过程对于整个生命世界的物种演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终结了原来线性分枝之“生命树”的简单演化图景。如果现在还要用树的形象来隐喻生命演化的话，这种树也不再是只分枝的普通树了，而是类似榕树的那种有分有合的树。就生命演化的大的分类单元的形成而言，比如在域、界的层面，这种内共生占据了主导地位，因而就大尺度生命演化而言，在一对矛盾中，合作共生是主要的，竞争斗争是次要的，至少从结果看是这样的。

从博物的视角可对马古利斯的理论进行哲学阐释。首先，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是不够的，甚至是有害的。竞争与合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对于理解生命演化，只用一个是不够的，特别是只强调竞争是一种巨大的偏见，严重影响了人们对世界图景的理解，进而降低了人们耐心相处的能力。

其次，自亚里士多德时代起西方人习惯的“实体/属性”捆绑描述模式有其固有的语言学弱点。语词的命名以及由此产生的指代、指称关系，是近似的过程。好比在量子力学之后，人们虽然仍然可以继续使用位置、速度、质量、能量这样的老概念，但是要明确新体系下的概念仅仅沿用了原有的写法，含义上已经发生巨大的甚至不可通约的变化。对于描述生命体，语词的局限性更加突出。原来自由生存的细菌，在演化过程中形成了如今的细胞器（经过多个阶段），就几何结构而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不是传统的欧氏几何所能描述的，而要用20世纪芒德勃罗（Benoît B. Mandelbrot）发展起来的分形（fractal）几何来描述。现在，仍然可把原来的细菌、中间阶段的细胞器，以“实体”的名义进行粗略的描述，但是它们不可能是分离意义上、客观的自存之物，而是网格意义上、内在地包含了异己成分的模糊主体。此主体内部有结构，其部分彼此构成环境，整个主体也生存在更大的环境之中。分离、阻隔后的主体不再是活的生命体，只是方便描述、称谓的对象。

第三，生命不是一次性起源，而是在演化过程中不断起源着。对某类生命之前状况的追溯，是起源研究的课题。最终起源的问题只是一个问题，甚至只有象征意义，而中间阶段的各次起源才是科学问题、哲学问题。生命演化涉及大尺度过程，对这类现象的洞察、理解自然需要大尺度的思维，需要大历史观。如果眼光仅仅盯住一天、一年、十年、百年，可能根本看不到这种宏大的生命演化进程！在小尺度上重要的力量、因素、事情，在大尺度上看，可能完全不重要，那些纠缠、恶斗和局部得失，可能只是一种可忽略不计的涨落。

来自博物传统的演化论的基本事实、理念，正在超出自身，将全面更新人们的世界观。不过，这不是可以立即完成的，在此之前机械论的世界图景（工业文明与之伴随）还要长期占据统治地位。恩格斯早就批判过机械论的形而上学，但多少年过后那种哲学依然流行。是不是西方文化传统天生喜欢机械论或者必然导致机械论？似乎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科学史家戴克斯特霍伊斯（Eduard J. Dijksterhuis）通过西方古代遗产、中世纪科学、经典科学的黎明、经典科学的演进这四个阶段描述了机械论世界图景的形成。（戴克斯特霍伊斯，2010）但是，这并不表明西方的文化遗产只能提供这样一种世界图景。如果区别于戴克斯特霍伊斯对人物、材料和编史观念的选取，比如不过分将学科限制于力学、物理学，更多地考虑医学和博物志，放弃理论优位而更重视丰富多彩的自然探究实践（吴彤，2005），则有可能得到不同的世界图景。同样是科学史家，考克罗杰（Stephen Gaukroger）则得出了稍不同的结论，甚至指出了机械论（力学观）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已崩溃（collapse）。（Gaukroger，2010）

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拓展，本来基于神是宇宙大机器的唯一设计师的基督教大前提，发展的结果却导出了令牛顿等人有些担忧的唯物主义机械论：世界从古至今不过是一些原子在那里撞来撞去，想象中的神不存在，辽阔的宇宙完全无意义。部分科学主义者对此祛魅过程倒不在乎，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唯物并不可怕，“生活世界”不如“科学世界”重要，科普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百姓的主观而达于科学家的客观。这种客观化进程取得了一些有益的结果，颠覆了众生的朴素世界图景，使人们能够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审视与自己无关的无限世界。但是客观化将大自然置于对象的角色，让人误以为大自然足够坚韧，资源无限丰富，人类可以为所欲为，结果，仅用了几百年时间，人类的行为就危害了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也许如《无限与视角》作者哈里斯（Karsten Harries）所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地心说”！（哈里斯，2014，中译本序：6）无限宇宙、无限资源的自然观不利于珍视我们的地球家园。

从拉夫洛克的盖娅理论、马古利斯的内共性思想、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的博弈理论（阿克塞尔罗德，2008），到黑川纪章的共生哲学（黑川纪章，2015）、张立文先生的和合学（张立文，2016），共生的思想，现在已经不局限于非正规科学、正规科学，而进入人文社会领域，但显然还远没有成为主流思想，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似乎也做不到。不过，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生态文明的基础离不开有博物色彩的演化、适应、共生哲学，世界秩序的探讨也与此有关（刘禾，2016）。高明的竞争不是实质上消灭对手，而是建构新规则和模式，让对手在新体制下自愿为自己服务。实际上，严格讲也不是为“自己”服务，而是各司其职。

五、博物学文化之于生态文明，不充分但有重要关联

对当下科学要反思，对既有文明也要反思。

从批判的角度看，进化即退化，文明即野蛮。推进文明的手法有两大类型，都跟以强凌弱有关。第一种可称之为排污圈地，第二种可称之为排污榨取。塞尔在《生地法则》中提出一种见解：文明的前提是肮脏，文明通过圈地、污染而发展起来。具体讲，通过类似于尿、粪、血、精液的喷洒（即人类的排污）而占有，从而推动文明前行。（孟强，2016）如今，展望生态文明，就要对上述文明推进手段进行彻底的批判。塞尔的结论是，大自然需要代言人，即为大自然说话的人，谁能胜任？一种特殊类型的学者。但并非过去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家，而是一些使用“生地语言”，关注天人共生的研究“生命与地球科学”的学者。我们相信，其中就包括博物学家。除了塞尔讲述的为达圈地目的不惜污染自己疆土的文明推进手段外，还有更赤裸裸的通过远程遥控攫取他乡资源、财富或者倾倒废弃物而污染弱势国家、地区的文明推进手段。发达国家转移工业污染已经司空见惯。矿山老板在落后地区建厂采矿，造成当地的水土、大气的快速污染，而自己却居住在杭州、海南甚至国外度假胜地，他们用资本剥削了贫穷而短视的当地人，留下了一系列癌症村，费金（Dan Fagin）的《汤姆斯河》（Toms River）和蒋高明的《中国生态环境危急》都讲了相关案例。按现代性的逻辑，这一切罪恶都可以做得“合理合法”，甚至天衣无缝、你情我愿。当发现不对头时，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污染的始作俑者早已逃之夭夭。解决的办法是维持社会公正，加强基础教育，使落后地区的百姓觉悟起来，不再“自愿”地与资本和权力合作，为了眼前利益“豁出生命搞开发”。受怎样的教育、如何觉悟呢？博物学有用武之地。

可是，谁能担保这类科学不会再次垄断知识？谁能担保这类科学家不会成为新的权贵？谁又能担保他们不会独霸代言人之位而排斥异己？为此，必须诉诸真正的民主。如塞尔所言，“真正的民主不仅使获取信息成为可能，而且使得人们的参与变得活跃起来”。在三方游戏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成为“生地居民”，充当生地的代言人，无论是主动还是被迫。这场游戏更是一场集体游戏，每一位生地居民都有权发出自己的声音，并竭力防止它沦为权贵的独白，无论他们是知识权贵、经济权贵还是政治权贵。（孟强，2016）

也就是说，单有“生命与地球科学”、博物学，是远远不够的，配合以充分的民主与完善的法治，生态文明才有希望。

从科学史的角度看，博物学是自然科学四大传统之一，而且是其中最古老的一个。

与西方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相对照的西方博物学，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Farber，2000；刘华杰，2011b；吴国盛，2016b），本身也具有相当的丰富性，也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有些博物学家视野宽广，在大尺度上思考问题，富有预见力，他们的想法对于今日考虑建设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如19世纪的教育家查德伯恩（Paul A. Chadbourne）在《博物学四讲》（Lectures on Natural History）中描述的，博物学与认知、品位、财富和信仰均有关系（查德伯恩，2017）。认知与财富方面容易受到关注，而品位和信仰经常被忽略，但恰好是后两者与情感和价值观有密切联系，涉及天人关系。今日尝试复兴博物学，此四个方面均要考虑到，不能只在乎认知与财富。受沃斯特（Donald Worster）环境史研究的启发，近代以来的西方博物学可粗略地划分为两大类型：帝国型和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两者与如今讨论的生态文明都有关系，但并非都是始终有利的简单因果关系。此时在中国复兴博物学也必须考虑行为约束，《博物理念宣言》（也称《白鹿宣言》，2018年8月18日在成都彭州白鹿通过）是必要的。无法得出结论说，所有类型的博物学都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保育。可以找到反例证明，有些博物学活动中的采集、猎杀、挖掘、贩卖甚至展示，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生态破坏，只是影响力相对小些。也就是说，找不到简单的对应关系。无法说某一种类型就完全无害或完全有害。比较而言，两种类型的影响有一定的差异，阿卡迪亚型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更具正面价值。

阿卡迪亚型侧重观察、感受和欣赏，并不很猎奇，并不特别在乎新种的发现和自然珍宝的收罗。从认知、科学史的意义上考虑，这种类型经常被忽视，因为此类博物学似乎没有对近现代科学作出特别重要的贡献。生态学算例外，但生态学并非当今科学的主流范式。帝国型则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虽然远比不上数理、实验科学。帝国型博物学的成果往往立即转化成各门具体科学的知识点，被分解注入别的学科，成全了地质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也为还原论科学提供难得的样品。

阿卡迪亚型博物学的代表人物G. 怀特、克莱尔、梭罗、缪尔、利奥波德、卡森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极为丰富、重要的思想资源，而他们实践的博物学门槛反而很低，甚至没有门槛。现在面向普通公众考虑复兴博物学，最重要的也是复兴这一种类型，而不是鼓励实践帝国型博物学。现在缺少的不是个人能力，而是观念和兴趣。基础教育广泛开展博物教育、自然教育应当立足这种类型的博物学。可以从自己的家乡、社区、城市做起，从小培育热爱自己家乡的真情实感。1955年引进的一部图书《研究自己的乡土》，其具体内容早已过时，但标题和基本思想依然很好，可据此编写出各种类型的本土、在地教材，补充当下普适、脱离实际的一般教材的不足。不了解不热爱家乡的土地、大自然，怎么可能关注他乡及整个地球的环境？情感非言语所能穷尽，也非可视的力量可以完全度量。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1月说，当今社会发展快速，“人们为工作废寝忘食，为生计奔走四方，但不能忘了人间真情，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隔断了真情，不要在日常的忙碌中遗忘了真情，不要在日夜的拼搏中忽略了真情”。真情的培养是个漫长的过程，包括人与人的真情，也包括人与自然的真情。中国教育界显然忽视真情的培育，因为相比于“硬知识”的传授，“真情”在各级教育体系中几乎没有地位。

博物学、博物学文化，对于环保、自然教育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充分；没有什么东西是充分的，有重要的相关性就很好。如果归纳法还有意义的话，我们就得重视历史上博物学家的远见和博物学家的丰富实践。

大批公众如果实践阿卡迪亚型博物学，不但对个人身心健康有好处，也打开了个体与大自然接触的新窗口（这是现代科学所无法提供的通道）。普通人也能如我们的祖先一样在自然状态下感受、欣赏、体认大自然，更容易把自己放回到大自然中来理解，保持谦虚的态度，确认自己是普通物种中的一员，确认与其他物种，与大地、河流、山脉、海洋共生是唯一的选择。以博物思想武装起来的公民还可以如“朝阳群众”一样，监察环境的变化、外来种的入侵，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信息或直接采取保护行动。

全球范围对博物学文化的研究才刚刚开始，中国更是如此。正规自然科学史之通史的研究与写作已有一百多年了，许多内容、事项仍在争论当中，博物学史的探究也决不会一锤定音、一劳永逸。重要的是扎实推进，先外后内。中国古代无疑有着优秀、丰富的博物学文化传统，中华美食、中医药、古代农学、《诗经》、老庄哲学、唐宋诗词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不包含大量博物内容，但是直接研究、评估中国的博物学非常困难，主要是缺少必要的参照系。先宏观地（个别可进入微观）研究清楚西方博物学发展的脉络十分重要，之后再来研究我们自己文化中的博物学。

这里汇集的文字，显而易见不构成完整的体系，实际上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追求全面的系统，因为一时做不到；但不等于作者们不关注整体和体系。希望经过长期的积累，建立较成熟的体系。有些重要的、人们相对熟悉的博物学家，在此反而故意略过去了，比如G. 怀特、拉马克、达尔文、迈尔（Ernest W. Mayr）、劳伦兹（Konrad Z. Lorenz）、E.O. 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实际上也未完全忽视，这些伟大博物学家的身影也时隐时现于文本中。这里所收录的内容也充分考虑了时空多样性，关注了不大出名的“小人物”，希望展示读者不大熟悉的内容，从而帮助读者获得关于博物学文化的新印象。

---

[1]辉格史即“历史的辉格解释”，这一术语是由英国史学家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创用的，它指的是19世纪初期，属于辉格党（Whig）的一些历史学家从辉格党的利益出发，用历史作为工具来论证辉格党的政见，依照现在来解释过去和历史。——编辑注

[2]“盖娅”一词来自拉夫洛克（James E. Lovelock）的盖娅理论。——编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