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布丰的《博物志》
在西方近代博物学史上，布丰是最为关键的人物之一。但是，布丰起初并不是博物学家，而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并因此被接纳为皇家科学院院士。布丰为什么要放弃借以成名的数学而转投博物学，并创作出了启蒙时代的代表性巨著《博物志》？可从布丰所处社会背景和布丰本人哲学风格的变向两个角度出发进行一番考察：布丰将真理区分为数学真理和物理真理，数学真理只是心灵的建构，自然界中只有物理真理，后者用概率来表达；博物学的目的就是为自然建立一座物理真理的大厦。
博物类科学的历史不像数理类科学那样简明、那样具有逻辑性。姑且不论成果的深度与广度，在博物学的历史上做出贡献的人物数量比数理科学要多得多。其中有两个同年出生的人物极为特殊，一位是瑞典的林奈，另一位是法国的布丰。
布丰（Georges-Louis Leclerc，Comte de Buffon，1707—1788，或译“布封”），法国18世纪著名的博物学家、科学家及文学家，启蒙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布丰先后入巴黎皇家科学院、法兰西学术院任院士，并担任巴黎皇家植物园主任长达五十余年，在许多学术领域都有重要贡献。
布丰的代表作品是其倾一生心血撰写的36卷本《博物志》（Natural History）。布丰去世后，他的学生拉塞佩德（Lacépède）又续写了8卷，总计44卷。《博物志》包罗万象，不仅涉及物种进化、动物、植物、人类等生物界内容，也涉及宇宙起源、天体运行、地质矿藏等非生物界内容，集哲学、科学、文学与艺术于一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启蒙时代的重要著作。他的生物进化思想，直接影响了拉马克、居维叶等生物学家，并被认为是达尔文的先驱。迈尔评价道：“在18世纪后半期，布丰是博物学思想之集大成者。”（Mayr，1981：330）布丰研究专家罗杰（Jacques Roger）指出：“（在博物学方面，）布丰是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之间最重要的人。”（Roger，1989：14）
一、以数学家身份进入学术界
1707年9月7日，布丰出生在法国勃艮第省西北地区蒙巴尔（Montbard）的富裕家庭。勃艮第风景优美，有法国最茂密的森林，盛产着与波尔多齐名的葡萄酒。布丰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也出身公务员家庭。1717年，布丰的母亲继承了一笔财产——“布丰庄园”。布丰名字中的“布丰”，便是来自这个庄园。布丰的父亲仗着家族财大气粗，在勃艮第首府第戎买了一个议员的席位，于是全家搬到第戎居住。
到第戎后，布丰进入一个耶稣会学校学习。在学校里，他表现一般，比较安静，有点慢性子，只是运动能力稍好。他非常喜欢数学，业余时间全都沉浸其中了。期间他阅读了欧几里得（Euclid）的《几何原本》和洛必达（Marquis de l'Hôpital）的《无穷小分析》。《无穷小分析》写于1696年，是最早的微积分教科书。在当时，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方法才刚刚发明不久，还没有进入学校正式课程。（Roger，1989：23）但布丰对此却非常着迷，乐在其中。由对微积分的学习，布丰进一步接触到了英国哲学。
1723年，16岁的布丰从这所学校毕业。在父亲的要求下，布丰进入了第戎法学院学习法律。虽然布丰对法律不感兴趣，但他的父亲认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做一个合格的家族继承者。不过还好，法学院的生活相对比较自由，布丰可以将大量的时间花在数学研究上。就在这一年，他有了一个重要的收获：认识布耶（Jean Bouhier）。布耶是当时的名人，第戎议会的主席，法学家，后来还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1727）。他经常举办学术沙龙，邀请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来聚会。布丰就经常参加布耶的沙龙。尽管布耶比布丰大几十岁，但这并不妨碍两人的交往。布耶酷爱读书，家中建了一个藏书馆，到去世前共收集了3.5万册图书以及2000卷手稿。（Roger，1989：24）
当时培根、洛克、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及牛顿等人的经验主义学说在英国国内非常流行。得益于地缘优势，这些学说迅速进入法国，并俘虏了伏尔泰（Voltaire）等一批启蒙思想家，布耶也是其中之一。布耶对哲学、数学和科学都很感兴趣。他崇拜洛克，熟知英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哲学风格，也是经验论哲学的信奉者。布耶向布丰介绍的培根、洛克、牛顿等人的学说，激起了布丰的兴趣。正是在布耶这里，布丰接受了英国的经验论哲学，并洞察到了洛克、莱布尼茨等将成为18世纪法国哲学的主流；也正是布耶，鼓励布丰进入科学和哲学的王国。（Roger，1989：25）
1726年，布丰从第戎法学院毕业。经过再三考虑，布丰放弃了做律师或者公务员，而打算进入科学界，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布丰为此受到了家族的批评。在18世纪前期的法国，科学事业还没得到中产阶级和贵族的认可。直到19世纪的法国，科学家的社会地位才可与律师、公务员等相匹敌。原因很简单，除了医生和教师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作岗位需要科学家。作为一个浑身流淌着贵族血液的青年知识分子，去当一名教师或者医生，那分明是自掉身价——那是小资产阶级才乐意做的事。更何况，科学界在当时只是一个封闭的圈子。即便是皇家学院（Collège Royal）或者皇家植物园（Jardin du Roi）里的老师，在一般人眼里，跟普通学校的老师也没什么区别：论收入比不上资本家，论地位比不上公务员和律师。唯一有点影响力的是皇家科学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但尽管其名气不小，却几乎没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的。而且对于一个20岁的“外省人”来说，想进去几乎是天方夜谭。因此，布丰要进入科学界，遭到了父亲、亲属甚至是第戎议员的反对，父子关系也开始恶化。
但布丰已经下定决心要做科学家。通过自己的努力与天分，布丰独自发现了牛顿的二项式定理——此时的布丰只有20岁。但不幸的是，第戎已经没有人能做布丰的老师了，他转而向职业数学家们沟通、请教。其中一个就是瑞士著名数学家克拉默（Gabriel Cramer）。此人对布丰很看好，而且正是由于克拉默的引荐，布丰日后才得以在数学界获得一席之地。但毕竟第戎已经不能再给布丰提供任何学术资源了，再加上他对第戎的官僚风气已经感到厌恶，“只要能永远地离开第戎，我做什么都愿意”（Buffon，1971：3—4）。布丰于1728年离开第戎，转到昂热大学。
在昂热大学，布丰选修了大量的数学课程，第一次阅读了牛顿的原著，深为牛顿的伟大所折服，并对牛顿重视实验、将数学视作计算工具的态度尤为认同。（伯特，2012；Roger，1989：25—27）此外，他还独自发现了数学家、皇家科学院终身秘书丰特内勒（Bernard Fontenelle）的“无穷的几何要素”。在数学之外，布丰还选修了一些植物学和医学课程。另外，布丰还在这里遇到了之前在第戎认识的英国贵族金士顿公爵（Duke of Kingston）及其家庭教师。这个公爵在家族中不大受待见，被派到大陆“长长见识”。念书之余，布丰参与了一场决斗。结果，布丰不得不离开昂热避难。[1]
布丰和金士顿两人一拍即合，一起离开这里。他们先回到了第戎。第戎当然不是他们的庇护所，他们只好又离开。1730年11月3日，布丰和金士顿公爵一路向南，先到达南特（Nantes），之后在波尔多（Bordeaux）享受了一下葡萄酒和赌博，再途径图卢兹（Toulouse）、蒙彼利埃（Montpellier），最后于1731年5月到达里昂。10月，布丰和金士顿来到瑞士日内瓦，同克拉默会面。然后奔赴意大利，途经都灵、米兰、比萨、佛罗伦萨，最后抵达罗马。
在旅行的过程中，布丰认真观察了民风民俗、生活方式，并将其同数学和哲学联系起来。在波尔多，人们粗犷、豪爽、纯真，为布丰所赞赏。布丰尤其研究了波尔多人最大的爱好——赌博，为日后几何概率理论的提出提供了灵感。在南特，有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他们的实用主义与进取精神也吸引着布丰。布丰欣赏南特人的金钱观：大方出手，量力而行，把财富当作一种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像第戎人那样宁愿做吝啬、小气的守财人。从南特人身上，布丰还总结出了“多余就应当消失”的想法，成为后来的“有机分子”理论（Théorie des Molécules Organiques）[2]以及精神病学理论的思想源泉。（Roger，1989：29）
相比之下，意大利精致的歌剧、圆形广场未入布丰之眼，那里的山川美景也同样没能吸引布丰的兴趣。布丰倒不是不喜欢意大利（尽管他一生就到访过意大利这一次），只是他当时对数学以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在意大利，他除了买数学书，就是拜访数学家，请教数学问题。他休息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曲线和方程。在途中，布丰与数学家克莱罗（Alexis-Claude Clairaut）[3]建立了联系，后者也对布丰的能力大为赞赏。（Roger，1989：30）
1732年3月，布丰与金士顿告别。金士顿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Padua University）办理了入学手续，而布丰则由于家中变故回到了第戎。布丰的母亲病故，父亲打算再婚，以50岁的年龄娶一个22岁的女人。但这个女人除了年轻貌美，一无所有。布丰感受到了自己的财产会有危险——母亲遗赠给布丰的“布丰庄园”，原本由他的父亲代为管理，但他的父亲遇到了财务困难，又要迎娶新人，打算卖掉这个庄园。布丰委托律师，要回了这个庄园。但因此，布丰与父亲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很紧张，父亲的婚礼他更是拒不参加。
自1732年7月起，布丰定居巴黎，开启了科学生涯。继承自母亲的庄园每年能带来8000里弗[4]的利息，为布丰的科学活动奠定了物质基础。在巴黎，布丰又认识了一些重量级的学者朋友。他先是住在布尔杜克（Gilles-François Boulduc）[5]家中，然后结识了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此外，他还结交了克莱罗的朋友、另一个知名数学家莫佩尔蒂（Pierre-Louis Maupertuis）。布丰与莫佩尔蒂都是牛顿学说的爱好者，因此两人很快交往甚密。更重要的是，布丰现在终于有了科学界的一个大靠山。莫佩尔蒂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在科学界地位很高。此人1723年成为巴黎皇家科学院院士，1728年入英国皇家学会，而后又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1743），还担任过巴黎皇家科学院院长、柏林科学院院长等职。借此机会，布丰希望能正式进入巴黎科学界，做一名职业科学家——布丰想到了皇家科学院。尽管科学院在当时的地位比不上现在（Hahn，1971），但也是最好的平台了。而且对于一个26岁的青年来说，获得科学院的最低级别“助理”（adjoint）身份，虽然不容易，但也并不是不可能。在科学院的历史上，20岁成为助理，25岁成为“副研究员”（associés）甚至是正式的“院士”（pensionnaires），并非不可能。[6]
当时皇家科学院分为六个学部：几何、天文、力学、解剖、化学和植物。每当一个学部出现职位空缺，就从相关专业的“助理”中选拔候选人来继位。院士到了一定年龄、完成一定贡献后，会被授予“资深院士”（veteran）的荣誉头衔。在科学院里，只有院士才能领取薪俸（资深院士可以领取退休金）。助理或者副研究员虽然没有工资，但声望很被认可，能利用科学院的资源，而且学术上相当自由。科学院当时基本上都是年轻人，有着一个良性竞争环境——基本上只要有能力，就能获得助理身份。但想从助理高升到院士，就要面临非常复杂的竞争了。
要敲开皇家科学院的大门，需要有重量级的学术成果作敲门砖。之前布丰在几何与微积分方面已经深耕多时，后来在和金士顿公爵游历的时候，由对赌博游戏的观察而深入研究了概率问题，因此对这两个领域都比较熟悉。参考皇家科学院的咨询意见[7]，又结合自身的条件，布丰打算做一项原创性的研究：在概率和几何之间建立一座桥梁。1733年，布丰向科学院递交了一篇数学论文《论方砖赌博游戏》（Mémoire sur le Jeu de Franc-carreau）[8]。这篇论文凝结了布丰多年的数学积累。（Buffon，1954：471）在这篇论文中，布丰用几何来表示概率，这样便将几何与概率计算结合了起来。较之于前人认为的“概率只与离散的数字有关”，这是一个全新的数学思想。后来在1777年，布丰又进一步研究了这个问题，进行了著名的“布丰投针”实验[9]。布丰因此被认为是几何概率（geometric probability）的创始人。（Roger，1989：39）
从纯数学上看，布丰的这篇论文说不上完美。文中有些计算错误，对有些困难也视而不见。即便考虑到18世纪的数学整体发展水平，布丰的工作也难以称得上严密和精确。布丰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方法层面——为微积分的应用开辟了一条几何学的道路。在布丰之前，没有人认真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布丰之后，也鲜有人提及这个问题。直到19世纪中期，这个问题才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体视学（stereology）就是由此诞生，布丰也被尊为这门新学科的老祖先。（Miles and Serra，1978：3—28）此后，几何概率被广泛用进了地质、冶金、细胞等科学中。（Roger，1989：40）
这里再多提一点。我们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布丰是一个很有想法的数学家。虽然他在计算的细节方面不够精确，但他能提供对新领域的洞见。比起大多数精于计算的数学工作者，布丰更应算作数学思想家，一个有重要创新成就的数学思想家。他为何能做出这样跨领域的贡献？可能跟他的思维方式有关——他重视横向联系、打通不同领域，将几何、概率联结起来。而这恰恰是博物学的思维方式。至少在布丰这里，博物学的思维方法不仅仅适用于博物学自身，也同样适用于数理科学。
皇家科学院将布丰的这篇论文交给了克莱罗和莫佩尔蒂审阅。这真是非常幸运！4月25日，这两位专家公布了审稿意见，赞赏道“它是几何学之外的重要发现”。在接下来的科学院会议上，克莱罗单独向院士们宣读了布丰的这篇论文——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荣誉。随后，皇家科学院的终身秘书丰特内勒也评价道，“这篇精致的数学论文将给布丰先生带来一个很好的未来”。（Fontenelle，1733）就这样，布丰的学术能力终于得到了官方的认可。
1733年11月25日，布丰以“编外人员”的身份被邀请到皇家科学院，做了一场几何学的报告（实际上是关于力学问题的报告），获得了好评。12月，皇家科学院的力学部出现了职位空缺。布丰把握住这个机会，战胜了其他的候选者。时任法国海军大臣莫尔帕（comte de Maurepas）在布丰竞选力学部助理的过程中起了关键的作用。1734年1月9日，布丰正式加入了皇家科学院，成为力学部的助理研究员。布丰很谦虚地接受了这份胜利，向好朋友布耶写信道：“他们对我的估价几乎是我真实价值的一千倍。”1736年，布丰在科学院发表了关于方砖赌博的第二篇论文，以表明在科学院继续从事数学事业的愿望，甚至向克拉默写信：“我希望彻底献身于数学。”（Weil，1961）但是，布丰最终没有成为一名数学家，而是成为一名著名的博物学家。
二、涉足博物学
1731年，路易十五的海军大臣莫尔帕伯爵来到科学院（为实际负责人），要求学者们开展对木材结构的研究，以改善战舰质地性能。（当时英法海军存在竞争。）科学院里的学者们都认为缺乏必要的研究条件，而不敢接受这个使命。布丰来巴黎后不久，获得了这个消息。从小就在遍布森林的蒙巴尔长大、对树木结构相当熟悉的布丰，敏锐地感觉到机会来了。他要去吸引莫尔帕的注意，以作为日后在科学院的事业的“关系”。1733年5月，布丰不等科学院的竞聘结果出来，就回到了蒙巴尔，为相关研究工作做准备。
从1735年起，布丰开始在蒙巴尔和巴黎之间过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年3月份，他离开巴黎回到蒙巴尔，在森林中工作，直到11月才返回巴黎，处理行政事务。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布丰在搞特权，布丰则以“要在森林里研究木材结构”为由回击。但这个理由只是一部分——他在效仿英国贵族的田园生活方式和思想气质。
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教会权力大为削减，思想自由已经成为一种风尚，贵族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开始成为社会主流。他们积极进取，崇尚科学，热爱自然。许多贵族都与知识分子密切联系，常常往返于自己的庄园和伦敦的机构之间，在科学、农学、园艺以及博物学等领域寻找着自己的兴趣。这些贵族们不仅热爱知识，还常常将新技术、新知识应用在工商贸易中。像“英国纯种马”以及某些家禽新品种，恰是这些人的发明培育，而非那些殿堂之中的科学家。（Roger，1989：70）经济发达、政治自由、法制完善，使得英国在法国知识分子心中成为了财富和自由的代名词。来到英国的外国访客，像伏尔泰、孟德斯鸠（Montesquieu）等，都为英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震撼。不过，罗杰也指出，伏尔泰等人只顾着赞叹英国的美好了，忽视了隐藏的政治危机以及同法国几乎一样严重的社会不公。（Roger，1989：71）英国贵族的田园生活，深深吸引着布丰。在其与英国学者之间的信件中，有许多都与农林、园艺、建筑有关。（Monod-Cassidy and Le Blanc，1941：522）
在蒙巴尔，布丰接待了许多英国学者。像英国皇家学会秘书长、数学家居林，以及英国皇家学会副主席马丁·福克斯（Martin Folkes）等，都跟布丰建立了交情。布丰与这些学者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络，这些人为布丰带来了大量的英国书籍。这些英国的知识分子深度俘获了布丰，以后基本上只要一发生论战，布丰都会站在英国人这一边。譬如当尤林为捍卫牛顿的微积分的发明权而跟莱布尼茨的信徒发生冲突时，布丰坚定地站在尤林一方，攻击莱布尼茨。而同英国人打交道也使得布丰得到了回报——1739年他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外籍院士。总的来说，布丰的思想风格，是与英国人而不是法国人在同一条船上。
从1737到1744年，布丰在科学院提交了一系列的论文，涉及培育林木的方法、土壤选取、光照强度、抵御霜冻等。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布丰对自己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洞见。他放弃采用传统植物生理学理论，而是选择英国林业理论，以实验为基础，大量地将新理论和新技术应用在林木的培育及繁殖上。（Hanks，1966：156—168）在当时的欧洲，科学理论还处在“襁褓”期，尚不能直接运用于生产实践。布丰很善于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将理论运用了实际。在研究中，实验是最主要的方法。无论实验成败，他都会将过程写进报告中。他从不佯称自己做出了“宏大的发现”，而是认为，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落也许隐藏着重要的价值。（Hanks，1966：183）他还特别关注实验的性价比——一个实验既要在研究成果上高收益，又要在经济上低成本。
我们不妨看一下布丰的研究方法。由于木材的强度受木质、天气、水土、矿物等条件影响很大，即便是同一个研究在不同的时间重复进行，也会有很大的差别。（Hanks，1966：193—213）当时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方法：物理实验或数学推理。木材强度所涉及的物体弹性问题，在17世纪被一些伟大学者们深耕过。伽利略、胡克（Robert Hooke）、莱布尼茨、马略特（Edme Mariotte），以及一些建筑家、工程师，都分别从数学和物理两个维度进行过研究。英国人通常会用牛顿的实验方法。而在法国乃至欧洲大陆，数学方法更占主流。1729年，工程学家福雷斯特（Bernard Forest）写了一部书《工程师的科学》（La Science des Ingénieurs），攻击实验派学者，提倡纯粹的数学方法。因此，布丰首先面临着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选择。
布丰深信牛顿“站在巨人的肩上”的治学理念，他需要一种现有的植物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基础。由于受英国经验论的强烈影响[10]，布丰很自然地将目光转向了英国方面。他看到了植物学家黑尔斯（Stephen Hales）的《植物静力学》（Vegetable Staticks）。这部书出版于1727年，有英国学者将其介绍给布丰。布丰读罢直接将其翻译为法文版，于1735年出版。黑尔斯是牛顿的狂热信徒，相信植物的生长机理完全符合牛顿力学，热量、引力、发酵等是生命现象的原动力。他的方法也是牛顿的实验方法：首先，通过实验切入研究主题；其次，检视这些实验结果，从中寻找那些一致的或者是同时发生的要素。在黑尔斯的书中，充满了大量的实验报告。他将实验方法及过程悉数记录在案，而对于实验之外的那些形而上学的思辨，黑尔斯尽量不涉及。黑尔斯还不满足于仅仅做实验，而是力图在实验中提出新理论。黑尔斯的这些做法深得布丰的赞同。布丰在法文版的序言中称赞道：只有通过科学实验，我们才可以查看到自然的秘密，而其他的方法从未成功。布丰随后在《博物志》的研究中，基本上采纳了黑尔斯的观点。黑尔斯甚至成为布丰的“创新之源”。（Roger，1989：49—51）
基于黑尔斯的理论，布丰反对纯数学方法，提倡实验进路。布丰认为，木材的内部结构复杂多变，单靠纯数学分析难以奏效。譬如对于任意一棵树，选取不同的部位作为样本，实验的结果都会相差很大。况且，现有的数学理论中也没有哪一个能直接运用在一整根木头上。他做了一千多次实验，分别从树干中心、树皮以及二者中间部位选取小段样本，比较张力的差别。另外，他还检测了曲面强度，之后把这块木头打碎，通过称量这些碎块的总量，计算木头的密度。同时，他总是选用新鲜的木材，从而避免了木块因干燥脱水带来的问题。（Roger，1989：69）布丰将这些实验数据制成了一个类比表格。但在解释这些数据的时候，布丰遇到了一些困难。由于同一个实验每次重复就会得到不同的结果，而统计学方法在当时还没有用在微积分的计算中，于是布丰的方法是选取一个数学平均数。另外，他在重量与张力之间、大木块与小木块的强度之间建立了一种比例关系，相信这将帮助他纠正伽利略等所犯的错误，并且能够对一个给定的木块精确预测其张力。
基于这次实验，布丰还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设想。他认为，森林不仅仅是一堆树木的聚集，更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一棵作为个体的树都与其他个体之间发生着联系。布丰还关注到由不同类型的物种构成的不同群落之间的关系，还注意到了鸟类传播种子、老鼠打洞所起到的作用。在布丰这里，森林完全成为一门学科。布丰的这种观念，正是当今森林生态学的重要内容。（Roger，1989：68）
总体看来，通过木材结构的实验，布丰形成了经验主义的态度——无论是一个多么成熟的理论，布丰总是尽可能地用实验来检验。布丰之前就认为数学很难应用到复杂的物理现象中，这次实验使得布丰更加坚定地站在了实验方法一边，并且间接导致了布丰与数学事业的挥手再见。到了1739年初，布丰的思想气质、生活方式、科学和实验的方法和风格都已经自成一体了。但此时的布丰还只是科学院的助理，缺少一个机会证明自己的实力。他努力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试图将各个知识点结合起来，建构出一幅自然图景。（Roger，1989：66—72）
三、告别数学事业
通常，一个人如果得到数学界的认可，并成为皇家科学院的一员，那么他一生基本上都会从事数学研究了。但布丰就恰恰是一个特例。
早在1731年，布丰在和金士顿公爵游历时，就已经表现出对数学的反思了。在受到南特人金钱观的感染后，布丰将数学与金钱相比较。他在一封写给克拉默的信中指出：“毫无疑问，数学计算是毋庸置疑的精确与严密。然而，数学尽管逻辑严密，但不能代替实在。数学计算与数学的普遍意义是有差别的，就如同金钱的数量和金钱的价值之间的区别。数学家在进行财富计算的时候，眼中只有数字，也就是金钱的价值体现在金钱的数量中。但一个有理性的人就不会这样，不仅看有多少金钱，而且看这些金钱能带来多少实际好处或乐趣。一个人在拥有了10亿元后未必比他只有100元的时候快乐。”（Buffon，1954：465；Binet and Roger，1977：49）布丰的这种观点，已经暗含了把数学作为一种工具的态度，在考虑到数字量的同时，还会考虑到数字代表的实际意义。而这两点恰好是现代概率论的基础条件。（Weil，1961：116）
1736年，牛顿的《流数术与无穷级数》英文版出版。这本书的拉丁文原版完成于1671年，但由于种种原因（Westfall，1980：226），在牛顿生前未能出版，直到剑桥大学的科尔森（John Colson）教授将其翻译成英文才得以出版。布丰在得知此书已经翻译为英文版后，开始着手将其译为法文版，并最终于1740年出版。布丰认为，这本书是面向微积分初学者的入门性读物，内容并不深入，本身并没有太大的翻译价值。那么布丰为何要翻译此书？我们在这本书的前言中可找到答案：布丰由捍卫牛顿的微积分发明权而反思了微积分——更具体地说是无穷或者无限的本性问题。布丰也因此放弃了成为一名数学家。
牛顿与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发明权之争，更准确地说，是牛顿的信徒与莱布尼茨的信徒之间的争论。牛顿或莱布尼茨，是谁发明了微积分，这不仅是一个学术荣誉或者科学史问题，还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在伦敦，牛顿的学说占据着主流的地位，在政治界与神学界也几乎成了科学评判的标准。（Hall，1980）而莱布尼茨则在欧洲大陆影响力很大，而且其学说在很多方面与牛顿相悖。1711年，有牛顿的门徒公开指责莱布尼茨剽窃了牛顿的微积分成果。1712年，英国皇家学会出版了一套文集《通信集》（Commercium Epistolicum），公开支持牛顿应享有微积分的发明权。1714年，英国的安妮女王驾崩，来自德国汉诺威王室的乔治成为新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乔治的母语为德语，不通英文，而且还拥有德国血统，这就引起了人们的担心：乔治会不会将德国的哲学，如莱布尼茨引入英国？毕竟，乔治来自汉诺威，而汉诺威也正是莱布尼茨扬名立万之地。[11]牛顿的崇拜者们很害怕这一点，觉得务必采取些行动。1715年，牛顿的信徒克拉克（Samuel Clarke）为捍卫牛顿，同莱布尼茨就自然哲学、宗教等问题展开了论战，揭示了牛顿与莱布尼茨之间的差别。1716年，莱布尼茨去世，但争论并没有结束，而是不断升温——此时欧洲大陆的学者几乎都站在莱布尼茨这一边。他们倒不是因为地缘关系而支持莱布尼茨这个大陆学者，而是因为同牛顿比起来，莱布尼茨的微积分方法确实要更加好用。
在序言中，布丰坚信牛顿才是微积分的发明人，以此立场重述了微积分的历史。微积分是建立在无穷小量的自由应用之上的，那么，这些无穷小量的本性是什么，又是否具有实在性？布丰接下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无穷不仅在数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问题，还涉及哲学、政治与宗教。但是，无穷是否具有实在性？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就此展开过讨论，讨论的话题主要是围绕“一个无穷的宇宙是否是证明造物主全能的必需证据”。意大利的布鲁诺（Giordano Bruno）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结果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笛卡儿在这个问题上宣布投降，并称“不要试图论证无穷小（大）是什么，也不要试图去论证它不是什么”（Costabel，1985）。对于笛卡儿来说，既然无穷（无限）在人脑中占据着一个实实在在的位置，那么在人之外，一定存在着一个无限的物体——上帝。人们至少无法拒绝一个无穷的宇宙，因为这等于给上帝的能力判定了一个界限，而没有人能够充当这个权威。因此，这个问题不是人类能够解决的，已经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范围。
自17世纪以来，笛卡儿的机械时空观已经占据了主流的地位。时间、空间，包括宇宙本身，都被认为是无穷的，代表着无限能力的上帝。（柯瓦雷，2008）但是，无穷的形而上学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微积分的诞生，给这个话题又添加了一把火。在1727年，丰特内勒等人捍卫无穷小的客观真实性。丰特内勒认为无限和有限具有同样的真实性，“那种认为几何学仅仅是人的猜想、仅仅是人们为了研究方便而发明出来的权宜工具的想法，是不正确的”（Fontenelle，1727）。
布丰起初也支持丰特内勒的观点，一个数列能扩展到无穷，或者一个数字能被无限分割，至少同意有这个可能性。但布丰很快就转而批评他。（Brunet，1931）布丰认为，数学或几何学的内容不具有客观实在性，而只是人脑的产物。无穷在现实当中并没有具体的体现，都是心灵建构出来的。甚至时间、空间、广延也不是真正的无限大。没有哪个数字能代表无穷小（大），也没有哪个数字能比无穷大更大，或比无穷小更小。数字只是反映了事物的量的特征，并不能独立于它所代表的事物而存在。数字本身在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事物实际上也不能被无限扩展。布丰总结道：“在形而上学中，我们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赋予我们大脑中建构的观念一种真实性。无穷或者无限，只是反映了思想的一种缺陷，是对有限性的一种逃避。只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无穷可以帮助我们对思想进行简化，有利于在科学实践中概括出一些东西出来，简化科学研究。无穷的价值只体现在实际应用当中。”[12]（Buffon，1954：448）
接着，布丰表明了自己的知识论态度：首先，经验只将有限的世界展现给我们。通过理性，我们可以构造出无限。但是理性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无限的本质是什么，也不能理解世界的本性，科学只是人的科学。进一步，布丰攻击被视作绝对真理的数学：若绝对真理真的存在，那么何以判定这条真理是绝对真理，谁又能当此权威？数学本身并不告诉我们关于实在的任何东西，它只是一种证明的工具，是人的心灵的建构产物，而不具有现实中的任何意义，不反映任何实在。它很有用，也不可或缺，但也仅此而已。布丰在1749年出版的《博物志》第一卷的“博物志研究方法”一文中，再次详细表达了他对数学的态度。他的这种哲学观同洛克一致，并在《博物志》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Roger，1989：64）
在翻译完牛顿的这部著作后，布丰逐渐脱离了数学事业。如果数学只是一种工具的话，那么在一门工具上花费一生的时间，是布丰绝不愿意做的，他要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何况在1748至1749年间，布丰卷入进了一场关于天体力学计算的数学争论。争论的详情这里不再细谈[13]，数学史、科学史都有相关著作研究，其意义在于，布丰与克莱罗等数学家的关系严重恶化，并最终告别了数学界。1744年，布丰成为科学院的正式院士以及财务总管，领着3000里弗的年金。但布丰发现自己的个性与科学院的风气越来越不相称了，每次从蒙巴尔回到科学院，就感到很不舒服，而在蒙巴尔的大自然中，则浑身充满着活力。由于布丰长期不在巴黎，科学院给他配了一名行政助理，他便通过这位助理参与巴黎方面的行政事务。慢慢地，布丰的全部精力，都用在研究矿物、动物、植物、生殖等博物学内容上，科学院的事务参与得越来越少。他的目光，已经放到数学符号之外的自然界中了。1752年以后，布丰基本上没有在皇家科学院发表过任何数学论文，直到1777年才撰写了《论道德算术》（Essai d'Arithmétique Morale）[14]一书，继承和发扬了他早年的数学思想。
布丰之前在蒙巴尔的木材实验深受海军大臣莫尔帕的赞赏。莫尔帕希望能进一步发挥布丰的才能，便于1739年春将布丰由力学部调到植物学部，这是布丰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就在布丰刚刚入职的第八天，老部长突然去世，原来的副研究员贝尔纳·裕苏成为新任部长。布丰便接替贝尔纳之前的位置，成为一名副研究员。在贝尔纳和莫尔帕的引荐下，布丰引起了路易十五的注意。路易十五对农学特别是植物学非常感兴趣，他将布丰邀至枫丹白露宫，向其咨询如何改良城堡周围的树木。布丰的回答令路易非常满意，路易打算将皇家的林地都交由布丰照料。这是一个很大的权力，布丰考虑再三，谢绝了这个任务。（Hanks，1966：134—135）路易十五倒是不生气，还赠送了2000里弗奖励给布丰，同时考虑给布丰找一个能全身心投入博物学研究的岗位——路易想到了皇家植物园。（Monod-Cassidy and Le Blanc，1941：335）
四、在皇家植物园
皇家植物园，最早名为皇家药用植物园（Jardin Royal des Plantes Médicinales），和皇家科学院一样都是法国最古老的官办科学机构。但皇家植物园并不从属于皇家科学院，而是一个与其平行的机构，二者都是法国科学界的最高级别，而且都不颁发学位证书。此外，二者还都挺住了大革命炮火的摧残。大革命期间，除这二者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大学和科学机构都受到了战火的破坏。大革命后，皇家科学院改名为法兰西科学院，皇家植物园则改名为巴黎国立自然博物馆。（Francois，1952）
皇家科学院与皇家植物园还有一个特殊的相同点：两者都是为了弥补巴黎大学的弊端而建立。早在1523年，弗朗索瓦一世大帝建立皇家大讲堂并设置皇家讲师的席位，以讲授那些巴黎大学不愿意开设的课程，包括希腊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等。同时，科学内容也被包括在语言类课程中。到了路易十三的时候，皇家大讲堂直接升级为皇家学院（Royal College），同时皇家植物园建立。这就形成了法国的一种科学建制风格：每当巴黎大学拒绝包容新科学的时候，政府就会建立一所新科学机构。这样，自17世纪开始，先是平民大学和军事工程类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之后，理工学院在大革命时期出现，高等应用技术学院则出现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国家行政学院则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乎在每个时代，政府总是比巴黎大学更具有创新，更富竞争力。（Roger，1989：77）这也是法国学术界的一大特色。
在路易十三时期，医学研究是一大难题。当时的巴黎医学院是一个独立机构，只听命于校务委员会和院长。教授的行事风格非常保守，穿着服饰、生活起居都非常老套，而且对自己享有的特权捂着不放。在教学上，他们只讲授盖伦的学说和经典药典，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一板一眼。解剖学家小里奥兰（Jean Riolan le Jeune）是学院的高层领导，曾“成功”地抵制了哈维（William Harvey）的血液循环理论。直到1672年，哈维才被医学院接受。巴黎医学院的竞争对手蒙彼利埃医学院则相反。这个医学院从亨利四世起就得到了皇室的支持，教授都是由国王直接任命，而且还要接受考核。不通过考核者会有被解聘的风险，虽然实际当中几乎没有发生过。到了路易十三时，宫中几乎所有的御医都来自蒙彼利埃。御医们还可以私自开展医学实验，有些蒙彼利埃医师还是新教徒，将德国新教徒的药典引入法国。这些行为直接触怒了巴黎医学院那批老先生，双方相互攻击和敌视。
好在当时路易十三的宰相、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站在蒙彼利埃这一边。1626年，御医布罗斯（Guy de la Brosse）按照路易十三的要求，以蒙彼利埃植物园为样本，筹建皇家植物园。1635年，黎塞留正式公布了兴建皇家植物园的法令，标志着植物园的正式建立。[15]1640年，皇家植物园对外开放。当巴黎医学院试图干涉时，布罗斯则以“巴黎医学院不愿意开设手术学课程”为由回击。植物园建好后，主要任务是教学研究和药用植物栽培。植物园的老师会给学生们讲解植物和药物的内部结构，同时通过化学工具分析其成分特点。（Francois，1952）布罗斯还建立了一个化学实验室，专门用来研究新药。于是化学教学也就成了必备课程。当然，化学和植物学课程都是为医用服务的。在植物栽培方面，截止到1640年，已经有2300种植物栽培在皇家植物园中，从而成为欧洲大陆上可以与英国邱园匹敌的植物园。另外，皇家植物园还肩负着一个特殊使命：收集海内外的所有的药物样本，以及自然中所有的稀奇古怪的玩意。这样，用作储藏之用的药物标本柜（Cabinet des Drogues）就诞生了。（Howard，1983）
1641年，布罗斯去世，巴黎医学院趁机攻击皇家植物园。幸有御医集团和皇室的庇护，皇家植物园安然无恙。1648年，巴黎医学院试图取缔皇家植物园的化学课程，未遂。1673年，巴黎医学院试图阻止植物园的血液循环实验，路易十四亲自介入，才平息事件。1693年，法贡（Guy-Crescent Fagon）成为皇家植物园主任。法贡1638年出生在皇家植物园，母亲是布罗斯的侄女，而且从1665年起就已经在植物园教授化学课程了。这个人能力出众，技艺精湛，是路易十四的首席御医，对皇家植物园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Fontenelle，1742：34）而且作为一个巴黎本土医师，法贡知道如何在巴黎和蒙彼利埃之间达成一个停战协定。他提升了植物园的教学质量，提拔了一批大科学家，如植物学家图内福尔、安托万·裕苏（贝尔纳·裕苏的哥哥），化学家克劳德·吉尔福利和西蒙·布尔杜克（Simon Boulduc），以及解剖学家及外科医生迪韦尔内（Joseph-Guichard Duverney）和佩罗尼（François Peyronie）。法贡还建立了一个能容纳600人的圆形剧场，以演示实验之用。总之，在法贡的带领下，植物园发展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科学机构。
在法贡之后，希拉克（Pierre Chirac）和费伊（Cisternay du Fay）先后担任植物园主任。这两位掌门将植物学从医学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希拉克吞并了南特的药用植物园，得益于此，每年有大量的异域植物经此进入法国。同时他还与海外（主要是法属殖民地）的法国旅行者保持密切联系，取得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费伊则在参观了英国和荷兰的植物园后，仿效之，也在皇家植物园内修建了温室大棚，以培育热带植物。费伊去世时，丰特内勒在悼文中大赞费伊的业务能力、果敢性格以及人脉关系。（Fontenelle，1742：664—665）
1729年，药物标本柜改名为自然博物馆标本柜，越来越多的海外医师和学者们受命为植物园寻找奇珍异兽，大大丰富了馆藏。自此，皇家植物园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在法国国内，皇家植物园也是植物学家、化学家、医师等能够向学生传授自己的研究成果、追踪学界最新进展的唯一科学机构。植物园还吸引了大批的海内外学生、学者，来此学习植物学、分类学、解剖学及化学。1738年，与布丰同年出生的瑞典植物学家林奈来访。林奈在此时已经小有名气了，但他乔装打扮，混进一群学生当中，跟在当时的植物学讲师安托万·裕苏后面。当安托万指着一种植物向大家询问区系名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拉丁语回答“Facies Americana”（美洲区系）。安托万便同样以拉丁语回答道：“Tu es diabolus aut Linnaeus.”（你要么是魔鬼，要么是林奈。）就这样，两位植物学家成为好朋友，还共同前往调查巴黎地区的植被。安托万甚至提名林奈为皇家科学院的通信院士。林奈后来自己建立了一个“植物大作战办公室”（Officiers de l'Armée de Flore），自封为总司令，而第二把交椅“大将军”（Major Général）就给了安托万·裕苏。（Goerke，1966：126）受林奈影响，1739年，安托万·裕苏放弃了图内福尔的分类体系，转向了林奈的双名法体系。（Larson，1971：59）林奈则根据巴黎皇家植物园的形象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大学建立了一个植物园（1745）。总之，大量外国游客来访，使得皇家植物园名声大噪。丰特内勒更是扬言道，皇家植物园是欧洲最美丽的植物园。
1739年7月16日，时任皇家植物园主任费伊死于天花，这个职位便空缺了下来。布丰听到这个消息时还在蒙巴尔，深感天赐良机，便急忙向巴黎的埃洛（Jean Hellot）等人写信求助，以表达对执掌皇家植物园的渴望。（Hahn，1971：41—42）甚至在巴黎的朋友们还没有收到布丰的信件的时候，布丰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采取行动了。因为当时最有可能成为布丰的竞争对手的，是布丰的老对手迪阿梅尔（Henri-Louis Duhamel）。
迪阿梅尔当初和布丰一起接受了木材结构的研究任务。此人是一个植物学家，拥有一个城堡，但没有自己的林地，因而不得不在别人的森林中研究。相比之下布丰的优势就很大了。蒙巴尔有茂密林地，布丰名下有大片的优质林，他只需在自己的庄园中工作即可。不过，林地虽然是布丰的，但水资源和其他一些设施要受到上级林业部门的监管。布丰的木材实验也受到过其他人的反对，直到30年后布丰还被诉讼纠缠着。（Hahn，1971：177）莫尔帕要求布丰和迪阿梅尔合作研究。两人在科学院发表了最初的研究成果。不过好景不长，二人关系很快恶化。迪阿梅尔认为，布丰篡夺了大家共同的研究成果。在布丰的科学院讲演快要结束时，他向布丰说：“看起来您的记忆力不错。”言下之意是布丰窃取了他的果实。布丰则毫不客气地说：“我只是懂得如何研究。”（Hahn，1971：177—178）最终，迪阿梅尔与布丰分道扬镳，站到了布丰的对立面。现在，在皇家植物园主任这个宝座面前，迪阿梅尔又一次成为布丰最大的竞争对手。他本人早就觊觎主任的宝座，并且他在学术成果、社会声望以及人脉关系方面，都与布丰势均力敌。他比布丰大七岁，早五年进入科学院。此外，在已故老主任费伊的心目中，迪阿梅尔也是一个合适的候选人。
最终，布丰战胜迪阿梅尔等人，成为新一届皇家植物园主任。我们从丰特内勒的档案中可以发现，布丰的胜利，除了自身的能力出众之外，也受到了“贵人”的重要帮助。
费伊在病重的日子里，意识完全清醒，而且主动要求备办丧礼。埃洛是费伊关系非常铁的朋友，费伊的遗嘱执行人正是埃洛。在费伊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埃洛也是与费伊接触最多的人。根据丰特内勒所记，埃洛大力推荐布丰，并建议费伊向莫尔帕写信，以表达对布丰的看好。（Fontenelle，1742：668—669）而莫尔帕，本身就已经是布丰的知己了，即便没有埃洛等人推荐，也更倾向于布丰，而不是那个一板一眼的迪阿梅尔。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国王路易十五也主动站到布丰这一边。路易十五明确表示，不希望布丰之外的人掌管皇家植物园。但是，布丰当时没有直接参与到候选人的竞争中，也不知道这些内幕。（Buffon，1860：231；Buffon，1971：42）在这么多重量级的贵人相助下，7月25日，布丰被提名为第一候选人。第二天他就被正式任命为皇家植物园主任，开始领取年薪3000里弗的薪俸。（Genet-Varcin and Roger，1954：516）
布丰此时还在蒙巴尔，得此消息后，朋友们纷纷来祝贺。布丰也一度感到，皇家植物园主任这个位子好像来得确实太容易了些。但事实上，整个事情远比布丰想象的要复杂。根据布洛（Le Bleau）的记载，皇家植物园主任这个位置是个大肥差，几乎每一个医师和科学家都希望能掌此大印。植物园主任拥有极大的资源，直接效忠于国王，还掌控着下属各部门人员的调动，权力非常大。如果将这个位置换算成财富，价值1000个国王王冠，这足以保证在巴黎过上最上流的生活。布丰的竞争对手，足足有50人之多！布丰成为皇家植物园主任，一时间轰动了科学界，因为许多人觉得布丰的资历和能力都不是最出色的。但很快大家都表示拥护这个决议。（Monod-Cassidy and Le Blanc，1941：337）与此同时，布丰与迪阿梅尔的关系也彻底恶化。作为安慰，莫尔帕任命迪阿梅尔为海军督察。尽管也是一个显赫的官位，但比起直接效力于国王的皇家植物园主任布丰来说，还是要暗淡一些。迪阿梅尔永远都忘不了那个“窃取”了自己人生理想的布丰。
五、创作《博物志》
皇家植物园之前面积不大。费伊在位时，将皇家植物园路右侧的一些城堡翻修扩建，这些城堡就成了植物园早期的主要建筑。但在布丰看来，根本就不够用。布丰上任后，首要工作就是扩展了植物园的面积。植物园周边一带的土地交易基本都被布丰插手过。但是，大笔的土地交易，也意味着大笔的财务支出，而布丰的经费有限，他便采用一些有争议的手段，譬如强拆、强买等拿地。尽管因此遭到了尖锐的批评，但植物园面积终究是扩大了不少。现在，我们从谷歌地图（Google Earth）上可以看到，这个植物园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毗邻塞纳河，西南方正对皇家植物园路［现已用拉马克的学生圣伊莱尔（Geoffroy Saint-Hilaire）重新命名此路］。西北面是居维叶路，而东南面就是“布丰大道”（Rue Buffon）了。隔着居维叶路的对面是圣维克多修道院（Saint-Victor Abbey）。布丰一度看中这个修道院的地皮。但按照法律，教会的土地禁止转让，即便是僧侣们想卖掉这个庙，也没有这个权力。[16]另外，馆藏标本也已经许久没有维护和更新了。布丰将植物园的一些城堡改造成了新的标本馆，并尽一切可能去丰富馆藏标本的数量和质量，同时扩大栽培的物种数量。（Francois，1952：107—108）甚至早在布丰被任命为植物园主任的第二天，他就迅速从蒙巴尔赶赴巴黎，去接收寄往植物园的几大箱标本。（Michaut，1931）
在植物园，布丰深知自己资历浅薄、资源有限，因此特别注重搞好人际关系。当时有五位教授——又称为“讲解员”（Démonstrateur）[17]，为植物园的功能运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首先都是皇家科学院的资深院士，年龄、辈分都比布丰高，各自也是自己领域中的权威。他们分别教授植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课程，同时还会向公众演示实验。每人各有一个官方头衔，以标识自己专长于哪个科目。不过，所讲内容也不一定必须与头衔有关，而是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这五人中，除了化学家布尔杜克是布丰的老朋友外，其他人布丰就不太熟悉了。布丰谨慎地处理与这些人的关系，尽量不干涉他们的活动。譬如前文曾提过，之前植物园标本的标签采用的是图内福尔的命名法，安托万要求将其更替为林奈的双名法。尽管布丰非常讨厌林奈，但还是同意了他的要求。（Roger，1989：92—93）
这些年龄大的资深教授虽然德高望重，资源广博，但也很快去世。当时还没有退休的概念，职位是终身制的。只有当一个人去世后，他的职位才会空出来。布丰在选择新候选人的过程中，会倾向那些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老者，认为这样有助于开展工作，并有助于维护现有人脉。（Roger，1989：47—51）。贝尔纳·裕苏就是这样继承了哥哥安托万·裕苏的职位。类似地，1742年布丰任命温斯洛（Jacques-Bénigne Winslow）作为于诺勒（François-Joseph Hunauld）的接班人，布丰虽不太喜欢此人，但此人技艺精湛，经验丰富，是当时最出色的解剖学家之一。1743年，布丰又任命了两位化学家。虽然接替莱默里（Lois Lémery）的布尔德兰（Louis-Claude Bourdelin）学术能力不是很出色，但接替布尔杜克的鲁埃勒（Guillaume-François Rouelle）相当优秀，做出了许多原创性的工作，而且此人第二年就被选入皇家科学院。在鲁埃勒之后，布丰又提拔了狄德罗和拉瓦锡（Antoine-Laurent de Lavoisier）接替，后来两人都成为学术界的巨匠。1745年，布丰又提拔了当时不知名的图安（Jean-André Thouin）作为皇家植物园的首席园丁，后来被证明也是非常的正确。
在植物园外，布丰也打造了一套关系网络，同世界各地的博物学家（当然，主要是法属海外殖民地）保持联络，获取标本。例如在1742年，布丰与医师阿蒂尔（Jacques-François Artur）建立了联络。此人是国王在法属圭亚那首府卡宴（Cayenne）的御医，给布丰寄来了大量的植物标本，但要求加薪。（Buffon，1971：47—50）为应对这一类人，布丰想了一个招数：恳请莫尔帕打造一套证书，铭刻有“皇家植物园通信员”等字样，作为国家荣誉赠送给那些在海外为布丰采集标本的旅行者。但还是没有实质性奖励。布丰只是在《博物志》等著作中再次向这些通信员表示谢意。
至于同皇室的关系，布丰的策略是小心维护，大胆利用。每次从蒙巴尔回到巴黎，布丰都先到凡尔赛宫觐见国王，以表对皇家的尊重。而路易十五也很想从布丰那里获知一些博物学的趣闻轶事，以致常常是布丰还没走进宫，路易就在门口等着了。路易十五的著名情妇蓬巴杜夫人也为布丰渊博的知识所折服，大叫道：“蒙巴尔的布丰，是个美男！”这个夫人在去世前将其最爱的宠物狗托付给布丰照料。布丰与夫人的这种友谊，曾使得布丰免遭一劫。[18]在皇家的帮助下，布丰于1744年拿到了莫松（Joseph Mosson）[19]的标本。1748年，布丰从路易十五那里弄到了一张意大利大理石桌子。这张桌子本来放在卢浮宫，被布丰无意中瞧见。桌子镶嵌有奇石，而且有用珊瑚绘成的鸟、花、昆虫等图案。[20]
总的看来，布丰作为旧体制内的一员，很善于利用制度做自己的事情。他有着自己的处事风格，并成为皇室与政府的“大内助”（Grand Commis）。自路易十五开始尊重知识分子后，布丰因作为科学机构的负责人而避免了许多政治风波。但他始终是一个旧制度下的人。在这个“开明的君主制”内部，布丰为皇家植物园，也为自己的前程拼搏着。在布丰的晚年，他已经感到了一种不安，已经预感到了法国社会即将出现的大震荡。当然，这是后话了。
1739年，莫尔帕曾要求布丰整理皇家植物园的藏品，并将结果出版成《皇家植物园珍品说明》。相比那些枯燥无趣的行政事务，这件事可谓是非常合布丰的口味。自然博物馆标本馆原由贝尔纳打理，但贝尔纳对这份工作非常不上心，甚至连自己头衔的铭文都没变，还是十年前的“Garde du Cabinet des Drogues”（药物标本柜管理员）。1745年，布丰让自己的蒙巴尔老乡及亲戚多邦东（Louis-Jean-Marie Daubenton）接替了贝尔纳的这份工作，赐其头衔为“自然史标本柜讲解员&管理员”（当然是得到了贝尔纳的同意）。29岁的多邦东对博物学事业非常着迷，欣然接受这一使命，对混乱的标本和藏品进行了逐一整理。
但布丰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写一部植物园的馆藏细目汇编，他在人脉资源上花费大量的心血也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布丰要借这个机会做一件构思已久的事：撰写一部囊括自然界一切事物的《博物志》。他将标本整理这些体力活交由多邦东完成，而他自己则是一有机会就离开巴黎回到蒙巴尔撰写《博物志》——只有在蒙巴尔的深林里，他才能做自己的主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当然，多邦东在布丰撰写《博物志》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博物志》第三卷“皇家珍藏品说明”的很大篇幅，以及四足动物部分的解剖学内容，都要归功于多邦东。（Roger，1989：61）1749年，经过十余年的准备，《博物志》前三卷出版。
六、《博物志》主要内容
《博物志》全名为《博物志——广义、狭义以及皇家珍藏品明细》（L'Histoire Naturelle, Générale et Particulière, avec la Description du Cabinet du Roi）。各个分册内容如下。
第一卷：分为两部分——初论（Premier Discours）和副论（Second Discours）。初论为“博物志研究方法（De la Manière d'Êtudier et de Traiter l'Histoire Naturelle）”，副论为“地球史：理论及证据”（Histoire et Théorie de la Terre, Preuves de la Théorie de la Terre）。
第二卷：动物及人类的博物志（Histoire générale des Animaux, Histoire Naturelle de l'Homme）。
第三卷：皇家藏品明细，人类的博物志（Description du cabinet du Roi, Histoire Naturelle de l'Homme）。前三卷于1749年出版。
第四卷到第十五卷：四足动物（Quadrupèdes），1753—1767（出版时间，下同）。
第十六卷到第二十四卷：鸟类（Oiseaux），1770—1783。
第二十五卷到第二十九卷：矿物（Minéraux），1783—1788。
第三十卷到第三十六卷是作为全书的增补（Suppléments），于1774—1789年出版。
第三十卷：矿物（Histoire des Minéraux）。
第三十一卷：植物史——假设和实验部分（Histoire des Végétaux—Parties Expérimentale & Hypothétique）。
第三十二卷：四足动物（Animaux Quadrupèdes）。
第三十三卷：人类的博物志（Histoire Naturelle de l'Homme）。
第三十四卷：自然的世代（Des Époques de la Nature）。这是非常有分量的一卷。
第三十五、三十六卷均为四足动物部分。
《博物志》本打算囊括整个自然界的知识，但最终只写了矿藏和动物，植物几乎没有涉及。布丰去世后，他的学生拉塞佩德续写了8卷。
第三十七和三十八卷：爬行类（Reptiles），分别为四足卵生动物（Quadrupèdes Ovipares）和蛇（Serpents），1788—1789。
第三十九到四十三卷：鱼类（Poissons），1798—1803。
最后一卷即第四十四卷：鲸类（Cétacés），1804。
布丰在前三卷出版之前，是牛顿的忠实信徒，几乎全盘接受了他的运动概念和连续性概念，而对系统分类学的了解颇为有限。他关注静止的实体，而那些不连续的实体如纲、目、属等，在他看来完全没有意义。[21]布丰在《博物志》序言中指出，要将各种生物安排在不同的阶元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在生物的一个属与另一个属之间总有过渡生物的存在。或者说，如果要采用任何一种分类法，就应当根据所有性状的总体，而不能像林奈那样只依赖主观选定的部分性状。[22]
布丰在《博物志》序言开头就提到林奈，有着重要的原因。林奈是瑞典著名的植物学家，与布丰同年出生，但二人观点大为不同，甚至很多时候完全相反。林奈强调事物的离散性，注重实体的单个鉴别性状，信奉柏拉图和托马斯的哲学。布丰则看重事物的连续性，在布丰看来，连续性的观点远比某些“命名学家”[23]枯燥无味的分门别类优越得多。布丰在序言中指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已经证明了由普遍规律所产生的自然界的统一，所谓的“种”“属”“纲”等不仅不存在，还起到了肢解这种统一性的作用。在《博物志》第一卷“初论”的“博物志研究方法”一文（以下简称“方法”）中，布丰更是声称“自然并不认识种、属，自然只认识个体，连续性就是一切”。[24]此外，从“方法”篇还可以看到，布丰不重视鉴定，只想把各种不同的动物描绘得栩栩如生。他反对经院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们所强调的逻辑范畴、本质和不连续性，而坚持“必须利用所研究对象的一切部分”进行研究。[25]
从第四卷起，布丰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在1749年，布丰不认可生物分类的可能性，但到了1755年，布丰全面接受了种的概念。1758年，布丰还在攻击属的观念，但到了1761年，布丰为了统计“自然的最小物体”的数量的方便而间接承认了属，并于1770年以“属”作为“鸟类篇”（第十六—二十四卷）的分类基础。而且1761年之后布丰还接受了“科”的概念。之所以《博物志》前三卷（1749）与第四卷（1753）及后续作品有很大不同，一个重要原因是布丰在1750年之后读到了莱布尼茨的著作，接触到了莱氏所强调的存在之链完满性、宇宙的完善性等原则，同时还了解了莱布尼茨对进化的暗示。（Mayr，1981）自此，《博物志》就将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思想混合了起来。一方面仍然崇尚完满原则，认为“凡是可能存在的都存在”；另一方面，不赞成最终因，反对目的论——既然世界在创造之初就是完美无瑕的，那就用不着再朝更完美的方向努力。布丰还明确反对柏拉图的本质论，认为当我们在从多样性的现象中抽象概括的时候，这种抽象只是我们自己的智慧产物，并不具有实在性。
在“博物志研究方法”之后，《博物志》里最先出现的是地球史。对布丰来说，地球史在自然的历史中最为根本，因为不明白地球，就不明白上面的动物、植物和人类等。因此，研究生命的历史，就须首先研究生命赖以生存的地球的历史。在1749年的“地球史：理论及证据”刚刚发表时，布丰深受洛克的唯物主义的影响，拒绝上帝对自然的直接干涉，提倡在自然界内部寻找原因，相信人有能力认识并利用自然界的基本规律。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圣经的记载——地球的历史只有几千年，布丰则希望在宗教之外寻找一条研究路径——他打算用牛顿的物理学来推断地球和宇宙的起源。布丰大胆猜测，曾经有一颗巨大的彗星，沿着太阳的切线方向朝太阳撞击过来，碰撞出相当于太阳质量六百五十分之一的炽热物质流，一部分由于引力回落到太阳，另一部分依不同密度凝结成球体，形成行星。这些行星一方面在同一平面上以相同方向绕日旋转，另一方面，由于彗星对太阳撞击的倾角效应，也绕轴自转。由于这种自转运动，所有的行星球体都呈两极扁平的形状。同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行星也被撕裂了部分物质，从而形成自己的卫星。
布丰的这个观点提出后，遇到了一些困难。譬如，当时已知彗星的密度非常小，这么低的密度如何发生撞击？另外，欧拉（Euler）的力学理论已经证明，从太阳上撕开的物质，由于引力的作用，最终还要回到太阳上。但布丰不以为然，坚持自己的学说，并以之作为自己地球理论的基础。另外，布丰还遭到教会的强烈反对。巴黎大学索尔邦神学院责令布丰必须放弃自己的“异端”言论，布丰只好妥协。但布丰是懂得变通之人。经过长期的思索，他想了一招妙法：圣经中记载世界是上帝在七天中创造出来的，而且创世后就一直不变，但创世的一天绝不是我们现在的一天，而是一个很长的“一天”，或者说是一个“世代”。布丰认为，正如界定文明史的各个时代那样——查阅资料、搜寻古代的石碑、辨认墓碑铭文，才能划定人类历史发展的确切日期，同样地，对于自然史也需要发掘地球的历史，从地底下找出古老的遗迹，搜集这些残片，并且把那代表着物质变迁征象的资料，以及可以帮助我们追溯大自然过去各时期的文物都集中起来，组成一系列的证据，如此才能了解自然的历史，这也应是研究博物学的唯一方法。在《博物志》的增补卷《自然的世代》（第三十四卷）中，布丰根据对地层中化石遗迹及金属冷却速率的研究，将地球的历史分为七个世代。
第一世代：彗星撞击太阳，产生太阳系。源自太阳的炎热流体物质形成地球，呈炽热的熔融状。
第二世代：地球开始降温冷却。地表褶皱产生，地势高低起伏，高山形成。地表依然很热，没有海洋。
第三世代：地表继续冷却，海洋出现，并覆盖大地。原始海洋动物产生。
第四世代：海平面下降。陆地高山出现，火山开始运动。海陆分离，陆生植物出现，但陆地上没有动物。好望角、南美角形成。由于南极的水多，向北冲刷。北方出现山脉，西伯利亚最先冷却。
第五世代：阿尔卑斯山脉形成，火山喷发，淡水水域出现。动物开始占据大陆。西伯利亚的温度与湿度变得适合动物居住，大象、河马等同时出现。亚洲和美洲的动物开始相互迁徙。
第六世代：美洲与欧亚大陆分离，形成现在所具有的形状。
第七世代：人类出现。
从第二卷开始，《博物志》出现了人类。布丰认为，自然界存在着从非生物、植物到动物的连续序列，组成了一个从最不完善的事物上升到最完善事物的线性链条，每一个事物都是链条中的一环。人是最高等的生物，处于存在之链的最高端，其下是四足动物，再下是鸟类、植物、矿物等。
布丰撰写人类史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探究人类演变的原因。布丰向我们解释了以下这些问题：我们是什么时候才开始生活在自然界中的？我们初民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的本性如何？构成我们存在的究竟是哪些物质？布丰认为，人类的诞生完全是生产斗争的结果。所以，人类不仅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人类自身也可以被生命內部的力量所改变。另外，布丰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灵魂。他认为，灵魂是物的本性。生命是存在于物质之中的东西，而且只能存在于物质之中。
在《博物志》的增补卷、第三十三卷《人类的博物志》中，布丰对人类的本性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布丰论证道，大自然赋予人们各种器官，但人们只是用来感知外部世界，而忽视真正丰富的内在感觉。但事实上，我们要想真正了解自身，就必须利用这种内部感觉，因为它是我们进行自我判断的唯一方法。人类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明确认识组成人类的两种物质本性：一种是精神本原，是内部感觉，是人的灵魂，是无形的、非物质的，是永恒不灭的；另一种是物质本原，即动物本原，是有形的、物质的，是要消亡的。如果肯定一种而否定另一种，那么这种否定是不能带来什么知识的。精神本原是简单的，不可分割的，只有一种形式——通过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物质本原只是能感受的一种形式主体。这两者差别非常大。那么，要认识两种本原的实质，就要采用比较的方式，将两种本原相互比较。
为何必须采用比较的方式呢？布丰解释道，那些无法进行比较的东西，通常也是不能被理解的东西，如同上帝的概念——“他”（上帝）是无法被理解的，因为“他”是无法被比较的。但是，所有能进行比较的、能通过不同侧面进行观察的，以及所有我们可以进行相对的考虑的，都才是我们的知识的范畴。越是比较容易的，有不同的侧面的，便于我们观察的事物，我们了解它们的方法就会越多，也越容易综合各种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的判断。
用这种比较的方法，布丰进一步论证道，灵魂具有一种与物质完全不同的本质。他说，灵魂与我们是一个整体，存在和思考就是一回事。灵魂独立于意识、想象、记忆以及其他能力之外，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感觉器官，如人的意识能感受到空间的广延，人的眼、耳、鼻、舌、身等能够感受到外界的声、光、电等的刺激，那么人的感觉器官，必然与传播声、光、电等外界物质有相同的本质，可是每个人的感受却又有差别。因此，我们的灵魂，即内在感觉，必然与这些外部物质有着不同的本性。由此可以断定，内在感觉与引起感受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感受与引起感受的东西没有任何外在形式上的相似。当我们将物质实体与灵魂进行比较时，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如此之大，对立是如此明显——它属于一种至高无上的范畴。
布丰进一步去挖掘精神本原具有的独特意义。灵魂，就是所有意识的本原，与另外一种表现为纯物质的本原——动物本原相对。灵魂来自于科学、理性，与智慧并存，动物本原则是可以引起欲望和错误的奔腾迅猛的激流。但是，动物本原是人最先发展的，是生来俱有的，存在于由我们的物质感官引起的印象的运动和更新的过程中。但精神本原出现得晚，只有通过受教育的方法，才能得到发展和完善。尤其是儿童，只有通过与他人进行思想交流，才能获得精神本原，并逐渐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思维能力、比较理性的人。假若一个人只依照他的物质本原的内在感觉行动，缺乏甚至是没有这种思想上的交流，那么他就会变成一个傻瓜，或者是一个怪物。
如何清楚意识到这两种本原的存在？布丰的答案是内省。通过内省，就能发现两者的矛盾性。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某些时刻总是会做一些不想做的事，但却无法控制。代表理智能力的精神本原会指挥代表想象力和幻觉的动物本原所做的一切，但在有些时候，前者不够有力，无法有效地阻止后者试图做的一些事情。相反，代表感性的动物本原，在很多时候却约束、战胜并控制着前者，就像有时候我们不管多么想行动，却仍是处于不行动的状态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行动不一致、甚至相反的原因。
当人们可以平静照顾自己、妥善处理自己的朋友和事物的时候，就表明代表理性的精神本原处于了上风。但此时动物本原仍是存在的，会在漫不经心时表现出来。当动物本原控制我们时，我们不仅很难对占据、充斥我们身心的事物进行思考，还会放任自己放荡、骄奢淫逸。在理性占主体时候，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号施令；而在动物本原控制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变得更容易服从别人和外界。正常情况下，这两种本原只有一种在行动，我们感觉不到内在的任何矛盾，只感觉到简单性的幸福。但一旦深入思考，就可能会指责自己所谓的快乐，或者在强烈欲望的控制下，会仇恨理智。此时我们就不会感到幸福了，因为此时我们已经失去了生命本来的平静统一性，内心矛盾在此刻重新产生了。两个“我”对立起来，两种本原相互感受，产生了疑惑、焦虑及悔恨。
通过比较这两种本原，布丰去寻找人类痛苦的来源。当主宰人的本性中的两种本原都处在剧烈的运动中、并且这两种本原势均力敌时，是人最痛苦的状态。这样会让人在内心中产生对生活的深深的厌倦。这种状态如果很强烈，会使我们的内心希望停止生存，甚至导致我们想方设法地自我毁灭。这种情况的出现，时时刻刻都会让我们心烦意乱、犹豫不决甚至痛苦不堪。我们的身体也因为受到内在的乱斗而饱受折磨，日渐衰竭。
因此，真正的幸福来自于两种本原的统一。所以，童年是最幸福的，因为此时只有动物本原支配着人类的意志，同时这个本原会不断地督促我们。
如果一个儿童完全放纵自己，他感到非常幸福。但是，这种幸福是很短暂的，很快就会消逝。随着年龄增长，痛苦会产生。到了青年时代，精神本原开始控制我们的意志，并会愉快地顺从由这种物质感觉所产生的强烈欲望。人们往往是为了认同和满足自己的欲望，才进行思考和行动。当这种兴奋被延续了，人们也就感到幸福了。但是，这种幸福会如同梦一样快速逝去，随之而来的是厌倦以及可怕的空虚。同时，刚刚走出麻木状态的心灵再次变得难以认识自己，它由于受奴役而失去了支配的欲望、丧失了原本的指挥力量，开始变得仇恨受奴役，并试图寻找一个新的主宰以将这种痛苦转嫁出去，这样人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但是也会转瞬即逝的欲望。这种状态下，人们内心的暴力和厌倦就增加了。快乐为何总是很快流走？度过这样的青春之后，我们剩下的只有软弱无力的身体、伤痕累累的心灵，还有对身心受伤的无奈。
那么，怎么才能摆脱动物本能对人的控制、获得永恒的幸福呢？唯有教育。教育能给人的精神本原带来养料，重塑人的灵魂，并使之逐步强大，摆脱欲望的控制，从而建立起高尚的品德和人格。文明人和土著人最大的差别就是教育。人和猩猩最大的差别也不是在体形方面，而是在教育，尤其是对儿童的教育。事实上，布丰撰写《博物志》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普通大众，尤其是妇孺儿童传播科学知识，使其摆脱迷信的桎梏，以达成弘扬启蒙精神之目的。
在人类之后是动物志、矿物志。布丰原本还要写植物，但由于工作量太大，最终没有完成。在动物志部分，布丰对物种的排序完全采取功利主义的态度。那些对于人来说最重要、最有用的物种，都排在每一卷的卷首。因此像马、狗、牛这些人工驯养动物就排在野生动物之前，温带动物也放在其他异国动物之前。事实上，布丰也从来没有试图去为整个动物界和植物界分类。现介绍一部分章节，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博物志》的写作风格。
布丰将四足动物划分为两类：家畜和野兽。在家畜部分，布丰依次选取了马、驴、牛、羊、猪、狗、猫、鸡等。布丰用人工的方法对家畜进行分类，根据它们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来划分等级。布丰用生动的辞藻对家禽家畜作了精细特写，令人对其特性产生了更深刻的印象。
在鸟类部分，布丰运用热情而浪漫的笔调，向读者展现隐藏在大自然中的生物的生存与繁衍。布丰用具有独特魅力的叙述方式，结合他丰富的知识、细腻传神的文笔与饱满的情感来谱写这一壮美的篇章。布丰选取了鹰、秃鹫、鸢、鵟、伯劳、猫头鹰、鸽子、麻雀、金丝雀、莺、南美鹤、鹡鸰、鹪鹩、蜂鸟、翠鸟、鹦鹉、啄木鸟、鹳、鹭、鹤、野雁、野鸭、山鹜、凤头麦鸡、鸻、土秧鸡、鹈鹕、军舰鸟、天鹅、孔雀、山鹑、嘲鸫、夜莺、戴菊莺、燕子、雨燕等鸟类。
四足动物及鸟类，合起来可简称为《动物志》。从文学风格上看，《动物志》如同一部美妙的散文，语言描述风趣诙谐。每一篇对动物形象的描绘，就像是一幅工整的素描，将动物的形象鲜活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也正是《动物志》的价值。布丰采取拟人的叙事手法，以人的姿态将动物全方位展示出来。从这一点来说，《动物志》不仅是一部博物志，更是一部绝美的散文。
布丰的《博物志》，还涉及进化的要素。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详谈。布丰虽然没有提出过系统的进化论，但是他却算得上是进化论之父，因为《博物志》中涉及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理论中的所有要素。布丰谈到了后来的进化论者们提出的几乎所有问题。（汪子春，2009：236—241）
从学术意义上看，布丰对博物学的发展做了里程碑式的贡献。布丰的博物学包括了今天属于动植物学、形态学、分类学、生态学、古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甚至气象学等的内容。在布丰之前，博物学基本上是人类的业余爱好。在布丰的努力下，博物学的理论及方法更加严谨，并成为科学研究的一部分。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正是建立在博物学研究的基础之上。（汪子春，2009：236—241）
《博物志》出版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欧洲大部分图书馆都有馆藏，普通读者、知识分子包括女性都争相阅读。1753年，布丰因《博物志》优美的文字而入选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从此之后，布丰的形象就由数学家变为了博物学家和文学家，布丰也因此成为与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齐名的启蒙运动四大思想家之一。
[1]这次决斗是否涉及感情纠纷？布丰在决斗中是杀死了对方，还是仅仅伤害？罗杰考证后认为，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些观点。（Roger，1989：27）
[2]在《博物志》中，布丰用“有机分子”理论来解释生物繁殖问题。有机分子是控制物种繁衍出稳定后代的最小单位。不同的物种间正是因为有机分子不同，而不能繁殖出可育的后代。这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基因”理论。
[3]法国当时著名的数学家，16岁破格入皇家科学院，18岁成为正式院士，也是该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
[4]法国古货币单位。大革命后，按一比一的比例被法郎取代。
[5]路易十五的药剂师，1716年入皇家科学院，1729年继承了父亲的职位，成为皇家植物园的化学教授。
[6]譬如克莱罗、莫佩尔蒂等人。
[7]在当时，任何人都能够向科学院咨询哪些是前沿问题、哪些领域更容易做出成果。
[8]这篇论文的大概内容为：向一个由相同砖块铺成的地板上投掷一枚钱币，计算钱币落到砖块内部或砖块之间缝隙上的概率分别是多少。布丰首先考虑了地面的几何形状，有矩形、等边三角形、六边形等，分别计算了在这些条件下的概率。之后，布丰考虑了更复杂的情况，譬如钱币的不规则性等。值得注意的是，布丰区分了理论与实际的差别。在几何学中，两个方块之间的直线没有宽度。但在现实中，两块砖之间的缝隙是有宽度的，会影响到计算的结果。
[9]在一个房间里，地板由平行且等距木纹铺成。向空中抛一枚针，针的长度小于木纹间距，求针和某条木纹相交的概率。关于这个实验，有很多数学史和科学史方面的论文。
[10]在布丰这里，知识归根结底来源于经验。布丰相信牛顿的科学方法，认为理论应建立于对事物的观察，通过实验研究而进行的理论归纳要优于单纯的数学或逻辑推理。布丰在《博物志》第一卷的初论“博物志研究方法”中，详细表述了他的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限于篇幅，经验论的细节不再详谈。
[11]莱布尼茨有40年时间是在汉诺威度过的。为纪念莱布尼茨，在莱布尼茨诞辰360周年（2006年7月1日）之时，汉诺威大学改名为汉诺威莱布尼茨大学。
[12]布丰在这里，实际上持有的是潜无穷的观念。他的观念事实上更接近于莱布尼茨。在《博物志》中，布丰认为物种之间是连续变化的，很难找到明确的界限，现有的分类体系并不科学。他尤其反对林奈在物种之上的纲、目和属的划分方法。很容易发现，他这里是受着莱布尼茨的“连续性”观念的影响。
[13]大致是，克莱罗为解决天体的实际观测与数学推演不一致问题，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后面加上一个参量，这遭到了布丰等人的强烈反对。
[14]Springer数据库上有此书的英文电子版。在这部书中，布丰讨论了确定性与或然性的概率水平、金钱的道德价值以及对得失的不同评估。此外，布丰还设计了重复性的实验，以检测赌博中道德的价值水平。布丰晚年写了一系列与人口、政治、道德有关的概率文章，如《论政治算术》《寿命长短的可能性》等。另外，布丰还出了一些数据研究集，涉及巴黎和勃艮第城市和乡村地区的出生、结婚和死亡数据及比较，以及英法两国乡村的死亡率比较。
[15]布罗斯在前期做的工作很有限，主要是买了一些地皮，实质性的工作还是要归功于黎塞留。植物园创立的时间是1635年。作为法国最高行政官，黎塞留在推动科学进步、政治改革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像法兰西学院、皇家植物园等机构，在创立的过程中，黎塞留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皇家植物园的兴建过程中，面对着巴黎医学院的各种阻碍。
[16]后来，这个修道院在动荡年间被破坏，巴黎六大等单位瓜分了它的土地。
[17]有点类似现在科学中心里面的解说员，但首先是职业科学家。
[18]1749年，莫尔帕，这位海军大臣、布丰仕途中的贵人，写了一首诗讽刺蓬巴杜夫人。路易十五闻后大怒，立即免去莫尔帕的职务。莫尔帕不得不流亡海外，直到路易十六时期回国。布丰是莫尔帕一手提拔，几乎也要跟着受牵连。幸有蓬巴杜夫人的庇护，布丰才躲过一劫。尽管如此，布丰同莫尔帕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
[19]莫松，法国殖民海外的贵族、军人，收藏了大量的生物标本。
[20]这张桌子现藏于巴黎自然博物馆。
[21]但他注重研究活的动物及其特征，这样反而将自己的缺点转变为了优点。
[22]参见布丰《博物志》法文版序言。本节对布丰原文的引用，主要选取的是法国国家图书馆Gallica电子数据库提供的《博物志》法文影印版全集，同时参考了陈焕文选译的《自然史：人类和自然万物平等共存的完美演绎》等中文读物。以下如无特殊说明，皆为此法。
[23]这是布丰对林奈的鄙视。
[24]但布丰在《博物志》的第二卷中就放弃了这个观点，并提出了物种评判标准：能否产生可育的后代。
[25]但是，尽管布丰强调连续性，他在《博物志》的前三卷中并没有提到进化，也没有提到某一物种是从另一种起源或由另一物种发展而成。